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农村NEET族问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城郊论文,农村论文,NEE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2—0130—05
一、问题的提出与解释视角
“NEET”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是“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缩写，指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在学校上学，更没有去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人，这类人一般年龄在16岁到34岁之间，未婚，依靠父母或者伴侣谋生。
在16岁到34岁这个阶段，对于个体而言，是建立完善的知识结构和培养工作能力的关键时期。如果这个阶段处于NEET状态，个体的发展将可能严重受挫，从而引起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发达国家，NEET族作为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始终与主流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因社会偏见和社会歧视而误入歧途，产生各种社会偏差行为。在日本，NEET族对养老金制度造成不良影响。
近几年，国内学界开始关注本土NEET族，但相关讨论主要局限在以城市NEET族为研究对象，描述当前城市NEET族的现状并对其成因做出一般性的归纳。也有人对大学生NEET族表示关切，林民书等则在郊区被动型城市化农民就业困难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由于郊区特殊的经济、地理和社会背景，郊区农民特别是郊区青年农民不见得都能在城市的扩张中找到适合或者满意的工作，或者即使有工作，也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愿就业。① 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尚未针对城郊农村NEET族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专门研究。
近年来，在“城郊”这个区位，NEET人员呈累积性增加，已经形成一个城郊农村NEET族。城郊农村NEET族没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较为封闭，很少跟家长沟通；有些人沉迷于赌博，有些人沉迷于网游，还有些人整日闲逛。他们不工作、不学习、不参加技能培训，偏离了一般性生活模式，做出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行为选择。NEET族在城郊农村的社会评价体系里得不到认同。按农村社会传统，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家庭的重要劳动力，他们被期待逐渐担负起家庭或家族的责任，成为家庭的顶梁柱。但是，城郊农村NEET族的状态与农村社会习惯性的期待背道而驰，他们遇到的挑战不仅是生存角度的，而且还是社会认同方面的。对此，城郊农村NEET族面临的困境和未来走向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需要研究城郊农村NEET族的形成机制，以便为城郊农村NEET人员的社会融入提供切实帮助。
面对早已存在的城郊农村，为什么近几年NEET人员呈一定数量增加而过去的城郊农村青年没有成为NEET人员呢？本文认为，要解释城郊农村出现的这个变化，需要考察不同时代的城郊农村青年是否有能力凭借制度化手段实现其社会文化目标。在当今城市化过程中，城郊农村产生NEET族的根本原因在于城郊农村青年的社会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不相匹配。
按照默顿的观点，社会文化目标由受文化限定的目标、目的及兴趣组成，是全体成员或广泛分布于社会各界的成员所持的合法目标，这些目标大致按某种价值等级排序。人们为实现社会文化目标奋斗，社会文化目标通过社会化传递给年青一代。制度化手段是指社会文化认可的合法的手段。为保证社会秩序，社会要求人们遵循制度化手段去实现社会文化目标。当社会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匹配的时候，人们有条件实现幸福。但在社会所规定的目标与决定达到这些目标的规范不一致的时候，社会失范，人们将以遵从或越轨的方式应对社会失范。② 由此，本文认为，1970年代末以前出生的前辈城郊农村青年的社会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匹配，他们遵循制度化手段能够实现其社会文化目标，所以他们积极入世，绝大多数没有成为NEET人员，只有极个别人格不健全的人处于NEET状态；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出生的新一代城郊农村青年产生新的社会文化目标，其中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凭借制度化手段实现新目标，他们受到打击，以NEET方式应对现实。
二、前辈城郊农村青年能够凭借制度化手段实现社会文化目标
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前辈城郊农村青年，不以“城里人”的社会文化目标为目标，他们的目标在农村社会内部。丰衣足食、子孙满堂、有礼有节，这是农民成功的标志，是前辈城郊农村青年的社会文化目标。
农村社会形成上述社会文化目标是有原因的。中国人多地少，农民小农作业，土地产出相对人口需求来说并不宽裕，加之自然灾害风险导致农民收入不稳定，因此，农民能稳定地满足温饱需求即是幸事，“丰衣足食”成为他们的物质生活目标。子孙是农村社会延续家族事业、继承香火的载体，若没有这个载体，农民认为自己一生的辛劳都会白费，所以“子孙满堂”是农民幸福生活的另一重要方面。农村社会是以传统伦常为纲的礼俗社会，礼节是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手段，为过上有序的生活，确保个体不被礼俗社会边缘化，农民在社会交往中往往追求“有礼有节”。
农村社会在传统文化框架内形成一套实现农村社会文化目标的手段。勤劳节俭有助于保全家庭成员的温饱，免于物质匮乏的威胁，这是实现“丰衣足食”的手段。中国农民从事小农经营，为确保产出和年年有余，抵御自然灾害风险，他们在土地上精耕细作，相当勤劳；成年男性在农闲时打零工，做苦力，做工匠，以增加家庭收入；为减少家庭支出，农民生活还相当节俭。实现“子孙满堂”的方法是生育。农村家庭为获得较多的男性继承人，往往生育数量较多。实现“有礼有节”即是在农村社会交往中遵循礼俗。礼俗作为农村社会规范，由长辈通过教化传递给晚辈，农民习得礼俗并内化于心是“有礼有节”行事的前提。这些手段符合农村社会规范，并且完全合法，属制度化手段。
那些遵循制度化手段去实现目标的农民在农村社会得到认同。即使不能达到“丰衣足食”、“子孙满堂”的目标，如果遵循农村社会规范，为实现目标努力奋斗，这些人同样被农村社会认可。而如果为实现目标采用违背农村社会规范的手段，这些人为农村社会所不齿。
前辈城郊农村青年生长在城乡二元结构时代，他们不以“城里人”的社会文化目标为自己的目标，而是秉承农村传统社会文化目标，基于两方面因素：第一，僵化的阶级结构相应的形成不同阶级的不同成功标志。③ 在城乡二元结构时代，政府严格控制人口流动，农民没有途径获取城镇户口。城镇户口这一制度藩篱使农民放弃了做“城里人”的奢望，因而他们只能放弃“城里人”的社会文化目标。第二，在城乡二元结构时代，城郊农村仅是地理意义上离城市最近的农村，由于城乡社会分隔，城郊农村与城市极少交流沟通，城郊农民与“城里人”很少互动，城市的元素很少嵌入城郊农村。所以，前辈城郊农村青年的价值观、社会评价体系、生活方式较多继承农村传统，继承农村社会传统的社会文化目标。
前辈城郊农村青年依靠从父辈那里习得的生活经验和传统规范，实现其社会文化目标。他们努力做好本分之事：种田耕地，学手艺，打零工，做苦力；生儿育女；遵守习俗，安分守己。这些行为完全在制度化框架内，促使他们实现其社会文化目标，而且他们也因此在农村社会得到认同并享有尊严。
总而言之，1970年代末以前出生的前辈城郊农村青年基本生长在比较稳定的农村社会中，其社会化过程受城市因素影响很少，他们从父辈的教化中继承了勤劳节俭、子孙满堂、有礼有节这样的社会文化目标。随着1980年代初东部发达地区的城郊农村发展乡村工业，1970年代末之前出生的前辈城郊农村青年在成年后“兼工兼农”，到村办企业、乡镇企业上班，这比过去做苦力赚钱轻松且收入稳定。可以说，到了乡镇企业时代的城郊农村青年有更有利的条件去实现目标，他们对生活充满热情。
三、新一代城郊农村青年不具备在制度化框架内实现新目标的条件
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出生的新一代城郊农村青年，接受城市社会的评价体系，树立了城市导向的社会文化目标，即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地位。作为城郊农村的社会成员，他们形成这种新的社会文化目标与社会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新一代城郊农村青年在城郊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完成基本社会化，倾向接受城市导向的社会文化目标。第二，1990年代中后期试行的户籍制度改革使福利与户口脱钩，城郊农民与城镇居民的福利差距大幅缩小，新一代城郊农村青年能够以城市导向的社会文化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
新一代城郊农村青年的基本社会化过程受城市影响较大，推动了这些城郊农村青年追求实现城市导向的社会文化目标。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出生的城郊农村青年，见过小农作业，却鲜有农业实践。他们在城郊农民对城市生活有所触动的时期度过童年，在城郊农村随着城市化推进而加速变迁的时期度过少年。除直接见闻城乡社会互动外，他们在童年和少年时期还通过城市导向的学校教育间接树立了城市生活目标。到青年时期，他们从电视这一在城郊农村最具传播力的大众媒介接受了社会对“成功”的理解以及城市社会的评价体系，增加了与城市的接触机会，体会到城市丰富的生活与娱乐。因此，他们树立城市导向的社会文化目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初出生的城郊农村青年也在上述经历中成长，因此他们也自然接受城市导向的社会文化目标。
1990年代中后期，户籍制度改革缩小了城镇居民与农民之间基于身份的各种差距，这促成了新一代城郊农村青年追求实现城市导向的社会文化目标。一方面，这一时期伴随着国企改革与户籍制度改革，城镇户口的福利含金量大幅缩减，国有企业员工大量下岗，年轻员工必须再就业。④ 另一方面，同期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体企业转制，转制后城郊农民从集体企业所得的收入与福利锐减，农民离开集体企业，城郊青年农民必须自谋职业。这些变革使农民与城镇居民的差距缩小，城郊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开始具有可比性，他们都要自谋职业，他们的社会地位都要靠自己努力才能获得。可以说，改革使新一代城郊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具有相似性，因此在基本社会化后倾向于城市导向社会文化目标的城郊青年农民能够以“城里人”的社会文化目标为目标，树立不同于前辈城郊农村青年的新目标。
新一代城郊农村青年中只有少数人能实现城市导向的社会文化新目标。要实现新目标，必须拥有城市中产阶级的职业，这些职业要求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资本或社会关系。目前，城郊农村青年中仅有少数人拥有上述条件，这些人因为有学历或父母为其积累的资本、社会关系，在城市获得相应职业并在制度化框架内能够实现新的社会文化目标。
大多数新一代城郊农村青年是无法实现城市导向的社会文化新目标的。这些城郊农村青年不具备专业知识、技能、资本、社会关系，没有实现新目标的途径。从城郊农村青年的父母来说，多数城郊农村青年的父母在工业化社会中处于中下层或底层，难以为子女获得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供知识、经济或社会资本方面的帮助。从城郊农村青年自身来说，在教育资源集中于城市的现状下，城郊农村青年考试竞争力不强，难有机会继续深造和获得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的专业教育。换句话说，新一代城郊农村青年有了城市化的目标，却没有城市化的手段。对前辈城郊农村青年与新一代城郊农村青年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新一代城郊农村青年制度化手段的转变滞后于社会文化目标的转变。
当新一代城郊农村青年中多数人所拥有的手段在制度化框架内不能实现其目标的时候，其中一部分人采取遵从的态度，他们从事简单重复劳动，报酬不高，但仍向往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极个别人成为社会越轨者，采取违背法律、道德等手段去实现城市导向的目标。还有一部分人既不遵从，也不越轨，采取一种介于遵从与越轨之间的NEET态度。
四、不遵从、不越轨的城郊农村NEET族
默顿指出，人们采取制度化的手段不能实现社会文化目标时，将产生两类五种适应模式。一类为遵从，即认同社会文化目标，遵循制度化手段。另一类为越轨，分为四种适应模式：一是创新，即认同社会文化目标，但不遵循制度化手段，而用自己新创的方式去实现社会文化目标；二是仪式主义，即行为的目的不在于获得文化目标，而只是盲目坚持制度化手段；三是退却主义，既反对文化目标，也不遵循制度化手段；四是反抗，即反对既存的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期望创立新的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⑤
本文讨论的城郊农村NEET族不能简单归为上述两种类型。第一，他们不属于遵从型。他们看到自己无法通过制度化手段实现目标，于是消极应对，不工作，不学习，不参加培训，不采取手段，这显然没有遵循制度化手段。第二，他们不属于越轨型。城郊农村NEET族认同社会文化目标。笔者于2006年8月在浙江省某城郊农村展开的关于城郊农村NEET族的调查发现，36％的城郊农村NEET人员认为人的价值在于生活舒适潇洒，25％的城郊农村NEET人员认为在于对社会的贡献，认为在于金钱、权力的各占12％，社会名望占15％。可见，城郊农村NEET族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符。所以，他们的行为不属于后三种越轨类型。此外，城郊农村NEET人员尽管认识到自己没有较为丰富的学识、专业技术、资本，采用制度化手段难以实现社会文化目标，但他们没有采取违法、违规手段或钻制度的漏洞去实现目标，所以他们不属于创新者类型。
城郊农村NEET族的行为不属于默顿提出的应对社会失范的五种适应模式，面对制度化手段与社会文化目标不匹配这个事实，城郊农村NEET族采取了不遵从、不越轨的独特态度。他们以这种方式应对社会失范，有其自身的行动逻辑。一方面，城郊农村NEET族因无法实现城市导向的社会文化目标而采取不遵从的态度。笔者在浙江省某城郊的调查显示，城郊农村NEET族期望获得稳定或有经济潜力的工作，他们当中想去政府、事业单位的各占17％，希望自己创业的占45％，然而，其中49.7％的人员认为在激烈竞争中“自身能力不够”。近年来随着高中教育的普及和大学扩招的推行，就业的学历门槛相应提高，城郊农村NEET族就业在学历上没有优势。而政府、事业单位和大型国有企业都是“逢进必考”，工作岗位必须在相关考试中取得优良成绩才能获得，对于这些考试，NEET人员显然缺乏竞争力。在自己创业方面，城郊农村NEET族缺乏创业资本和良好的投资项目，创业也比较困难。这些困难令他们深受挫折，失措赋闲，不遵从“努力奋斗”等制度化手段。另一方面，城郊农村NEET族因受农村社会规范制约而采取不越轨的态度。城郊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村庄内部人们彼此熟悉了解，人们没有隐匿的身份，因此言行举止都处于村庄评价体系之中。城郊农村的评价体系一贯把遵守法律、符合道德规范作为重要维度，人们一旦违背道德，将受到舆论谴责，若违反法律，则更遭非议。因此，熟人社会中的城郊农村NEET族虽然在就业中有挫败感，但他们作为社会动物，仍然希望得到社会好的评价，所以他们遵守农村社会规范，不做违法乱纪之事。
五、结语
综上所述，城郊农村NEET族的形成根本上是由社会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不匹配所导致的。没有专业知识、技能、资金、社会关系的新一代城郊农村青年在城市化过程中确立了城市导向的社会文化新目标，但其拥有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较之前辈城郊农村青年并无实质性差异，能适应旧有的着眼于农村社会内部的社会文化目标，却未能应对城市化了的新目标的挑战。因此，城郊农村NEET族面对社会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不匹配的现实，采取了既不遵从又不越轨的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大众媒介、学校、家庭、同龄群体这些外界环境对城郊农村NEET族的基本社会化过程产生影响。大众媒介对城郊农村青年产生中产阶级社会目标有促进作用，而城郊农村一部分青年目前无法顺利实现这个目标。对子女比较溺爱的家庭，为在学校受挫的城郊农村学生提供了庇护所，这些家庭没有要求子女面对现实，也没有帮助子女找到途径改变在学校受挫的状态，其子女以各种表现逃避这种挫折。这种逃避习惯性地延续到他们结束学业接受社会检验的阶段，即寻找工作的阶段，当他们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而赋闲时，家庭再次接纳他们的逃避行为，这不利于他们改变NEET状态。城郊农村NEET族同龄群体的参照作用表现为负面，其童年、少年时期的同龄群体内部缺乏积极进取的可参照伙伴，青年时期的同龄群体与NEET人员状况相似。
目前，城郊农村NEET族处于遵从与越轨的临界点，政府与社会有责任尽早采取措施，避免他们走向越轨，帮助其走上正轨。城郊农村NEET族要步入正常的生活，有两个去向：一是遵从现有社会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二是具备在制度化框架内实现社会文化目标的能力。对此，政府与社会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城郊农村NEET族的综合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其遵从行为。
1.政府开办专门针对NEET族的职业培训学校，学制可按专业需求设定不同年限，学费由政府出一部分，个人出一部分，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可减免学费，由此培养城郊农村NEET族一技之长，增强其专业知识技能，使其有实现社会文化目标的途径。
2.扩大成人教育社会知晓度，提高成人教育质量，增强成人教育的社会认可度。
3.建立NEET族档案。除了培养技能外，政府可成立专门机构，为NEET人员建档，实施动态管理，为其就业做好准备。城郊农村社区有责任配合政府，设立相应的专职人员负责为NEET人员提供就业信息，与NEET人员保持良好沟通。
4.大众媒介应在宣传引导方面做好工作，帮助NEET人员建立切实的就业观。家庭要配合宣传，教育子女要从基层干起，先就业再择业。
5.社会团体对城郊农村NEET人员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城郊农村NEET人员对未来悲观者多，茫然者多，乐观者少，因此矫正他们目前沮丧的状态十分关键。对于那些以前有过工作而后来因某种原因失业的NEET人员，要消除他们的心理障碍，通过社会团体等公益性组织对他们进行帮助，进行一些必要的心理辅导，解开他们的心结。
6.从形成城郊农村NEET族基本社会化的外界环境来看，要防止城郊农村出现越来越多的NEET人员，就要在城郊农村儿童的基本社会化过程中注意家庭和学校两个方面。在家庭方面，要做到不溺爱子女，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和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教育子女正确面对和克服挫折，对子女从大众媒介接收的观念进行正面引导。这对城郊农村家长的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这就需要政府有所作为。政府可定期开设公益性家长培训班，帮助城郊农村家长确立正确的观念，学会教育子女的良好方法。在学校方面，要改变以学习成绩作为唯一标准评价学生的做法，建立多元评价机制，善于发现挖掘不同学生的不同优点，鼓励学生树立自信心。
收稿日期：2010—01—11
注释：
① 林民书、李文溥、林枫：《郊区被动型城市化农民就业问题研究——厦门市禾山镇农民非农化问题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02年第9期。
②③⑤ ［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25—254、242、233—254页。
④ 夏雪、秘舒：《新失业国企工人“城市游民”趋势研究——以郑州市为例》，《青年研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