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琦[1]2004年在《围绕伊拉克战争的欧美分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3年3月19日美英发动的对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基本实现了美国的战略意图。但在美英酝酿对伊战争的几个阶段中，从二战以来与美国保持联盟关系的欧洲国家却有着迥乎寻常的表现。这是欧美分歧的又一次突出表现。欧美关系从二战以来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世界进入冷战后时代以后，欧美分歧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伊拉克战争中欧美的分歧就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本文采用归纳总结的方法从伊拉克战争中美欧的分歧谈起，总结了在两个阶段的表现，回顾了欧美关系分歧的历史，综述了欧美分歧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探究了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及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欧美关系的发展作了预测。
周秋君[2]2006年在《欧盟的国际角色：欧美与中国视角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在全球一体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欧盟作为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一支主要力量，正以其独特的方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9·11”事件后，欧美围绕伊拉克战争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与此同时，欧盟内部也出现了“新欧洲”、“老欧洲”的不同阵营。这些变化对于欧盟自身的一体化建设和它作为一个整体的角色定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针对国际社会中出现的新现实与新趋势，中外学术界的欧洲研究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着书立说，从不同的视角全面审视了欧盟这个正在崛起的力量；而这对于中国——世界体系中的另一支正在崛起的力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如何解读他者的角色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甚至决定中国制定自己的对外战略。本文以欧美与中国学者的视点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研究和文本解读的方法，详细探讨了在伊拉克战争背景下欧盟的行为表现；尤其在跨大西洋关系和欧盟内部成员国关系上发生的种种变化，通过比较和辨析中外学者的观点，发现中国学术界在欧洲研究领域，尤其是欧盟对外关系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思考欧盟国际角色的学术研究工作可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是对本课题的总体介绍，包括课题研究的背景、中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课题的现实意义等。绪论还对贯穿全文的关键性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一章论述了国际学术界对伊战背景下欧美关系的研究，分别从欧美关系产生分歧的缘由、欧盟内部关系的变化、欧盟的国际角色与欧美关系的未来叁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二章论述了中国学术界对伊战背景下欧美关系的研究，对应第一章的叁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学者对于欧盟国际角色的理解；第叁章是解析中国学者视角中的欧盟。作者通过比较中外学术界对欧盟国际角色的分析，找出了中国的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自己对于欧盟国际角色研究的一些思考和建议。文章至此也揭示了本课题的学术与实践意义。
郭朋[3]2005年在《浅析伊拉克战争前后的美欧关系》文中研究表明美国和欧洲同属西方阵营,具有相似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冷战时期,美欧联合以对抗苏联。冷战后,尤其是小布什上台后,美欧关系出现了诸多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分歧渐多,竞争加强,这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本文力图在简略回顾二战后美欧关系的基础上,全面分析美欧在伊拉克战争前后的关系,梳理这一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探寻导致美欧关系变化的原因,并力图对美欧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前瞻性的分析。 伊拉克危机中,美欧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大西洋裂痕”的出现,美欧在经济、贸易领域常见的激烈竞争、争吵现象拓展到了政治外交领域,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外交战略出现了变化。从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利益至上、为美国利益不惜牺牲他国和国际组织利益的单边主义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为此它推行了一种学界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战略的外交战略。与此相对应的是,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内部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欧洲开始寻求“用一个声音说话”,独立自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同美国控制欧洲的新帝国战略发生了结构性的矛盾。实质上,伊拉克危机中的美欧分歧正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但合作毕竟是双方关系的主流,伊拉克战争中暴露出的美欧分歧并没有改变这一主流。自从大西洋“裂缝”出现并表面化以来,缓和一直是美欧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这在美欧关系紧张的伊拉克战争中也得到体现。在今后可预见的时期里,双方关系将在合作与竞争中曲折地发展,合作仍将是主流,从这一点看,伊拉克战争并没有对美欧关系造成实质性的破坏。
蔡秋燕[4]2005年在《欧盟发展进程中的欧美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为欧共体大踏步向欧盟发展提供了新契机,欧盟在和平和安全的环境下,经济快速发展,使得经济政治一体化步伐加快。一批东欧新成员的加入,更使欧盟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整体力量也明显增强,一个和平统一的欧洲正在由梦想逐步变为现实。 欧盟的迅速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格局,尤其是欧美关系格局。由于西欧政治经济长期处在美国的主导和控制之下,在安全上也受到美国的保护和支配,使欧美关系一直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欧盟的崛起正为自己能够同美国建立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进而成为世界新格局中的重要一极而努力,面对欧盟大战略的压力,美国也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本研究将利用比较分析法,从二战后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开始到欧盟整合进程入手,对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欧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析未来欧美竞合关系的发展变化趋向。 冷战结束以来,欧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正日益扩大化和公开化,其中,对科索沃战争尤其是对伊拉克战争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差异,已使欧美关系的裂痕明显加大。而欧盟的东扩虽然增强其总体实力,但也新增了其内部矛盾,并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机会。在新的形势下,欧美关系如何调整和重新定位已成为世人关注的问题,由于欧美矛盾由来已久,而且涉及到政治、经济、安全防务等方方面面,因此,可以预知在近期内,欧美关系的调整过程将不会很顺利。 今后一个时期,欧盟仍将继续东扩,实现欧洲的一体化仍将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实现政治上的一体化更是困难重重,何况欧美在总体力量对比上还存在明显差距,特别是在防务上更未能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加上欧美在全球利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点,因此,在一个可预见的期间内,欧盟尚不会与美国分道扬镳。但是由于美国极力维护其世界单极地位,以实现其独霸世界的美梦,而欧盟却力图完全摆脱美国的控制和支配,主张世界政治多极化,并期望成为多极世界中重要的一极,这种战略取向上的根本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随着世界大国力量消长的变化,特别是欧盟自身力量的不
舒非[5]2005年在《伊拉克战争后的欧美关系》文中认为2003年3月20日,美国正式对伊拉克宣战。美国终于绕开联合国径直将坦克开进伊拉克领土。隆隆的炮声不仅震惊了国际社会,也使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领域密切合作的欧美关系出现明显的裂痕。裂痕从何而来,其根源何在,欧美关系将向何处去?不仅成为欧洲研究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欧美关系的新变化无疑将成为影响国际格局转型的新要素,也必将对未来国际格局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从伊拉克战争产生的欧美分歧来看,欧美传统的大西洋联盟虽然还不至破裂,但冷战时期形成的依从性同盟关系必然要逐步转变为一种竞争、补充和合作相结合的平等伙伴关系。
张程[6]2014年在《土耳其入盟之路缘何漫长？-欧盟与北约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二战后,国家安全利益成为欧洲政治精英们最殚精竭虑的问题。苏联与美国的对峙局面使欧洲安全环境迅速恶化。美国凭借强大实力迅速成为西欧地区的安全守护者。北约应运而生。松散赢弱的西欧国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实施。拉德抗苏的美国政策引起了欧洲人民的恐慌,欧洲联合计划在法德两国政治精英的头脑中逐渐成型,欧洲一体化起步。土耳其为得到国家安全保障,以朝鲜战争明志顺利的成为了北约一员,又在不同利益的推动下踏上入欧之路。土耳其入北约之路的顺畅与入欧盟之路的艰难,以及加入北约与欧盟的不同利益考量体现出这两个组织不同的性质、职能与运行领域。冷战期间欧共体对土耳其的申请表现平和。美国对土耳其入欧意愿表现淡漠。这一时间美苏对峙高压下,美主欧从关系占主导地位。欧共体与北约性质、职能与运行轨迹泾渭分明,在各自领域中平行发展。冷战后土欧关系复杂多变,欧盟的土耳其政策具有鲜明的反复性,美国对土耳其入盟支持立场明确,在诸多方面为土耳其提供了切要的帮助。欧美关系走向在双方对待土耳其入盟的态度转变、战略考量与多边互动博弈中得到清晰展现。冷战后欧洲安全环境改善,欧盟实力增强。美国不愿放弃欧美关系中的既得利益,给予欧盟平等伙伴关系地位,欧美分歧不断。欧盟由于内部制约因素无法就欧洲共同安全防务体系建设给出清晰的规划蓝图与时间表。北约成功存续,仍然是美国为欧洲提供军事保护,维持欧洲地区控制力的工具组织。欧洲防务一体化是欧盟内在发展的必然逻辑。为制约欧盟独立性增强,美国推动北约与欧盟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北约与欧盟进入制度化合作发展阶段。但合作关系实质仍是北约主导,欧盟跟随。当前,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经济发展迟缓,全球战略收缩。欧盟获得更多的机会在地区事务与国际事务中施展影响力。但近年来欧盟成员国间分歧不断,英国退出欧盟的言论更是表明欧盟内部制约力量依然强大。可见的时间内,欧盟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将持续。北约与欧盟合作的领域与深度将得到拓展,但北主欧从的合作关系实质不会改变。
冯世娟[7]2006年在《合作与竞争》文中研究指明欧洲安全问题是美欧关系的核心问题，冷战前后的美欧关系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的，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欧实力对比的变化，冷战前后美欧围绕欧洲安全的合作和竞争的表现、原因和实质都有较大的变化。 冷战后，围绕安全特别是欧洲安全问题，美欧开始有了大的分歧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变得针锋相对。在美欧的安全合作中，一方面，欧洲要求与美国平起平坐，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对欧洲的这些要求则没有积极的回应，在美欧合作中并没有把欧洲置于平等伙伴关系的地位。要探讨冷战后美欧的安全关系，就必须结合冷战后的国际背景，对美欧安全合作和竞争的原因、实质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尽可能的对美欧安全关系的未来进行合理预测。 本文在对安全以及欧洲安全的的概念、地位和重要性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借助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力图全面地叙述和分析冷战后美欧安全合作和竞争的特点和表现，并深入分析其特点背后的原因和实质，力图能对今后美欧安全关系的发展模式和发展前景进行理性的分析和预测。 本文由前言和四个部分组成： 前言主要对本文的理论基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 第一部分对安全的概念和欧洲安全的变化进行了界定和说明。 安全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要界定安全的概念必须要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分析和说明。 本文结合冷战前后的国际安全环境的不同，对安全的概念以及安全观进行了界定。传统安全观适用于冷战期间以军事、政治威胁为主要安全威胁的国际环境：冷战后不断兴起的恐怖主义等安全威胁则被界定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冷战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因此，界定冷战后的安全适合用综合安全观。 第二部分对冷战后美欧安全合作的特点、表现以及原因和实质进行了分析。 该部分以冷战后美国叁任总统执政的不同时期为分界线，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对冷战后的美欧合作的特点分别进行了分析。并从经济、利益、价值观的角度入手分析了冷战后美欧在安全上继续合作的原因。在分析美欧合作的实质上，本文主要从形式上越来越平等、内容多样化和实质上的不平衡叁个角度进行了论证。
郭琳芳[8]2012年在《关于伊拉克战争问题的欧盟外交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其反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欧盟明确要求伊拉克问题应在联合国框架下得到解决。但欧盟主要机构及高层领导人通过欧盟规定的机制协调欧盟各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希望欧盟各成员国能够在伊拉克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明确要求伊拉克问题应在联合国框架下得到解决。但是由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各种局限性尤其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府间性质的制约,使欧盟对伊拉克问题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成员国手里,而欧盟对伊拉克问题能否形成统一的共同外交政策主要取决于法德英这叁个欧盟大国能否达成一致的立场。欧盟及其成员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出现了严重分歧,这是欧盟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是欧盟内部分歧的产生的重要因素,美国通过在欧洲内部扶植“新欧洲”来遏制“老欧洲”的影响；但根本原因仍是欧盟自身的问题,各成员国国家利益不同,新老欧洲国家造成的内部分裂倾向加剧,欧盟在制定共同外交政策上运行机制的局限性等都是重要原因。这一分歧对欧洲一体化产生了不利影响,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叁个方面阻碍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2003年欧盟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内部分歧是欧盟发展中受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充满挑战,曲折性和艰难性的综合体现。但是对这一分歧的反思则有利于改进欧洲一体化发展模式。
李海龙[9]2010年在《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从理性选择到社会建构》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国际政治学界认识到国际制度是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从国际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为什么国家在某个特定的问题领域中愿意选择某一种特定形式的制度安排?为什么国家有时为了加入某个正式的国际制度而愿意放弃或移交部分行动自由乃至部分主权,有时却为了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而拒绝加入或违背国际制度?为什么国家有时愿意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有时却选择达成不具有约束力的非正式协议?为什么有的国家试图强化制度安排的超国家性质,而有的国家力图保持它的政府间特点?为何有的制度化能够维持相当一段时间,而有的制度化则仅仅成为昙花一现?这些都是值得国际政治专业学们探讨的问题。其核心问题涉及到制度化的动力及其转变,以及制度化对国家行为产生的影响。对于制度化动力的探讨,当前主要存在两个对立的理论。一个是综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强调国家从预期结果逻辑出发,对制度化的成本-收益进行计算,其正向结果将推动国家参与和支持制度化,这构成国家的工具性制度化行为。另一个则是吸收建构主义和反思主义的社会建构理论,强调国家对适当性逻辑的遵循——国家追求、遵循、学习制度规范而参与制度化,构成了一个建构性制度化的进程。然而二者进行分析时,总是将对方视为直接对立方而造成单个理论无法全面揭示制度化本质的结果。这是因为在国际制度的现实中,单纯的一种制度化动力和影响路径很少存在,必须建立起一个桥接点,吸收二者之长来进行全面分析。因此,国际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建立一种新的概念化框架,将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两种分析模型有效的整合在内。如果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就能发现,在制度化的过程中两种因素同时起作用。对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社会化和社会交往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融合点。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强调社会互动和社会化的性质和作用。社会化水平是衡量制度化高低的重要标准,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可以通过加入国际制度方式的融入国际社会,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本文认为,国家间的制度化进程存在叁个主要的变量,国家权力,国家认同以及社会化程度,前两者分别是两个动力的核心变量,国家权力主要是指制度化过程中,参与制度化的国家之间的权力差异；国家认同主要是指国家对自身和他者的认知情况,其中包含对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法律体系、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以及语言等方面等因素。社会化程度是前两者因素发挥作用的平台,是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两种制度化动力的桥接点,也是衡量制度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其他的因素同这叁个因素存在重要关系,并以此为中心对制度化发生作用。针对国际制度分析的现实,本文出叁个假设：第一,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国家间权力差距越大,国家接受制度化的愿望越强烈,制度化水平也会相对较高。第二,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国家间相互认同程度越高,国家间制度化水平越高。第叁,在国际制度化中,国家间交往越密切,社会化程度越高,持续性回报越多,从理性选择动力向社会建构动力转化体现地越明显,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国际制度就更加有效和稳定。反之亦然。对于跨大西洋关系的制度化,单独的理性选择与社会建构都不能推动它的高水平发展。因此,本文借鉴一个关键词：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将理性技术和社会建构动力结合分析。战略性指的是国家的理性选择战略,也就是对国家权力和利益的考虑以及收益达成所需成本的得失计算,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对制度规范的战略性使用。社会建构指的是社会因素在国际制度化中的影响,以及制度化对国家的规范性塑造和认同培养,也就是参与制度化的国家之间的社会化交往与发展。在大部分情况下,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相互影响甚至转化,这在欧美制度化中得到明显的印证。在这种动力下,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融合于动态的社会化交往过程中,共同对国家参与制度制度化产生影响。历史上,国家间的冲突并不少见,安全领域中国家之间的结盟与背叛更是一个常态。但二战后的欧美,在安全领域的制度建设方面,是世界上制度化最为完善和稳定的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欧美安全关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制度化的历史。冷战期间,欧美联盟以内外双重威胁为动力而开始发展,以北大西洋公约为主体,辅助以其它的安全制度群,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制度网络。冷战之后,同新现实主义的预测相反,欧美制度化非但没有衰落,反而经历了一个改革与扩大的过程。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领导人希望在现存安全制度的基础上,对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体系进行重新建构,这包含安全组织的调整和扩大、新制度的建立等等,对未来的欧美关系乃至全球安全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欧美之间制度化的发展是国际制度建设的典型代表,其中很多东西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和调整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值得世界各国认真学习。在政治现实的背后隐藏着欧美制度化动力转变的路线。随着欧美关系的发展,经过双方复杂和密集的社会交往,欧美间制度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制度化的动力从单纯的对共同安全的追求和国家利益的追逐,到逐渐浓厚的社会建构,更多的因素尤其是社会因素被包含在内,其作用也愈加明显,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欧美制度化动力的变化以及制度化结果给欧美自身甚至整个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欧美制度化呈现了一系列明显的特征,最为明显的是“宪政主义特征”,使得欧美间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很少诉诸于权力而是诉诸于制度。认同方面,欧美双方在原有对西方文化共同认知的基础上,对自由民主规范、法治原则等观念进行内化和吸收,推动跨大西洋地区进入一个以康德文化为主体的安全制度共同体；在社会交往方面,长期的欧美间交往催生了浓厚的制度性回报,为欧美制度的维持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强劲的动力。这些特征将是未来跨大西洋安全关系发展的重要筹码,推动其总体向一个稳定合作的方向发展。总之,本文在采纳众家之长的基础上,结合新制度主义各派理论,吸收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的相关知识,论述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进程。制度化是一个复杂进程,尤其是制度化动力方面,国家参与制度化的动机更是包含众多因素。单纯的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理论难以对其进行深入和全面的解释。国际政治现实中,也很少出现单纯某一类型的逻辑动力。如果能够将这些因素和逻辑结合在一起,将加强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的国际规范遵守的解释力。从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进程来看,如果国家能够同时认识制度的工具性影响和建构性影响,将国家的理性分析和社会交往同时给予重视,将有助于国家吸收和学习新的国际规范,它将更快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并达成更加稳定的制度性合作。
周川[10]2015年在《试析伊拉克战争后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进程》文中研究表明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化,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主体国家在诸多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尤其是在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发生之后,奉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小布什政府不顾欧洲盟友的反对,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美欧双方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主要分歧来自于对安全问题产生的不同看法,以及采取何种方式应对国际安全威胁,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在战略层面产生的不和一度使美国同法国和德国走向分裂。这一开始于2003年的跨大西洋安全关系危机被誉为二战后最大的美欧安全关系危机。本文试图在梳理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分析美欧双方在此次事件上存在哪些分歧,探究伊拉克战争带给美欧安全关系怎样的负面影响,探寻双方最终选择多边主义合作的原因以及新的制度化革新,最后尝试论述此次制度化进程中仍然没有触及的问题,警示这些问题可能对跨大西洋安全关系未来走向产生的影响。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小布什政府不得不回归多边主义,重新寻求与欧洲盟国的制度化合作。同时,欧盟的实力也尚不足以保证在欧洲和周边地区单独实施安全行动,因此选择继续发展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符合欧洲国家的利益。在此次的制度化进程当中,美国出于国际战略布局的考虑,欧盟出于对独立防务的追求,使得伊拉克战后的跨大西洋安全制度建设进程出现了新的特点,包括增设更多的交流机制、欧盟谋求独立安全角色、在北约内部推动欧美双边关系平等化。应当注意到,虽然美欧盟国在安全合作制度方面进行改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中的几个问题还是没有被解决。这些问题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出现,之后数次的制度建设和改造却都很少触及这些问题。如果欧美同盟在制度化和制度改造的过程中持续忽略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在未来有可能成为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破裂的导火索,这是美欧双方在今后的制度合作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围绕伊拉克战争的欧美分歧[D]. 梁琦. 外交学院. 2004
[2]. 欧盟的国际角色：欧美与中国视角的比较研究[D]. 周秋君.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3]. 浅析伊拉克战争前后的美欧关系[D]. 郭朋. 武汉大学. 2005
[4]. 欧盟发展进程中的欧美关系研究[D]. 蔡秋燕. 暨南大学. 2005
[5]. 伊拉克战争后的欧美关系[D]. 舒非. 暨南大学. 2005
[6]. 土耳其入盟之路缘何漫长？-欧盟与北约关系研究[D]. 张程. 山东大学. 2014
[7]. 合作与竞争[D]. 冯世娟. 山东大学. 2006
[8]. 关于伊拉克战争问题的欧盟外交政策[D]. 郭琳芳. 郑州大学. 2012
[9]. 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从理性选择到社会建构[D]. 李海龙. 山东大学. 2010
[10]. 试析伊拉克战争后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进程[D]. 周川. 山东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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