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大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综合化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四次论文,趋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7-0049-08
一提到国际关系学科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人们至今仍习惯于将之概括为“三次大争论”，即20世纪20—40年代的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50—60年代的传统主义对科学主义、7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从新现实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到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对反思主义（后实证主义）等。[1](P149－185) 然而，这种“大争论”说法掩盖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一个重要趋势——综合化或理论合成。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史就是一部围绕理论综合化不断演进的历史，而“四次大合成”正是这一趋势的集中反映。本文即通过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四次大合成”的简要解读，描述了国际关系理论综合化趋势，以期能有助于人们超越“大争论”的旧框框，对国际关系理论演变进程有一个新的、更全面的认识。
一、理论生成（合成Ⅰ）：从“多元主义”到古典现实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国际关系学科的诞生而出现的。不过，这时，国际关系学科既没有单一的理论，也没有单一的学派，而是一种“多元主义”的“理论家族”。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20世纪40年代末。
这种“学术上的多元主义”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存在一系列广泛而不同的话语。正如威尔逊所言：“两战之间时期的著作有布瑞尔斯福德、波雷恩—杜特夫和拉斯基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体系分析，有斯派克曼和斯楚曼的权力政治分析，有罗素和哈克斯利的人类和平主义，有诺埃尔—巴克和劳特帕彻特的‘通过法律求和平’方法，有凯恩斯和霍布森的‘通过繁荣求和平’方法。”还有米特兰尼提出的著名的“功能主义”方法等。[2] 二是主张一种由国家和非国家机构构成的“混合政治行为体”，并强调国际条约或者协定与国际组织对国际政治的法律上的约束力。[3] 三是采用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即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战略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四是采取一种将国内和国际政治研究结合起来的综合方法。最能体现这种综合分析方法的就是美国政治学的“芝加哥学派”。他们采用一种包容的世界政治研究方法，将焦点放在参与政治进程的地方的、国家的、区域的或超高级层次的集团研究。他们还专门成立了国际关系跨学科委员会，鼓励从国际法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国际关系史学、国际社会学等广泛领域对国际关系学进行深度研究。[4]
事实上，国际关系学科中第一个真正的理论流派是二战后初期形成的古典现实主义，其代表人物是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而古典现实主义并不是在战胜理想主义之后产生的，相反，它恰恰是对两战之间“学术多元主义”核心成果综合的产物。这正如理查德·利特尔所言：“如果不认真探讨现实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互动，就不可能理解国际关系思想的演变。”[5](P69)
按照通常的解释，古典现实主义包含这样几个核心假定：（1）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2）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冲突的，即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的斗争；（3）各国拥有合法主权；（4）国家是统一的行为体；（5）国家是根据自身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6）权力是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概念等。[6](P164－170) 然而，这些关于古典现实主义的经典论断只是宏大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部分，这并不能表明古典现实主义是许多学者所说的纯粹的物质主义、客观主义、个体主义以及政治与经济、国际与国内的分离；相反，古典现实主义强调物质与非物质因素、客观与主观、个体与集体、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结合。卡尔将国际领域的政治权力分为三类：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支配舆论的力量；这些权力是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不可分割的整体。[7](P102－145、11－12) 摩根索将国家权力分为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国民性、国民士气、外交素质、政府素质等九大要素。他强调，现代国家能维持持久优势的关键是，将垄断有组织暴力的物质力量和不可抗拒的社会压力等各种强权结合起来。[8](P122－175、509－510)
他们将和平变革作为理论探讨的核心内容之一。卡尔的观点是，要实现和平变革，必须将两者观念折中起来使用：一种是乌托邦的概念，强调在公平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如国际道德、国际法等；一种是现实主义观念，强调根据变化的力量对比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如使用权力和威胁使用权力等。也就是说，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变革是“基于权力与道德之间艰难的妥协，因为这种妥协是一切政治生活的基础。”[7](P194－207) 摩根索更是系统地总结出寻求和平的三种途径，即限制、转变与和解。“限制”就是对一国强权人为的抑制，其手段包括建立与保持均势、国际道德与世界舆论、国际法、裁军、国际政府等。他认为，均势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必须建立在思想和道德一致性的基础之上。“转变”就是通过建立世界国家和世界共同体而实现和平。通过“转变”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转化为由个人组成的超国家共同体是一种根本的变革。它是和平解决那些可能导致战争的国际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拥有持久和平的世界国家的基础。“和解”，即通过劝说、妥协和武力威胁等外交手段寻求和平。这是创造世界国家的首要前提。[8](P177－568)
总之，古典现实主义的形成是国际关系学科从“多元主义”走上一种综合化理论的标志。它不但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观念主义）结合的一种努力，而且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乃至后来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二、“新—新综合”（合成Ⅱ）：从“两新”到统一的理性主义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中出现了一场“方法论革命”，即科学行为主义的革命。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以来，一直主要采用政治、历史、哲学等所谓社会科学的冲突方法。而科学行为主义主张在研究中不仅运用上述冲突方法，而且运用应用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这使得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沟通论、控制论、博弈论、决策论、层次分析、体系分析等应运而生，从而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就是这种“方法论革命”的产物。
新现实主义最初是对肯尼思·沃尔兹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国际关系新结构主义理论（或美国式现实主义）的特称。这种新现实主义是对古典现实主义的继承和改进，其“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内容上，它将国际政治视作一种体系，该体系由结构和互动单元组成；国际体系是由关注自我的互动单元（主要民族国家）的个体行为体形成的，国际结构的互动也是根据某一时期主要政治行为体来定义的；国际体系是一种无政府结构，只有改变结构才能改变国际体系无政府的性质；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力；国际体系的本质是高度恒定性，所以它只能维持无法被超越，而最好的维持方法是均势或联盟。[9](P66－210) 与此同时，罗伯特·基欧汉等人综合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它与新现实主义一样，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寡头垄断理论的基础之上，接受了体系理论和结构理论，仍然奉行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是国家的假定，并保持行为体的理性假定。但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它和自由主义一样，更加强调政府间组织的作用、跨国家和跨政府的关系以及国际体系变化的进程；它更多地关注制度和规范、规则在国际合作和和平变革中的重要作用。[10](P8－15)
随着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形成，两者经历了一个自我限制的重新定义，而趋向于一种理论上的简约主义，由此变得日益相互兼容。一种“新—新综合”成为20世纪8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研究规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经共有一种理性主义研究规程和一种科学的观念，并都愿意以无政府状态为前提展开研究；都愿意研究合作的演进以及制度是否具有重要影响等。[1](P163) 具体而言，两者的核心理论观点在四个方面走上趋同，即国家是世界政治的最重要行为体；国家是统一的理性行为者；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偏好和行动的主要塑造力量；国际制度是有助于合作的独立力量等。[11](P494) 此后，一些学者开始在更大的现实主义框架内努力寻求与自由主义的综合。到90年代中后期，这种综合达到高潮。其重点是突出经济因素、国内层次、制度的作用，并强调国际体系的变革性。这些理论观点被统称为“微现实主义”（minimal realism）。[12]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巴瑞·布赞等人提出的“结构的现实主义”①。
新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单元行为体的分析，希望通过研究国家内部因素来解释国家行为，但它并不否认国际体系结构的重要性，也接受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它要做的主要是，拓展新现实主义理论，使之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同时在国内和国际两个领域活动。其基本假设是，对外政策是国际体系和国际两个层次之内及两个层次之间的复杂互动的结果。国家如何以确保生存的对外政策为基础做出战略、策略反应是其核心内容。它还强调国际制度的作用，相信国际制度有助于增强国家权力，也可以改变国家的对外政策。[13] “结构的现实主义”以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为基础，又明显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并将之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与经济互动等）的框架之内。它包括三个核心内容：一是领域分析。它将国际体系的特殊领域界定为国际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等多个纬度。二是层次分析。主要有两个层次，即结构（含国际体系和区域次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它强调国际体系是变化的，这种变化可以是等级体系转变为无政府体系，也可以是从无政府体系向等级体系的转变。三是互动能力分析。体系的能力包括相对能力（极性或权力控制）和绝对能力（技术、共有规范和组织）。互动能力高低决定着国际体系控制力的强弱。[14](P29－80)
“微现实主义”的这些理论作为建立更宽范围的、更综合的理论的一种努力，是“新—新综合”的重要内容。
三、“中间地带”（合成Ⅲ）：跨越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鸿沟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面对因冷战走向缓和乃至最终结束而日益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两新”合成的理性主义现实解释力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总体上讲，他们强调经济、军事等物质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而忽略了规范、惯例等观念因素的重要性，即便一些学者从90年代初开始注意到规范、信念等观念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也只是将其严格限制在工具理性的范畴之内，讨论的问题仅仅是观念对纯粹的物质利益是否有用；虽然一些“微现实主义者”开始探讨国际体系的变化，但持久连续性（即无政府状态）仍然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理性主义被认为本质上是国家中心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实证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理论，其中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表现得更加突出。[15] 正是对理性主义这些“缺陷”或“遗漏”的批判，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潮——反思主义（reflectivism）迅速成长起来。
反思主义最初出现时是相对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流派的统称。它不是一个单一理论，而是包括社会建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英国学派和历史社会学等在内的“理论家族”。他们联合在“世界政治如何被社会建构”这一核心观点之上，共有两个基本论断，即国际政治的实质性结构是社会的而不是纯粹物质的，这些结构改变着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行为。[16] 具体而言，他们拥有四个共同的知识取向：认识论上，他们质问实证主义者对待知识的方法，批评他们试图建立关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客观的、在经验上可行的实事陈述的努力；方法论上，他们拒绝单一科学方法的霸权，支持催生知识的多元的方法，并强调解释性战略的重要性；本体论上，他们挑战理性主义者关于人的本性及其行为的观点，强调行为体认同的社会建构以及认同在利益和行为建构中的重要性；规范上，他们谴责价值中立的理论，否认其可能性等。[17]
然而，到90年代中期，随着反思主义从“学科的批判”转向“建立一种关于世界政治的新观点”，重要的差异将之分为“现代”和“后现代”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处于少数地位的“后现代方法”大体上包括后现代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又称解构主义）和少数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他们拒绝所有的基础主义，反对现代性和启蒙传统以及进步的观点，支持非连续性的观点，其核心的主题就是语言理论和话语实践的影响。[18] 从此，他们走上了对理性主义毫不妥协的、激进主义的批判道路。而处于多数地位的现代主义者采用“微基础主义”（minimal foundationalism）的态度，接受了理性主义的部分主张；同时，保留了反思主义所共有的“知识取向”，但拒绝了激进主义者的一些观点，努力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筑路搭桥，走出了一条兼具两者理论特色的“中间地带”（the middle ground）。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亚历山大·温特等人为代表的传统建构主义（又称主流建构主义）和日益受到关注的“英国学派”。
按照温特的解释，传统建构主义的“中间地带”就是“在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观念侧面对国际政治具有主要影响的同时不拒绝‘科学’在主张之间寻求一条道路”，在这里，“观念的研究最终是否受到科学的尊重将依赖于观念是否被科学地研究，即现实世界的细致、实质性的理论化。”[19] 在关于国际关系的具体的观点上，它既接受了理性主义的基本假定，又努力对这些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提出许多替代性理解，如无政府状态的含义、国家认同与利益的关系、权力的内涵、世界政治变化的前景等。它认为，国家利益与认同是由体系结构建构的，而结构是一种社会结构，它由共同知识、物质资源和实践（或话语）三种成分构成；社会结构是变化的、进步的，社会结构变化的进程与这种变化的施动者是互动的、互构的；无政府状态就是这样建构的一种文化，它可以表现为依次递升的三种不同形式，即霍布斯文化（互为敌人的冲突关系）、洛克文化（互为对手的竞争关系）和康德文化（互为朋友的合作关系）等。[20](P139－370)
与传统建构主义相比，“英国学派”对“中间地带”的颇有价值的探索更早、更持久，但其重要贡献受到关注并给予恰当的评价是在建构主义兴起并受到广泛重视之后。定义“英国学派”独特性的两个关键成分是其所涉及的三个核心概念与理论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多元主义”。这三个核心概念是国际体系（霍布斯／马基雅弗利／现实主义）、国际社会（格劳秀斯／理性主义）和世界社会（康德／革命主义）。“国际体系”是关于国家间的权力政治，它建立在国家本体论之上，总体上采用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国际社会”是关于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认同，它也建立在国家本体论之上，总体上采用建构主义认识论和历史主义的方法。“世界社会”将个人、非国家组织及最终的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关注全球社会认同及其安排，时常用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来解释。[21](P6－8) 简而言之，“英国学派”关于国际社会的理论观点表现出“结构的”、“功能的”和“历史的”三重相互联系的基本取向，即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结构；它可以由共同的规则、规范和制度框架来管理；当代国际关系是进步的，它可以从国际体系经由国际社会走上世界社会，而国际社会也可以从“多元主义”社会过渡到“大同主义”的全球国际社会。[22](P43－154)
至此，随着建构主义、“英国学派”等广阔的“中间地带”的异军突起，“极端的理性主义（理性选择）和极端的反国际关系学方法（解构主义）日益被边缘化。”[1](P167－170) 同时，它也为基于全球化变革背景下新的、更具整体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综合化打开了新的空间。
四、“第三条道路”（合成Ⅳ）：探索基于全球化变革的整体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及其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的日益显现，变革成为所有国际关系理论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此，全球化、国家主权地位、世界秩序等三个领域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然而，在对这些核心问题做出解释时，极端的理性主义和极端的反思主义存在严重问题；那些理论“中间地带”也日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因为它总体上坚持“国家中心”的本体论、在无政府状态的大框架内谈论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的变化，并没有真正脱离理性主义理论的“连续性主题”。鉴于此，基于全球化变革与发展的迫切需要，探索一种能真正超越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第三条道路”以社会建构主义、“英国学派”为主要理论支撑，又融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反思主义的部分观点；它更加强调连续性基础上的变革性以及推动这种变革的行为体与社会结构、物质因素与观念因素等之间的互动、互构关系；给予跨国的市场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更恰当的位置，提出一种国家—非国家互动的多元行为体构成的新的社会结构的观点，从而形成一种关于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的更具综合化、系统化的整体理论。这种理论以民族国家和客观主义为“底线”，在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等理论、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等方法之间建立一种“共生关系”，从而超越了理性主义和各种理论“中间地带”以“国家中心”和“无政府逻辑”为核心特征的“连续性主题”，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中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23] 这些理论中最有影响的有：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批判理论”及其“世界共同体”、亚历山大·温特的“世界国家”和巴瑞·布赞的“混合方法”及其“世界社会”等。
“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是对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现代主义分支的特称。代表人物为罗伯特·考克斯和安德鲁·林克赖特等。他们以重构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共同的理论基础。这种新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个体与集体、行为体与结构之间复杂的辩证互动关系，旨在提出一种整体的解释模式。他们强调历史主义的方法，将任何社会结构视作一种个人和集团组成的集体的人类活动建构起来的、动态的历史结构；这种历史社会结构既是物质力量、制度与观念形成的互动、互构的“三锥体”，又是连续性与变革性的有机统一体，而可以超越无政府逻辑的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是理解任何社会结构的核心。[24](P204－254)[25](P1－48) 进而，他们阐述了对社会变革的独特的理解。他们认为，社会结构的变革必须通过解放的政治实践来实现。其基本途径是建立一种个人和集体可以从中获取更高层次自由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型政治共同体。这是国家和公民社会等共同构成的一种既彼此独立又紧密互动的国家—社会复合体。[22](P242－255)[26]
温特的“世界国家”和布赞的“世界社会”理论是对自身及相关理论的一种重大超越。温特的“世界国家”理论采用进步的、历史主义的路径依赖目的论，提出超越无政府逻辑的“世界国家的出现不可避免”的新观点。他将“世界国家”界定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对有组织的暴力合法的、垄断性使用的新的政治实体。这种实体是一种非中心化的权力结构。他强调，“世界国家”的形成需要现行的世界体系发生三个根本性变革，即普世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普世的集体安全和普世的超国家权威的出现。[27] 显然，温特的“世界国家”理论通过“国家世界向世界国家的转变”增加了制度的超级变化，标志着与其原有理论的最明显的差异，从而突破了原有理论的“连续性主题”。
布赞的理论旨在避开将国际关系理论对立起来的做法而移向一种将这些理论中“强有力的形式”结合起来的“整体的、综合化的方法”，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全球化结构。为此，他提出一种物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等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的“混合方法”。这种“理论混合”的纽带是物质主义的极性和建构主义的认同之间的紧密互动。他的“世界社会”理论就是这种“混合方法”的最集中体现。在他看来，“世界社会”就是由国家、个人和非国家组织三种单元联合起来的新的混合型社会形态，由此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形成一种真正将连续性与变革性结合统一起来的历史进程。这种变化根植于物质与各类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21](P1－5、158－160)[28](P3－5) 布赞对全球化结构性变革的这些新的解释已成为“迄今将建构主义与物质主义模式综合起来的最成功的努力之一”。[29]
所有这些都表明，基于全球化的背景，“对所有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变革的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而经由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批判理论等“互动的观点”，建立一种个人、国家和国际跨国组织共同体构成的“多元主义的世界社会”成为“理解和解释变革的基本工具”。[30]
五、结论
国际关系理论近90年的演变史表明，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争论并没有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严重，两者之间“不可通约”的观点更是错误的；即使是一些公认的学理之间的论争也常常最终被现实世界中的经验性分析所“调和”。这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所言：“为了关于真实世界的更完善的理论，我们不得不更多地包容。”[31]
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始终围绕着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而不断地在综合中走上进步与发展。就深度而言，“四次大合成”所主导的这种“理论综合”沿着三个层面的不同“转向”展开。第一个是初级的层面，是在研究方法上，从单一的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军事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转向多学科、跨学科的方法；在国际关系动力来源上，从单一的国家与政治（军事）、经济决定论转向体系—区域—国家—次国家—个人等多层次和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多维度的互动分析。第二个是中级层面，是国际关系动力条件上，从物质或观念决定论转向物质、制度与观念多因素的互动分析。第三个是高级层面，是在国际关系的行为者和结构变化上，从国家中心与无政府结构的“连续性主题”转向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与超越无政府逻辑的“变革性主题”。最后一个层面的“综合”是最困难的、也是最关键的，因为只有它才真正触及国际关系的最深层“本体”。有学者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方法之间的分歧“势必触及基本的本体论假定”，“只有找到一个共同的本体论基础，像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看似矛盾的方法之间理论上的联合才能实现。”[32] 显然，这一高层次的“理论综合”找到了这样一种“新本体”，即超越民族国家的“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所以，它称得上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种创新。
总之，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中，分歧与争论虽然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但它肯定不是一种最重要的线索；对话与综合或许不是唯一的趋势，但它肯定是一种最重要的趋势。
［收稿日期］2008－03－10
注释：
① 后来学界将沃尔兹所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也称为结构现实主义。所以，这里将布赞等人提出的“结构的现实主义”加上引号，以示两者有所不同。参见Barry Buzan,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The Logic of Anarchy:From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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