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尔顿在中国：1837-1888，兼及莎士比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中国论文,弥尔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0)04-0066-09
一、从新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说起
弥尔顿(John Milton)是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其代表作是长篇史诗《失乐园》。在晚清中国，弥尔顿的名字常常和莎士比亚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笔者已经撰文指出，“沙士比阿”和“弥尔顿”的名字早在1839-1840年就出现于中文文献，即林则徐主持翻译、编纂的《四洲志》中。然而，错误一直在延续。最显著者如2009年3月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莎士比亚”条目：“莎士比亚的名字是由传教士在1856年介绍到中国的。”对此需再次强调：莎士比亚的名字不是由传教士而是由中国人、不是1856年而是1839-1840年介绍到中国的！笔者无意否认传教士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学、包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种种重要贡献，但“沙士比阿”名字的发明权属于中国人，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在莎士比亚接受史上，是中国人以主动的“拿来主义”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我们应该充分表彰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封建知识分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广阔胸怀和卓越见识。
据笔者考证，最早提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上述观点的学者是戈宝权，但是，我们也无法责备他。为什么呢？因为戈宝权很谨慎，他在题为《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文章的第一稿(1964)和修订稿(1983)中都说：“根据目前已经发现的各种史料来看，莎士比亚的名字最初是由外国教会人士介绍过来的。远在……清咸丰六年(1856)……”①这是指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翻译的《大英国志》，原作者为米尔纳(Thomas Milner)。相关引文见该书第五卷第49—50页：“当以利沙伯时，所著诗文，美善俱尽，至今无以过之也。儒林中如锡的尼、斯本色、拉勒、舌克斯毕、倍根、呼格等，皆知名士。”这里的‘舌克斯毕”就是莎士比亚。②戈宝权并没有下结论，而《中国大百科全书》“莎士比亚”条目的撰写者杨周翰先生则写道：“莎士比亚的名字是由传教士在1856年介绍到中国的。”③斩钉截铁，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更为遗憾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修订者对这句话未作任何改动，使得这一流传了几十年的错误说法延续至今。最近三十年间，采用这一“定论”的论文、专著、工具书不胜枚举，大都是在大陆出版的，也有在港澳台出版的，如李奭学、孟宪强、李伟民、郝岚、朱雯和张君川主编的《莎士比亚辞典》、亢西民主编的《莎士比亚戏剧赏析辞典》等等都因袭了这一说法。④这些学者大都忽视了戈宝权的重要限定语“根据目前已经发现的各种史料来看”，而遵循了杨周翰不够严谨的路子。这一说法还被中国学者介绍到了国外，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国际学术舞台。(王佐良：207)谬种流传，误人不浅。这种陈陈相因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这句话应该修订为：“根据目前已经发现的各种史料来看，莎士比亚的名字是由林则徐和魏源介绍过来的。”
幸运的是，1997年，李长林和杜平发表了颇有影响的《中国对莎士比亚的了解与研究》一文，援引了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有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⑤在厘清晚清的莎士比亚接受史的源头方面，李、杜文显然做出了重要贡献，纠正了一个长期流传的谬误。然而，他们在纠正别人的同时自己也犯了错误：“士达萨特、弥顿”的标点是不对的，在英国文学史上找不到这两大家。⑥正确的标点应该是“士达萨、特弥顿”，即今译斯宾塞、德莱顿。⑦林则徐所依赖的原书，英人慕瑞(Hugh Murray)的《地理大全》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慕瑞列举了五个名字，包括蒲伯，作为英国文学的代表人物，《四洲志》把最后一个名字蒲伯省略掉了。这大概与中国文化对“四”这个数字的偏爱有关系：四书、四大美人、初唐四杰等。
这样，在鸦片战争前夕，在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的努力下，莎士比亚等人悄然而至，登上了晚清中国的舞台。1843年初，林则徐的朋友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出版，这一著作以《四洲志》的钞本为基础，直接借用了《四洲志》中关于四位英国文学大师的记载。如果说《四洲志》影响不大、甚至没有单独刻印过的话(邹振环：334)，《海国图志》在19世纪可是反复刊刻，影响远至日本。⑧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称《海国图志》是“关于世界历史和地理的两本开创性中文著作”之一，非常正确。(Fairbank：580)在《海国图志叙》中，魏源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与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是一致的。面对西方帝国主义气势汹汹的侵略、渗透，以林、魏为代表的开明的封建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天朝的差距，认识到了解外国、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他们不仅自己开眼看世界，而且通过译书编书，让读者开眼看世界。晚清中国人对英国文学的介绍不是独立的，甚至可能不是有意识的，而是依附于“以夷制夷”这个大题目之下的。这种文学和政治密不可分的关联，几十年后我们将在梁启超那里再次清楚地看到。(Hao，1999：16)
然而，弥尔顿在《四洲志》和《海国图志》中的亮相太隐晦了，以至于国人有没有见到他实在是个疑问。首先，弥尔顿的名字隐藏在“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十三个符咒一般的文字中间(原文没有标点)，在中国人的耳朵尚未熟悉英语发音之时，在中国人的眼睛尚未习惯英语单词之际，除非了解英国文学史的读者——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这样的中国读者恐怕是凤毛麟角，如果说不是绝无仅有的话——将很难把“弥尔顿”的名字挑出来。更有可能的是，中国读者把这十三个字作为整体来接受，得到一个英国文学大家的模糊印象，如同“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一样。其次，慕瑞的原文中有这么一句：“在史诗方面，弥尔顿被公认为现代作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惜这句话在编译过程中被删掉了。因此，弥尔顿的这次到来，没有钟鼓，没有欢呼，甚至国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的这次到来。至多，他们念着夷音，款待一下他们的舌头。莎士比亚的情形要稍好一些，因为他毕竟是名单中的第一个名字。“沙士比阿”或者弄错了的“沙士比”有可能被认为是英国文学的唯一代表人物。因此，从历史情景出发，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莎士比亚等人的名字于1839-1843年被介绍到中国。更确切地说，林则徐和魏源将英国文学的代表人物，包括莎士比亚等，介绍给了中国人。
在结束这一部分之前，我们还要提到陈逢衡(1778？-1855)的《[左口右英]咭唎纪略》。此书1853年出版于日本，属和刻本汉籍，辽宁省图书馆有藏本。⑨其中有云：英国“有善作诗文者四人，曰沙士比阿，曰米尔顿，曰士边萨，曰待来顿。”《[左口右英]咭唎纪略》撰于1841年，这句话提及的四位作家所指与《四洲志》一致，论者以为可能取自《四洲志》。(葛桂录：93)如果情况属实的话，这证明《四洲志》是有一定影响的。但陈逢衡点开了四个人的名字，后三个人的译名与《四洲志》不一样，其中后两者差别较大，而与英语发音更接近，所以他也可能参考了慕瑞的原书或得到了懂英语者的帮助，不宜认为陈逢衡仅仅借用了《四洲志》。
二、中国知识分子阅读西方传教士：对弥尔顿的早期认知
事实上，就我们目前所知，林则徐、魏源和陈逢衡并不是最早将弥尔顿介绍给中国人的，比他们更早的是由传教士主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本被论者称为“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黄时鉴：3)在这一节中，我们的兴趣和重点不是谁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了弥尔顿，而在于通过两个典型例证，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解读西方传教士对弥尔顿的推介，来彰显他们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开阔的心胸和批判的主动性。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1837)正月号题为《诗》的文章在谈到欧洲诗歌时写道：
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之诗词，并大英米里屯之诗。希腊诗翁推论列国，围征服城也，细讲性情之正曲、哀乐之原由，所以人事浃下天道，和马可谓诗中之魁。此诗翁兴于周朝穆王年间。……夫米里屯当顺治年间兴其诗，说始祖之驻乐园，因罪而逐也。自诗者见其沉雄俊逸之
，莫不景仰也。其词气壮，笔力绝不类，诗流转圜，美如弹丸。读之果可以使人兴起其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兴观其甚美矣，可以得其要妙也。其义奥而深于道者，其意度宏也。(黄时鉴：195)
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介绍弥尔顿及其《失乐园》的中文文字，不仅概括了《失乐园》的主要情节，而且准确描述了弥尔顿的文学风格，高度肯定了其道德、美学和哲学价值。尽管历史细节上有出入，⑩仍不失为一段美妙、可靠的文字。作者把弥尔顿与荷马并列，延续了德莱顿以来的传统，是对弥尔顿及其《失乐园》的崇高评价。但葛桂录将此文直接称为“中文最早介绍弥尔顿”，未免有些武断。因为正如周振鹤所提醒的那样，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最早或第一，我们“无须遽下断语，因为说无之难有点难于上青天的味道”。(周振鹤：58)杨周翰等著名学者的殷鉴不远，笔者也有过类似的教训。(11)所以，我更赞成黄时鉴的观点：“中文介绍荷马史诗，这段文字恐怕是最早的了。……中文介绍弥尔顿，此文似也是最早的。”谨慎比武断更有力量。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纂者熟稔《失乐园》，不仅体现在上述介绍和评论中，在其他地方也能找到蛛丝马迹。例如，道光甲午年(1834)四月号《始祖之愆》一文在亦步亦趋地根据《旧约·创世记》第三章第1—19节叙述了蛇引诱夏娃和亚当吃禁果的故事后，写道：“除人之外，神天造化神使等，其性太过人之本性。其中数位逆神主至上帝之权柄，违法且罹罪网。看人之嘉福，挟恨嫉妒。以谄言由媚诡犯皇上帝之诫，致人于灾祸。恶神者称魔鬼以蛇之状悮女，教之轻皇天上帝之禁。”(黄时鉴：112)这里天使反抗上帝、魔鬼利用蛇引诱人类的情节隐约可见《失乐园》的影响，尤其是“看人之嘉福，挟恨嫉妒”一句尤为明显。试比较《失乐园》第四卷第502—504行：撒旦在伊甸园中看到亚当和夏娃柔情蜜意地亲吻时，“那恶魔/嫉妒地侧过头，但仍羡慕不已地/恶意地侧目睨视”。(弥尔顿：上卷178)此处或许有伪经《亚当和夏娃的生平》的影响，(Charles：137)但从字句上判断，受到《失乐园》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根据黄时鉴的研究，丁酉年正月号开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纂者是中国益智会的传教士。传教士写《诗》这篇文章的原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汉人独诵李太白、国风等诗，而不吟咏欧罗巴诗词，忖思其外夷无文无词。可恨繙译不得之也。”(黄时鉴：195)原来，荷马和弥尔顿的例子是为了与《诗经》和李白相抗衡，证明欧罗巴“有文有词”。他的意思很明白：我们承认你们的李太白和国风，你们也要承认我们的“和马”和“米里屯”。那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中国读者有没有接受传教士的这一观点呢？有趣的是，我们确实有中国知识分子阅读和利用《诗》这篇文章的直接证据，传教士的努力没有白费。
梁廷枏(1796-1861)的名著《海国四说》之《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序于1844年)有云：
欧罗巴书尝盛称周康王时，有大辟王者，作《咏圣诗》垂后，又称穆王时，希腊国人马和所作之《推论列国诗》，及国朝顺治间英吉利国人米里屯所作之《论始祖驻乐园事诗》，并推为诗中之冠。据此，则西人亦尚吟咏。所云诗，固不自《圣书》始矣。(梁廷枏：7)
这里梁廷枏所谓“欧罗巴书”，显然是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有关马和(为“和马”之误)与米里屯来自前引道光丁酉年正月号《诗》一文，有关大辟王(即古代以色列国王大卫)来自道光戊戌年(1838)四月号《大辟王纪年》一文。(12)梁廷枏在自己的著作中充分吸收了源自“欧罗巴书”的新知，开明地得出结论：“西人亦尚吟咏”，承认西方有文有词，接受了传教士的观点。而且，梁廷枏将我们所说的《失乐园》命名为《论始祖驻乐园事诗》，起到了向国人介绍这一文学名著的作用。当然，梁廷枏由此推论出西方诗歌“固不自《圣书》(即《圣经》)始矣”是不对的，因为大卫的《咏圣诗》实际上就在《圣书》中(《旧约·诗篇》)。梁廷枏不了解这一点，所以犯了逻辑错误。
的确，正如黄时鉴所言，《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目的是“想藉以传教和维护西人的在华利益，但它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效果却是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的窗口”；“魏源、梁廷枏和徐继畲都读过《东西洋考》，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但笔者认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梁廷枏的实际影响比黄时鉴估计的要大要深。黄时鉴仅提及，《海国四说》中的《合省图说》有两处、《兰仑偶说》有一处引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而笔者的研究表明，梁廷枏在《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中至少引述了两期《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如果有心人做进一步调查的话，我相信还可以发现更多的影响证据。(13)黄时鉴的有关看法需要做出修正。
如果说梁廷枏对《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阅读和利用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时开阔的胸怀，那么，杨象济(1825-1878)对《中西通书》的解读则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外来文化时批判的主动性。虽然我们经过多方寻找尚未找到原书，但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出版于1855年、由艾约瑟(Joseph Edkins)编写的《中西通书》中有一篇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弥尔顿《失乐园》的内容。首先，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所著、1867年出版于上海的《新教来华传教士记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第189页明确记载：1855年的《中西通书》有56叶(leaves)，包括一篇介绍弥尔顿《失乐园》的文章(an account of Milton’s ‘Paradise Lost’)。其次，杨象济在他的文章《洋教所言多不合西人格致新理论》中，引用了《失乐园》第三卷中的一个细节，即撒旦向司日之天使乌烈儿问路，并且用小字注明：“失乐园诗见艾约瑟乙卯中西通书”。(14)乙卯即1855年，由此可见1855年的《中西通书》确实刊有比较详细介绍《失乐园》的文章，并且这篇文章给出了Paradise Lost现在的通行译名《失乐园》。
有趣的是，作为《中西通书》中介绍《失乐园》文章的读者，杨象济创造性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西人的格致学与其宗教宣传有矛盾：
失乐园诗曰：撤但(当为“撒但”之误)见太阳行空，乃化一小天使，问司日之天使，言欲往新造地球，司日者指示之。则是天空之表宛若有赤道、黄道之经络乎？其间任人之流行自在也。若据格致家言，行星、恒星俱有摄力，互相牵引，凡空中气质、流质、定质行近其轨道内，必为其所引。当撤但问司日者之时，其行近太阳可知，不知当时用何力离开太阳而不为太阳所引。此不合者二也。
杨象济从常识出发，认为马利亚“童女受孕”是“千古第一怪事”，耶稣有母无父，来历“暧昧不明”；同样，他对《失乐园》进行了科学解读，对撒旦如何克服万有引力提出了疑问。这一质疑是有效的，其角度在今天看来也是新颖的。当然，《失乐园》是文学作品，杨象济将其作为“洋教所言”进行攻击是值得商榷的。(也可能是艾约瑟把《失乐园》当作了宗教宣传品。)尽管如此，他的这篇文章还是受到时人的欢迎和高度评价。比如，大概是《皇朝经世文续编》的编者葛士濬在文后附言：“诸卷多误会题意，惟此作独得要领，且精于西学，足以关教士之口而夺其气。”可见当时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像梁廷枏和杨象济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本位出发，对基督教持反感、抵制和批判态度。梁廷枏甚至一厢情愿地以为，西人有一天会被孔孟“圣道”同化。虽然囿于历史局限，他们不能认清传教士进行文化侵略的本质，但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积极吸收西学新知——包括文学——的同时，对传教士的宗教宣传进行了批判和扬弃。当然，在客观效果上，梁廷枏和杨象济等人的书和文章也起到了介绍基督教的作用，尤其是梁廷枏的《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大半篇幅其实是在综述《旧约》和《新约》的内容。
三、其他传教士对弥尔顿的译介
晚清先进的中国人以“拿来主义”的精神积极引进介绍英国文学、包括弥尔顿的同时，不可否认，西方在华传教士也在介绍弥尔顿的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除了上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中西通书》外，1854年9月1日的《遐迩贯珍》在说教性文章《体性论》之后的“附记西国诗人语录一则”中，扼要介绍了米里顿即弥尔顿的生平，而且刊登了弥尔顿著名的十四行诗《论失明》(When I consider how my light is spent)的汉译，最近沈弘等论者称之为“最早的汉译英诗”。同样，笔者认为不宜断言“最早”，(15)而赞成周振鹤更为谨慎的态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就我们目前所知，弥尔顿是最早被翻译成汉语的英语诗人之一，如果不是最早的话。为了方便读者，引用译诗如下：
世茫茫兮，
我目已盲。
静言思之，
尚未半生。
天赋两目，
如托千金。
今我藏之，
其责难任。
嗟我目兮，
于我无用。
虽则无用，
我心郑重。
忠以计会，
虔以事主。
恐主归时，
纵刑无补。
嗟彼上帝，
既闭我瞳。
愚心自忖，
岂责我工。
忍耐之心，
可生奥义。
苍苍上帝，
不较所赐。
不较所赐，
岂较作事。
惟与我轭，
负之靡暨。
上帝惟皇，
在彼苍苍。
一呼其令，
万臣锵锵。
驶行水陆，
莫敢遑适。
彼侍立者，
都为其役。(16)
我们不难看出，译诗的质量是相当高的。那么，这首诗的译者是谁呢？关于这个棘手的问题，众说纷纭，因为《遐迩贯珍》上并没有署名。日本学者石田八洲雄推测译者为理雅各(James Legge)，沈弘等都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沈弘等认为译者“很可能”就是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王韬润色译文的可能性“并不是太大”。(沈弘等：51—52)；沈国威则认为译文有可能是艾约瑟和蒋敦复合作的作品。诸说都没有确证，而且不能排除有其他可能性。总之，也许诗的真实译者终究无从查考，但笔者倾向于赞成沈国威的评论——虽然我不认同他关于艾约瑟和蒋敦复合作的观点：“这首译诗格式严谨，风格高雅，无西人不可能做出如此程度的理解，而无中国士子，也写不出这样的诗。”(松浦章等：106)。大概是传教士和中国助手合作完成了这首名作高水平的汉译，尽管我们不能确定他们是何人。(Huang：51)
论者多将注意力放在四言译诗本身和译者身份的争论上(黄嘉音是例外)，其实，《遐迩贯珍》中关于米里顿的生平简介也是值得注意的，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对弥尔顿生平的中文介绍：
万历年间，英国有显名诗人，名米里顿者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少时从游名师颖悟异常，甫弱冠而学业成，一时为人所见重云。母死，后即遨游异国。曾到以大利，逗留几载，与诸名士抗衡。后旋归，值本国大乱，乃设帐授徒。复力于学，多著诗书行世，不胜枚举。后以著书之故，过耗精神，遂获丧明之惨，时年四十。终无怨天尤人之心。然其目虽已盲，而其著书犹复亹亹不倦，其中有书名曰乐囿之失者，诚前无古后无今之书也。且日事吟咏以自为慰籍，其诗极多，难以悉译。兹祇择其自咏目盲一首，详译于左。(17)
弥尔顿的形象在这里开始丰满起来。该文讲弥尔顿“曾到以大利，逗留几载”，这是不对的，因为弥尔顿从1638年5月到1639年7月在欧洲大陆旅游，历法国、瑞士、意大利三国，共计约一年零三个月。但除此之外，其他细节都是准确的，比如讲弥尔顿(1608-1674)生于“万历年间”(1573-1620)，“甫弱冠而学业成”(中国以二十岁为弱冠，弥尔顿1629年3月本科毕业时尚不满二十一岁)，四十岁时“获丧明之惨”(弥尔顿1648年左眼失明，1652年全部失明)等。而且该文指出，弥尔顿“有书名曰乐囿之失者，诚前无古后无今之书也”。“乐囿之失”是《失乐园》的另一个早期译名，对其空前绝后的高度评价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相互映照，起到了宣传弥尔顿杰作的作用。
另外，1850年代还有传教士的著作向中国读者介绍弥尔顿。让我们回到慕维廉和蒋敦复合作翻译(18)的《大英国志》(1856)。该书“高门穵中兴记”一节云：
自一千六百二十九年，查尔斯弟一立政自王出之法，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高门穵见废之日，凡三十有一年，国中士人考察之学，以及词章著述，彬彬日盛。……文人学士，书翰尤美，军国大事，布告之力居多。国中语言文字，博习精通。诗家首推密尔敦，作《失乐园》诗一首，凡十二卷，是为一代诗人之冠，风雅日盛。
这里的“查尔斯弟一”即英国国王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高门穵”应该是Commonwealth的音译，指1649年到1660年克伦威尔父子统治下的英伦三岛共和国。《大英国志》高度赞扬弥尔顿的诗歌成就，并指出《失乐园》共十二卷，强调它是鸿篇巨制。这一事实将被20世纪初的梁启超注意到，并由此感发中国的长篇之诗“尚未足也”。(Hao，1999：15)
《大英国志》对弥尔顿的推介虽然比较简略，但这本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很大。邹振环称《大英国志》“使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地了解了英国的政体演变、历史沿革和文化成就”。(邹振环：147)该书1856年初版后，在不到半个世纪中，刊刻至少九次，受到广泛的欢迎，影响远至日本。(19)直到19世纪末，中国学者仍高度重视这部力作，例如1896年，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把《大英国志》作为西国历史的主要著作进行特别推荐。(邹振环：148)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恰如其分地称《大英国志》是“被广泛阅读的历史书”。(Fairbank：580)比如，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1877年就读过该书，并在日记中认为慕维廉纪事“往往支离舛互，人名、地名又多异同牵混，甚不易读”。(郭嵩焘：147)这种负面评价恰恰表明郭嵩焘仔细阅读了《大英国志》。日本人冈本监辅编著的中文书《万国史记》在中国风行一时，(20)其中的“英吉利记”直接借用了慕维廉的《大英国志》，却没有给出出处。试比较：
自一千六百二十九年，查尔斯第一立君主政，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高门穵见废，凡三十有一年，国人考察之学，以及词章著述，彬彬日盛。……国中语言文字莫不博习精通。诗家密尔敦作《失乐园》诗，为一代宗匠。
“十二卷”的重要信息被省略了，对弥尔顿的赞美口吻也明显减弱。这一“剽窃”说明了《大英国志》的广泛影响，而颇受欢迎的《万国史记》本身也为传播弥尔顿做出了贡献。
总的来看，在华传教士对弥尔顿的介绍要比同时期的中国人更细致、更具体，而且由于他们熟悉弥尔顿的生平和作品，能够做出恰当的评价、甚至高水平的翻译。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接受外来文化时表现出开明的眼光和开阔的胸襟，以及批判的主动性。实际上，在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段，也有中国人阅读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847到1849年间，容闳在美国阅读了莎士比亚、狄更斯等英国作家。(Hao，1999：8—9)1873到1877年间，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背诵了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人的作品，据说辜鸿铭一生把《失乐园》背诵了五十遍。(Hao，2005)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注释：
①第一稿刊于《世界文学》1964年5月号，第136—43页；修订稿刊于《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332—42页。
②原文有标点，且人名用单柱标示。“锡的尼”即锡德尼、“斯本色”即斯宾塞、“拉勒”即雷利(Sir Walter Ralegh)、“倍根”即培根、“呼格”即胡克(Richard Hooker)，这些作家大致生活于伊丽莎白时代。邹振环认为，拉勒、呼格“不详，有可能是剧作家马洛和哲学家霍布斯不准确的音译”，误。(邹振环：132)
③该条目首先刊于《百科知识》1979年第4辑，第511页；正式出版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笔者非常尊重杨周翰先生，本文指出他的一个小失误是出于学术的公心。下文列举海内外学者的名字也是这样。
④李奭学：《莎士比亚入华百年》，载《中西文学因缘》(台北：联经出版社，1991)；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2页；李伟民：《光荣与梦想：莎士比亚在中国》(香港：天马出版社，2002)，第2页；郝岚：《莎士比亚的“前经典化”》，载《中西文化研究》(澳门)2008年第2期，第91-98页。
⑤该文刊于《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4期，第146—52页。同年，黄时鉴在他整理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也引用了《四洲志》中的这句话。
⑥张曼评注的《四洲志》第一个简体横排点校本(华夏出版社，2002)也误为“士达萨特、弥顿”。
⑦邹振环认为士达萨“或以为是哲学家斯宾塞”，误。(邹振环：334)
⑧参见洪九来《有关〈海国图志〉的版本流变问题》，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3期，第24—29页；吴泽等《魏源〈海国图志〉研究》、萧致治《评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对中日的影响》，二文载杨慎之等编《魏源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⑨参见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第163页。笔者尚未见到《[左口右英]咭唎纪略》原书。
⑩荷马的年代历来有争议，周穆王只能看作大致的对应。《失乐园》初版于1667年，再版于1674年，应为康熙年间，不是顺治年间。
(11)拙文开头讲："Milton's name first appeared in Chinese publications in 1839,when Lin Zexu had a book translated,compiled,and published as Accounts of Four Continents",误。(Hao,2005:93)
(12)梁廷枏同书又云：“大辟王当周康王三年……文风蔚起。王实号文魁，撰圣诗，赞咏上帝，且立礼仪崇拜焉”等等，也源自《大辟王纪年》一文。后者有言：“惟王为文魁，作圣诗赞美上帝，且立礼仪，以崇拜之也。”“周康王三年，大辟王登位。”等(黄时鉴：354)
(13)例如，在《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的结尾，梁廷枏提及“近日西人所纂《东西洋每月统记》”。(梁廷枏：48)
(14)该文见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图书集成局，1888)卷112，洋务十二，教务下，第11—12页。下一段中的引文出处同。该文不见于杨象济《汲庵文存》(杭州，1881)
(15)李奭学指出，若以国家而不以语种为限，艾儒略和张赓合作从拉丁文翻译的《圣梦歌》(1637)才是第一首中译“英”诗。见《读书》2008年第3期《中译第一首“英”诗〈圣梦歌〉》。
(16)参见松浦章等编著的《遐迩贯珍》影印本。沈弘和郭晖的引文错了两个字：“如耗千金”和“其责我工”。周振鹤的引文也错了两个字：“其实难任”和“既闭吾瞳”。
(17)参见松浦章等编著的《遐迩贯珍》影印本。沈弘等的引文有几个错字：“著名诗人”、“后旅归”、“乐园之失”、“且曰事吟咏”。
(18)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和邹振环均持是说。另，1894年弢园本《大英国志》卷首有“宝山蒋敦复剑大自序”，可为佐证。
(19)邹振环列举了《大英国志》的七种版本，包括初版仅北京大学图书馆就藏有这一名单之外的两种：1894年弢园本和1897年湖南上梅书局本。
(20)《万国史记》的版本及评价可参考文献所列邹振环专著。下面的引文出自上海申报馆印本(约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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