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路在何方：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三农论文,敢问论文,路径论文,路在何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8)10-0066-06
一、最有代表性的观点：
“城市派”与“农村派”
我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谈论“三农”问题概念产生的缘由时曾强调说：长期以来，我是一直坚持“三农”问题这个提法的，但这不过是中国人都应该有的常识，而且也根本不是什么创造性的提法。[1]应当说，温铁军的这种看法和评价是基本符合事实的。虽然“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科学范畴，是在1996年公开见诸报刊的，但是，早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的一些农学家、农村经济研究者就开始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例如，早在1917年，“中华农学会”创始人之一的吴觉农在《东方杂志》19卷16号发表的《中国的农民问题》一文，超越了农业问题的视域，论述了中国农村的危机、农业的改善及农民的教育等问题，已经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且抓住了“农民”这个重点。而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农村经济研究会”，更是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在当时开展的“立国之争”中的“农业派”，更是致力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例如，“农业派”的中坚人物曾强调提出，只有当“农村繁荣、农业兴盛、农民富裕”取代“农村凋敝、农业衰落、农民穷苦”时，“中国工商业始有发展兴隆之可能。”[2]在这里，明确地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并列提出，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也是“三农”问题研究史上的第一次。因此，可以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学术界进行“三农”问题研究的初始阶段，而今天的“三农”问题研究，则是它的继续与深入。
当学术界一旦开始关注和致力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也就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与主要途径就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中心问题，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是，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众说纷纭，可以划分为一系列派别。从解决“三农”问题出路的地域这个角度来看，则有“城市派”与“农村派”之争，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意见和构想。
“城市派”认为，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走城市化道路，换言之，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城市派”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及至认为在中国实行城市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规律，[3]其主要原因如它的代表人物樊纲所说，那种试图在农业、农村、农民内部解决“三农”问题的想法是没有出路的。这是由于中国农业经营规模过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问题，一个就业和收入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三农”问题只能通过城市化来解决。[4]杨启先认为，农村城市化之所以是一个必然趋势和规律，这是因为城市化对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有效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为此，要纠正农民进城会占去城市大量劳动岗位，影响城市劳动就业，会加剧城市基础设施的紧张，会带来城市秩序的混乱等错误思想。[3]
“农村派”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和关键是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的发展，其素质的提高和潜力的挖掘，也就是所谓“功夫在农内”。“农村派”在近些年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城市化并未能解决好“三农”问题，于是有些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把解决“三农”问题出路的眼光转向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但“农村派”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乡镇企业派”和“农业派”。“乡镇企业派”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实行农村经济的多元化综合发展，而主要又是发展乡镇企业，实行农村工业化。萌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在当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者，都认定乡镇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费孝通先生。费孝通早年就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可以也只能用农村工业化的方式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在《中国乡村工业》等论著中，费孝通强调指出：中国乡村工业是有前途的。[5]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中，费孝通的农村工业化主张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由此而使乡镇企业派，也就是乡村工业派在一时间成为引导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主流观点。值得指出的是，乡镇企业派的观点得到了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认同。邓小平认为，只要大力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中国农业劳动力过剩这个问题就能解决。[6]由于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肯定，乡镇企业派的观点反映到当时各级政府的有关决策和政策中。
与乡镇企业派、农村工业派不同，农业派的学者认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还是要立足于农业，要利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时机，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突破口，使农业成为市场化、社会化、集约化的农业，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同时，城乡差别扩大和城镇建设资源不到位的矛盾也需要农业产业化经营来解决，农业产业化能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7]还有学者从前瞻性角度探讨了农业的可能出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大规模的非农产业，以及人们的消费转型，这两大趋势的交汇，正赋予小规模农业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使中国农业有可能走出“过密化”困境。预计如果适当提倡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农场，将能够在最近的将来迈向充分就业的适度规模，改善隐性失业问题，提高务农人员收入，从而缓解长期以来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和低收入问题，使“三农”问题得到基本解决。[8]此外还有学者指出，虽然中国农业面临多重困境，但只要在农业、农民身上多下工夫，困境是可以突破的。他们提出，突破农业多重困境的出路有以下四条：一是改善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收入差距比较，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在产业形成“分离均衡”；二是农业内部形成合理的分工模式，生产者能够基于增收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使农业政策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三是提高农民的谈判能力，完善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将农民力量引入到市场价格之中；四是在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同时，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心放在土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在真正意义上减少农业生产者。[9]
二、最有创造性的观点：“文化派”与“非市场派”
从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来看，还可以划分为经济派与文化派、市场派与非市场派两大对立的观点与构想。
所谓经济派与文化派，顾名思义，前者认定，“三农”问题属于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方式去解决，而文化派却与它有着根本性区别。虽然文化派并不否认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必要性与作用，但是，在它看来，要想解决好中国的“三农”问题，尤其是要使其得到根本的、长久的解决，应主要依靠和发挥文化的作用。
文化派的代表人物当首推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梁漱溟。他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不同，是一个“伦理本位、分立”的宗法社会，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文化失调；而中国农村日益凋敝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中西文化的冲突”，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迫使中国人“抛弃所固有精神”。因此，为了“救活旧农村”，中国人应该“吸取自家精神，寻取自身的路走”，“在中国文化的‘老根’上培育‘新芽’”，“创造新文化”。[10]这就意味着，中国乡村建设运动若是从其实质，抑或从其根本上说，是一场文化建设运动，要“救活旧农村”的关键是“创造新文化”，解决文化失调问题，可见，梁漱溟是把继承、改造传统文化作为解决农村问题，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战略举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晏阳初也是文化派的重要人物。晏阳初同梁漱溟一样，也认定，文化建设、精神培养是解决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举措。晏阳初强调说：“建乡必先建民，一切从人民出发，以人民为本，先使农民觉悟提高，使他们有自动自发的精神，然后一切才不致架空。”[11]由于“建乡必先建民”，而建民必先进行文化建设，所以，在晏阳初看来，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建设新型农村，必须大力开展乡村文化建设。总之，文化建设是建设新农村的根本道路。
而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关于解决“三农”问题出路的探讨中，也有学者倡导和坚持文化派观点。《新乡土中国》的作者贺雪峰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贺雪峰对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所面临的困境，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客观条件，以及发达国家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可能享受到那种消耗大量物质财富的文明，但他们仍然可以过上衣食无忧、有尊严、体面的生活。这种衣食无忧、体面的生活不是以占有物质多少来确定人的价值，而是以人是否可以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他人之间以及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来确定自己的价值。[12]由此可见，在贺雪峰看来，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就是“建设新的乡村文化”，树立新的价值观与幸福观。
关于新时期进行乡村文化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陈湘舸与梁漱溟、贺雪峰有着共识。但陈湘舸更明确地指出，中国“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价值观、幸福观问题。也就是说，在陈湘舸看来，文化因素是产生和加剧新时期“三农”问题不容忽视的重要根源。这又是由于在工业文化、城市文化以及消费文化的冲击下多数农村居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生存发展的重大变化。陈湘舸分析说，当我们立足于文化的角度，可以说，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价值观、人生观与幸福观；由此进而成为一种信仰、一种理想。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土地、农业在人们的心目中和价值观念中，曾经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古人以土地为万物之源、衣食之本。而“耕读传家久”这句广为传播的农家对联，表明中国民众认定，只有种田与读书才能够长久保持家庭兴旺康宁。因此，农业、农村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理想追求和幸福与希望所在。由此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定意义上即为农业文化、农村文化，它是中国农民和士大夫的精神支柱与家园。为此，陈湘舸认定，复兴和弘扬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及以其为基础而萌生的节俭文化，这是解决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13]
至于市场派和非市场派则是近年出现的两种对立的观点。非市场派可谓是匠心独运，富有原创性。非市场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首推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慧丽教授。何慧丽认为，市场化、商业化会给农产品的消费者带来危害，进而给农业生产带来危险。她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商业化会让大米变成没有生命，或者说会失去生机的“尸体”。而“这就是资本的规律。”何慧丽批评说，种地是承担多种功能的，比如生态系统的维护、资源的维持等。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只是强调它的经济功能，这太片面了。她的结论是：种地没法盈利，如果运用市场原则驱赶农民，这就太危险了。[14]
但是，在市场化条件下农业的危险不仅是对消费者的，而且也是对农业本身的。有“华北第一有机农”之称的安金磊[14]从农民的角度指出了市场经济给农业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危险：一是市场经济的法则造成的结果是“三多一少”：化肥、农药越来越多，浇水越来越多，支出越来越多，而收入越来越少。在这种形势下，种田人不关心食品安全，只关心经济安全。同时，市场经济的压力和影响使农民无暇专心种田，以至于外出打工成了主业，而种地反倒成了副业。不言而喻，这种情形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致命性的。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减轻经济压力，减少用水等资源的成本，农业专家建议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而这种单一化的种植，又会使土壤的养分越来越单一，土地里面的生命也越来越缺乏，最终的结果是土壤板结。安金磊的结论是：“别指望农业赚钱。农业是一个生命系统，而不是工业，不是产品，它是有生命的。”总之，“农业是不能按照经济的法则运行的，它不具备这个功能。”农业生产不能市场化，不能像要求工业那样要求农业，农业生产者不能成为市场主体。
三、评论与建议
为了能在21世纪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很有必要对上述各派的观点予以评价。经过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二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我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同时，还可借鉴世界其他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因此，我们有条件对于上述各派观点进行科学的评价，得出正确的结论并达成共识。
首先有必要强调指出，城市派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观点，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和检讨。实践是检验一种观点、构想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从实践来看，这些年由于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都把城市化作为农民脱贫致富和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结果不仅没有使农民脱贫致富，反而使“三农”问题演变为更加严重和复杂的“新三农”问题，即农业劣质化、农村空心化和农民多元贫困化；而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今后谁去当农民，谁去种田，谁去建设新农村。与此同时，由于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出路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决策欠妥，给城市本身也带来了种种不良后果。由于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致使我国城市出现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源危机和健康危机。除了上述危机之外，城市由于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还产生了一系列日益凸现的社会问题，例如数量近两亿的庞大流动人口队伍潜伏着演变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流民”的危险；[15]还有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出现的半城市化、边缘化、贫困化、“贫民窟”化的不良趋势。
我国的城市化之所以出乎城市派倡导者的预料，不仅未能解决好“三农”问题，而且给城市自身的健康发展也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这是由于种种经济、社会和自然条件，使数量巨大的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城市化、市民化要求与城市系统接纳、消化农村居民能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可以说，它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基本矛盾在现时期的主要表现。这个矛盾使广大农村居民市民化的要求远远超越城市系统接纳消化外来人口的能力。而我们却无视中国的这一特殊国情，无视这个主要矛盾，错误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和经验，也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致使上述矛盾空前尖锐起来，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上述不良后果。
总之，由于中国的农民人数众多，而农村经济的底子太薄，致使中国的“三农”问题成为任何其他力量都难以承受的沉重的“担子”，它只能主要由农业、农村和农民自己来承担。因此，如果在21世纪继续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盲目地过度推进城市化，无视中国的国情和“环境”时代的不利因素的限制，把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标准定到70%以上，那么，其结果不仅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反而会使它更加严重，更加复杂，从而更加难以解决。同时，给中国城市系统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将是灾难性的。到那时，我国城市的经济、社会、人口和生态环境问题，将比“三农”问题更大，更加不易应对。因此，我们不能再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应当根据目前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条件实行适度城市化，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50%左右为宜。这样才不至于带来更多更复杂的新问题。因此，相对来说，农村派比城市派更有利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
至于经济派与文化派谁是谁非，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可以说，当中国广大农民的大多数在没有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之前，尤其是他们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毫无疑义，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实行农村工业化。但是，在今天，当广大农民过上小康生活之后，经济派应当让位于文化派，要以文化派的观点和构想为指导来解决“三农”问题。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下面两个理由：一是当人们过上小康生活之后，由于其必要的生理需要得到基本满足，精神文化需要将日益增加；二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对于中国人民尤其是人数众多的农村居民的物质性生活需要的满足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它们不可能满足广大农民过高的物质性生活需要。这就意味着，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和出路，只能是文化建设。因为只有当我们有了正确的文化指导，有了正确的价值观和幸福观，才有可能自觉而又严格地依据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实际情况，实行适度的城市化，加强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
最后，关于市场派和非市场派的观点和构想，应当说，二者都有事实依据。首先，就市场派来说，在今日，中国已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并且处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农业生产的市场化难以避免。但是，非市场派提出的农业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运行，它不具备这个功能，否则就很危险，这也是中肯之言。因为它是以大量的经济现象为依据提出来的。因此，我们即使不能按照非市场派的观点解决“三农”问题，对于农业市场化所引起的不良后果，我们也不能熟视无睹，不予关注。只要我们正视农业市场化所带来的弊端，虽然在目前的条件下还不能使农业完全去市场化，脱离市场体系，但是，也可以采取一些折中性的办法使农业“半市场”化，从而减少市场化造成的危害。粮食及重要食品的生产与供应，政府应实行非市场化的政策和方式，以解决农业安全、粮食安全和整个食品体系的安全问题。我们相信，只要对农业的半市场化政策的意向定下来了，自然会在实践中逐渐总结经验，找到具体办法和方式。例如，第一步可以实行绿色政策，对于生产食品的农业及其加工业实行经济上的补偿政策和扶持政策，从而消除种田农民的“经济压力”，让农业按照绿色与生态安全的法则运行。为此，在财政条件许可的条件下，为了消除、减少市场化给农业生产和消费者双方带来的危害，我们应加大对农业的食品原料生产及其加工供应行业的支持力度。总之，人类在21世纪对于市场化要进行深刻反思，在一些生产和流通、消费领域，可能要逐步弱化和控制市场机制的影响力，以减少和消除其负面作用，从而保障人类生产、生活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当然，这一切需要让实践来证明并且逐步提供成功的经验。
［收稿日期］2008-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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