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语言学研究动态综述——2004-2006年国内语言学论文统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国内论文,统计分析论文,动态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04-2006年国内语言学论文统计
表一：语言学
表二：汉语
本表的统计材料来自2004、2005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索引，以及2006年《语言文字学》后附的索引（2004年文章总数为6372篇，2005年为6475篇，2006年为2195篇，三年共计15042篇）；本表的统计框架基本依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索引的设计，个别稍作改动。关于数据需要做四点说明：1、数据是根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索引统计得出的，只是正式期刊文章的数据，不包括以书代刊的文章；2、2006年《语言文字学》后附的索引的目录不完整；3、每年 1-5期有上一年度的文章，如：2004年1-5期索引有2003年的文章；4、数据是根据文章标题统计的，仅凭标题分类不一定准确，而且分类本身亦有交叉，所以统计结果只能用以帮助我们了解某一领域文章分布的趋势。
综观2004-2006的文章分布，总的印象是：影响国内语言学发展趋势的仍然主要是国外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语言的共时研究、功能研究在国内语言学的研究中仍然处于主流地位；以汉语、少数民族语言的个案研究为基础，共时研究引入历时视角，探寻对语言规律的理论解释，越来越受到重视；传统语言学的研究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进展；语言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
下面，简单谈一谈对各个领域的印象。
首先是语言学。语言学包括语言理论和应用语言学：
语言理论的研究涉及诸多领域，如：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文化、语言哲学、语言学史、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比较语言学，以及修辞学、语用学等，研究的问题较为分散，除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异研究、功能认知语法理论之外，少有热点。文章以引介性、评述性文章为多，研究性文章相对要少；在研究性文章中，以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个案研究为基础，探寻对语言规律的理论解释的文章为多，也最有成就，但总体上说，宏观的理论建树尚显缺乏。
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热点是：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以实验为主的二语习得策略研究；以及以探讨句处理思路为主的自然语言处理。前者如吴门吉等“欧美日学生认读与书写习得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6/06）；后者如陆俭明“句法语义接口问题”（《外国语》2006/03），冯志伟等“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概率语法”（《当代语言学》2005/02）。
汉语研究亦涉及现代汉语、汉语史、方言、文字等诸多领域，仍是“传统”与“现代”两大流派：“传统”一派立足于传统语言学，在传统语言学的框架下研究汉语，并探索将其理论化、系统化；而“现代”一派则是借鉴国外现代语言学理论对汉语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相比之下，还是“现代”一派更为活跃。
现代汉语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背景上仍呈现出多元化，尤其是动补结构、双宾结构、小句中心说、语义语法等热门话题，仅以动补结构为例：既有采用“小句理论”分析汉语结果补语结构的，如：Bint和沈阳“结果补语小句分析和小句的内部结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6/04），也有采用配价语法描写结果补语结构的，如施春宏“动结式的配价层级及其歧价现象”（《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04），还有采用生成句法学提出功能范畴假设解释动结式的论元实现的，如熊仲儒“动结式的论元实现”（《现代外语》2006/02）。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一、二年，功能认知语法成为汉语研究的热点，并有上升为主流的趋势。
汉语史研究以语法研究最为活跃。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其选题分专书、专题两类。专书语法研究是共时的描写，以结构主义语法和语义分析为主；专题研究是历时描写，以考订语法形式出现的时间、探源、刻画演变过程的文章为多。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热点是近代汉语，近三年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1)以个案为例，对语言现象的演变进行功能认知的解释（动因、机制、规律），“语法化”成为常见的关键词；(2)用方言（也包括现代汉语）语言现象的共时的差异来解释或拟测近代汉语语法的演变，开拓了近代汉语研究的视野；(3)借鉴历时类型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跨语言、跨方言的角度观察语言现象的演变； (4)不同历史时期文献语言的方言背景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以往的研究获得的一些语法演变的观察和结论很多只适用于北方官话方言，研究汉语历史语法演变时应该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视角）；(5)由于历史文献语料库的逐步建立、完善，数量统计已成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常用的方法。
方言研究以闽语、晋语研究为多，既有语言材料的发掘，也有研究方法、理论的探讨。方言研究的热点是方言的历时研究，历史层次成为常见的关键词。
文字研究相对集中在简帛文献文字的考释、文字信息处理和文字构型研究三个方面。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仍以个案的田野调查为主要方式，以共时的、静态的描写为主。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异、濒危语言、汉藏语言对比等诸领域的研究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例如：戴庆厦等“从共时差异看语言濒危——仙仁土家语个案研究之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02），戴庆厦“从藏缅语族语言反观汉语的被动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03），以及郑张尚芳“汉藏两语韵母的异常对应”（《语言研究》2006/02），黄行“汉藏民族语言声调的分合类型”（《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05）等。
外语学界的文章亦涉及多个领域：现代语言理论的引介、基于语言教学（二语习得）的具体语言研究、汉外语言比较研究、外语教学、汉外语翻译等（均以英语为主，80%以上）；受到语言学界关注的主要是前三个领域。
二 热点分析
1.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异
(1)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异研究已经几乎涉及到语言学科的各个领域；多以微观的个案研究为主，也有宏观的研究。
宏观的理论上的研究：戴庆厦、黄行、陈保亚的文章具有代表性。如戴庆厦“语言接触研究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语言研究》2006/04），黄行“语言接触与语言区域特征”（《民族语文》2005/03）、陈保亚“从接触看濒危方言、濒危特征和濒危机制”（《长江学术》2006/01），以及陈保亚“语言接触导致汉语方言分化的两种模式”（《北京大学学报》2005/02），该文指出，汉语南方方言形成过程中，不能不考虑民族语言的母语干扰和母语转换。
个案研究：如戴庆厦等“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小陂流苗语（湘西）为例”（《语言科学》2005/04）等一组文章，又如徐世璇“论语言接触性衰变——以毕苏语的跟踪调查分析为例”（《语言科学》2003/05）一文，都是通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个案的研究，探讨语言接触对语言影响的普遍规律。再如辛世彪“海南闽语送气音的消失及其相关问题”（《语言研究》2005/03）一文，通过对海南闽语送气音自北而南逐渐消失（如北部东片p‘母消失的顺序是，自北而南从洪音开始逐渐消失），探讨送气音消失与语言接触，该文认为是语言接触提供了语言演变的动力；并根据语音史的材料，解释送气音消失何以有不同的顺序。
(2)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个案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语言影响成分与固有成分的鉴别。如何鉴别语言影响成分，这是研究语言接触的基础和前提。游汝杰、张洪明、梁敏诸位先生的文章以不同的方式关注了这一问题。游汝杰“汉语方言同源词的判别原则”（《方言》2004/01）一文，提出“语音对应”、“语义对应”等判别同源词的八条原则。张洪明“汉语‘河’词源考”（《浙江大学学报》2004/01）、“汉语‘江’词源考”（《浙江大学学报》2005/01）两篇文章对罗杰瑞、梅祖麟、桥本万太郎等关于中国水名“北河南江”现象所作的假说（“江”、“河”分别借自南亚语和蒙古语）提出了质疑；根据语言学、民族学、历史文献以及地理学等方面的材料，证明“河”、“江”是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并提出了区别外来词和固有基本词的原则。梁敏等“从汉台语言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民族语文》2004/02）一文指出，壮傣、侗水两语支语言的数词借自古平话，与汉语数词不是同源关系。如何鉴别语言的影响成分，正如戴庆厦先生所说，尽管学者提出了种种方法，如深层语义分析法、词阶判定法、词族证明法、文化参照法等，但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
(3)语言接触的影响主要有“借用”（纯粹是外部演变）和“影响”（内部演变和外部演变交互作用）两种情况。有相当一批文章是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中汉语借词的：如曾晓渝“三江侗语中古汉语借词”（《民族语文》2006/04）、蓝庆元“拉珈语（广西，瑶族）汉语借词层次分析（《民族语文》2005/06）、岳静“黄金镇仡佬语中古精章组汉借词的读音”（《民族语文》2006/01）。研究语言深度接触“影响”的文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意西微萨·阿措的“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混合及语言深度接触研究”（《南开语言学刊》2006/01）一文。“倒话”是作为母语使用于青藏高原东部的一种特殊语言：核心词汇是汉语词，语法系统主要来自藏语。该文以藏、汉语言深度接触的一个特殊个案为核心，对语言深度接触的共时面貌和历时机制进行了探讨，对被认为有历史亲缘关系的藏、汉语言在语法结构类型上为何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进行了解释，该文对于语言接触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
(4)语言接触状态下的汉语语法演变研究：文章以探讨阿尔泰语对汉语的渗透和影响为多。既有宏观的研究，例如：遇笑容“汉语语法史中的语言接触与语法变化”（《汉语史学报》2004第四辑）；也有在宏观指导下的个案研究。例如：江蓝生“语言接触与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语言学论丛（第28辑）》2003/10）一文，该文以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SVOV（“贫道是司马德操的便是”）为对象，指出，汉语是SVO句型语言，阿尔泰语是SOV句型的语言，出现两次判断动词的SVOV判断句，是汉语与蒙古语等阿尔泰语的判断句相融合而产生的叠加式。罗自群“从汉语方言‘鸡公’、‘公鸡’看动物名词雌雄南北异序的成因”（《方言》 2006/04）一文指出：“鸡公”型（长江以南）是汉语固有的，不是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底层；“公鸡”型是在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影响下通过汉语的“形容词语素+中心语”这一构词方式后来产生的。
(5)间接语言接触研究。涉及语言接触的文章，绝大多数是研究语言直接接触的，但也有少数文章探讨了语言的间接接触。如：王继红“玄奘译经的语言学考察——以《阿毗达摸俱舍论》梵汉对勘为例”（《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01）一文，以梵汉对勘为例，探讨经由佛经翻译所导致的梵语与汉语接触的产物——汉译佛经的语言特点。贺阳“现代汉语DV结构（以动词为中心语的名词性偏正结构）的兴起及发展与印欧语言的影响——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2）等一组文章，探讨了印欧语对汉语的影响，印欧语对汉语的影响属于接触双方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的间接语言接触，而书面文本是这种语言接触的主要媒介。
2.功能认知语法
汉语语法研究从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背景上呈现出多元化；但近一、二年，功能认知语法已有上升为主流的趋势。2004年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讲配价，讲论元结构，如：袁毓林“论元结构和句式结构互动的动因、机制和条件——表达精细化对动词配价和句式构造的影响”（《语言研究》2004/04）、詹卫东“论元结构与句式变换”（《中国语文》2004/03）等，但到了2006年，功能认知语法的文章则较大数量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汉语语法研究（尤其是现代汉语）由重在描写，逐渐转向描写与解释并重。
从文章分布来看，外语学界仍是着重功能认知语法理论的引进、介绍和评述；而汉语语法界主要研究如何运用功能认知语法理论与方法来解决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并在理论上作出若干修正、补充。
关于功能认知语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兴旺起来的原因，邵敬敏“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研究”（《汉语学习》2004/05）一文认为：功能语法着眼于用动态的眼光分析语言现象，把言语行为和言语策略作为研究的重点和中心，挖掘认知的原因等等，更有利于揭示汉语语法的特点。
关于汉语功能认知语法研究的文章以现代汉语为主，其次是汉语史、方言。有宏观的综述、检讨，如：张伯江“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语言科学》2005/06）、石毓智“认知语言学的‘功’与‘过’”（《外国语》 2004/02）；但更多的是专题、个案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话语分析（话题、焦点、预设）。如：陈平“汉语双项名词句与话题—陈述结构”（《中国语文》 2004/06）、陈振宇“话语标记“你看”、“我看”与现实情态”（《语言科学》2006/02）、杉村博文“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论现代汉语的话题化”（《励耘学刊》2005/01）、周韧“汉语信息焦点结构的韵律解释”（《语言科学》 2006/03）、黄敏等“网络新闻的语用学分析——以中、美官方网站有关中东和会的新闻报道为例”（《语言文字应用》2003/04）等。黄文以新闻语言为对象，从结构、预设、会话原则、指示词语四方面探讨新闻媒体是如何借着文本的安排和语言的选择，将自己的意志和观点传递给受众。
话语分析已运用到方言研究之中，如汪平“苏州方言的话题结构”（《语言研究》2004/04）、梁源“语序和信息结构：对粤语易位句的语用分析”（《中国语文》2005/03）。梁文用“信息结构”来处理说话人的心理预设和句子形式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粤语易位句生成的动因。
(2)认知（隐喻）。有理论的引进、介绍、评述，如：卢植“语言相对论对当代认知语言学的影响”（《外语学刊》2006/03）、刘云红“认知隐喻再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08）、朱永生“名词化、动词化与语法隐喻”（《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02）。有个案研究，如：丁加勇“容纳句的数量关系、句法特征及认知解释”（《汉语学报》2006/01）、古川裕“关于‘要’类词的认知解释——论“要”由动词到连词的语法化途径”（《世界汉语教学》2006/01）、袁毓林“容器隐喻、套件隐喻及其相关的语法现象——词语同现限制的认知解释和计算分析”（《中国语文》2004/03）。袁文很有特色，该文以“满”、“全”等词语在用法和意义上的差异为例，建议把隐喻分析提升到意象图式的抽象水平，从而实现认知和计算的统一。
(3)篇章研究。如：方梅“篇章语法与汉语篇章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06）。
(4)句法研究。如：沈家煊“‘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中国语文》2006/04）一文，按照“构式语法”的思想，认为该句式不是通过“移位”派生出来的，而是“糅合”，“糅合”方式具有心理现实性；并进一步指出，历史上许多新语法格式的产生（如“V+了+O”、“数+量+名”）也是两个已知表达式“糅合”的结果。
(5)类型学。主张从跨语言、跨方言的角度观察语言现象。如：刘丹青“形容词和形容词短语的研究框架”（《民族语文》2005/05）一文，从跨语言比较的角度认识形容词的属性，建立起形容词和形容词短语的研究框架。又如：高增霞“处所动词、处所介词和未完成体标记——体标记“在”和“着”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学报》2005/04）、周韧“共性与个性下的汉语动宾饰名复合词研究”（《中国语文》2006/04）。周文通过跨语言的研究，结论是：OVN型复合词（纸张粉碎机）体现了语言的共性（英语、德语亦如此）；汉语的个性在于VON型（碎纸机、抽油烟机）。
值得一提的是，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也见到了功能语法的运用。如：胡素华“凉山彝语的话题结构——兼论话题与语序的关系”（《民族语文》2004/06）、杨将领“独龙语的情态范畴”（《民族语文》2004/04），但不普遍。
3.语法化
汉语史的研究以语法研究（尤其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最为活跃，“语法化”成为常见的关键词。这表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由以单一的描写（考订语法形式出现的时间、描写演变过程）为主，逐渐向描写为主、辅以解释（解释其演变动因、演变机制、演变规律）转变。
从宏观的角度研究语法化的文章相对较少，如：吴福祥“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目标”（《古汉语研究》 2005/02）；再如：邢志群“汉语动词语法化的机制”（《语言学论丛》2003/10）一文，总结了25例动词，探讨汉语动词语法化的进程，说明句法和语义演变的机制和动因。
谈语法化的文章大多都是以个案为例，集中在词的语法化上，即研究汉语的实词如何虚化而成为意义虚灵、只有语法功能的虚词；或者已经虚化的成分如何进一步虚化。如：杨永龙“从稳紧义形容词到持续体助词——试说“定”、“稳定”、“实”、“牢”、“稳”、“紧”的语法化”（《中国语文》2005/05）、王灿龙“‘起去’的语法化未完成及其认知动因”（《世界汉语教学》2004/03）、张谊生“从量词到助词——量词“个”语法化过程的个案分析”（《当代语言学》2003/03）、曹逢甫“语法化轮回的研究——以汉语鼻音尾／鼻化小称词为例” （《汉语学报》2006/02）等。也有少数文章谈结构语法化的。如：江蓝生“‘VP的好’句式的两个来源——兼谈结构的语法化”（《中国语文》2005/05）。
除语法化之外，还有词汇化。如：江蓝生“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中国语文》2004/05）、王灿龙“词汇化二例——兼谈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关系”（《当代语言学》2005/03）。
4.历史层次
方言领域的研究已从静态的描写转向历时研究，共时研究引入历时的视角，即用方言内部或方言之间共时的差异来解释或拟测近代汉语的演变，历史层次成为最常见的关键词。
方言研究的对象相对集中在闽语、晋语上，以语音研究为主，例如：李如龙“中古全浊声母字闽方言今读的历史层次”（《暨南学报》2006/03）、乔全生“从晋方言看古见系字在细音前腭化的历史”（《方言》 2006/03）、韩沛玲“山西及其周边方言浊声母清化类型及历史层次”（《语言科学》2006/04）、戴黎刚“闽语果摄的历史层次及演变”（《语言研究》2005/02）等。
方言词汇研究，例如：吕传峰的“现代方言中“喝类词”的演变层次”（《语言科学》2005/06）。
方言语法研究，例如：容晶等“昆明话的‘着’字及其语法化过程中的历时择一与共时制衡问题”（《中国语文》2004/03）、蔡国妹“吴闽语进行体和持续体的语法化序列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03）等。
此外，还有方言的底层研究，例如：丁邦新“从历史层次论吴闽关系”（《方言》2006/01）一文论证“南北朝时代的吴语就是现代闽语的前身，而那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来源”。又如李如龙“关于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民族语文》2005/05）一文，提示人们去思考早期汉语东南方言与壮侗语族的接触关系。
三.所见问题
1.当语言接触、功能语法、语法化、历史层次逐渐成为热门的时候，上述话题似乎就成了时尚；相当一批文章对语言的基本事实（如：接触的语言，其相同或相似的现象，是借用？还是同源？共时语言中的差异，是历史的不同层次的反映？还是语言接触、语言渗透的结果？）还没有弄清楚，就轻易地下结论，谈同源，谈借用，谈历史层次；在缺乏对语言事实充分、准确描写的基础上，就轻易地谈认知，谈重新分析，谈语法化；总之，存在着贴标签的现象。我们以为，在当前的语言研究中，还是应该强调从具体的语言事实出发，强调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必须以描写的充分和正确作为其坚实的基础。陆俭明先生曾经说过，对语言事实的发掘、描写是语言研究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2.当前语言学界，尚缺少争鸣的气氛。近几年，虽也见到一些争鸣的文章，有涉及国外语言理论的，如关于索绪尔、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及其流派思想的质疑和商榷；也有涉及汉语研究的，如关于汉语历史音韵学的论争，关于字本位的讨论；但这些争鸣文章数量很少，所论争的问题也很分散。我们以为，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如果能够针对本领域中的一些基本问题、重大问题展开争鸣，将会有利于语言学科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