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夫论》：王符的“救世”政论集
钟岳文
唐代文学家韩愈写有《后汉三贤赞》，“后汉三贤”指东汉时期的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王充我们比较熟悉，作为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独立思考、破除迷信的“疾虚妄”精神，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代表作《论衡》是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
王符晚于王充约半个世纪，他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同样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特别是他阐述的政治理想和匡时济世的某些主张，“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颇具政论家的风度。王符的思想和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潜夫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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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与《潜夫论》
范晔的《后汉书》王符本传是这样介绍王符的：“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
安定临泾，就是今天的甘肃镇原。王符自幼好学，而且有志向和节操。他的朋友圈多为文人学者，像马融是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也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对《孝经》《论语》《周易》等颇有研究，也为这些经典作过注释。张衡就更是我们熟悉的人物了，他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为中国的天文学、机械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另外，张衡还是一位文学家，他所写的《二京赋》《归田赋》，是流传至今的名篇。
陈校长点了点头，认真地回答道：“本校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8-1998）是将学校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虹口区中心学校；第二阶段（1998-2008）是将学校建设成为上海市一流的小学；第三阶段（2008-2018）学校进行了集团化办学，成立了思同联盟。本校三十年的发展，正好赶上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学校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家长的认可。”
然而，由于身世的原因，王符虽然有才华，却被乡里人看不起。东汉自和帝、安帝之后，政治日趋腐败，士风逐渐轻薄，当时盛行“游宦”，就是到处找关系“跑官要官”，那些有权势的人更是相互引荐，彼此交换利益，以求私利。但王符却是一个耿介正直的人，他的道德意识很强，不肯卑躬屈膝而求取一官半职，更不愿逢迎巴结权贵来为自己谋利。在当时的环境下，自然没有人肯赏识和提拔王符，所以他也无法获得做官的机会。
王符有志向，有才学，却因为生不逢时而不得施展抱负，他的内心很是压抑愤懑。但他始终坚守意志，不自甘堕落、与世沉浮，最终选择了隐居家中，用著书的方式来反映政治得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最终完成了《潜夫论》。
其次，书中体现了对“德治”和“法律”的重视。王符自称《潜夫论》这部书是继承儒家思想的，因而儒家“德治”的治国理念也被王符所继承。在王符看来，君子的立身之本，就是德义，他说“行善不多，申道不明，节志不立，德义不彰，君子耻焉”（《遏利》）。进而，他提出“德化”的主张，认为这是国家治理中最基本也是最理想的方式：“明王统治，莫大身化，道德为本，仁义为佐。”（《叙录》）又说：“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德化》）道德教化各有其用，只有做好了德治，才能“化变民心”。对于“德政”和“恶政”，王符分析说：“德政加于民，则多涤畅姣好坚强考寿；恶政加于民，则多罢癃尪病夭昏札瘥。”（《德化》）对民众广施德政，那么百姓就会心神畅达、容貌美好、健康长寿；对民众施以恶政，那么百姓就会衰老病弱、多病早夭。可见两者相差之大。
位于甘肃镇原王符故里的王符雕像
王符的《潜夫论》共十卷，包含三十余篇文章，所写题材都是关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等问题，主旨在于批评当时社会的弊端，同时展示自己正面的从政措施、道德观念、人生境界等。每一卷大体都是一个相对明确的主旨单元，具体来说，卷一总论治国与论士；卷二上承卷一，谈论君道与用人；卷三论臣道与世风；卷四论政事，侧重于吏治与具体政令；卷五延续卷四的论政，重点在议边；卷六专论卜筮、巫术、相人诸事；卷七包括论梦与辩难两类；卷八涵盖人际交往、君臣之道、宇宙本源、道德教化及帝王世系等；卷九论述姓氏源流；卷十《叙录》为全书的总序，意在阐明著书的宗旨。
我们说《潜夫论》对先秦子书的精神进行了传承与弘扬。这里所谓的“子书精神”，主要是就其著述当中的使命意识、理想追求、现实关注、社会批判、民生关怀等而言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到诸子的兴起：“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换言之，诸子著述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匡正时弊、消解民瘼、扶倾救乱、力挽衰世，简言之就是要“救世”。而这恰恰也是王符在写作《潜夫论》时萦绕胸怀而无法忘记的。
第三，书中提出了“尚贤”、任人唯贤的主张。对于东汉末年社会中任人唯亲的现象—“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王符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潜夫论》中一再强调尚贤、任贤、举贤、知贤，并有《贤难》《思贤》等专篇来讨论选拔贤才的问题，王符指出：“乱国之官，非无贤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思贤》）动乱国家的官员中，不是没有贤才，而是君主不能任用他们，因此国家才走向了乱亡。这应该是王符的有感而发，也是为自己有才却不被任用而鸣不平。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任用贤才是一大要务，有贤才却不能用，国家当然不会被治理好。继而，他说道：“尊贤任能，信忠纳谏，所以为安也，而暗君恶之，以为不若奸佞阘茸谗谀之言者，此其将亡之征也。”尊重贤人、任用能人、信任重臣、积极纳谏，这是治国安邦之道，而昏庸的君主讨厌这些，认为不如奸佞庸碌之人阿谀奉承的话好听，这是国家将亡的征兆啊。王符的这个结论，是很符合历史规律的，应该是他对历史做了总结之后得出的结论，很有借鉴意义。
《潜夫论》的特点和性质
作为东汉时期一部重要的著作，《潜夫论》在理想主张和精神品格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著述精神。可以说，这部书思想之醇正、浑厚，目光之冷静、犀利，批判之切直、深刻，文笔之老成、持重，在两汉著作中是出类拔萃的。
此外，《潜夫论》的书名，也很有意思。范晔在《后汉书》中说：“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是说这部书以“潜夫”的自号为书名，而不是著其姓名，使之显于众。之所以“不欲章显”，这既和王符的隐居有关，也和他“耿介不同于俗”而“不得升进”的经历有关。刘文英在《王符评传》中说的更深刻：“‘潜夫论’者，‘潜夫’之论。‘潜夫’为作者自谓。‘潜夫’首先表明作者是一位隐居山野、身在下位的‘处士’，同时还表现作者对于自我价值的一种认识和对世俗、时代的一种抗议。”
那么，如何选才呢？王符认为应该从“德”“才”两方面加以考虑，“为官择人，必得其材，功加于民，德称其位”（《思贤》），就是一定要根据才能，要有功于百姓，德行要与职位相称。王符特别反对当时以出身、贵贱论士的标准，他说：“贤愚在心，不在贵贱”（《本政》），选士、考量人才，要看其志行，不可“舍实听声”，否则很可能所选非人。当然，对于人才也不可求全责备，而应“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实贡》），就是弃其所短，用其所长，发挥人才的最大价值。由此看来，王符的选人用人观还是十分正确和精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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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夫论》体现了王符的思想主张，其中很多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潜夫论》的现代价值
就性质而言，王符虽说自己的这部著作主要阐发孔子之道，但从书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与具体策略看，它已经超出了“五经”的范畴。汪继培在《潜夫论笺自序》中说得很有道理：“王氏精习经术，而达于当世之务。其言用人行政诸大端，皆按切时势，令今可行，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其学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未为醇儒。”这个分析是比较中肯的，说明王符的思想与言论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能博采众家学说，特别是对儒、法两家学说，兼容并蓄，融会贯通，而成一家之言。其二是着眼于实际问题，论学则致力于经世济民，论政则力求切中时弊，从而避免了空疏浮泛的通病。王充《论衡》所标榜的“实事疾妄”，在王符的《潜夫论》中也有所体现。
首先，书中强调以学为先，劝人要有志于学。《潜夫论》以《赞学》为全书之首，这在体例安排上是有用意的。有学者指出：诸子多勉人以学。《尸子》《荀子》《大戴礼记》《贾子》皆有《劝学》篇，《抱朴子》有《勖学》，《颜氏家训》有《勉学》。此外，《论语》也是以《学而》为第一篇的。可以说，“劝学”是周秦以来诸子著述的一个重要命题，王符以《赞学》为首篇，既反映了他对先秦子书的继承，更说明他对“学”的无上推崇。《赞学》开篇就说：“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意思是，即使是伟大的圣人，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即使是最有才能的人，也不是生而就能做的。接着，王符举了十一位贤人君子皆有老师的例子（如黄帝师风后，颛顼师老彭，帝喾师祝融，汤师伊尹），然后说道：“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这十一位君子都是圣哲，尚且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达到智慧广博、德行高尚，何况普通人呢？一个反问，强调了学习对于提高一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古代的士人，无论是出来做官，还是隐居著书，要想宣扬道义，就必须研读经典著作。原因就在于“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道义隐藏在书本中，要靠不断地学习才能获得；学问因为发奋努力而有所长进，因懈怠松弛而被荒废。我们常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今天，我们强调建设学习型社会，就是要人们多读书，读好书，全面提升国民的素质，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王符高洁的志向和品行，受到了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赞誉和推崇。《后汉书》中记载了度辽将军皇甫规与王符的一则故事。桓帝时，有一位名将即度辽将军皇甫规，他曾在西北边地立有战功，后来因故解甲归田，回到安定郡故里。正好有另一位同乡官员也离职回家，这人曾用钱财贿赂等手段，出任雁门太守。按照当时官场的规矩，此人投递名帖前来拜见皇甫规。皇甫规知道他的底细，躺在床上故意不去迎接。那人进来后，皇甫规问道：“你在雁门郡吃了大雁肉，那滋味美不美啊？”这明显是话里有话，讽刺对方的贿赂行为。不一会儿，家人来报说王符在门外。皇甫规早听说王符的大名，赶紧起身，披着衣服，趿拉着鞋，出门相迎（史书上用了“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八个字）。他亲切地握住王符的手，一同进入厅堂，两人同坐，相谈甚欢。有人将这件事编成了一句谚语，说：“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意思是郡太守（二千石）受到的待遇，还不如一介布衣（缝掖）高。对雁门太守和王符的不同态度，不仅说明皇甫规是一位有原则且正直的人，也说明王符的节操得到了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肯定。范晔还评论说这是“书生道义之为贵也”。
然而，面对汉末的衰世，王符深刻认识到德治不能离开法制，仅仅依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兼秉威德”“明罚敕法”，做到德法并举。前面说到，王符吸收了商、韩等法家思想，将其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而成一家之言。因此，王符的治国思想中，不仅仅有德，还有法，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他说：“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叔（应作“救”）世者之言也。”（《衰制》）意思是，议论政事的人，必将认为刑罚应该废弃不用，而只用道德感化即可实现天下大治。这不是懂得变通之理的人所说的话，也不是拯救时世者应有的言论。应该说，王符对先秦法家著作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体现出的思想做了充分吸收。有学者提出，王符在论证其政治主张的时候，毫不隐讳地从先秦法家人物那里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有些提法明显是从法家著作化裁而来。比如《衰制》篇论证法令在治国中的作用，同《管子》书中的《明法》《法法》《任法》等篇都有十分清楚的思想联系。而在《务本》《衰制》《劝将》《明忠》诸篇中，也能明显地看到《商君书》中《君臣》《修权》《更法》《定分》等篇的有关论述。这个说法是很有见地的。王符的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不无启发。
调查结果显示，学校有文化教师18人，其中高级教师5人，占文化教师总数的25%。本科学历14人，占文化教师总数的78%。文化课教师职称、学历层次较好。文化课教师30岁及以下的占11.1%，31-40岁的占55.6%，41-50岁的占22.2%，50岁及以上的占16.7%。从以上文化课教师年龄结构的统计分析情况可以看出，文化课教师主要以中青年为主，年龄结构比较合理，比较符合从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这一特殊群体的文化教育工作。因此，武进少体校文化课教师的基本情况良好，师资力量雄厚，能够为教学质量提供保证。
王符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走向没落的阶段，这与诸子所面临的战国乱世类似；王符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热切关注，与诸子改制救世的社会理想类似；王符对于现实的严厉批判和冷静反思，与诸子抨击乱世的批判精神类似；王符对于道义学问的大力推崇和高度重视，与诸子弘道明理的理性精神类似；王符对民生疾苦的深刻洞察和无比同情，与诸子消解民瘼的重民情怀类似。可见，先秦子书的精神对于《潜夫论》有着深刻的影响；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潜夫论》，子书精神才在汉代有了传承和发展。
第四，书中反映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这是王符对先秦“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提出了“国以民为基”，并进一步说：“是以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救边》）圣王养育民众，爱护他们就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担忧他们就如同担忧自己的家庭一样，扶助患难之人，保全将死之人，救济他们的灾难，除去他们的灾祸。这是统治者应有的治国理念，原因在于，先秦时期荀子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四）给孩子充分的信任。信任感同样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潜能和自信。当学困生有一点进步的时候，或者他只是在情绪上变得乐观一些的时候，老师一定要给他们机会让他做一些他能做到的事，让孩子在具体的行动中找到自己的自信和自我满足感，当他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后，他会以更大的热情去对待一切，以此来得到更多的肯定。哪怕，你交给他的事情他没有做好，也要找到一个表扬他的理由，及时的给他信心和信任。
此外，王符还由“天”立论，提出“民心”即“天心”的论断，说“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本政》），“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遏利》），因此，君主只有重民、爱民、利民、养民，关心民生疾苦，才能保其社稷、安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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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书中还对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贪污腐败的官吏给予了揭露和抨击。书中批评当时的官员说：“令长守相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远诣阙上书讼诉。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让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谏议之官，或处位历年，终无进贤嫉恶拾遗补阙之语，而贬黜之忧。”（《考绩》）说的是，县令、县长、郡守、国相不想着为国家建功立业，而是贪婪、残暴、专横、放纵，他们不奉行法律条令，侵害、冤枉弱小的民众。州内官员不治理所在的地方，而是让百姓远到朝廷那里去诉讼。尚书不因此责备三公大臣，三公大臣也不因此谴责州郡的长官，州郡的长官更不因此声讨县邑的长官，所以凶恶狡猾的人容易冤枉别人。侍中、博士这些负责纳谏的官员，有的在位多年，却始终没有举荐贤才、指斥恶人、弥补君过、补充缺失，而只担心自己被贬官或罢免。可以说，这种官官相护、因袭守旧的官场风气，正是东汉末期朝廷政治的反映，王符看在眼里，且用笔墨对这些人进行了讨伐，从而反映出他刚直的品格及正确的价值观。这也成为后人赞赏王符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组织学生灵活学习英语阅读。众所周知，英语阅读的目的在于扩大学生的词汇量，掌握相关的阅读方法和技巧，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对英语的运用能力。初中英语教师，需要首先向学生们传授英语学习的经验，并利用英语教材来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技能。例如，初中三年级教材中，明确规定学生应该每天阅读两篇课外文章，既锻炼了英语口语听说能力，同时也掌握了更多的英语词汇。与此同时，对学生们进行分组，以小组的形式开展英语口语表演活动。
《潜夫论》选读
国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乱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恶乱，乐存而畏亡。然尝观上记，近古以来，亡代有三，秽国不数，夫何故哉？察其败，皆由君常好其所乱，而恶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爱其所以亡。是故虽相去百世，县年一纪，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亡征败迹，若重规袭矩，稽节合符。故曰：虽有尧、舜之美，必考于《周颂》；虽有桀、纣之恶，必讥于《版》《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思贤》）
国家之所以能够久存是因为安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动乱。君主没有不喜好安定而厌恶动乱的，没有不喜欢久存而害怕亡国的。然而试看古书所记，近古以来，灭亡的朝代有夏、商、周三代，灭亡的国家更是无数，这是什么原因呢？考察它们的败亡，都是因为君主常常喜好那些造成动乱的举措，而厌恶那些安定的举措；憎恶那些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措施，而爱好那些使国家败亡的措施。所以亡国之间虽然相去百代，悬距千年，地隔九州，风俗殊异，但败亡的征兆和迹象，却像规矩重复、符节契合一样毫无差异。所以说：尽管有尧、舜的美德，也一定要考察《周颂》（周王朝祭祀先祖和神明的乐歌，内容多为歌颂周先公先王）之乐；尽管知道桀、纣的恶行，也一定要察看《版》《荡》之诗（《版》为《诗经·大雅》中的一篇，今本《诗经》作“板”，旨在斥责暴君周厉王。《荡》也为《诗经·大雅》中的一篇，旨在哀伤周王朝的衰败）。夏王朝的败亡，正是殷商还不曾远去的一面镜子。
夫化变民心也，犹政变民体也。德政加于民，则多涤畅姣好坚强考寿；恶政加于民，则多罢癃尪病夭昏札瘥。故《尚书》美“考终命”，而恶“凶短折”。国有伤明之政，则民多病目；有伤聪之政，则民多病耳；有伤贤之政，则贤多横夭。夫形体骨干为坚强也，然犹随政变易，又况乎心气精微不可养哉？《诗》云：“敦彼行苇，羊牛勿践履。方苞方体，惟叶柅柅。”又曰：“鸢飞厉天，鱼跃于渊。恺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刘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犹感德，仁不忍践履生草，则又况于民萌而有不化者乎？君子修其乐易之德，上及飞鸟，下及渊鱼，无不欢忻悦豫，则又况于士庶而有不仁者乎？（《德化》）
教化可以改变民众的心性，犹如政事可以改变他们的身体一样。对民众广施德政，那么大多数的百姓都会心性畅达，容貌美好，且健康长寿；对民众施以恶政，那么大多数的百姓都会衰老病弱，多病早夭。所以《尚书》赞美“长寿”，厌恶“早夭”。国家有伤害视力的政策，那么百姓多会患有眼病；国家有伤害听力的政策，那么百姓多会患有耳病；国家有妨害贤才的政策，那么贤才多会意外早夭。人的形体骨骼坚实强劲，尚且会随着政治的善恶而改变，更何况心灵之气精妙幽微难以保养呢？《诗经》中说：“那道旁茂盛的芦苇，牛羊们请不要践踏毁伤。芦苇正要发苞吐芽，绿绿的叶子嫩密可喜。”又说：“鹞鹰飞到高天之上，游鱼跃入深渊之中，和顺平易的君子啊，怎能不培育新的人才呢？”公刘仁德深厚，恩惠施及草木，牛羊六畜感其恩德，而心怀仁恩不忍践踏草木，更何况百姓，难道还有无法教化的吗？君子修养其和乐平易的德行，上到天上的飞鸟，下到水中的游鱼，无不欢欣喜悦，又何况士人民众，还有不仁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