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意义及其三种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意义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4-0001-10
一、何谓文化
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文化”是一个常用词。这不是一个高深的概念，即使那些貌似“没有文化”的人也会使用这个词。但是，严格地界定“文化”一词的内涵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学术工作。据说“文化”曾经有一百多个定义，这么多的定义几乎也就是没有定义了。人们的生活之中时常会遇到某些“大词”，这些词似乎不难理解，然而详细地追究起来，歧义极多，例如思想、革命、历史、自由，如此等等。“文化”一词亦是如此。
我们现在稍许花一些功夫追溯一下“文化”一词的来龙去脉。中国古代汉语中，“文”的本义大致上指的是各色交错的纹理，继而又逐渐引申为各种符号、文物典籍和礼乐制度。在《易经》、《礼记》、《尚书》、《论语》这些典籍里，“文”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化”也就是改造、生成、造化的意思，后来又引申出教育人们向善之义。据专家的考证，战国末期“文”与“化”已经开始合用，西汉之后“文化”成为一个完整的词，大致也就是“以化成天下”的“教化”之义。这里，相对于“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天造地设、自然而然或者质朴而未经修饰的意思。
西方的英语世界中，“文化”(culture)一词也有一个漫长的演变史和变化不定的意义区域，前面所说的那么多定义多半出自西方学者之手。西方的“文化”一词起初与庄稼种植、动物饲养等农业(agriculture)活动有关，后来引申为心智和个体能力的培养，再后来又延伸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培育。这里也包含了改造自然、教化天下的意义。有必要提到西方思想家对于文化的某种分歧。一些思想家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阿诺德认为文化是杰出的伟大人物说出的最好的观点。利维斯认为文化是少数精英制造的，文明是大众的；文化是精神的，文明更多的是物质的。另一些思想家——例如雷蒙·威廉斯——则强调，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应将文化仅仅等同于所谓的高雅文化，文化并未和普通人的生活实践截然分开。
我个人比较赞同雷蒙·威廉斯的观点。那些高雅的或者深奥的经典著作是文化的一些类型，却并非文化的全部。事实上，迄今为止，文化已经覆盖了整个社会，暗中支配社会成员的言行举止，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不仅存在于四书五经之中，还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常常提到茶文化、酒文化、咖啡馆文化甚至厕所文化——我的确读到多篇研究厕所文化的论文。总之，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穿衣，怎么消费，住在哪一种房子里，喜欢哪一种车子，如何对待家人，如何与朋友相处，这些日常生活中时刻遭遇的事情无一不和文化密切相关。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化建设才值得如此重视——文化不仅是一些文化艺术家或者一些学者谈论的问题，而是涉及全社会。
如前所言，不管在汉语还是英语世界中，“文化”这个词的内涵无不具有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这同时表明，人们可能在多个角度、多种视野或者多种立场之中理解、使用这个概念。由于侧重点不同，于是就出现了广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之分，分得更细致一些就有了大文化、中文化、小文化之说。广义的文化通常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是相对于未经人类改造的自然而言，这种文化可以说是人之为人的标志；狭义的文化通常将物质创造以及各种经济活动排除在外，更多地指精神活动，诸如科学、艺术、信仰、道德、风俗习惯等。这大约相当于我们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划分。大文化、中文化、小文化是一种更加细致的区分。大文化相对于自然；中文化相对于经济；小文化是某些十分具体的文化门类，例如戏曲、文学、体育，甚至服装款式或者女性的化妆等等。当然，我还听到过一种区分，即表层文化、中层文化、底层文化之说。表层文化指的是物质文化，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层文化是制度文化，虽然未必可触可感，但我们每日都生活在特定的制度之中；底层文化乃是哲学文化，这是一些涉及世界观的基本观念，这些观念深刻地指导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看待历史以及看待我们自己。这里所说的底层，即是基础之义。在我看来，这些划分都有相当的道理，它们并不矛盾，仅仅是视角的差异，以及划分的细致程度。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至少可以确认文化的几个特征：第一，文化常常表现为特定的符号体系——符号的使用是人类脱离自然、不同于动物的标志之一；第二，文化表达了一定的意义，同时包含了一定的价值判断；第三，这些意义和判断如果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就会形成社会规范；第四，当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这些意义和判断是会改变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地区的人无不根据自己的环境不断地创造新的文化。文化体现了人们与环境相互适应的方式。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学术研究特别重视文化与自然的区分，特别是近数十年来出现了一个称之为“文化研究”的国际性学术研究运动。这种重视包含了一个前提，即自然是不可追问的，文化是人为的，可以而且必须追问。自然真正叫做天经地义，或者天造地设，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无话可说。我们不会因为天上只有一个太阳气得吐血，也没有理由因为刮风下雨而批判谁、质问谁、抗议谁。洪涝灾害或者干旱，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抗灾，我们不能到联合国去要求自然停止对于人类的迫害。某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例如石油、煤矿、天然气；有些国家气候地理条件非常之好，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往地上插一根扁担也会发芽；另一些自然条件差的国家可能会叹叹气说上帝不够公平，仅此而已。天生如此，无可改变，这就是自然。然而文化就不同了。文化是人的设计。谁设计的，为什么如此设计，谁在这种设计中得利或者谁在这种设计中受损，这些都变成了必须追问、揭示、反思的问题。对于文化之中的不公平，人们会提出质疑、批判，继而要求改变现状。十分有趣的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经常使用一个策略：将某种文化现象伪装成自然现象。这是避免人们质疑的重要手段。譬如，古代的皇帝时常自称“天子”，或者干脆叫做“真命天子”。这表明他的皇位是老天爷赐予的，君权神授，因而无可置疑。有时他们还附加一些真伪莫辨的“花边消息”，例如某个龙种出生时天地之间出现了种种吉兆，某个皇帝的母亲梦日入怀，出生时紫气充屋，如此等等；另一方面，许多起义军或者反叛者也常常装神弄鬼地搞出一些把戏，例如天象如何，某地掘出一块石碑上书什么，五百年前的一句什么谶言，到庙里抽到一支什么签，总之，利用各种非人工所为的征兆说明天意。既然天意如此，人世间的努力挽救是没有用的。达到这种效果的一个诀窍，就是将文化叙述成没什么好追究的自然。
二、文化的功能
谈过了何谓文化，文化的功能基本上已经清楚了。教化天下，可以简单地说文化的首要功能就是教育人，培养人，把一个自然人改造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我们说开卷有益，读一些书，不仅是单纯地增添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还会改变人的气质。我们如果认真统计一下，大学毕业之后从事本专业研究的人的比例并不是太高，许多人改行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大学白读了。相反，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常常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气质，对于生活、对于社会的理解与读大学之前有了不少区别，通常不会那么粗野、无理，不会那么自以为是，更多地懂得一些天地之间的道理，简单地说，懂得了怎么做人。这种气质与他在课堂上读的那几本教科书不一定有直接关系。这就是文化之功。
文化的功能就是“化人”，首先是改造人类身上来自动物的本性。例如吃饭。我们现在通常是一日三餐，家庭成员聚在一起进食。吃饭包含了种种仪式。饿了不能直接伸手到碗里捞取饭菜，而必须使用餐具。通常，家长没有动筷子之前，晚辈不可以擅自动手。这就是礼仪。同时，家庭成员聚在一起进食还是一种沟通交流的形式。许多大型的社会仪式就是由“吃”孵化出来的。相聚而食抑制了动物性的自私。家里养过猫或者狗之类宠物的人都知道，这些动物进食的时候不要随便去招惹它们，否则它们就会很不高兴，要发出示威的吼声。动物很少愿意相聚而食，而是喜欢独自占住饭碗狼吞虎咽。食色性也，吃是动物首要的本能。但是，人类已经把这种本能改造为形式丰富的文化。想一想饮食美学，餐具工艺学和形形色色的餐馆建筑，还可以回忆某些著名的历史故事——例如“最后的晚餐”或者“鸿门宴”。这样我们就会意识到，由于文化训练，在“吃”这个主题上，人类已经与动物距离很远了。色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动物仅仅在一定的季节交配，繁殖；人类从漫长的恋爱到极其复杂的婚礼，以至于生理性的交配和繁殖仅仅成为其中的一个小节目。人与动物的距离，就是文化制造出来的距离。
毫无疑问，文化对于人类的训练全面覆盖了生活的所有方面。许多人做过一种梦，没有穿衣服就走到了大街上，这是一种极为难堪的感觉。不能裸体示众，这也是一种基本的文化规范，而且这种规范已经深入骨髓，以至于我们已经意识不到这是外在附加的规范——我们甚至觉得这就是本能。一个作家曾经说过，爱是一种能力，并非所有的人天生就懂得爱。所以，爱也是一种后天训练出来的文化。当然，这里可以稍做区分。我觉得，母爱带有很大的本能成分。如果某种动物不爱自己的后代，不愿意照顾后代，那么，这种动物很容易濒临灭绝。现今依然存在的动物，多半都愿意照顾自己的后代。所以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但是，后代照顾自己的父母，即所谓的孝顺，恐怕天生的成分就很少了。这就需要文化训练。养老、尊老在动物界比较少见，恐怕是人类仅有的现象。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理应如此的现象，其实是文化训练的结果。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性别意识。人们通常认为，男人就该像男人样，娘娘腔真是叫人恶心；另一方面，女人也得温柔贤惠，相夫教子，这是本分，没什么可讨论的。一个女孩子像个假小子满街乱跑，大喊大叫，大人就该管一管了。这种性别意识延伸出来，还会生产出许多观念，譬如战争、政治、管理国家这些大事应由男性掌管；女人管好孩子、管好厨房，有时间做点针线活，尽量不要掺和男人的事。男主外、女主内，古今中外，皆是如此。但是，女权主义者对于这种状况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女权主义者们的一个著名观点就是，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传统文化训练出来的。男女当然存在生理差别。但是，这种生理结构必须遵循如此如此的规范，那种生理结构必须遵循那般那般的礼仪，这些都不是天生的，而是某种人为的规定。所以，英语里面表述性别的有两个词：sex和gender。前者指的是生理性别，后者指的是文化性别——文化规定的性别角色。当然，女权主义者强烈反对已有的这些性别文化规定，认为这里充满了性别歧视和压迫，甚至断言，这种压迫比阶级压迫还要古老。
文化发展到今天，它的教化功能已经极其全面，甚至已经构成了文化空间。通常，我们是生活在文化空间里，而不是生活在自然的物理空间里。但是，各种文化空间并非同质的。各个地区的人们具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从而造就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体系。所以说，世界的文化是多元的。当然，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质不同。例如，四川人喜欢吃得辣一些，闽方言与粤方言口音不同，上海人精明，北京人能侃，东北人直爽等等。这些差别仅仅是局部的，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并不困难。然而，如果这种差异体现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宗教和风俗习惯，那么，彼此的认同就不容易了。如果这种认同再和各种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各个文化共同体之间就会构成明显的竞争甚至对抗关系。通常，这种情况发生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进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民族和国家都是各种文化共同体的主要标志。如何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将涉及民族、国家的发展战略。
三、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
至少在我们国家，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问题。许多人情绪激动地为之争执不休，复古主义、僵化保守和崇洋媚外、数典忘祖的帽子满天飞。今天，外来文化主要指的是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近30年来，人们曾经在批判“全盘西化”的名义下阻止西方文化的入侵，后来又在“后殖民”理论框架之中揭示西方文化的隐性侵略，最近提出的是文化安全的观念，即本土文化作为确认民族身份的价值不能遭受威胁。
本土与西方、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之中，文化成为交锋的前沿，这并不奇怪。这涉及民族的构成。何谓民族以及民族如何形成，学者们有各种观点。一些学者认为，汉语中很迟才出现“民族”一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族”并非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西方的一种观点认为，民族的出现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导致的人口流动才使人们意识到不同的文化圈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无论如何，这是许多人的共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文化通常决定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我们如何向文化上的陌生人表述自己呢？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将是我们首先要说明的内容。民族共同体就是因为这些内容而生活在一起。这即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具有各种范围，家乡、母校、信仰、兴趣爱好、风俗习惯，这些都可能成为文化认同的标准。民族文化是一种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最大范围的文化认同。文化包含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特别是在遭遇另一个民族，另一个文化圈的时候，这种凝聚力表现得更为强大。
相同的理由，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未来民族之间的冲突原因不一定是政治或者经济，不同的文化将构成冲突的原因，这种观点被表述为“文明的冲突”。在他们看来，冷战的背景消失之后，文明的冲突可能是世界各国之间的最大矛盾。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或者儒家文明之间都存在某些不可消除的分歧。也许，这将是未来战争的理由。总之，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民族之间，文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必须指出的是，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对于我们来说由来已久。持续的争论而没有达成共识，思想没有进展而对立情绪不断地积累，以至于貌似激烈的交锋多半只有正反双方的观点钟摆式地来回变换。从强调“走向世界”到周期性地返回国学热、读经热，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怪圈。当然，这种争论总是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许多历史学家将五四时期视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裂是一个重要的理由。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严厉批判众所周知。然而，今天有不少学者正在对此做出检讨。他们认为，这种激烈的反传统斩断了民族文化之根，贻害至今。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学热或者读经热不过是给年青一代补补课。在我看来，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必须看到，鲁迅们貌似悖论式的选择背后包含的历史依据：他们一方面是援引西方文化资源来反抗西方文化殖民；另一方面又是弃绝传统文化达到与民族国家的认同。他们觉得，传统文化已经彻底腐烂，如果不是毁弃一切、凤凰涅槃式地重建一个新中国，那将毫无出路。他们的做法看起来是悲愤的孤注一掷，这种选择一旦失败就再也没有任何退路。看得出来，他们的决绝背后依据的是深刻的历史判断，而不是意气用事或者投机式的哗众取宠。不论这种历史判断在今天是否仍然有效，我觉得他们是无愧于历史的一代人。相对地，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倡导国学或者读经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心血来潮，人云亦云，甚至仅仅是为自己的学科多争取一些经费。无论这种倡导是否正确，他们所缺乏的恰恰是深思熟虑的历史判断。
如何认识当今的历史特征呢？全球化是被许多人使用的一个术语。种种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和发达的交通系统正在将全球联成一体。然而，这对于文化意味了什么？正如许多人看到的那样，文化同质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美国文化正以咄咄逼人之势覆盖全球，高科技支持的传播系统以及文化产业产生的巨大利润成为这种文化覆盖的强大帮手。这绝不是一件好事。众多文化品种的消失如同生物品种的消失一样可悲。各种看待和理解世界的眼光、价值观念、信仰、生活理想统统退入了历史博物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一种文化的独断不仅是没有活力的，单调乏味的，而且是危险的。如果这种文化的挫折就可能导致世界的分崩离析，那么这肯定是一种不安全的局面。因此，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多民族文化的共存以及相互平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换一句话说，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仅是对于民族的，也是对于世界的。对于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庞大国度说来，这一点尤为明显。
尽管如此，我们要做的事情绝不仅仅是背对世界，沉醉于读经、国学，复述几句先哲的格言，推广几本古代典籍，或者修建一个中华文化标志城这种“形象工程”。今天，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远为复杂。在我看来，形成这么几点认识非常重要：
第一，真正的民族文化要勇于面对全球化的世界，勇于面对现代社会，参与各方面的对话，甚至是竞争和交锋，并且在这种对话、竞争、交锋之中确认和展示自己的价值。完全退出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缩在一个角落里背诵子曰诗云，是没有多少前途的。当然，需要一批学者严谨地研究何谓国学，从义理、考据、词章等方面阐发传统的经典，但是仅此远远不够。保卫民族文化的一个目的是提供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如何保卫民族文化，引入并且使之活在当下，这是远为有效的方法。
第二，总体上，保卫民族文化不是亦步亦趋地复制古代文化，甚至回归某一个大儒的麾下。哪些古代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正统楷模，或者用一些人的习惯用语——哪些是民族文化的“本真”？先秦的还是唐宋的？儒家还是道家？这种纵向的查找和大而无当的争论没有多少意义。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文化是阶段性的持续积累，而不是从某一个固定的文化圆心不断扩大。“以不变应万变”仅仅是一种奢想，怎么能要求《论语》提前给出指导网络文化或者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案呢？事实上，原点式的文化圆心并不存在。每一种成功的文化，都是当时的人们应对、适应、改造、征服自己生活环境的产物。文化的动力是横向的，与环境互动之间产生的，文化传统仅仅是提供一个起点。承传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从起点出发。这意味着每一个时代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问题域，同时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解决这些问题。这即是民族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价值是与民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体现为单纯地复述经典乃至抄袭古人。
第三，遭遇外来文化，接纳或者拒绝外来文化，必须区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是否构成了压迫关系。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这是正常的，而且是彼此沟通、交流的理由。没有理由生吞活剥“后殖民”理论将一切外来文化统统斥之为居心不轨的侵略。“后殖民”理论时常深刻地揭示隐藏于文化交流——包括文化市场上的商业性竞争——之中的权力关系和压迫关系。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将所有的外来文化一律地形容为帝国主义的文化宪兵。我们不能不意识到，生活于当今世界，外来文化已经是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简单地统计一下现代汉语之中多少词汇是由英语、日语、俄语转译过来的，我们就能够想象文化环境之中外来的成分占有多大的比例。因此，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仅仅是一种文化恐惧症，我们不可能继续把自己安置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里。
上溯我们的传统而找不到一个固定的文化圆心，遍览外来文化而没有一个现成的理想模式，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的周围存在许多思想资源，同时，我们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一切无不表明，民族文化的重点在于民族的今天。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并不是复古，而是集聚整个民族已有的智慧，立足于今天的环境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包括转换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最需要向古代历史上那些伟大思想家们学习的是他们的创新精神，而不是他们的具体观点。
四、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前面曾经提到，高雅或者深奥的经典著作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另一些部分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更为接近大众。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逐渐出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两种倾向，这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适当的时机，这两种文化会相互沟通。精英文化通常由知识分子承担。他们的一项工作就是，提炼、改造流行于大众的民间文化，使之具有更为精粹的形式，产生更为强烈、更为集中的效果。中国文学的诗、词、曲、小说，无一不具有民间大众文化的渊源。另一方面，某些文化形式在漫长的发展之中可能过于典雅，并且因为僵化而丧失了生气勃勃的活力。因此，文学艺术家往往在一定的时刻走向民间，到民间汲取养分。这种状况构成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理想的循环。
然而，文化史内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远比以上的描述复杂。除了上述的循环之外，两种文化的关系还不断地卷入各种理论观念，并且在这些观念影响之下得到重新配置。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启蒙与革命分别是影响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两个重要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志之一即是白话文。不言而喻，白话文就是一个文化大众化的运动。将文化从深奥的文言文之中解放出来，交还给大众，这是开启民智的工作，这种启蒙是大众参与民主政治的条件。当然，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是启蒙者，大众是被启蒙的对象。这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一种文化模式。不久之后，这种文化模式被打破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革命”带来了另一种文化模式。革命需要动员大众、组织大众，文化的风格日益趋向通俗。快板书、连环画、墙报、街头剧等通俗文化形式风行一时。但是，与启蒙时期相比，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这种大众文化的主导者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工农兵大众——至少理论上是如此。这一点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当然，实际操作起来存在一定的矛盾。领袖要求知识分子到工农兵大众之中改造自我，特别是改造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然而，大多数文艺作品的创作还得依赖他们，以至于他们仍然有机会流露出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一旦这种世界观发展到了某种程度，整风运动就开始了。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提出之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再度发生了变化。同时，争论也随之开始。首先，理论观念的改变是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大众传媒的崛起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二者的结合迫使我们重新理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首先要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上：文化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还是自律的？关于这个问题存在多种观点。当然，我们都很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我看来，这个观点迄今仍然没有过时。当然，我们不能对此做过于简单的理解。恩格斯就曾经解释过，这是一种“最终的”决定，而不是说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上都是如此。例如，某一种服装款式很合我的心意，即使价格高一些我也愿意买——这岂不是美学文化决定经济吗？事实上，这种“最终的”决定是在考察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动力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一个历史阶段通常包括了多种发展动力，但是，经济是其中最为基础的，因而也是决定性的动力。另一个必须指出的是，社会形态越是简单的时候，或者说，越是接近原始社会，经济基础决定这一条规律越是看得清楚；越是接近现代社会，这一条规律表现得越模糊，文化脱离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也越来越大。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平衡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他们将批判资本主义的重心从经济转移到文化上来了。
谈到了现代社会，谈到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多半要谈到大众传媒的崛起。许多学者将大众传媒视为现代社会的标记，发达的科学技术源源不断地提供传播功能更为强大的大众传媒。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历史时常与民主相伴而行。从平装书的出现、报纸的出现一直到广播、电视、互联网不断出现的过程，也就是文化不断普及、民主不断普及的过程。大众传媒形成了所谓的公共空间，大众可以在这个空间共同参与讨论社会的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提供了文化与经济的直接联系。首先，大众传媒的运行需要很高的成本。古代没有什么报纸、电视，刊刻一些书籍就是主要的文化传播形式。刊刻书籍的成本与经营一家电视台的费用是无法比拟的。当然，大众传媒耗资巨大必须物有所值，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同样是成几何级数提高。其次，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之中存在着商机。大众文化的形成包含了大众的消费。事实上，各种故事、观点、个人形象都是极佳的商品。例如，电视时代，个人形象的价格之高是多数人无法想象的。一份资料显示，迈克尔·乔丹给生产耐克鞋的企业做一次广告的费用超过了20 000多亚洲生产耐克鞋工人一年的总收入。如果没有大众传媒，没有覆盖全世界的电视网络，他不就是在美国某个角落里打篮球的吗？谁知道他呢？然而，电视如同密集的商业网点，将他的个人形象卖到了每一户人家的家庭里面。当然，这种买卖之中，电视台的利润更大。总之，当今的大众传媒往往是科技、文化、经济三者的结合体。严格地区分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经济已经很困难了。
这就自然地谈到了文化产业。文化活动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以往许多人对于这一点视而不见，甚至耻于言利。文化谈的是真理，是艺术和美学，是价值观念，将这些高尚的内容与钱联系在一起，市侩气十足。其实，文化与经济效益的联系是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古人也曾经说过，著书多为稻粱谋。不同的是，当今的文化活动可以形成产业，可以大规模地生产和销售，并且利润巨大。由于高科技和发达的大众传媒系统，创意产业又在文化产业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创意产业利用高科技和大众传媒等手段，重新创造、策划、设计、扩展、推广、包装各种文化产品。相对地说，目前文化创意人才还比较匮乏，人们还不太擅长富有创意地策划身边的各种文化素材。例如，福建省就包含了许多特殊的文化素材。闽台之间的五缘关系之外，还有许多非常有特点的文化景观。从闽南文化、久负盛名的泉州到福州的三坊七巷、昙石山文化，以及与近代史转折具有独特联系的船政文化；从闽商、客家文化和土楼到武夷山的生态文明、极其奇特的地方戏；从晋江的茶文化、石雕、陶瓷到闽北的雕版、浦城的考古发现；从妈祖等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到侨乡、革命老区，这些素材基本上还是作为历史资料保存在那里，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能量还远未充分发挥，其原因就是缺乏富有创意的策划。
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理论交锋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文化产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认为，文化产业的那些作品是以工业化的方式批量生产出来的，它们没有真实的个性，千篇一律，没有艺术对于世界的独特发现。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产业对于市场的重视无形地巩固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成为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帮手。另一些理论家对于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这种精英主义的观点不理解大众对于文化的需求。他们将大众看成了没有判断力的傻瓜，以为大众只会像土豆一样缩在沙发上看电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提出，高雅与通俗之间的差异正在消失，应该跨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形成一种文化狂欢的气氛。以前的大学课堂里只能讲授经典作品，那些通俗的大众文化是上不了台面的。如果喜欢，教授们可以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侦探小说，千万不要四处张扬，站在讲台上宣称自己是侦探小说的爱好者是要被人看不起的——那是没有文化的表现。然而，现在的时代不同了，从流行歌曲、电视肥皂剧到武侠小说，这些大众文化无不陆续侵入大学课堂，扰乱了学院派的清规戒律。这一切现在统称之为“文化研究”。
这是一些相当学术化的抽象争论。如果回到我们现实的文化环境之中，近几年内出现的两个著名的文化案例则生动地集聚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矛盾。
第一个案例是湖南卫视的“超女”评选。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策划。从节目的连续播出到观众的手机投票，大众文化的诸多要素得到了充分的调动。无数人滚雪球似地参与进来，广告商时刻跟进。电视台和移动通讯挣了个盆满钵满，那些通俗歌手也最大范围地传播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即使有些专家表示不同的观点，但他们的声音在浩大的传媒声势面前不堪一击。尽管商业收益是这个事件的显著成果，但是，许多人宁可动用“艺术民主”这个概念来评价这个事件。艺术只由少数天才式的专家独霸的局面结束了。他们的专业术语和精妙品味留给他们自己享受吧，大众现在用自己的手机表达自己的声音。时至如今，高涨的气氛消退之后，我们是否可以反思一下，专家们那些精英化的观点是否一无是处？此外，大众是否完全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市场运作和广告宣传如此成熟的今天，他们的观点不会受到某些隐蔽的诱导和操纵吗？另外，大多数人的观点是否就一定是正确的观点？当然可以对这些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但是，如果这些问题根本进入不了大众的视野，这是不是意味了另一种专断？
另一个相似的案例是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上的讲座。居高不下的收视率表明了大众的态度。一些专家挑剔于丹出现了多少专业上的错误，另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哗众取宠的讲座没有多少内容。为之辩护的人强调，大众喜欢与否就是成功与否的标志，学术启蒙功不可没，即使有些错误也是瑕不掩瑜。或许这种观点没有看到，为什么另一些启蒙工作者——例如无数的小学教师——远远没有如此的收入和声望？启蒙无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这个事件之中，启蒙仅仅是一个名义，重要的是大众传媒与商业结合之后具有的强大甚至不容置疑的声势。是不是有必要对于这种声势进行一些反思，至少要认识到，这是利弊共存的双刃剑？
可以预料，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歧短期内不可能结束。世界范围内，相当长的时间里，精英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进入现代社会，大众文化借助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正在急速崛起。如何保持两种文化之间合理的张力，这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必须经常考虑的问题。仅仅从经济效益的意义上来看，精英文化远非大众文化的对手——今后更是如此。但是，我们的前提仅仅是经济效益吗？
如果在更大的范围内考虑，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关系包含了类似的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理”之争。
五、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
文化的教化作用，这个过程差不多与人类的历史本身一样漫长。古往今来，文化发展出了各种门类。一些学者曾经对这些文化门类进行了概括，例如宗教、神话、艺术、历史、语言、科学、风俗习惯，等等。当然，各种文化门类还会源源不断地诞生。例如，电视出现之后，电视文化尾随而来；网络出现之后，网络文化必然产生；手机如此流行，手机文化的兴起也是迟早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些文化门类已经逐渐汇聚成为两大体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通俗地说叫做文科、理科。英国有一个叫C.P.斯诺的理论家在文化的意义上做出了著名的划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他的那本有名的著作就叫《两种文化》。
现今，我们对于什么是自然科学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自然具有自己的规律，因此，自然科学的各种结论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人们喜欢还是讨厌，该刮风就刮风，该下雨就下雨，与人类的意志无关。另外，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仅趋向于定性，而且定量。自然科学近几个世纪取得巨大的成就，以至于它的方法逐渐被视为研究的楷模。相对地说，由于不同的研究模式，社会科学有意无意地被认为属于落后的学科。同时，由于自然科学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地位，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因此，社会上重“理”轻“文”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科学文化在许多时候压倒了人文文化。
人文文化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和人。当然，在统称为“文科”的知识体系内部还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人文科学常常追溯到人文主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欧洲源头，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摆脱宗教神学而出现的一种人道主义思潮。这个概念强调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将人文科学理解为关于人的知识学问，社会科学是在人文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与“天文”相对。“天文”指的是自然之道，“人文”指的是社会人伦。儒家先哲有一种观念，只要懂得做人，就可以治理国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了高尚的个人道德修养，就可以治理好家庭，继而治理好国家乃至天下。这即是内圣外王的理想。那么，如何从个人到社会呢？这就是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可以从修身一直到平天下。然而，由于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各种族群、阶层越来越多，利益纠纷的头绪也越来越多，推己及人这种方法的效果越来越小。因此，近现代社会科学逐渐发展起来。典型的社会科学常常指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相对地说，社会科学更多地将社会整体作为描述单位，考虑的往往是社会的平均值，人文科学更多地以人作为描述的单位，更多地关注个体、个性、个人的感受以及独特的风格，具体的经验，等等。譬如，经济学统计今年GDP的增长率是10％，然而这是社会的平均数，张三的收入可能只增长5％，李四可能增长30％，王五也可能负增长——这些具体的个案已经不是经济学所关心的了。
由于人研究社会与人，因此，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界限可能在某些时刻产生模糊。研究者可能将一己之情带入研究对象，干预研究对象。而且，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干预的确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研究对象——这是与科学文化差别最大的地方。自然的各种规律不会依照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相对地说，社会的各种规律不会依照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某些时候却可能依照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例如，社会规定某一个字念做“水”，即使哪一个人坚决不同意也没有用。这种不同意的结果只能是，他被排除于交流的范围之外。西方有一句谚语说，古罗马凯撒大帝的权力再大也改不了一个词。但是，如果全体人民共同通过决议，认定这个字不是“水”而是“火”，那么，这个字就可能被认定为“火”。这时，社会的准则被改变了。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股票市场一泻千里，没有哪一个人有能力挽回；然而，如果所有的人都携带自己的资金投入股市，股市就会应声而起。一些法学或者政治学的规范也是如此。于是，研究者改变了研究对象。在我看来，这种状况说明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差异，但不说明二者的高低之分。即使在科学文化如此发达的今天，人文文化仍然不可放弃。
人文文化不如科学文化那么客观，这也可能成为一种优势——价值问题将更多地得到人文文化的考虑。价值必须以人为中心。尽管自然科学越来越发达，但是，技术本身不解决价值问题。什么是幸福和快乐，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何谓理想的生活，这些问题不在自然科学的视野之内。核技术、克隆、进入太空、计算机和信息化飞速发展、不计其数的聪明脑袋苦苦钻研的军工技术，这些都是科学文化的前沿。尽管如此，自然科学并没有证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使用某种技术。至少在今天，自然科学造福于人类的能力与加害于人类的能力相当。如何使用自然科学，这种问题只能托付给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负责回答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某些时候，这种问题甚至托付给更为古老的人文科学。
如果说，社会科学更多地讨论平均值，讨论普遍的制度、规范、契约、法律，那么，人文科学更多地讨论人生的理想、信念、历史的感受、情感、美学、正义、善，如此等等。人文主义摆脱了神权的管辖，西方的思想家废黜了上帝——他们宣称上帝已死，既然如此，人类必须比上帝做得更好，更多地展示人的丰富性。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人文科学常常证明，利益并非生活的唯一依据。我们不能没有经济学，也不能只有经济学。公正、善、正义、友情、美、自由、快乐，这些同样必须是我们生活的依据。一个富翁说，等他挣够了钱，就要买下一个海岛，每天快乐地钓鱼；一个渔夫回答说，他现在已经每天在快乐地钓鱼了。这个小寓言提醒我们，看待生活、进入生活的角度是丰富多样的，要善于从另一些角度发现生活。令人忧虑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精神贫乏正在成为普遍现象。一次调查发现，一所理工大学的学生人生目标就是流传的4句话：学好英语，学好计算机，好好工作，努力挣钱。很朴素的语言，肯定没有什么错误，既尊重科学又符合经济学原理。可是，一大批人的精神内容无非如此，是不是缺了些什么？似乎看不出人的丰富性、创造性精神、远大的思考或者关注社会的情怀，只是一批单纯的好人。对于一个社会说来，拥有绝大多数单纯的好人是一个重要的底线，否则这个社会无法维持。然而，如果将社会底线视为最高理想，那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社会缺乏足够的活力。除了创造财富的冲动，一个社会的活力还取决于社会成员活跃的精神状态。我们现在提倡以人为本，马克思的著名观点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非常深刻的理念。无论是规范的设立还是财富的创造，这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如果这一切异化为脱离社会生活实践的一套东西，那又有多少意义呢？尽管如此，人们总是在繁忙的具体事务中遗忘了根本的目标，陷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状态。人文科学常常讨论一些不无抽象的、似乎与实际工作没有多大联系的问题，无助于加薪，无助于改善餐桌上的饮食结构，它们的意义是以润物无声的形式补充精神能量。
相对于一般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更多地注意到了规范之外的边缘、异端以及种种被压抑的声音，更为关注生活实践中具体的感受和经验，因此，人文科学经常成为思想解放的策源地，并且成为打破传统桎梏的先锋。某些时候，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吻合，贮存在人文科学之中个人的情绪、思想恰如其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描述的社会；另一些时候，人文科学可能与通常的社会科学结论出现了分歧，甚至相互矛盾。这时的人文科学常常是尖锐的，甚至挑战已有的规范、制度乃至法律。于是，既定的社会科学结论可能撕开一个缺口，另一种历史景象，或者另一种前所未有的发现可能被出其不意地带入。可以以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人文学科关注的是人，文学的主人公甚至是具体的个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曾经如火如荼，在公共空间风头很健。当时的文学是种种启蒙观念的策源地，并且成为描述和阐释历史的重要依据。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人道主义一度充当了历史的文化背景，个人的权利、个性成为突破禁锢的历史动力。在强调思想解放、强调民主的气氛之中，文学成了向僵化的传统观念冲击的先锋。那个时候，文学在社会上的威信非常之高，许多人业余时间就是读小说，读诗歌。换一句话说，文学在公共空间唱主角。20世纪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的启动以及各方利益的博弈形成了相当复杂的社会状况，这对于理论的社会视野提出了要求。这时，诸多社会科学相继走到了前台。
以上这些描述让我们看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别承担了各自的历史使命。自然、社会、人三者分别拥有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理论脉络，同时，在以人为本的意义上，三者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协调，彼此补充。因此，无论是人文文化还是科学文化，它们均是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