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企业家活动配置与长期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企业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和文献回顾
熊彼特(Schumpeter,1934)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是企业家不断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获取新原料和建立新组织结构的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在内生增长文献中，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ghion and Howitt(1992)等人继承了熊彼特模型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组以R&D为基础的内生技术创新模型。这组模型近年来取得了一些发展(Aghion and Howitt,1998; 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 Segerstrom,1998; Young,1998; Jones,1999; Acemoglu,2002; Barro and Sala-I-Martin,2004; Lentz and Mortensen,2005; Marimon and Quadrini,2006; Comin,and Hobijn,2007)①，它们强调了三个共同的命题：第一，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和源泉；第二，技术创新是内生的，是源于企业家利润最大化的R&D努力的结果；第三，创新产品内在地不同于其他经济产品，一旦被创造出来，可以无成本地不断复制。这组模型的提出，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两个经验事实——多国长期人均收入的持续正的、非递减的增长和跨国人均收入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遗憾的是这些模型无法为R&D投入和技术水平的巨大跨国差异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个典型的事实是创新大部分发生在发达国家（北方），而发展中国家（南方）鲜有创新，大部分只是模仿。例如，目前中国90%的中小企业、70%的大型企业、60%的大专院校没有专利权。②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③与此同时，一个十分明显的观察事实是，各国R&D投入水平（R&D经费支出和科学家数量）存在巨大的差异，北方与南方的R&D投入水平差距尤其明显。Acemoglu(2001)计算发现，全球超过90%的R&D支出发生在OECD国家，并且其中超过35%的R&D支出是由美国完成。如何为技术创新和R&D投入水平的跨国差异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在熊彼特模型和内生技术创新模型中创新是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市场行为，因而技术水平和R&D投入水平的跨国差异应该源于企业家数量的跨国差异。换句话说，发达国家技术创新水平和R&D投入水平比发展中国家高是因为它们有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企业家。但显然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因为熊彼特模型和内生技术创新模型假定所有企业家活动都是生产性的创新活动，忽略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问题，即忽略了企业家活动不仅包括生产性的创新活动（生产性企业家精神），还包括非生产性的（如寻租）、甚至是破坏性的（如犯罪）活动，因此熊彼特模型和内生技术创新模型无法提供一个完全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关于企业家活动配置问题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凡勃伦(Veblen,1904)。在他看来，企业家是一些以机敏的和创造性的方法增加自己财富、权力和声望的人，然而却不能期望他们都会关心实现这些目标的某项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是有利的，甚至这项活动对生产有害也不在乎。Hobsbawm(1969)指出，人们通常假设经济中的私人企业（企业家）有进行创新的自发倾向，实际上并非如此，企业家的唯一倾向是利润。Baumol(1990)提出了一个扩展的熊彼特模型。他认为企业家充当大量的角色，在很多角色中企业家的努力可以重新配置，而且某些角色并不是建设性和创新性的。甚至在某些时刻，企业家是对一个经济有害的寄生虫。他从古罗马、古代中国、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的欧洲等世界历史的事实观察中得出并考察了三个命题：命题一，决定不同企业家活动的相对报酬的游戏规则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地点的确变化显著；命题二，企业家的行为依照游戏规则的变化来塑造经济变化的方向；命题三，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配置对经济中的技术创新以及创新的扩散程度有深刻的影响。这一分析为技术创新水平以及R&D投入水平的跨国差异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遗憾的是，这个分析还停留在历史观察的基础上，还缺乏严格的理论分析。
相似地，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91)等人从一般性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提出了可分析的人力资本配置框架，强调了天赋的配置对资源配置的显著影响。当有天赋的人成为企业家时，他们提高技术，结果生产率和收入增长；相反，当他们成为寻租者时，他们的大部分私人收益来自对他人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结果经济就会停滞不前。这一分析为企业家活动的配置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理论框架，但他们仍然关注的是一般性的人力资本（天赋）在不同活动中的配置对经济的影响。庄子银(2003，2005)考察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对创新的影响。遗憾的是，在这些分析中报酬结构仍然是外生给定的。Acemoglu(1995)指出报酬结构外生假设无法解释不同社会中报酬结构的差异，提出了天赋在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和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上配置的一个简单模型。报酬结构决定了每一经济主体在这些活动中的相对报酬，而且非生产性经济主体的比例通过外部性影响这些活动的相对报酬。企业家预期支付的租金和企业家投资的边际盈利性依赖于寻租者的数量，更多的寻租减少了投资的边际生产率和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相对报酬。因此报酬结构就不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决定的。在动态经济中，过去的报酬和配置，以及对未来配置的预期决定现在的报酬结构，由此诱致了历史的依赖性(history-dependence)。与报酬结构外生性模型不一样的是，这个模型内生化了经济的报酬结构，但这个模型关注的仍然是一般性的人力资本的配置问题，并且分析仍然停留在微观层次。
本文继承并扩展了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思想，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引入内生技术创新模式，强调企业家不仅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而且从事非生产性的寻租、逃税、腐败，甚至犯罪活动。因此一国经济中人力资本的配置（或者说是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企业家的比例）就决定了一个经济的R&D投入水平，以及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跨国差距。一国从事生产性创新活动的企业家数量越多，则该国R&D投入水平就越高，从而技术创新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反之亦然。在本文中，不同经济活动的相对报酬（报酬结构）决定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由于生产性创新活动的收益依赖于经济中寻租活动的数量，因此决定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报酬结构是内生决定的，并且存在历史的依赖性。更多的寻租会减少创新活动的边际生产率或者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报酬，而且初始的报酬或者配置的差异有长期的效应。因此，一国要提高经济中R&D投入水平，进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在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上进行持续的创新，营造激励创新的报酬结构，诱致企业家活动配置在生产性的创新活动上，经济才能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趋向较发达的均衡。
本文包括五个部分。本文的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的回顾。第二部分建立模式的基本框架，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引入内生创新模式中。第三部分是对经济增长率，以及企业家活动配置、相对报酬结构和技术创新水平动态的讨论。第四部分是对决定企业家活动配置的相对报酬结构的内生性、历史依赖性和相关政策含义的讨论。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基本模型
（一）厂商行为
根据Spence(1976)，Dixit and Stiglitz(1977)，Ethier(1982)，Romer(1990)，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的思想，我们假设厂商i的生产函数为：
分别是产出部门、研究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的劳动力投入。这里，非生产性部门的h∈(0,∞)，表明低人力资本和高人力资本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寻租者。在本模式中，我们假设在最终产出部门不存在寻租活动，因为这里假设最终产出部门是竞争性的，厂商获得零利润，寻租者无利可寻。这也说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寻租活动是无法存在的。因此，在本文中，寻租活动主要发生在R&D部门。
这里我们假设所有厂商的产出在物质上都是相同的，并且假定这些产出可以完全替代地在各种不同用途上使用：可以用于消费，或者用于中间产品的生产，或者用于研究部门的投入。假定所有的价格都以齐次产出Y的单位来表示。一般地，假设这些厂商是竞争性的，视工资w（为方便起见，这里忽略部门内人力资本天赋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和中间产品的价格
为外生给定的。从而一个最终产品的厂商的最大化问题为：
（二）中间产品厂商的行为
中间产品数量N的增加需要不断的创新，假设创新需要有意识的研究和开发的努力。创新过程是一个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的不确定过程。为了简化分析，假设产品的创新是一个确定的过程。为了激励创新，暂时假设产品j的发明者可以获得使用他的或者她的思想或者设计来生产和销售产品X[,j]的永久垄断权力。这一垄断租金流可以提供创新的激励，垄断权力可由专利保护或者商业秘密来实施。而实际上，垄断地位只能是暂时的，会逐步消失。
假设一个中间产品j发明出来后要耗费一个单位的产出Y来生产，那么发现第j种中间产品的收益的现值为：
（三）R&D部门的行为
Romer(1990),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都简单地假设创新者只要支付一定的资源（R&D成本）就可以自由地进入R&D部门。或者说，只要企业家能获得支付成本的收益就会有足够的激励去从事创新活动。而实际上，首先，创新需要耗费大量物质资源，耗时长久，并且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创新者必须要有较强的风险承担能力。其次，创新是一种非常专业化的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大量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投入。如果既有知识存量不足，创新就会很困难；如果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足，创新就很难成功。最后，企业家的目的是追逐利润，企业家并不必然会进行生产性的创新活动。如果一个社会的报酬结构不合理，他们就会从事非生产性的活动。既有的内生创新模式忽略了这些问题，因此就无法对跨国R&D投入以及跨国技术创新水平的差距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里我们在R&D部门引入企业家活动的配置。我们假设每一经济主体（企业家）都有某些天赋，它们可以使用在两种活动中，一种是生产性的创新活动，一种是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不同经济活动的相对报酬决定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由于生产性创新活动的收益依赖于经济中寻租活动的数量，因此决定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报酬结构是内生决定的，并且存在历史的依赖性。更多的寻租会减少创新活动的边际生产率或者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报酬，而且初始的报酬或者配置的差异有长期的效应。我们假设经济中有一系列相似的经济主体，可以单位化为1。每一企业家投入资源进行创新，获得的收益是方程(9)的V(t)。由于技术复杂性和技术进步速率的增加，我们假设创新的成本函数是投入的增函数。④尽管创新需要资本等要素，这里我们假设R&D部门是高度人力资本密集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临界水平要大于ω（科学家和工程师）。因此可以定义成本函数为：
在这里，由于寻租者的存在，企业家不能获得创新的全部收益。企业家的收益损失有两部分：一是直接被寻租者占有的收益，这部分取决于被寻租的概率。它等于经济中寻租者的比例，记为p=H[,U]/H，这里p的比例取决于经济中的报酬结构。二是由于寻租活动导致的额外的交易成本。它包括企业家和寻租者因发生寻租活动产生的交易成本，假设比例为β，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假设一个外生的β。那么一个创新企业家获得的期望净收益为：
其一，由方程(12)知道，寻租活动通过减少企业家的创新收益，降低企业家从事创新的激励，从而降低R&D投资；其二，如果寻租者是高天赋者，那么就会导致经济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供给不足，增加创新的成本，降低企业家从事创新的激励，从而降低人力资本投资；其三，如果寻租者是低天赋者，那么就可能导致最终产出部门的人力资本供给不足，从而减少对中间投入的需求，进而减少创新活动的回报，减少企业家从事创新的激励，减少人力资本的投资；其四，由方程(11)知道，寻租引起β的增加会直接减少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
我们知道寻租是非生产性的活动，寻租者不创造价值，它们进行的只是财富的再分配活动。它们从生产性创新的企业家身上获取收益。它们的报酬取决于从企业家那里获取贿赂的可能性。我们假设经济中创新企业家比例为q，它是内生决定的，满足dg/dp＜0，q(1)=0，即经济中过多的寻租会抑制生产性企业家精神。
方程(13)的左边是企业家创新活动的期望净收益。这个期望收益应该等于企业家选择从事寻租活动时的收益，即方程(13)的右边的收益。这个方程就是企业家从事R&D的激励。在这里，如果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收益小于寻租活动的收益，企业家就会放弃创新活动，转向非生产性的活动，那么经济中的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就会减弱，寻租活动增多；反之，如果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收益大于寻租活动的收益，有些寻租者就会放弃非生产性的活动，转向生产性的创新活动，那么经济中的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就会增强，创新活动增多。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报酬结构决定了经济主体选择成为创新的企业家还是非生产性的寻租者，而且由方程(13)可知，经济的报酬结构依赖于经济中寻租者的数量，是内生决定的。如果寻租者增加，那么方程左边的收益减少，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激励降低。
在均衡中，要求利率r(t)为常数r。结合方程(9)和(13)有：
（四）居民户的行为和市场均衡
这里，我们继承了Kurz(1968)，Bakshi and Chen(1996)，邹恒甫(1998)等关于效用函数不仅是消费的函数，而且也是财富积累的函数的思想。具体地，假设个人自身的财富与社会财富指数的比率决定社会地位。我们定义有代表性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采取如下的形式：
这里，假设人口增长率是外生给定的，为n，ρ为时间偏好率。
有代表性的居民户视r和w的路径给定。假定每一成年人在每一单位时间无弹性地供给一单位劳动服务，劳动市场出清且居民户取得其可欲的劳动就业量。因为每一工人每单位时间提供一单位的劳动服务，则每一工人的工资收入等于w(t)，居民户获得的平均总收入是劳动收入w、资产或利息收入r(t)a(t)之和。那么居民户的预算约束是
三、企业家活动配置、相对报酬结构和技术创新水平动态
（一）比较静态分析
与罗默、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等人的内生创新模式不一样的是，在这里经济是否有正的增长率取决于企业家活动的配置，或者说经济中是否有足够的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
(1)参数λ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如果0＜θ＜1，α＞0，则
＜0。这意味如果经济主体在不同时期转移消费的意愿强烈，那么Duesenberry(1946)的攀比效应就会抑制经济增长。如果θ≥1时，λ＜0，则的符号不确定。
(2)企业家积累财富的动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如果企业家积累财富的动机增强，如果财富α增加，则
。由方程(20)可知，由于寻租的存在，企业家积累财富的动机下降，由此降低经济增长率。
(3)非生产性活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a)H[,U]的增加直接降低经济中的生产性资源，降低经济增长率，即
。
(b)参数β增加，即非生产性活动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降低经济增长率，即
。
(c)寻租活动p的增加，降低企业家精神的报酬，减少企业家投资创新活动的激励，从而降低经济的增长率，即
。企业家活动配置到寻租活动会从三个方面伤害经济。首先，当寻租部门扩大时，它们吸收劳动和其他资源，由此减少收入。其次，寻租部门对生产性部门的征税减少了生产的激励，由此减少收入。最后，如果企业家活动配置到寻租活动上，那么生产性企业家的供给就会降低，由此技术进步率和经济增长率下降。
（二）企业家活动的配置、相对报酬结构与创新水平的动态：多重均衡的可能性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方程(13)的左边，即企业家的收益记为V[,E]，方程(13)右边，即寻租者的收益记为
。求关于p的导数，并且根据最优投资方程(11)，我们有：
由方程(21)和(22)可知，两条曲线都是下斜的，那么两者可能就有多个交点，这就意味着存在多重均衡的可能性。均衡的数目取决于两条曲线的相对位置。如图1。
1.无寻租活动的创新均衡
由方程(13)知道，如果寻租收益V[,R]＜V[,E]，这就意味存在某一个临界水平
，满足
这时寻租活动不如创新活动有利可图。因此当p∈[0,)，即方程(23)总成立。考察生产性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激励）方程(13)。在这里如果降低寻租p，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收益会增加：一方面是企业家可以获得全部收益中更多的份额；另一方面盈利性和R&D投资增加。因此为了满足方程(13)，方程左边必须增加，而这要求进一步降低寻租P，由此寻租p的降低可以是自我维持的。
因此，均衡就是一个稳定状态的创新活动均衡。此时没有寻租活动，即p=0，此时总有
这个增长率与Romer(1990)，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模型中的增长率一致。
2.企业家活动的配置、相对报酬结构与技术创新水平的动态：多重均衡的可能性
图1 相对报酬结构与创新水平的动态：多重均衡的可能性
如果方程(23)不满足，方程(24)满足，如图1，就可能存在至少两个交点。如果经济中的相对报酬结构有利于寻租活动，经济中的寻租活动就很高，如p[,2]，此时企业家创新投资的收益会很低，因此，与寻租相比，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就相对没有吸引力，很少有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经济就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不发达均衡）。这个均衡是一个稳定状态均衡。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寻租活动具有自然的递增收益。寻租系统的建立只需要一个固定的成本；寻租活动是自我维持的；寻租者有“人多势众的优势”，即“法不责众”。因此在稳定状态p[,2]附近，除非有一个大推进，否则根据寻租的自我持续性，任何偏离都会回到稳定状态均衡，因而一国一旦进入这个寻租社会，经济就会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难以自拔。
如果经济中的相对报酬结构有利于创新活动，经济中的寻租活动就较低，如p[,1]，此时投资的收益会很较高，因此，与寻租相比，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就相对更有吸引力，有大量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经济就处于较发达均衡。这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均衡。如果偏离均衡p[,1]，p的减少或增加是自我持续的，经济会收敛到无寻租的创新均衡或者低水平均衡p[,2]。
在不发达均衡中，经济的增长率为：
在这里要提高经济的增长率就必须提高经济中的R&D资源投入水平，而要提高R&D资源的投入，就必须提高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收益，而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收益取决于经济中的相对报酬结构。跨国间不同的相对报酬的差异决定了跨国间R&D资源投入水平的差异，进而决定了跨国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
四、决定企业家活动配置的相对报酬结构内生性、历史依赖性和相关政策含义
（一）相对报酬结构的内生性和政府政策的效应⑤
与相对报酬结构外生决定的假设不一样的是，在这里我们沿用Acemoglu(1995)的假设和分析框架，生产性的创新活动的收益依赖经济中的寻租的数量，因此相对报酬结构是内生决定的。而且，更多的寻租会减少R&D投资的边际生产率和企业家生产性活动的相对回报，使得寻租更为有吸引力，由此导致了经济出现多重均衡的可能性。在相对报酬结构外生决定的假设下，政府政策可以很容易影响经济的相对报酬结构，进而影响企业家在不同活动中的配置。而这显然与许多不发达国家深陷“寻租社会”（低水平均衡陷阱）无法自拔的事实相背。Acemoglu(1995)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遗憾地他并没有对此进行规范的分析。
在相对报酬内生决定假设下，如方程(13)，一个社会的寻租数量p决定了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净收益。在这里政府政策，如对企业家生产性活动进行补贴η，则企业家收益变为：
则在短期，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收益增加了，但企业家马上发现增加政府的企业家生产性活动的补贴并没有减少社会的寻租数量p，由前面的投资函数可知，企业家并没有增加R&D投资的激励。对寻租者而言，寻租收益并没有减少，相反他们发现现在社会有更多的租金可以获取，寻租变得更为容易，因而有更多的寻租者进入。因此企业家只会把剩余的收入用来增加消费，在长期，根据方程(17)，均衡必须满足
其中
＞p。由于剩余收入的存在，一方面增加了企业家的消费，另一方面导致经济中更多的寻租活动，对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并没有激励作用。
（二）历史依赖性和政府政策效应
1.历史依赖性
我们假设在动态经济中，过去的配置以及对未来配置的预期会影响现在的报酬结构，由此产生了历史的依赖性[Acemoglu(1995)]。这里考虑一个连续时间的代际问题。每一经济主体在出生后都面临天赋的配置问题：成为一个生产性企业家或者一个寻租者。每一经济主体在出生后观测p，并且预期下一代人的选择来做出自己的职业选择。每一个企业家的投资水平H[,R](p)依赖经济中现期的寻租水平。假设利率为r，可得企业家和寻租者的资产无套利方程分别为：
如果经济处于无寻租均衡p=0时，由于历史依赖性，该均衡是局部稳定的高度发达均衡，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是自我持续的，因此政府对企业家生产性活动补贴已经没有必要。如果政府征税，
＜0。因为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是自我持续的，企业家预期政策是短期行为，在短期他们放弃一些消费，以抵消收益减少的影响。因此新生人口仍然会选择成为生产性企业家。
如果经济处于“寻租社会”均衡p=
，由于历史的依赖性，这个均衡是局部稳定的不发达均衡。政府对企业家生产性活动进行补贴，在短期会偏离。但在这个社会中寻租是自我维持的，企业家观测到，更多的投资只会有更多的寻租，在长期最终会趋近稳定状态。因此对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没有激励，收益的增加也许只是增加了消费。与此同时，寻租者观测到，现在企业家生产性活动的收益增加了，经济中有更多寻租租金，在达到p=1，V[,R]=0的下界之前，寻租会不断增加。因此这是一个很难打破的均衡陷阱。
总的说来，政府政策的影响只是具有顺周期的效应，而在逆周期时，由于社会报酬结构的内生性和历史依赖性，政府的短期政策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
3.改变经济相对报酬结构的制度创新
根据上文的分析，由于社会报酬结构的内生性和历史依赖性，政府的短期政策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根据方程(13)我们知道，寻租p的减少是自我维持的。因此经济要摆脱低水平的寻租社会均衡陷阱，就必须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进行持续的创新，产生一个大推进，持续降低非生产性寻租活动的报酬，不断提高生产性创新活动的报酬，减少寻租的数量，诱致人力资本不断配置在创新活动中，经济才能打破低水平寻租社会均衡陷阱，趋向较发达的均衡。
其一，要建立完善的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扩大市场活动的盈利机会，提高创新活动收益。通过界定与保护产权以及其他制度安排，使生产性创新的收益超出寻租活动的收益，引导人们把努力集中到创新上去。其二，切断权力与金钱之间的联系桥梁，建立公务员选拔制度，提高公务员总体素质形成激励性的公务员报酬制度；同时建立民主廉洁的政治制度，通过在各个行政管理层次上建立民主机制，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在官员间实行相互监督，减少寻租的机会。其三，建立健全法制，强化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改革行政管理体系，削弱官员的垄断权力，强化公共品供给中的竞争和监督机制。同时将管制权利在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官员之间交叠分配，强化相互监督，提高寻租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减少政府官员“创租”和“收租”的可能性。其四，提高公众道德意识，建立更有道德的公共管理，改变社会的非货币报酬结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环境对人们的价值判断、态度和观念有重要的影响。首先，新生代的学习是从既有的规范和典范开始的。这个学习过程会影响新生代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知识存量。在高寻租均衡社会中，这会使新生代偏向寻租。其次，人们通常根据某一个特定的参照群体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在一个高寻租均衡中，这个群体可能包含更多的寻租者。换句话说，某一职业的社会地位取决于社会其他成员的职业选择。因此在一个寻租盛行的社会，人们对寻租的指责就更少。最后，一个社会的价值判断可能是与过去的实践或者经济行为相一致的。如果人们在过去认识到寻租很糟糕，那么生活在高寻租社会的人们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因此从长远看，提高公职人员和公众的道德水准对于减少寻租是十分重要的。
五、基本结论
本文继承并扩展了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思想，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内生技术创新模式，强调企业家不仅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企业家精神），而且从事非生产性的寻租、逃税、腐败，甚至犯罪活动。因此一国经济中企业家活动的配置（或者说是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企业家的比例）就决定了一个经济的R&D投入水平，也解释了R&D投入水平、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跨国差距。本文的基本结论和创新之处是：
（一）本文系对熊彼特模型的继承和扩展。本文继承了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是长期经济增长源泉的基本思想。但更进一步的是，沿用Baumol(1990),Murphy et al(1991)，Acemoglu(1995)等人的思想，引入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强调企业家的活动不仅包括生产性的创新活动（生产性企业家精神），还包括非生产性的（如寻租）、甚至是破坏性的（如犯罪）活动，强调只有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才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长期经济增长源泉，构建了一个扩展的熊彼特模型。
（二）本文是对Romer(1990)等人的内生增长模型的扩展。内生增长模型认为R&D投入水平是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跨国差距的原因，但这些模型，以及这些模型在近年来的发展却并没有为R&D投入水平的巨大跨国差异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文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引入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了一国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对一国R&D投入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得出一国相对报酬结构导致的企业家活动配置（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企业家的比例）的差异是R&D投入水平、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跨国差异的根源。
（三）本文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对经济活动影响的一般性分析引入到创新活动的分析中，考察了企业家活动配置、相对报酬结构与技术创新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与Acemoglu(1995)一样，我们放弃了Baumol(1990)报酬结构外生决定的假设，假设决定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报酬结构是内生决定的，并且存在历史的依赖性。但不一样的是，我们关注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对技术创新行为（R&D投入水平）的影响，为R&D投入水平的决定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在本模型中，企业家活动配置、相对报酬结构与技术创新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导致了多种均衡的可能性：无寻租均衡（高R&D投入、高创新水平社会）、低寻租较发达均衡（中等R&D投入、中等创新水平社会）、低水平寻租社会均衡（低R&D投入、低创新水平社会）。
（四）在本模型中，由于决定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报酬结构是内生决定的，并且存在历史的依赖性，因此政府政策的调整对创新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或者只有顺周期效应。这与Baumol(1990)和庄子银(2003,2005)的结论是不同的。原因是本文放弃了报酬结构的外生假设。因此，在本模型中，一国经济要摆脱低水平的寻租社会均衡陷阱，就必须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进行持续的创新，产生一个大推进，持续降低非生产性寻租活动的报酬，不断提高生产性创新活动的报酬，减少寻租的数量，诱致企业家活动不断配置到创新活动中，经济才能打破低水平寻租社会均衡陷阱，趋向较发达的均衡。
（五）本文对我国实现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中国2万家大中型企业中只有25%的企业有研发机构，研发经费只占销售额的0.39%，并且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是企业家短视还是有更深层的制度原因？本文的观点是，如果中国企业家能从寻租等非创新活动获得高于创新的报酬，他们为什么要从事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因此，我国要实现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就必须通过制度调整和制度创新，创造合理的报酬结构，激励中国企业家更多地从事创新活动。这对于制度不健全、市场还不是很完善，寻租和腐败很严重的转型经济尤为重要。
本文的一个不足是缺乏相关经验的分析，这是本文可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这些发展包括：其一是对早期模塑中规模经济效应的修正；其二，强调技能劳动在创新中的作用，或者创新的要素导向；其三，是关于创新的一些经验方面的工作。
②科学网2005年12月6日。
③参见《九大问题挑战“创新型国家”》，新华网http://gh.most.gov.cn.2006-1-12。
④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假设创新成本是一个常数；Romer(1990)假设创新成本是一个递减函数。创新很难发生，以及发展中国家创新很少的事实也从侧面说明递增的创新成本函数。
⑤在本文的模型中，作者只分析了补贴政策，而政府促进创新的政策是一整套包括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的体系，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提醒。但作者认为这些外生的政策可能会带来程度上的差异，但不会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基于这个考虑，本文只是讨论了补贴政策的效应。
⑥参见《自主创新：企业的拐点》，《科技日报》http://gh.most.gov.cn.20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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