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阑听雨——毛泽东晚年诗作评述（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作论文,晚年论文,听雨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60年代中期开始，新中国文坛在惊风密雨中度日如年的时候，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有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他的诗人心路，和文坛之路，仿佛是并行而进，但却时有交错。
1965年夏日的一天，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后，闲谈起来。她问毛泽东最近有没有写新的诗词，说：“很久没有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
不知道毛泽东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反正在9月间，他就给邓颖超写去一信，说：“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改，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所谓“压迫”云云，不过是玩笑之语。“压迫”之下，除了应酬之作，鲜有好诗。况且毛泽东写诗，很难从命于别人的“压迫”，大多是有感而发，因事而作，缘情而出。
恰恰是1965年前后，毛泽东写了十来首作品，这是他的诗词创作中最后一个比较集中的时期。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社会背景，不言自明，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这期间所写的，大多是咏史之作——咏几十年革命之史，赞几十年沧桑变化。
咏史，实际上就是在昨天和今天之间，架起一座思想之桥。
他给邓颖超寄去的，是刚刚写就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是他这年5月下旬重回井冈山时构思写作的。
据当时陪同毛泽东回井冈山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汪东兴5月22日日记记载：
乘汽车由永新县向宁冈县井冈山方向开去，天黑之前就到了井冈山山腰处的茅坪的八角楼。这里是毛主席当年工作和住过的地方。根据主席的意思，我们一行人没有下车，坐在车上围绕八角楼转了一圈。毛主席非常关注地看着八角楼，引起他无限的回忆。
由此不远即到达黄洋界。车刚一停，主席就下车快步走向山顶。毛主席满怀豪情地指着黄洋界周围的山峰叠嶂对我们说：“这就是黄洋界！当年我们就是利用黄洋界的险要地形，经过和敌人的几次较量，把敌人赶下了山。那时为了减少伤亡，保存自己，我们在这里构筑了一些工事，给敌人很大打击。”接着，主席说：“东兴同志，你去那边看看，还有没有当年工事的痕迹？”我按主席指示的方向去查看了附近的地形，回到主席身边向主席汇报说：“主席，有几个地方还依稀可以看出有当年构筑的壕沟式工事在。”[1]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是在5月27日这天下午写的。当时他还以“念奴娇”词牌写了一首《井冈山》，构思和语境与《重上井冈山》大体相似，或许是先写的“念奴娇”，觉得不太满意，便换成“水调歌头”重写。如果加上当年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写的《西江月·井冈山》，他一生以此山为题便写了三首词。
的确，井冈山是毛泽东作为革命家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的起点，是培养他的军事天才的摇篮，也是他作为别具一格的马背诗人的起点。这座南方的普通的山脉在他的心目中占据着何等份量，是可想而知的了。难怪，我们从保存下来的一段电影资料中看到这样一个镜头：72岁的毛泽东甩掉跟随的人群，独自大步地走向一峰峦崖边，然后神色凝重地伫立眺望。我们不知道他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知道一个新的战略构想正在他胸中酝酿，一场新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经露出前兆；还知道他后来常常说，大不了再重新回到井冈山打游击！
这次回井冈山，离他1927年引兵井冈，开创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整整38年了。38年前，他在井冈山上苦斗时写的那首《西江月·井冈山》里说，山上山下，布满一片“鼓角”、“旌旗”、“炮声”。这次“故地重来何所见”？这是毛泽东在两首新作里以大量笔墨所描写的。一说是：“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一说是：“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所见是令他高兴的。但这不是他写诗的目的，不是他诗中的要谛。正像38年前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时刻，“我自岿然不动”一样，这次重返故地，他要说的心里话是：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犹记当年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念奴娇·井冈山》
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38年的历史步伐，留下的除了“莺歌燕舞”的如画江山以外，更重要的是沉淀着这样一种豪情——“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激发着这样一种意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些豪情意志，既是昨天的历史积累下来的精神和情感，也是创造今天和未来的动力和信心。而眼下最要紧的，是要运用和激发这种“天际悬明月”般的豪情意志，让捣乱的“万怪”们“烟消云落”。
且注意，这里的“万怪”所指为何？
当然首先是指已经被历史荡涤一过的反动势力。但是，那毕竟是有些遥远的事情了。毛泽东是现实主义者，在1965年，他心目中的“万怪”，更多的是被他视为主要危险的国内外“修正主义者”。
这不是孤证，也不是猜测。1965年1月，中央在一个被简称为“二十三条”的文件中，明确提出，当时正大力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月间，苏共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会议，中国的《人民日报》等发表编辑部文章，说这次会议是修正主义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这年秋冬之际，毛泽东还写了几首反修诗词。9月间写成寄给邓颖超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其语码和语境，在嘲笑和蔑视中，一如过去的“打鬼”，一如当前的“消怪”。
《念奴娇·鸟儿问答》所嘲笑的，是1963年8月5日，苏联同美国、英国订立《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一事。本来，订立这样的条约，是应该欢迎的，因为它尽管是一纸空文，但毕竟在形式上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可是，如果联系当时的背景，苏联这样搞则确有引发中国政治家义愤的地方。此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刚刚举行了旨在结束中苏两党论战的会谈；为了打破核垄断，中国核武器试验的成功正处于指日可待的时刻；中苏之间是签订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国家，可苏联同西方订立三家条约，却没有事先通知中国。这样一来，这个甚至包括限制中国拥有核武器的三家条约，无疑是在旧的裂痕之上，在中苏两党的关系中又蒙上了新的阴影。而且，搞“核俱乐部”和“核霸权”的做法，不仅中国，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反对的。
于是，毛泽东在词中借扶摇直上九万里天空的鲲鹏的视野，揶揄被炮火吓坏了的蓬间小雀的行为：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是毛泽东生前定稿后同意正式发表的写作时间最晚的一首词。古典浪漫文化和现代政治思潮，庄子虚构的自由飘洒的鲲鹏意象和指喻胆小无奈的“修正主义”蓬雀行为，被诗人的联想编织在一组生动的画面里，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一如既往的超越时空的遨游中，也多少透露出晚年毛泽东的诗怀在嘲讽和对比中，越来越显得直露和急迫。“不须放屁”的渲泄，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坚定的意志信仰和果决的政治判断及选择，但突兀的主观情绪，同时也划破了完整的诗意空间，与精心营造的艺术物象脱节断裂了。这种令人遗憾的败笔，显然源自他晚年做重大政治决策时逐渐远离科学的迷误境地。在他稍后留下的文字中，“雀儿”们变成了“蛇神牛鬼”、“蚊呐蝇虻”和“餮蚊”，而且闹腾得很欢、很忙。毛泽东犹如那胸怀大志凌空翱翔的鲲鹏，决心“一声霹雳惊天下，踏天磨斧鬼魂销”。
怎样才能了结世事，一扫风烟大地清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自然也带着“重整河山”的思绪，在写完《念奴娇·鸟儿问答》不久，毛泽东又一次南下了。这一走，就是八个月，是他建国后离开首都时间最长的一次旅行。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这八个月，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八个月，也是最惊心动魄的八个月。他走的时候，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他回到北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如滔滔洪水，漫天波涌。历史前行的所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曲折故事，都是在这八个月当中上演的。在南方的八个月中，毛泽东当然以战略家的政治胸怀做了很多大事，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山雨欲来的形势，以诗人的嗅觉辨别飘散在故事里的细微末节，以诗人的笔触抒发他的内心感受。当时7月16日以73岁高龄在武汉长江里搏击一番回到北京以后，历史所要完成的事情，只是按先前构想的轨迹朝前滚动就是了。而毛泽东在这背后的诗情心声，就是两首七律：《洪都》和《有所思》。
毛泽东1966年12月初到杭州的时候，还召去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几位党内“秀才”，说是要研究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的事。但他此时真正的注意力似乎并不在此。到杭州不久，他即去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正是在这个会议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受到批判。12月21日，毛泽东回到杭州，24日抽空去了一趟南昌，住进了赣江边上的一座宾馆。
不知为什么，半年前那次重上井冈山，他没有在南昌驻足。但南昌却是他60年代常去的地方。南昌旧时别称洪都，历史上起码有两件事特别让毛泽东感怀。一件是被他称为“英俊天才”的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这里写下了千古佳作《滕王阁序》，毛泽东几次书写其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还专门写了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来考证王勃作此序时的年龄。再一件就是众所周知的了，近40年前这里爆发的起义走出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第一支军队，他们当中后来有六位开国元帅。然而，这些似乎都随岁月之河漂流远去。作为敏感的并面临重大现实决策的政治家，毛泽东或许会在滕王阁下徘徊观赏，也许会到江西大旅社八一起义旧址凭吊感念，但眼前的赣江之水无疑承载着他的现实思绪流向未来。因此，此时写下的《七律·洪都》，却并非吟咏洪都之事：
到得洪都又一年，
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
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
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
江草江花处处鲜。
毛泽东1964年曾来过一次南昌，所以说此番一行是“又一年”。这时候他已经72岁，于是生出“鬓雪飞来”的感慨，并有“成废料”的自嘲，这自嘲当然不是古稀年华的自怜，相反，倒是充满信心的豁达和诙谐。他坚信自己的身后和历史的前面，有长在的“彩云”和“新天”，可能是暗喻马列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理想；更有后浪推前浪一般层出不穷的后继者。他依据的是变换了旗帜的大好河山，鼓舞他的是一批坚信马列的滚滚“后浪”。
在谙熟历史演变的毛泽东看来，这些后继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气质呢？
有意思的是，诗中专门写了东晋初年祖逖、刘琨两人的故事。而南昌同祖逖、刘琨并没有直接关联，由此可知，写二人不是很自然的联想，不是随手之笔，而是有所指的借古思今。
毛泽东在诗中写出古人“击楫”、“闻鸡”、“挥鞭”这些事情，其不老雄心跃然纸上，更重要的是，他要用历史上这类民族精神来激励后来者，要他们像祖逖、刘琨那样“闻鸡起舞”，“多难兴邦”。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中国，不正是多事多难的年代吗？
在写这首诗之前，毛泽东正在读《五代史》，翻到《庄宗纪》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有一首描写后唐庄宗指挥三垂冈战役的诗：“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作者是一个不大出名的浙江人，叫严遂成，清代人。毛泽东一时想不起来了，就写了张条子让秘书田家英查一下，在条子上，他把全诗默写了下来，还注明这首诗是“歌颂李克用父子”的。《庄宗纪》里记载，在李存勖5岁的时候，李克用带他到三垂冈打猎，在冈上置酒作乐时，李克用让人演奏一首《百年歌》，“陈其衰老之状，声调凄苦”。然后，李克用捋着胡须说：“我老了，但壮心不已。20年后，我这个儿子要在这里打一仗。”毛泽东很可能是读到这些内容，才想起要了解严遂成写的《三垂冈》的，显然是从中体会到什么了。
读史而共鸣于李克用父子“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察今而感叹于自己和中国“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历史和现实，两般境象，却一样体会，一样心情。
在南昌住了几天，毛泽东又回到了杭州，接着在那里讲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还没有“打中要害”之类的话。北京和上海经过一番微妙的对峙后，随着1966年春天的来临，中国的首都终于烦躁多事起来，逐步走向了毛泽东构想和期待的“文化大革命”。身处南国的毛泽东一直到6月15日才离开古称“武林”的杭州，途经长沙于17日回到故乡韶山，在埋葬他爷爷的那座山的脚下一处当时极为保密的山洞里住了十几天，28日北上黄鹤白云的武汉。这期间，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2]于是，从南方遥望北京，他在6月间写下了《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
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池。
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是公开披露的毛泽东一生中写的最后一首有关现实题材和唯一一首直接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有人认为也是1996年新收入《毛泽东诗词集》的17首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首。但在毛泽东生前，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如今保存下来的是经他审定过的抄件。该诗当时没有以任何形式流传出来，可能有许多原因，但与作者在诗中表达的复杂心境不能没有关系。
1966年6月“神都有事”，显然指“文化大革命”狂飚突起。“又来南国踏芳枝”云云，语句虽很轻松，但作者的心情想来未必如遥远的空间距离所显示的那样作壁上观，也不像50年代中期在杭州写《五云山》、《看山》、《莫干山》那样透明舒坦。随后的“青松”“败叶”两句，虽可视为对“踏芳”所见的描摹，但这种描摹显然不是客观和冷静的，这里没有在自然景观面前赏心悦目的感觉，给人们的倒是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息，因此可视之为对“破旧立新”和“兴无灭资”这一“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举措和宗旨的暗喻。由此，才直接引出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在表现形式及其意义的赞美和畅想：“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如果要找出这几句诗背后折射的理性思路的话，我想，一个月前毛泽东亲自修改、增写和审定的《五·一六通知》中所表达的意思是最清楚不过的：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正是这种在毛泽东看来党的事业处于危机中的理性思路，孕育出他的诗意情感一方面是“风雷惊世界”的感奋和期待，相信这场运动能够拯救危机，改变环宇；另一方面，这场运动毕竟刚刚开始，其命运如何，干部和群众能否理解自己的用心，是否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不能不考虑，不能不担心，不能不渗透些许深思乃至沉郁的忧患神色。本来，大多数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干部，都是被迫卷入这场运动的，这一点，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这就引出了全诗的最后两句“诗眼”：“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下子从兴奋转入沉郁，乃至带出岳飞《满江红》一词中“凭阑处，潇潇雨歇，仰天长啸”般的悲壮气氛。字面上是人民“有所思”，字底下无疑是作者自己“有所思。”
“有所思”之后，没有了下文，事实上也没有划上句号，留下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直到10年以后，毛泽东才有所解答：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诗人晚年的悲剧性沉思，就这样伴随他度过最后的十个春秋。
注释：
[1]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16—217页。
[2] 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
标签：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论文; 念奴娇·鸟儿问答论文; 毛泽东论文; 江西井冈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历史论文; 文革论文; 李克用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唐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