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大族与前秦、后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前秦论文,大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2-0054-06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北中国的历史进入十六国时代。就河西走廊而言，汉、氐、卢水胡等族先后建立了五个称“凉”的区域王国，而前秦、后秦也曾一度将势力深入河西，这些政权粉墨登场，共同演绎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活剧。敦煌大族自汉代形成以来，至西晋时发展到鼎盛阶段①。西晋末，中原大乱，他们退居河西本土，出仕于前凉王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②。376年，前凉被氐族前秦所灭，包括敦煌大族在内的河西汉族民众首次接受少数民族的统治，积淀近五个世纪的河西走廊汉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这对以儒家文化为传承根基的敦煌大族而言，无疑是个重大的考验。本文选取氐族建立的前秦、后凉两个王国，从敦煌大族的角度来探讨河西本土民众与外来胡族统治者之间的互相关系，力图揭示出敦煌大族在前秦、后凉王国中或显或隐的动向。
一、前秦的笼络措施与敦煌大族的拥护态度
前秦于376年灭前凉，到385年吕光杀凉州刺史梁熙，在河西割据建立后凉，前秦统治河西将近十年。由于统治时间短暂，加上僻处西北，学界对前秦统治河西史颇为忽略。蒋福亚《前秦史》一书中，只在第四章《苻坚统一北方》设有《灭凉》、《吕光西征》两节，主要讲述军事战争，而未涉及前秦对河西的统治过程③。一些五凉史论著仅关注于五凉王国，而对前秦、后秦统治河西的历史未加重视④。倒是佐藤智水在考察十六国敦煌历史时，论及了前秦河西史⑤。尤为可喜的是，随着河西各地、吐鲁番墓葬前秦文书、文物的出土，以及《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的出版⑥，学界对前秦统治河西的历史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填补了学术空白，呈现出良好的研究势头。
蒋福亚曾对前秦官员的民族身份作过统计，认为前秦实行氐族本位政治，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任官者比例不高⑦。然而在河西地区，前秦凉州刺史及其辖下的诸郡太守，则是各族皆用，如：凉州刺史梁熙(氐族)⑧、武威太守赵整(汉族)⑨、张掖太守慕容德(鲜卑族)⑩、晋昌太守李纯(汉族)、敦煌太守姚静(羌族)(11)，未见其推行氐族本位政策。这些人大多原为前秦官员，被派到河西担任州郡长官。同时，前秦也任用前凉旧僚或当地大族在河西为官，如金城赵凝(原前凉西平太守)为金城太守，高昌杨幹为高昌太守，均为汉族大姓；至于州郡佐官，在凉州刺史府中主要重用敦煌大族，《资治通鉴》卷104太元元年(376)条云：
以[张]天锡武威太守敦煌索泮为别驾，宋皓为主簿。
另外还有一些前凉旧僚，如晋兴太守陇西彭和正、凉州治中从事武兴苏膺、敦煌太守张烈等(12)，则被征入京城长安，担任前秦黄门侍郎、尚书郎等官。对于河西百姓，苻坚也采取了切实的安抚措施：
以凉州新附，复租赋一年。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孝悌力田爵二级，孤寡高年谷帛有差，女子百户牛酒，大酺三日。(13)
这一优惠政策涵盖面极广，包括男女老少、鳏寡孤独、孝悌力田等所有河西百姓。通过这些措施，前秦有效地笼络了前凉旧僚、河西汉族大姓及普通百姓，从而达到安抚河西民心、建立政治统治的目的。
索泮、宋皓属于本文讨论的敦煌大族，前者在《晋书》中附列在前秦末主《苻登载记》之后，同时还提到其弟索菱：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为冠族。泮少时游侠，及长，变节好学，有佐世才器。张天锡辅政，以泮为冠军、记室参军。天锡即位，拜司兵，历位禁中录事、执法御掾。州府肃然，郡县改迹。迁羽林左监，有勤干之称。出为中垒将军、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务宽和，戎夏怀其惠，天锡甚敬之。苻坚见而叹曰：“凉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别驾。
吕光既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获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将赴难京师，梁熙无状，绝孤归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恶！”泮厉色责光曰：“将军受诏讨叛胡，可受诏乱凉州邪？寡君何罪，而将军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报君父之雠，岂如逆氐彭济望风反叛！主灭臣死，礼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变。
弟菱，有俊才，仕张天锡为执法中郎、冗从右监。苻坚世至伏波将军、典农都尉，与泮俱被害。
出身于敦煌冠族的索泮，作为河西德望，是苻坚所称“凉州信多君子”的代表人物，前秦时出任凉州别驾，地位仅次于刺史梁熙。其弟索菱为典农都尉。苻坚曾向敦煌地区大量移民，史载“苻坚建元(365-384)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14)，加上河西原有的农业人口，数量不少(15)，索菱所任典农都尉之地位应颇重要，郭锋推测“索菱可能就是管理河西屯田的”(16)。索氏昆仲为苻坚所重用，即使在385年前秦亡国前夕，仍然誓死效忠之，坚决抗拒吕光军队，最终以身相殉，其名列诸史传。《晋书》卷115《苻丕载记》记载吕光回师河西：
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光。[梁]胤及光战于安弥，为光所败。武威太守彭济执熙迎光，光杀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奋威、督洪池已南诸军事、酒泉太守宋皓等，并为光所杀。
索泮初任凉州别驾，后转建威将军、西郡太守，前揭《苻登载记附索泮传》亦载“泮固郡不降”。与索氏兄弟一同遇害的宋皓，也出自敦煌大族(17)。前凉末，他劝说张天锡投降前秦，从安西将军被贬为宣威护军；前秦时出任凉州主簿，“西平郭护起兵攻秦，熙以皓为折冲将军，讨平之”(18)，稳定了前秦在河陇的统治，后来转任奋威将军、督洪池以南诸军事、酒泉太守。敦煌索、宋二氏以身殉秦，固然可以说是效忠于苻坚，但淝水战后，前秦实际上已经瓦解，他们抵抗氐族吕光统率的东归军队，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们效忠于凉州刺史梁熙，并借此维护汉族在河西的统治，保卫自己的家园。索泮在斥责吕光时所说的“寡君”、“君父”及“主灭臣死”中的“主”，就是遭吕杀害的梁熙，而非苻坚。在索泮看来，梁熙和他之间已经形成了主臣关系(19)。
梁熙在刺凉期间，团结以敦煌大族为首的河西汉族百姓，维持了河西走廊近十年的稳定局面。相反，吕光军队进入河西，在酒泉击败梁胤后，“于是四山胡夷皆来款附”(20)，武威太守氐族彭济亦执梁熙降光，则表明河西各少数民族是拥护氐族吕光的。这种胡汉分野，或许也从侧面印证了前秦梁熙治凉是颇为倚赖汉族民众的，所以敦煌大族索、宋等氏才会亲附于前秦。事实上，早在前凉末期，“王猛获张天锡将敦煌阴据及甲士五千，坚既东平六州，西擒杨纂，欲以德怀远，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获还凉州”(21)，已经展露出前秦对河西军民的宽容与招抚姿态，自然也就容易博得敦煌大族阴据等人的拥护。
此外，前秦对敦煌名士郭瑀也极尽礼遇，征召入京或遣生就业。《晋书》卷94《郭瑀传》云：“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及天锡灭，苻坚又以安车征瑀定礼仪，会父丧而止，太守辛章遣书生三百人就受业焉”。郭瑀虽然不是敦煌大族，但撰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授业弟子多达千余人，是位颇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前秦国主苻坚以礼征召，太守辛章也遣生受业，可谓备尽礼仪。尊崇敦煌学者，反映前秦采取宽容开明的统治方式，赢得了敦煌乃至整个河西汉族民众的支持。
若据上述，前秦对河西的统治颇得当地汉族民众的人心，敦煌大族也对前秦王国持支持态度，但是，吐鲁番出土《大周故游击将军上柱国张君(礼臣)墓志铭并序》则曰：
属符坚肆虐，梴扰五凉。避难西奔，奄居右地。
所谓“符坚肆虐，梴扰五凉”，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专指376年前秦动用武力击灭前凉，并“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五品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22)，也许张礼臣的祖先恰在被徙之列，或遭到经济上的掠夺，遂避难西奔高昌。吐鲁番还出土了其祖张雄、父张怀寂的墓志，《唐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张君(雄)夫人永安太郡君麹氏墓志铭并序》云：“天分翼轸之星，地列敦煌之郡。……则有寻源昆阆，倚柱凉城。跗萼散于前庭，波澜流于右地。因家遂久，避代不归，故为高昌人焉”；《大周故中散大夫行茂州都督府司马上柱国张府君(怀寂)墓志铭并序》亦曰：“襄避霍难，西宅敦煌。余裔迁波，奄居蒲渚，遂为高昌人也”(23)，可见张氏确为敦煌大族，前秦时西迁高昌。在三方墓志中，只有张礼臣墓志铭说到了“符坚肆虐，梴扰五凉”的话，而其祖、父墓志铭中均未提及，这些墓志均撰于唐代，距离前秦统治河西已有三百多年，其追述祖先往事是否确切，尚有待证实。第二种理解，是指前秦在统治河西的整个十年间实施了暴虐统治。西凉末，主簿氾称上疏云：
梁熙既为凉州，藉秦氏兵乱，规有全凉之地，外不抚百姓，内多聚敛，建元十九年(383)姑臧南门崩，陨石于闲豫堂，二十年而吕光东反(返)，子败于前，身戮于后(24)。
氾称所言虽属隔朝追述，但距离前秦梁熙刺凉才三四十年，可信度较高。从前秦攻克姑臧后对河西官民征收1.3“万斤”金银来看，氾称所论梁熙“内多聚敛”一语应该属实，这其实是前秦推行剥削较重的经济政策所致。蒋福亚、贾小军均据此对梁熙持批判态度(25)，但司马光却对梁熙治凉褒赞有加，云：
梁熙清俭爱民，河右安之。(26)
王素也指出，梁熙在刺凉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克己安民；重用土著；招抚西域(27)。虽然梁熙执行了前秦的经济剥削政策，但对河西的整体统治而言，则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在政治上对前凉旧僚与河西大族加以笼络，任用敦煌大族索泮、宋皓及金城大族赵凝等为官，维持了河西地区的政治稳定，同时也实践了苻坚“以德怀远”的德治主义(28)。至于张礼臣的祖先西奔高昌，或许仅为个例，甚至有可能跟梁熙开拓经营西域有关(29)。
二、后凉的氐族本位暴政与敦煌大族的反吕态度
383年苻坚在淝水战败，导致前秦王国迅速走向瓦解，两年后河西被出征西域的氐族吕光所占，割据自立，建立了后凉王国。关于后凉施行极端的氐族本位政策及其暴政，从古到今的所有历史著作都众口一词地予以抨击(30)，此不赘论。本节主要从敦煌大族的角度出发，考察以其为代表的河西汉族民众与氐族后凉王国之间的关系。
后藤勝将后凉官僚分为汉人名族、胡族大姓两类，前者以杨氏为首，另有杜、王、尹、宋、索诸氏；后者主要是卢水胡沮渠氏，兼梁、金、史氏等“四夷之豪俊”。(31)其中，宋、索二氏为敦煌大族。《魏书》卷52《宋繇传》云：
宋繇，字体业，敦煌人也。……吕光时，举秀才，除郎中。后奔段业，业拜繇中散、常侍。
后凉实行察举制度，宋繇被举为秀才，官拜郎中，但他后来不满于吕光的统治，西向投奔北凉段业。他与前揭被吕光杀害的宋皓有何亲属关系，尚不得而知，但应出自同一家族无疑。403年后秦灭后凉，新任凉州刺史王尚辟任河陇士人为佐官，如“凉州别驾宗敞、治中张穆、主簿边宪、胡威等”(32)，其中张穆出自敦煌大族(33)，他很可能是后凉旧僚，之后历仕于后秦、南凉、北凉。后藤勝所言索氏，没有说明具体人物，或许是指索嗣(34)。屠乔孙、项琳辑《十六国春秋》卷84《后凉录四·宗燮》云：“宗燮，敦煌人，仕[吕]纂为骑都尉、尚书仆射”，但据《魏书》卷52《宗钦传》记载：“宗钦，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吕光太常卿”，同卷《胡叟传》还提到“金城宗舒”，可见宗为金城著姓，屠、项二氏把金城宗燮的籍贯误系为敦煌，显然不确。屠、项辑本还提到后凉国主吕绍之妻：
张氏，敦煌人，本隐王绍之美人也。(35)
《晋书》卷96《列女·吕纂妻杨氏传》后附有张氏小传，然未言籍贯，不知屠本何据？张氏是否出自敦煌大族，有待其他史料证实。郭锋指出，后凉河西诸郡太守多由西征将领担任，“中央机构，则间用河西士人”，并举出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王详，尚书沮渠罗仇、段业，侍中房晷，中书侍郎杨颖，散骑常侍、太常令郭黁等人(36)。临松沮渠罗仇、西平郭黁是河西人，但段业、杨颖皆随吕光西征而来，分别望称京兆、弘农，王详、房晷则不详所出，根本没有提到敦煌人。总的看来，敦煌大族在后凉王国中任官者极少，这正如李聚宝所说：“敦煌豪族对吕氏后凉政权的态度远不及对待前凉那样热情和忠心”(37)，这应该跟后凉实行极端的氐族本位政策有关。
终吕光之世，敦煌大族一直积极地参与造反，试图推翻后凉王国的统治。这样的起义主要有两次，都是先在河西东部地区发起，西边的敦煌大族起而响应。
第一次发生在386-387年，原前凉世子张大豫在王穆的帮助下密谋复辟，得到了河西汉族焦松、鲜卑族秃发思复鞬的支持，攻陷昌松郡，进逼姑臧。《晋书》卷122《吕光载记》云：
王穆谏曰：“吕光粮丰城固，甲兵精锐，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岭西，厉兵积粟，东向而争，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从，乃遣穆求救于岭西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及阎袭起兵应之。
“岭西”指删丹岭以西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区(38)，王穆提出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练兵积粮，积聚实力，然后东向与后凉相争。吕光闻听此计，说：“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39)，这说明河西西部的汉族民众是反对氐族后凉的，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等人纷纷起兵响应，“有众三万”(40)。值得注意的是，王穆还亲至酒泉，西向联络敦煌大族索嘏、名士郭瑀，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晋书》卷94《隐逸·郭瑀传》云：
及苻氏之末，略阳王穆起兵酒泉，以应张大豫，遣使招瑀。瑀叹曰：“临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长；脉病三年，不豫绝其餐馈。鲁连在赵，义不结舌，况人将左衽而不救之！”乃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东应王穆。穆以瑀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
此时，前秦苻丕在晋阳称帝，故传称“苻氏之末”，在河西则已进入后凉时代。郭瑀作为一名学者，在前凉、前秦时不应朝廷征辟，隐居于祁连山中聚徒授学，但到后凉初却毅然投身于起义洪流，目的就是他所说的救人于“左衽”，反映了河西汉人反抗氐族后凉、维护汉族利益的决心。郭瑀虽有上千弟子，但毕竟没有军事资本，所以又联合了本地有实力的大族索嘏，很快募得一支五千人的部队和三万石粮草，响应张大豫、王穆的起兵。李聚宝认为，“这是苻秦统治敦煌末期，敦煌政治生活上的一件大事。这一历史事件充分说明，敦煌豪族大姓与前凉政权有着生死依存的深厚关系，他们信不过前秦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因而试图花很大的代价恢复前凉的统治，但是没有成功”(41)。当时河西已为吕光所统治，应该说敦煌大族是信不过氐族后凉，响应前凉后裔张大豫的起兵，试图在河西走廊重建汉人的统治。可惜张大豫没有采纳王穆席卷岭西的策略，而与吕光激战于姑臧，战败后在逃跑途中被执送姑臧斩首；而王穆则西奔投靠建康太守李隰，稍后“穆袭据酒泉，自称大将军、凉州牧”，(42)也建立了割据政权。
387年，后凉内部叛乱四起，西平太守康宁、张掖太守彭晃举兵谋叛，“晃东结康宁，西通王穆”(43)，但被吕光挥师平定。王穆是陇右略阳人，他得到敦煌大族索嘏等人的支持，才得以在河西西部立足。然而他又猜忌索嘏，导致内部分裂，自相残杀。《晋书》卷122《吕光载记》云：
王穆以其党索嘏为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众攻嘏。光闻之，谓诸将曰：“二虏相攻，此成擒也”。
卷94《隐逸·郭瑀传》亦载，“穆惑于谗间，西伐索嘏”，郭瑀谏而不听，遂出走南山，饮气而卒；而吕光则坐收渔翁之利，“率步骑二万攻酒泉，克之，进次凉兴。穆引师东还，路中众散，穆单骑奔骍马，骍马令郭文斩首送之”(44)。凉兴是敦煌郡东部的属县，后凉军队未能攻入敦煌，显示了以索嘏为首的敦煌大族的实力；而失去了敦煌大族的支持，王穆是难以在河西西部站稳脚跟的。
第二次发生在397年，后凉散骑常侍、太常西平郭黁起兵造反。他通晓阴阳、天文，民间称之为“圣人”(45)。郭黁先与左仆射王详拥田胡王乞基为主，后又推将军杨轨为盟主，但都被吕纂击败，逃奔西秦。郭黁与敦煌大族的关系颇为密切，《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云：
尝与吕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谓繇曰：“君当位极人臣，李君有国土之分，家有騧草马生白额驹，此其时也。”
郭黁与敦煌大族宋繇及其同母异父兄李玄盛(即李暠)有同宿之雅，关系颇为亲密。他建议李暠兄弟等待时机，反叛后凉，独立建国。虽然建国之语未必可信，但三人的谈话已反映出他们对吕光统治的不满，河西东西部的汉族大姓联合密谋，企图推翻氐族后凉的统治。当郭黁起兵反吕之时，自然会联络宋繇、李暠，获取敦煌大族的支持，对吕光形成东西夹攻之势。《资治通鉴》卷109隆安元年(397)条云：
凉人张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于休屠城，与黁共推凉后将军杨轨为盟主。
前揭《李玄盛传》又记：“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颇疑郭黁兵败以后，张捷、宋生招集的三千军队裹挟民众西奔敦煌、晋昌，张、宋二人很可能是敦煌大族。
三、结语
从376年前秦灭前凉，到403年后秦灭后凉，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先后为前秦、后凉所统治。尽管这两个政权均为氐族所建，但它们采取的措施却大不相同，导致以敦煌大族为代表的河西民众也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
前秦的统治重心在中原，对河西除了在经济上加重剥削外，在政治上则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没有把氐族本位政治施加于河西走廊，而是任用氐、羌、鲜卑、汉等各族官员，尤其是曾为前凉旧僚的敦煌大姓，共同统治河西，并且礼待敦煌士人，借以收拢人心。这种笼络措施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使大多敦煌大族对前秦王国持支持态度，敦煌索泮兄弟及宋皓甚至以身殉秦。
相反，后凉尽管立国河西，却施行了极端的氐族本位政策。不仅杀害了敦煌大族索泮兄弟、宋皓(46)，以及凉州名士姚皓、尹景等十余人，而且还诛戮汉人功臣杜进等人，连京兆段业也起兵自立，叛离后凉。从吕光初期的王穆起义，到末年的郭黁造反，以索嘏、宋繇为代表的敦煌大族自始至终都在反抗氐族后凉的统治。敦煌名士郭瑀以救人于左衽为己任，真实地反映了河西汉族民众反对后凉氐族的本位暴政。
附记：承蒙南京师大刘进宝教授垂约撰稿，原文为《十六国后期敦煌大族的动向考析》，因篇幅过长，故抽出其中第一部分，稍加演绎，成为今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赵晓芳给我提供了関尾史郎教授的论文，对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并帮助指出了初稿中的若干错字。在此对以上师友同学一并深致谢忱！
注释：
①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第100-116页。
②冯培红：《敦煌大族与前凉王国》，《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XIV，2009年，第93-129页。
③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37-146、166-172页。
④齐陈骏、陆庆夫、郭锋：《五凉史略》，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洪涛：《五凉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赵向群：《五凉史探》，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⑤榎一雄责任编集：《講座敦煌》第2卷《敦煌の歴史》Ⅱ《五胡十六国から南北朝時代》三《前秦と後涼》(佐藤智水撰)，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57-60页。
⑥赵向群：《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三章第二节《前秦》，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6-199页；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第四章之二《前秦、后凉时期的河西形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9-93页。
⑦蒋福亚：《前秦史》，第218-221页。
⑧崔鸿著，屠乔孙、项琳辑：《十六国春秋》卷42《前秦录十·梁谠》云：“梁谠，字伯言，略阳氐人也。……谠与弟熙”，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载记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新1版，第463册，第671页。不过，関尾史郎推测梁熙可能是匈奴系的胡族；王素似乎误读了関尾氏的观点，云：“关史尾郎(当作‘关尾史郎’)先生……他考证：梁熙与姚苌并不仅仅是旧交。姚氏为南安羌人，梁熙很可能是安定羌人”，并将梁熙是羌族视作定论。参関尾史郎：《“白雀”臆説——〈吐魯番出土文書〉劄記補遺》，《上智史学》第32号，1987年，第74-77、80页；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第三章第二节《前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40-146页。
⑨崔鸿著，屠乔孙、项琳辑：《十六国春秋》卷42《前秦录十·赵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载记类，第463册，第679页。
⑩房玄龄等：《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61页。
(11)《晋书》卷115《苻丕载记》，第2943页。
(1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4太元元年(376)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276页。彭和正、苏膺名前皆冠郡望，独张烈无之，或许张烈是敦煌人，因其为本郡太守而略书郡望。
(13)《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99页。
(14)《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3页。
(15)齐陈骏、章一平认为，前秦时河西有14万人，见《河西历代人口简述》，齐陈骏：《河西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16)齐陈骏、陆庆夫、郭锋：《五凉史略》第三章《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郭锋撰)，第51页。
(17)《资治通鉴》卷104太元元年(376)条记“敦煌宋皓”，第3275页。关于敦煌宋氏，参施光明：《西州大姓敦煌宋氏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166-177页。
(18)《资治通鉴》卷104太元元年(376)条，第3275-3276页。
(19)《资治通鉴》卷114义熙二年(406)条记载，武威孟祎曰：“昔张文王始为此堂，于今百年，十有二主矣”，胡三省注：“张骏卒，私谥曰文王。张氏自骏至重华、曜灵、祚、玄靓、天锡凡六主，梁熙、吕光、吕绍、吕纂、吕隆、王尚又六主，通十二主”，第3591页。孟祎把前秦、后秦凉州刺史梁熙、王尚也都称作“主”，即河西的统治者。
(20)《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6页。
(21)《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94页。
(22)《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98页。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第91-92页据此认为，前秦“治凉的主要落脚点，在于打击河西著姓势力”，“对河西经济赤裸裸的掠夺”，对前秦统治河西持批判态度。
(23)这三方墓志的图版及录文，分别见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下册，第610-612、585-591、595-597页。
(24)《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附子李士业传》，第2269页。
(25)蒋福亚：《前秦史》，第257页；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第91-93页。
(26)《资治通鉴》卷104太元元年(376)条，第3276页。
(27)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第145页。
(28)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三章《五胡十六国史上苻坚的位置》，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4-86页。此书谈到了前秦灭前凉、吕光西征时苻坚施行“以德怀远”的统治原则，对梁熙治凉应当有指导性的影响。
(29)《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云：“梁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第2900页。
(30)《晋书》卷122《吕光吕纂吕隆载记》“史臣曰”，第3072页；齐陈骏、陆庆夫、郭锋：《五凉史略》第三章《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郭锋撰)，第60-66页。
(31)后藤勝：《河西王国の性格について》，《歴史教育》第15卷第9·10合併号，1967年，第32页。然他说杨氏出身于天水郡的汉族，不知所据为何？《晋书》卷122《吕光载记》载其部将有“弘农杨颖”，第3054页；《资治通鉴》卷109隆安元年(397)条云：“[杨]轨，略阳氐也”，第3457页。这些后凉王国中的杨氏官员，并非天水汉族。又，胡族也不仅限于后藤氏所列者，另有鲜卑族慕容、乞伏氏，羌族姚、彭氏，粟特康、史氏，卢水胡沮渠氏，田胡王氏，即序胡安氏(以上见《晋书》卷122《吕光吕纂吕隆载记》，第3054-3070页)，以及氐族彭氏(见同书卷115《苻登载记索泮传》，第2954页)。
(32)《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87页。
(33)《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云：“以敦煌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擢拜中书侍郎”，第3195页。
(34)索嗣在段业北凉王国中官任右卫将军，段业曾仕于后凉，索嗣当亦如之。
(35)崔鸿著，屠乔孙、项琳辑：《十六国春秋》卷84《后凉录四·绍美人张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载记类，第463册，第996页。
(36)齐陈骏、陆庆夫、郭锋：《五凉史略》第三章《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郭锋撰)，第61页。
(37)李聚宝：《十六国时期敦煌的政治状况》，《兰州学刊》1987年第3期，第82页。孙晓林对敦煌令狐氏与五凉王国的关系做过分析，指出“令狐氏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时隐时显……在隐显之间，似乎令狐氏有选择地与汉族政权取积极合作的态度”，而在氐族后凉王国中则未见令狐氏的踪迹。见《汉——十六国敦煌令狐氏述略》，《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4期，第96页。
(38)《资治通鉴》卷111隆安四年(400)条胡三省注：“自姑臧西北出张掖，其间有大岭，度岭而西，西郡当其要”；卷112隆安五年(401)条胡注：“姑臧南有洪池岭，西有丹岭，一作‘删丹岭’”，第3511、3518页。可知岭西即指删丹岭以西。
(39)《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7页。
(40)《资治通鉴》卷106太元十一年(386)条，第3360页。
(41)李聚宝：《十六国时期敦煌的政治状况》，《兰州学刊》1987年第3期，第82页。
(42)《资治通鉴》卷107太元十二年(387)条，第3379页。
(43)《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8页。
(44)《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9页。
(45)《晋书》卷95《艺术·郭黁传》，第2498页。
(46)佐藤智水指出，敦煌索、宋二氏认为前秦与后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后者对凉州豪族持排斥态度。参榎一雄责任编集：《講座敦煌》第2卷《敦煌の歴史》Ⅱ《五胡十六国から南北朝時代》三《前秦と後涼》(佐藤智水撰)，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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