论武汉事变对桂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汉论文,事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9年2月，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免去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职务，命何键继任省主席，同时命夏威、叶琪率军进入长沙，赶走鲁涤平。这个事件，就是武汉事变[1]。武汉事变在国民党内激起了轩然大波， 引起了国民党派系斗争和政治格局的极大变动。对此，学术界却没有足够的重视与研究。本文试图从研究武汉事变对桂系的影响入手，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索。
一
武汉事变是蒋介石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为首的桂系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它使蒋桂矛盾公开化，蒋桂战争爆发。这对蒋桂关系的演变、蒋桂力量的发展转换、国民党政治秩序的走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蒋桂矛盾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主要矛盾之一，也是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斗争的重中之重。早在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整编军队时，蒋介石为遏制桂系势力，不顾桂系保留广西两个军的编制和两广统一财政的要求，只允许桂军编为一个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并不同意两广财政统一，而让广西财政自收自支。因广西地脊民贫，在北伐中，自备粮饷的第七军待遇要比其他北伐军低得多。这使桂系对蒋介石心怀不满[2]。 北伐开始后，桂系的政治野心随着军事实力的膨胀而迅速膨胀，与独裁专断、排斥异已的蒋介石的矛盾自然日益加深。后来，桂系利用蒋、汪（汪精卫）矛盾，联络西山会议派，逼蒋下野，操纵了南京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因此，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桂系必欲去之而后快。不过，此时的蒋桂矛盾还只是一股暗流，双方的暗斗还没有发展为明争，而且双方还有在反共和打倒北洋军阀等问题上的联合和一致。北方底定后，桂系实力更加壮大，控制着从平、津经武汉到广西的广大地区，蒋介石寝食难安。于是，他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秘密运送军火，企图在桂系防线的中央打入一个楔子。此举直接引发了武汉事变，也使蒋桂矛盾发展为“双方在情感和行动上的决裂”[3]。
1929年2月27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 指责武汉政治分会不经请示，擅自任免该地区人员，擅自调动军队入湘，与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议的政治分会无权任免地方官员和编遣期间军队不得随意调动的规定相违，着令派蔡元培、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调查湘事[4]。3月7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申明“中央为防范计， 且为威信计，皆不能不调度军队，作正当之护卫”[5]。 这显然是蒋介石向桂系下宣战书了。
武汉事变发生时，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不在武汉，武汉政治分会为胡宗铎、陶钧等桂系将领控制。李宗仁认为，鲁涤平事件是南京处心积虑要消灭第四集团军所激成的，是胡宗铎、陶钧等年轻气盛，遇事不细加审度，掉入蒋蓄意布置的圈套的结果[6]。2月25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指出鲁涤平确有种种不法，自当予以惩处，武汉政治分会的紧急处分是万不得已之事，与条例并不抵触。以至武汉政治分会在处理此事不及中央核准，遽令各师执行，不免迹近操切。他愿意接受处分，但仍请中央政治会议追认武汉政治分会之议决[7]。3月4日， 李宗仁在上海发表谈话，声明他一贯拥蒋，并自我解释说：“此次湘省事变，乃纯为消弭‘赤祸’、出于万不得已之举，亦全属整理内部问题，绝不致牵动大局。”[8]李宗仁想以“内部问题”来缩小事变的影响， 使蒋介石难以借题发挥。
蒋介石却是不依不饶。他暗中调集大军西上，进逼武汉，并暗中派人在唐山、武汉、长沙、广州等处策反，武力进攻和分化收买双管齐下[9]。在军事行动准备就绪后，蒋介石终于正式摊牌了。3月21日，蒋介石在三全大会上说：“中央对于地方的不法事件，只有执行法纪，绝无所谓调停的可能。”[10]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下令将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撤职查办。27日，蒋介石授意国民党“三大”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党籍。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声称：“无论如何，桂系与本党决不两立，有本党无桂系，有桂系无本党。”据报导，蒋介石报告至此，“全场高呼打倒桂系军阀”[11]。蒋介石和桂系军阀至此完全决裂。而从此以后，“桂系军阀的标签便时时困扰着广西团体，也形成广西与中央之间挥之不去的一层阴影”[12]。
3月31日，蒋介石发起了对桂系军队的总攻击， 蒋桂终于兵戎相见，拉开了蒋桂第一次战争的序幕。到6月底， 战争以蒋介石的胜利和桂系的失败而结束。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逃往香港和越南。蒋介石乘势控制了湖南、湖北。
在对桂系的打击中，蒋介石“确已用尽一切手段”[13]。除军事进攻之外，还大搞“去骨”（软禁李宗仁、李济深，拆散粤桂联盟），“挖心”（策动武汉桂军李明瑞等人倒戈）、“搬石头”（立唐生智倒白崇禧）之类的分化收买[14]。面对蒋介石的穷追猛打，李宗仁等饱尝颠沛流离，困苦屈辱之苦。白崇禧在由溏沽搭日轮逃往上海时，蒋介石电令上海方面在白到吴淞口时，即用武力将白逮捕，如遭拒绝，即将船击沉[15]。李宗仁在蒋桂战争失败后避居香港，蒋介石竟向香港总督交涉，逼其出境[16]。如此赶尽杀绝使李宗仁、白崇禧在情感上对蒋介石的反感到达极点。因此，李、白对蒋决不会善罢甘休。1929年9月，李、 白、黄重新夺取了广西权力后，即于11月发动了第二次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爆发后，桂系倾巢出兵湖南，配合冯玉祥、阎锡山中原作战。虽因作战不利，被迫退回广西，位蒋桂矛盾并没有消解。1930年12月，白崇禧说：“广西人是不会投降蒋介石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环境再坏一些，也是不会投降的。他们为要争取生存，必须奋斗到底，一息尚存，此志不渝。”[17]此后，蒋桂双方“由直接武力相向的热战，调整成间接政经抗衡的冷战”[18]。1936年桂系和广东陈济棠发动“六一运动”，1949年初桂系再次逼蒋下野，便是新形势下蒋桂矛盾的重新激化和发展，无不可以视为武汉事变的“后遗症”。如此，蒋桂矛盾延续了20多年，剪不断，理还乱，只因武汉事变时已打下一个死结。
武汉事变不仅使蒋桂矛盾激化，也是国民党军事派系大混战的起点。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方针及其阴险手法，不能不使非蒋派感到惊恐。他们在寻求出路：或者奋起反抗；或者委身投靠；或者以两面派的手法左右逢迎[19]。1929年10月，蒋冯战争爆发。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爆发。国民党四大军事派系蒋、桂、冯、阎都参与了厮杀，参战的兵力达百万，死伤达30多万，耗费军费5亿多元， 不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也严重削弱了国民党控制地方和保卫国家的能力。由于中国内战，张学良带兵入关，“由此埋下了九一八沈阳事变的祸根”[20]。
二
武汉事变是桂系力量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由于蒋介石的分化收买加军事进攻，桂系内部发生了重大分裂，实力大为削弱。李宗仁、白崇禧退守广西，苦心经营，竟使广西局势为之一变。
新桂系崛起之时，只能依托广州革命政府局促于广西一隅活动。两广统一，特别是北伐以后，桂系实力空前壮大起来。李宗仁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兼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任，拥有夏威的第七军、陶钧的十八军，胡宗铎的十九军。此外，还可以指挥湖南的何键、鲁涤平的部队，南通两广，北达中原，上溯可进四川，下扼南京、上海。白崇禧又以继续北伐的机会，指挥原唐生智的部队北进，进驻北平、天津至山海关一线，拥兵10万，控制河北部分地盘，成为桂系的北翼。留守广西的黄绍竑、黄旭初也在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与广东的李济深联合，维持两广的半独立状态，成为桂系的南翼。桂系成为国民党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影响和操纵着全国政局，极为世人瞩目。 1928年6月14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一篇社评说：“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21]蒋介石对此十分忌恨：“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里头了。”[22]
武汉事变为蒋介石打击消灭桂系提供了口实。蒋介石根据桂系的态势是广东、广西、武汉至平津一条弧形的长蛇阵，从南到北，战线长，兵力分散，既怕被腰斩、更怕首腹同时受击的致命弱点，确定灭桂的策略为先击首，再剖腹，后去尾；武力进攻和分化收买双管齐下[23]。为此，蒋介石采取了“去骨”、“挖心”、“搬石头”之计。
首先是“去骨”，即诱骗李济深到南京予以软禁，拆散粤桂联盟，孤立广西。在吴稚晖、胡汉民等人帮助下，此计达到目的。
其次“搬石头”，即立唐倒白，以斩桂系长蛇阵的头部。武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下令保定行营主任何成浚停发白崇禧部军费，一面派刘文岛到香港找唐生智来南京，委以讨桂军第五路军总指挥，答应打败桂系后，由唐至湘，并面授机宜，让唐携巨款到华北策反。这时，唐部在冀东一带，除叶琪部已调回武汉外，还有李品仙第八军和廖磊第三十六军。这些部队大部分是湖南人，他们原先就认为被桂系改编是一种耻辱，加上收编的时间不长，唐部原有的绝大部分军官仍担旧职；他们北伐燕蓟，情切南归，所以一传唐生智号召，便闻风景从。廖磊、李品仙等通电重归唐统率，拥护中央。桂系的这支军队，一夜之间转入中央军，白崇禧只身幸免。
再次是“挖心”，即消灭桂系在武汉地区的主力。由于李宗仁为了笼络鄂籍将领，重用胡宗铎和陶钧，对于为第七军立下汗马功劳的桂籍将领李明瑞、李朝芳等师长未加重用，引起李明瑞等人的不满，加之胡、陶对第七军的军饷时有拖欠，所以，李明瑞等师长曾向军长夏威提出要向胡、陶算帐[24]。对此，蒋介石早有所悉，曾派他的高参周伯甘到武汉向李策反。李表示要同表哥俞作柏商量。蒋介石即派杨永泰赴香港策反因未提升而对桂系不满正避居香港的俞作柏。俞便到南京见蒋，蒋许以事成后任命其为广西省主席。旋即任俞为总司令部上将总参议，给俞大笔款项，并派副官郑介民同赴武汉，对李明瑞进行策反。后来李又邀杨腾辉共同行动[25]。蒋桂战争爆发后，李、杨于阵前倒戈，使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武汉。4月15日，胡宗铎、陶钧、 夏威等桂系主将通电下野，其所属部队接受改编。这样，桂系在湖北地区的势力为蒋所有，李宗仁统率的第四集团军冰消云散。
5月，蒋介石由湘、粤、滇三路围攻桂系老巢广西。 李宗仁在梧州打起“护党救国军”的旗号，派白崇禧、黄绍竑率部分兵两路向广东出击，未果，退回广西。李明瑞、杨腾辉部队从武汉东下经广东回梧州，并迅速向桂平，南宁进逼。李、白、黄逃往香港，残部被李、杨收编。至此，桂系的力量受到极大的打击，政治野心亦受到极大的抑制。后来李、白、黄虽然夺回了广西的权力，但桂系退为只能在广西一省活动的地方派别，再也无力与蒋介石争雄了。
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在连遭败绩的情况下，桂系领导人也发生了分化。黄绍竑对局面极感消极，脱离团体，投靠中央。1929年4月蒋桂战争激战正酣时，蒋介石即以“两广编遣区副主任”为诱饵，要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拿解来京，听候查办”[26]。黄不为所动，第二次蒋桂战争时，黄绍竑一方面不同意李、白放弃广西、倾巢北上的决策，另一方面因指挥不当而使几次战役失败，引起白崇禧等人的严厉批评，自己“危疚良深”，于是萌生退志，决定退出桂系。1930年8月21日， 黄绍竑在桂林发出“马电”，自动辞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政府主席职，并另电蒋介石呼吁：和平息事[27]。黄绍竑正式退出桂系领导层。
黄绍竑的退出对桂系震动极大。李宗仁为了稳定内部，巩固军心，于1930年9月1日成立了一个秘密政治组织，定名为“革命同志会”，后改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这个组织是“凌驾于党、政、军之上的秘密领导核心组织”[28]。它规定所有入会会员，必须一律向会长李宗仁、副会长白崇禧宣誓效忠[29]。这虽不免带有封建帮会因素，但对桂系渡过危机，挫败蒋介石的分化离间起了重要作用。桂系领导人也完成了转变，形成独具广西特色的“李白黄体制”。可以说，正是武汉事变后的一系列失败和分化，导致桂系的内部整顿和复兴。
与此同时，桂系制定了《广西建设纲领》，有计划地进行广西地方建设。经过几年努力，广西“环境为之一变”，“社会经济状态，骀已完全改观”[30]，由贫瘠之区一跃而为全国著名的“模范省”。而桂系地方建设的有计划实施，也是武汉事变后“蒋桂矛盾的产物”[31]。
三
武汉事变结束了广东、广西两省长期的合作关系，粤桂由联盟转为对立，桂系处境一度相当孤立。武汉事变前，李济深以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之职，控制广东、广西，黄绍竑则以第八路军副总指挥留守广西，与李宗仁遥相呼应。由于李济深是桂系的“扶植者”，被桂系视为“恩人和朋友”[32]，所以粤桂之间在国民革命以后一直有着相当深厚的关系。蒋介石甚至认为李济深是桂系的首领[33]，一心想拆散粤桂联盟。武汉事变刚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契机。
武汉事变发生后，李宗仁将情况急电告知李济深，征询李的意见。李济深复电，要李宗仁严格约束部下，制止事态的发展，并“应向中央自请处分”[34]。2月27日，蒋介石命李济深与蔡元培等调查湘事， 意在诱李来京。李济深到上海后，李宗仁劝他不去南京。但蒋介石派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四位国民党元老前来劝驾，并以“人格担保”李济深的安全。3月12日，李济深亲赴南京，调停蒋桂冲突。 不料3月21日蒋介石即将李济深扣留，软禁于汤山。
李济深被扣，不仅使蒋桂之间失去一个缓冲人物，也使广东局势和粤桂关系发生剧变。蒋介石以广东编遣区编遣派员和第八路军总指挥的官位收买李济深的部下、第四军总指挥陈济棠，要他从南京速回广东，带领粤军将领服从中央。在陈济棠的积极活动下，3月30日， 陈济棠、陈铭枢、陈策等粤军将领联名发表了对时局通电，称“中央因武汉分会破坏统一、违抗命令，不得已而用兵，仅为局部问题。爱党爱国者，应尽力避免祸之延长扩大”。通电还宣称：“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使。粤省之财，皆粤人膏血，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其有谋不利我粤，而牵入战争漩涡者，则粤人公敌。”[35]这份通电的发表，表明陈济棠等人已与蒋介石站在一边，公开反对桂系和用武力营救李济深。31日，陈济棠命令在粤省的桂军必须于24小时之内离开省境。黄绍竑亦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粤方行为。会后通电声明，粤桂两省各行其是，“盼勿相干”[36]。粤桂从此分家。
在蒋介石的挑动下，粤桂反目成仇。蒋介石命陈济棠部从肇庆而进，进攻广西，粤军成为“反广西护党救国运动的主角”[37]。在此情况下，桂系决定全力进攻广州，希望以军事上的胜利，来转变政治上的逆境。但白崇禧、黄绍竑的两路进攻均损失惨重，被迫退回广西。1929年李、白、黄重回广西不久，联合张发奎部再次攻粤，被粤军各个击破。中原大战后，桂系发兵北上，粤军除与滇军进攻广西外，还偷袭衡阳，切断桂军供给线。粤桂军在衡阳展开激战，桂军损兵折将，再次退回广西。蒋介石一手制造了粤桂对立，把桂系孤立了起来。
粤桂交恶对粤桂两系及国民党政局影响极大。武汉事变前，粤桂互为犄角，互相支援，对中央保持着一种半独立状态。粤桂对立后，广东混乱，广西残破。广东固然要仰承蒋介石的鼻息，桂系也因屡次对粤战事失败而极感消极。黄绍竑正是在对粤北流之战失败之后才决定退出桂系[38]。在“国民党内只剩下半个残破的广西继续进行反蒋斗争”的形势下[39]，桂系开始了与日本的勾结[40]。而蒋介石因为有粤军牵制桂军，才可以集中兵力，一举打败冯、阎两大集团，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确立了一家独霸天下的政治格局。
1931年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后，两广终于再次合作。回顾这段历程，白崇禧痛定思痛：“民国以来，两广合作则互相有利，不合作则两败俱伤。今后我们的主张，要团结西南来救国，要团结全国来救国，但团结西南，先要从团结两广做起。”[41]粤桂又开始了长时期的合作关系。
由上可知，武汉事变对桂系和国民党政治格局影响极大。武汉事变是桂系由全国性的政治军事力量退为地区性的力量的转折点，也开始了国民党军事派系争雄混战的政治格局。白崇禧称武汉事变后蒋桂分裂是“北伐后最不幸的一件事”[42]，因为在国民党内战之时，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日本亦乘机开始进攻中国。另外，武汉事变对国民党的政治体制、政治风气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限于篇幅只有另当别论了。
注释：
[1] 武汉政治分会罢免鲁涤平职务，时人亦称为“鲁案”。 李宗仁、白崇禧、程思远等皆称之为“武汉事变”。或曰：湘案是武汉事变的前奏。
[2][32]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 《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
[3][13][18]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143、145页。
[4]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2月2日要闻。
[5]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7日要闻。
[5][15][16][20]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398、401、405、413页。
[7]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2月26日要闻。
[8]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5日要闻。
[9][23] 赖刚《蒋介石利用俞、李倒桂我闻》， 《广西文史资料》，第10辑。
[10] 《湘局破裂后之大波澜》，《国闻周报》卷6，第12期。
[11] 《申报》1929年3月28日要闻。
[13][37][42]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1989年版，第940、937、945页。
[14][40] 邹孟贤、陈建林、田子渝，《中国近代军阀简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9、284页。
[17][21][22][24][25][26][27][29][38][39]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5、13、18、36、62、31、40页。
[19]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272页。
[28] 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一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页。
[30] 徐铸成《旧闻杂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31] 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341页。
[33] 李达潮《李济深被囚与陈济棠崛起》，《广州文史资料》，第37辑。
[34] 姜平、罗克祥《李济深传》，档案出版社，1993 年版， 第222页。
[35][36]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6， 第13期。
[41] 白崇禧《连排长的责任》，《军事月刊》创刊号，193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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