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架”，“杀开了一条血路”——重评创造社“异军苍头突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苍头论文,血路论文,开了论文,突起论文,异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本文的题目
“打架”一词出自成仿吾写于1922年11月、发表于《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成仿吾写道：“文学研究会的那一部分人，所以拼死拼命地与我们打架的原因，一是因为田寿昌没有理他们，所以疑及我们的全体，二是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气焰正盛，一见我们没有理会他们，很觉得我们是一些大胆的狂徒，无聊的闯入者，就想等我们把头现出来，要加我们以凶狠的猛击。我们对于这种天外飞来的奇冤与无故相加的狂暴，据我一个人的意思，实在没有值得去理会的价值；不过郁达夫或者实在忍不下去，才开始了我们的防御工事；而我们的行为，始终是防御的——正当的防御的。以后他们的攻击一天天加劲起来，达夫才有时候取了攻势的防御。本来防御是很正当的事情，而且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社会里，我们若不出来主张自己，盲目的人们，说不定真的把我们当做了劣败者……”成仿吾把创造同人说成“打架”中的“防御者”，实在是强词夺理。他们明明是主动挑起“打架”的，这在本文中将要说到。
“杀开了一条血路”引自瞿秋白1935年5 月在汀州狱中致郭沫若的信。在生命的最后时日，瞿秋白将“杀”、“血路”这样森然可怖而又壮烈可泣的字眼用于写作与文坛论争，会对我们理解五四以后现代文学的进程提供某种启示和暗示。
“异军苍头突起”出于郭沫若写于1946年3月的《论郁达夫》。 在此之前，1930年初郭沫若已经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说到“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特起的”，并对“异军特起”的背景作了解释：“因为这个团体的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张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都不曾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的运动在文学革命爆发期中又算到了第二个阶段。”“一般投机的文学家或者操纵家正在旁若无人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由本阵营内起了一支异军，要严整本阵营的部曲，于是群议哗然，而创造社的几位分子便成了异端。”
锋芒毕露的亮相
1921年9月29日、30日两天的上海《时事新报》上， 出现了一份措词激烈、锋芒毕露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一份简短的“预告”实际上已经确立了创造社的异端形象——其时距《创造》季刊的出版尚有半年多，可谓未见其人，已闻其声。“预告”的文字出自郁达夫之手，它得到了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的激赏，郭致信给郁说：“我见了‘预告’之后，于感得快意的里面，同时增添了无限的责任心。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注：《海外飞鸿》，《创造》季刊1卷1期。）“预告”只是“打架”的信号，待《创造》季刊创刊号问世，则充分显示了这一文学集体的骂派性格。
出来骂阵的主将仍是郁达夫，他的《艺文私见》后一部分几乎可视为“打架”的挑战书，他先是泛泛地骂“新旧文艺闹作了一团，鬼怪横行，无奇不有”。接着缩小了攻击范围，专骂“假批评家”，他说，像勃兰兑斯那样的外国大批评家，“无论哪一个，能生一个在我们目下的中国。我恐怕现在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都要从地狱里升到了午白羊宫里去呢！”同期《创造》季刊还发表了郭沫若的通信《海外飞鸿》，其中第二信先改译了两首歌德诗，批评了国内新文学译者的不负责任，然后笔锋一转，也抨击起“批评家”来：
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是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场，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先见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什么自然主义啦，什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我们可以各人自己表张一种主义，我们更可以批评某某作家的态度是属于何种主义，但是不能以某种主义来绳人，这太蔑视作家的个性，简直是专擅君主的态度了。
接着，郭沫若又表明自己的批评态度：“不要匿名，不要怕事，不要顾情面，不要放暗箭，我们要大胆虚心佛情铁面，堂堂正正地做个投炸弹的健儿！”“投炸弹”的比喻无比清晰地传达了郭沫若将批评视作战斗的亢奋心态。
郁达夫的《艺文私见》和郭沫若的《海外飞鸿》都没有点被抨击者的名，而文学研究会方面首先由沈雁冰以“损”的笔名出来应战是极合情理的事——谁都知道他就是主要被骂者。于是便有了发表在《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出版， 距《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发行仅10天）的《〈创造〉给我的印象》。《印象》一文持了反击的姿态，“损”写道：“我现在却情愿让郁君骂是假批评家，骂是该‘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的假批评家，对于创造社诸君的‘创造品’说几句类乎‘木斗’的话。”显然，作为文学研究会理论领袖的沈雁冰已经被惹恼了，用沈雁冰半个多世纪后的话来说，“贬词看来用得多了一些。”（注：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新文学史料》第5辑，1979年11月出版。）
《创造》季刊创刊号还发表了张资平的两篇文章《出版物道德》和《“创作”》。前者抨击“一班卑怯的文士抄译了人家的原作，却不把原作出自何书及其出版时日告诉人”，作者在极不客气地断定“中国无出版物道德还可以说是贱丈夫干出来的”之后，举出了《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的两篇译文作为例子。 《“创作”》评《小说月报》刊载的两篇小说：王统照的《遗音》（12卷3 号）和落华生（许地山）的《换巢鸾凤》（12卷5号）。张资平对《遗音》作了肯定的评价， 也指出了“一段非科学的描写”，而后便集中火力批评《换巢鸾凤》及篇后的“附注”。他认为《换巢鸾凤》“内容事实都很平常”，“不能脱离旧小说的俗调”，“写得不近情理”。这篇小说是被编在《小说月报》“创作”栏的，张资平则认为“我想不编在‘创作’里面还好些”。《小说月报》发表这篇小说时原有署名“慕之”的附注，称作品“带有极浓厚的地方的色彩”，“广东的人一看就觉着他的‘真’……”这篇附注排在该刊通常“编者附注”的位置，读者有理由猜测“慕之”即是编辑者沈雁冰的化名。张资平则针对这篇“附注”批驳道：“我读了就不觉其真。我想这篇的实写程度，怕够不上20%。”与郁达夫、郭沫若的骂相比，张资平的批评是针对具体问题，而锋芒指向则是一致的。
半个多世纪之后，沈雁冰仍以委屈的口吻叙述自己和郑振铎读到《创造》季刊创刊号时的心情：“我们想，一年来我们努力提倡新文学反对鸳鸯蝴蝶派，介绍外国进步文艺，结果却落得个‘党同伐异’和‘压制天才’的罪名，实在使人不能心服。……那时我们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血气方刚，受不得委屈，也就站起来答辩。”（注：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新文学史料》第5辑，1979年11 月出版。）
其实，郭沫若、郁达夫等也正是因为“委屈”和“不能心服”才挑起“打架”的。
为什么以文学研究会作为“打架”对手
先声夺人的《〈创造〉出版预告》中的关键词显然是“垄断”二字。那么，“垄断”文坛者究竟是指谁？郭沫若后来曾在《创造十年》中回忆了自己当时“打草惊蛇”的预感，又曾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解释“垄断文坛”并非“讥讽文学研究会”，而只是针对着将郁达夫小说《银灰色之死》压了半年之久的《学灯》编辑李石岑。郭沫若写道：“然而不幸达夫是初回国，对于国内的情形不明，一句无存心的话便结下了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不解的仇恨。”不知为什么郭沫若会在“打架”过去了十多年之后作出这“无存心”的辩解，郭沫若难道会不清楚，“垄断文坛”的指斥是吐出了他们在一两年时间里积蓄的不平感？
还是郑伯奇的回忆更为客观地说明了创造社同人的心态。郑伯奇肯定“所谓‘垄断文坛’，当然指的文学研究会”，又具体分析了不平感的由来：“但当时达夫在预告中的影射恐怕也不是‘无的放矢’。至少在达夫或者和他同感的人总有这种感觉。现在推想起来，问题可能在于发表作品和出版方面。”（注：郑伯奇：《忆创造社》，《文艺月报》1959年5—9号。）
说到“作品发表和出版”，这正是一个文学社团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在被郭沫若称之为创造社“受胎期”的1918年，策划中的社团即是“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但出版社的经营者都不愿接受由几个留日学生自行操办的前途莫测的刊物。而就在郭沫若等因为找不到出版社长达三年都无法将办同人刊物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1921年初，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个社团文学研究会已经宣布成立，并以商务印书馆革新了的《小说月报》作为自己的阵地。
文学研究会的酝酿并不早于创造社的“受胎期”，但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却比创造社早了半年，《小说月报》的革新更比《创造》季刊的出版早了一年多。文学研究会的最初倡议者也是几个青年，1920年11月，22岁的铁路管理学校学生郑振铎与曾经一起创办《新社会》旬刊、《人道》月刊的朋友瞿世英、耿济之、许地山商议成立文学社团时，首先遇到的也是“找出版社”的问题，而已经有了两次办刊经验的郑振铎则显示了出色的策划才能。虽然他与朋友所办的两个刊物已经产生了一些社会影响，他本人也在《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等报刊发表过作品，但显然他考虑到了仅凭他们这几个青年尚难以办起刊物——他们需借助名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才可能使上海滩上的书局老板接受他们的计划。郑振铎在致正筹备《小说月报》革新事的商务编辑沈雁冰的信中，便打出了“发起人为周作人”。有这样一位名人作为首席发起人，筹划中的刊物被出版社接受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除周作人外，文学研究会列名第一号会员的朱希祖和第二号会员蒋百里，其资历名望与社会关系都能够为一个原来由几个青年策划的文学团体增添分量。例如，郑振铎、耿济之去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人张元济商谈刊物事，就是出于蒋百里的介绍。有论者认为在学术范围的广阔与精力充沛方面，“郑振铎与郭沫若十分相似”（注：陈福康：《郑振铎研究综论》，《学海飞鹏》123页，中国铁道出版社1988年版。），然而， 在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初期，在五四新文学两个最重要社团的发起过程中，郑振铎所下的运筹擘画的功夫是超过了郭沫若的。比如拉名人，是郭沫若不懂？没想起来？不屑于这样做？甚至鄙视这种做法？
郑振铎与沈雁冰建立起联系后，《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刊物，而远在海外的郭沫若等因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与小小的泰东书局达成了“互相利用”（郭沫若的说法）的关系，以接受经济剥削的代价才促成了《创造》季刊的出版。数十年后，成仿吾还为此事愤愤不平，并承认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对立与这种不平感有关：“当时书店老板看我们都是穷青年，不帮助我们。这也是我们与文学研究会有分歧的原因之一，因为文研会是有资本家、老板支持的。”（注：成仿吾：《与苏联研究生彼德罗夫关于创造社等问题的谈话》（1959年9月29 日）《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郭沫若等筹建的文学社团与纯文学刊物本来有可能成为新文学的“第一”，却因缺少机会、缺乏名人和关系的背景便让郑振铎、沈雁冰们占了先。而文学研究会一成立，便摆出了包纳一切、领导潮流的架式。“文学研究会宣言”刊载于1920年12月13日北京《晨报》、1920年12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 卷第9号以及《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可谓造足了气势。其中有“希望不但成为一个普通的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以及“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的提法。发表于同期《小说月报》的“文学研究会简章”第9条还规定，“本会会址设于北京，其京外各地有会员5人以上者得设一分会。”虽然在下一期《小说月报》发表的《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特别对“简章”的第9条作了更改， 取消了“分会”的提法，但领袖全国新文学潮流的意图仍是郭沫若等所能觉察到的，也是他们至为反感的。
由于郭沫若等比郑振铎、沈雁冰等晚了一步，于是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文学研究会时代”，时人描绘，那时候“所谓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的唯一新文艺刊物，而同时也极在大中学生中流行的，恐怕便要算《小说月报》一种了。”（注：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文艺春秋、副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出版。 ）不同于《新青年》“急先锋”（郭沫若语）式的作战姿态，文学研究会主动承负起了“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文学研究会宣言》）的使命。沈雁冰当时所发表的文章，充分传达了与此使命相适应的理论抱负和理论勇气。他援用西方近代文学理论，搭起了一个庞大、呆板的理论框架，并且提出了要把西方近代文学思潮在中国“演一过”的主张。在主编革新了的《小说月报》之后，沈雁冰开始作定期的文坛鸟瞰式的评论，如《春季创作坛漫评》（《小说月报》12卷4号）、 《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12卷8号）等，颇有形成惯例的意思。 沈雁冰“评”的对象是小说和剧本。在《春季创作坛漫评》中，他没有提到1921年2月25日《民铎》2 卷5期刊载的郭沫若诗剧《女神之再生》，这还可以以该剧是诗体来解释。而在他所评及的作品中，对田汉剧本《灵光》有尤为严格的批评：“只觉得伶俐有趣，而不起深刻的感觉”，“也没有深刻的悲哀的印象”，“似乎田君于想象方面尽管力丰思足，而于观察现实方面尚欠些功夫呵！”而对于这篇“漫评”中所提及的其它30多篇作品，沈雁冰却都没有施以如此严格的批评，显然，他对作品的褒贬评判并非使用同一尺度。
沈雁冰这样的批评态度很容易被郭沫若等理解为“党同伐异”，而沈雁冰所搭建的庞大、包罗万象的文学理论框架，文坛鸟瞰时所使用的指导性语气，也都会引起郭沫若等的反感。这是后起文学青年对权威姿态的反感，也是受冷遇者、受排斥者对事业顺遂者的反感。待郭沫若等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阵地——《创造》季刊，他们便摆出了向“树大招风”（沈雁冰语）（注：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新文学史料》第5辑，1979年11月出版。）者主动挑战的姿态。 “垄断文坛”的指斥并非出于偶然，更非郁达夫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发自对“文坛上生存竞争非常险恶”（注：郁达夫：《友情和胃病》，见《郁达夫文集》第1卷《胃病》，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的体认， 是经讨论经选择而采取的不畏“孤立”（注：郁达夫：《友情和胃病》，见《郁达夫文集》第1卷《胃病》，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的主动出击的态度。
对于当时其实尚未形成的“新文坛”来说，这是一批更“新”的人。相距 4年多，《新青年》与创造社的战斗目标都是“垄断文坛”者，而《新青年》与“桐城派”、“宋诗派”之间是有“新”与“旧”的原则分歧的，创造社在自己与文学研究会之间则已经找不到这类性质的分歧，他们所指责的“专擅”、“狂妄”、“党同伐异”等都不过属于作风、态度方面的问题。由于实际上已经找不到足以形成敌对营垒的原则分歧，战斗就变成了“打架”。
“主义”分歧与帮派情绪
从1921年上半年至1923年下半年，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打架”几乎成为当时新文学界最为引人关注的热点。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同人曾在打架或曰论争中宣布自己是反功利的。郁达夫所说“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艺文私见》），郭沫若所说“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文艺之社会使命》）等都曾被后来的研究者反复征引，作为探究创造社文学主张的依据，而半个多世纪后沈雁冰对论争双方关于“功利”的论点所作的“翻译”才是最有趣的：
……应得说明一下：“文艺的功利主义”是创造社诸公的用语，翻译为我们现在通行的用语，就是：“文艺作品应当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创作是要为人生为社会服务的。”而反对文艺上的功利主义翻译为我们通用的话，就是：“文艺作品应当是作家主观思想意识的表现，创作是无目的无功利的。”（注：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新文学史料》第5辑，1979年11月出版。）
非方言的汉语白话文有时候也当真需要翻译——翻译成另一个时期“通行的用语”，尽管仍然是白话文——这确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通过这一“翻译”工作，早已以笔名“茅盾”行世的沈雁冰将当年两个社团关于“功利”、“非功利”的争执纳入了后来持续几十年的“文艺战线”“路线斗争”的范畴。而当我们读到郭沫若关于“非功利”的表述，如“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应该说没有所谓目的”。（《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我们会联想到郭沫若与创造社同人其实并不能进入“没有所谓目的”的写作。这样说，并非有意把“没有所谓目的”的非功利状态悬为写作的极致。事实上，写作者的动机与其创作成就之间并不存在简捷的因果联系，而并非“非功利”的创造社以“无所谓目的”相号召，则正如郭沫若后来在《创造十年》里听说“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而已。
除了“为社会”与“非功利”之外，后来的研究者通常认为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还在“为人生”与“为艺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各执一端。以主张规范创作和以“主义”将作家归类本是没多大意思的事。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写作者把写作视作个人行为，他不至于急急忙忙打出旗号，而社团就不同了，它总要弄个主张、主义什么的作为集体亮相的徽帜。文学研究会有“为人生”的主张和对现实主义的提倡，创造社却偏偏不标出主张和主义，而“没有划一的主义”提法本身，便意在与文学研究会针锋相对。创造社同人一再在论争文章中表述他们对“主义”的厌恶，显然是在反对文学研究会对“主义”的推崇。据陶晶孙回忆，创造社成立时对“主义”也是做过选择的。“沫若说要把新罗曼主义为《创造》的主要方针，后来社会都承认创造社为罗曼主义。”（注：陶晶孙：《创造三年》，引自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册，772页，77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后来郑伯奇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确认浪漫主义为创造社“集团的主要倾向”，并具体分析了他们倾向浪漫主义的三方面原因，其中每一个原因都由“他们在外国住得很久”引发出来。
郑伯奇关于创造社“倾向浪漫主义”的“环境”说得到了文学史家的广泛认同，这一说法也确有事实依据。而40年代的一位论者却对创造社与“主义”结缘的过程作了另样的叙述：
创造社起初还没有标榜什么主义，只知道创造者的孤苦，苦恼，狂欢，光耀而已。可是他们常用“艺术之神”、“内心的要求”、“自我的创造”等语，致使被世人称为“艺术至上主义者”……就是他们自身，也不知不觉间，染成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了。更加上与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对立的关系，他们终于不得不意识的提倡浪漫主义了。（注：黄得时：《郁达夫先生评传》，王自立等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428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位论者从“不得不……”这样的句式所表达的创造社“主义”选择的被动性对我们理解现代文学史上社团流派现象的形成颇有启发。当我们从“打架”或曰论争的角度重评创造社的“异军特起”，我们也可以从文坛背景的角度对“主义”的选择做些讨论和推测。
早在郭沫若为创造社确定“新罗曼主义”的方针前，沈雁冰就曾提倡“新浪漫主义”。由于把欧洲文学思潮的变迁看做直线向前的过程，他很自然地把上世纪末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得到发展的，包括着“半打多”现代派及罗曼·罗兰早期作品的“新浪漫主义”，看做了文学进化的高峰。（注：茅盾：《夜读偶记》第 3 页， 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在1921年之前，沈雁冰反对提倡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甚至说过：“在社会黑暗特甚，思想锢蔽特甚，一般青年未曾彻底了解新思想意义的中国提倡自然文学，盛行自然文学，其害更甚。”（注：雁冰：《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9 月出版。）他对自己的主张有过极明确的表述：“能引我们到真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注：雁冰：《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9月出版。）而在1921年之后， 沈雁冰转而把提倡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视为当务之急，来了一个大转弯。
刊载于《小说月报》12卷1 号的《改革宣言》称：“写实主义的文学，最近已见衰竭之象，就世界观之立点言之，似已不应多为介绍；然就国内文学界情形言之，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未尝有其一二，故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这里所表述的尚是较为持平的看法，并未把写实主义抬到须极力提倡的压倒其它一切“主义”的特殊地位。1921年下半年以后，沈雁冰则开始不遗余力地倡导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这或许与胡适的“指导”有关。据胡适1921年7 月22日日记记载，在当天的谈话中：
……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如梅特林克， 如辛兀（ Mcterlinck， Synge），都是极能运用写实主义的方法的人。不过他们的意境高，故能免去自然主义的病境。（注：《胡适的日记》上册156—15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尽管沈雁冰后来没有提到过这次谈话，但显然，胡适的一番“指教”对他是有影响的，就在当时沈雁冰正在编辑的《小说月报》12卷8 号上，出现了题为“最后一页”的一则补白，它无疑出自沈雁冰之手：
……现在固然大家都觉得自然主义文学多少有点缺点，而且文坛上自然主义的旗帜也已竖不起来，但现代的大文学家——无论是新浪漫派，神秘派，象征派——哪个能不受自然主义的洗礼过。中国国内创作到近来，比起前两年来，愈加“理想些”了，若不乘此把自然主义狠狠的提倡一番，怕“新文学”又要回原路呢？
很明显，沈雁冰几乎完全接受了胡适的指教，因而才会迫不及待地写下这“最后一页”。只是沈雁冰把胡适所说的“写实主义”换成了“自然主义”。在沈雁冰当时的武库里，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本来就界限不清。在1921年下半年以后，沈雁冰反复强调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是校正中国文学弊病的“对症药”。（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小说月报》第12卷12号。）
郭沫若、郁达夫等可能并不知道沈雁冰等“狠狠地提倡”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与他们所不服气的“胡适大博士”有关，而“异军特起”的创造社既然把文学研究会及其核心人物沈雁冰视作挑战对象，他们便不可能与沈雁冰提倡同样的“主义”。郭沫若确定以“新罗曼主义”为方针，未必不包含着以不同的“主义”造成派别对立的意思——何况“新罗曼主义”即“新浪漫主义”恰恰为沈雁冰曾经极力提倡而后却又摒弃——虽然这一“主义”的旗帜后来并未当真挑起。
以对立的“主义”相标榜本是“异军苍头突起”的需要。
不同于沈雁冰在半个多世纪后回顾两个社团的“打架”或曰论战时还在摆自己这一方的“理”，郭沫若早就极为坦率地承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创造十年》）而当我们读到郭沫若写于1923年1 月的一段文字，我们甚至会惊异地感到他简直在复述沈雁冰的主张：
真的！近代文学的精神无论何国都系胎胚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近虽衰夷，然而印象派中，象征派中，立体派中，未来派中，乃至最近德意志的表现派中，都有自然主义的精神流贯着，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自然主义的精神在缜密的静观与峻严的分析……（注：郭沫若：《致草堂社》，原载1925年5月5日《草堂》第3期通讯栏， 引自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册2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这段文字当时发表在四川一群文学青年自办的刊物中，没有引起论战对手的注意。而它恰可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提供有力的佐证。
郭沫若后来还说过：“那时候的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更具体地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创造十年》）“行帮意识的表现”几个字是加了着重号的。郭沫若同一文章中的另一说法也值得注意，“一个人无论是怎样超脱的性格，入了一种团体也自会带着那个团体的意识。”正是这“团体的意识”或曰“行帮意识”，使得原本可能互补互容的文学主张之间仿佛有了不可逾越的界限。郭沫若看到了文学研究会作家“似乎也不见得是一个葫芦里面的药”，沈雁冰则始终认为创造社的主张与创作实际并不一致。（注：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新文学史料》第5 辑，1979年11月出版。）但是在“帮”的对立形成之后，毕竟得各打出一面旗帜才师出有名。“主义”的分歧中势必糅合进了帮派情绪。
向新文化界权威胡适挑战
在1922年8月出版的《创造季刊》1卷2期上，也是郁达夫出马， 以更为凶猛的火力向更有实力的对手挑战了。他毫不含蓄地骂道：“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地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夕阳楼日记》）虽然郁达夫没有点名，但人们会知道他骂的是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人物胡适。文后注明写作时间是“1921年5月4日夜半”，在此之前的两年间，胡适曾商请北京、南京等地高校筹集资金邀其老师杜威来华讲学，胡适本人则亲任翻译，陪着杜威在北京、天津、济南、太原等地“跑来跑去的跑几次”。
其实，在《夕阳楼日记》发表的三年前——1919年10月，正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期间曾主动致书已经暴得大名的胡适，表达“钦羡”之情：“我并不认识你，你当然是不认识我的。你们的那一番文艺复兴的运动，已经唤起了几千万的同志者。大约不认识你的青年学生，唐唐突突的写信给你的人，也一定不少的了……我也就是这些青年学生中间的一个人。我此番想写这封信给你的动机，大约也是同另外的青年差不多。”
这是任何时代都常有的事：无名青年写信给名人，表达仰慕与见面的愿望。郁达夫在信中还引征了美国作家爱默生当年致信《爱丁堡》杂志的一段文字，以表示自己的做法是效法前贤。他向胡适提出了见面的请求，由于担心自己的请求被回绝，他又说：“万一你不许我的时候，恐怕与我的dignity（尊严）有些关系， 所以我现在不能把我的名姓同我的学籍通知你。”
在80年光阴过去之后揣测当时未满23岁的郁达夫的心理，他对自己尊严的维护中显然掺糅着自卑。自视甚高的他能主动给不相识的仅仅长自己四岁，平心说也不见得怎样佩服的名人写信，大概已经感受到了几分别扭、几分不自在，因而他在比较谦恭地表示了钦羡和相见的愿望之后，竟又加上几句话以进一步维持尊严：“我也忙，你也忙，所以我不敢多写了。这一张信稿的章句、言语、书写，都芜俗得很，我也不想再来抄一张过，我也更没有功夫来推敲了。失礼的地方，只能请你宽恕我吧。”寄给名人的竟是懒得誊抄的草稿，似乎最能说明郁达夫并不在乎名人的骄傲气质，而既不在乎却又要表示敬意请求见面，其间的矛盾心态也就显露无遗了。
没有材料表明胡适曾给郁达夫回过信，他当然有充分理由不理睬一个非亲非故的无名青年。郁达夫的钦羡之意很容易便转化为了对权威姿态的反感，他所拟措词激烈的《创造季刊》“出版预告”中所抨击的“一二偶像”当然也有胡适在内。而郁达夫“无名作家”的自我体认以及“打破社会因袭”的号召中隐藏着因“无名”而受压制遭冷遇的痛苦——也包括从胡适那里所感受到的冷遇。
胡适显然被“粪蛆”的比喻激怒了，他在1922年9月20 日发表了题为《骂人》的短文，但他回骂的“初出学堂的学生”、“浅薄无聊”而“不自觉”等实在比“粪蛆”要文明得多了。
在胡适的《骂人》短文发表四天之后，郁达夫又写了《答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一改《夕阳楼日记》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的风格，他将尖刻的讽刺出之以皮里阳秋的措辞：“其实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何尝敢骂胡先生……我怕胡先生谈起政治忙碌，没有工夫细想，要把这些‘无聊浅薄’的文字的意义误会了……”
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后来回忆：“达夫挨了骂，他便异常地悲愤。写来的信上说，他要跳黄埔江。我得了信，又看见了胡适的那段杂记，也很悲愤。”（《创造十年》）郭沫若的回忆略去了郁达夫先“骂人”的情节，而郁达夫非但没有跳江，而且在1922年11月写了后来被郭沫若称之为“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的《采石矶》，以清中叶诗人黄仲则寄托自己的郁愤，而以考据权威戴东原影射胡适。小说中的黄仲则谈起戴东原，愤愤地说：“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们的大言欺世，排斥异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污苟贱的迎合世人。”这正是郁达夫对自己和胡适的基本评价。
郁达夫的“悲愤”便得创造社的另两位大将郭沫若、成仿吾一齐上阵为郁达夫助战。1922年11月出版的《创造季刊》1卷3期同时发表了郭沫若的《反响之反响》和成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都是火力凶猛而又条分缕析的论辩文章。至1923年4 月，胡适又在自己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编辑余谈》，继续大摆权威架子，以不屑的口吻鄙薄郁达夫、郭沫若等“不通英文”，说“我没有闲功夫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于是郭沫若奋起迎战，发表了《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终于把积蓄了多时的不平、不满和不服气形之于激愤意气的言辞：
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
郭沫若对于“胡大教授”的愤愤不平之意早在1921年夏天便已萌发，只是当时没有发作罢了。不但没有发作，郭沫若在1921年8月9日与12日还曾两次会见胡适。第一次即郭沫若后来在《创造十年》中记述的“光荣”的“同席”。那天的“同席”是谁请客？胡适日记与郭沫若回忆所述大有差别。胡适当天日记记：“周颂九（久）、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周、郑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人员，又是郭沫若在日本东京帝大的高班同学，由他俩出面做东，似有为郭沫若引荐之意。而郭沫若后来在回忆录《创造十年》里，却明确地记述了那天的主人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而且事前郑重地下了请帖。
究竟谁请客并非是无所谓的事——这与高梦旦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身份有关，而商务是使郭沫若十分敏感的地方。作为与小书局合作的写作者，郭沫若无法对商务印书馆这庞大的存在无动于衷。胡适又恰恰是商务印书馆请到上海来的，并且受到了令人惊叹的礼遇，已是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的胡适又成为上海文化界的舆论热点。郭沫若当时对胡适的反感至十多年后化作了嘲讽的文字：“大博士进大书店……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同席，是怎样的光荣呀！”
关于这次“光荣”的“同席”，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记述了仿佛记忆犹新的情景，如胡适怎样“殷勤”之后又描述了自己的揣测：“商务真的有想找我的意思吗？”
究竟高梦旦与胡适是否有意“找”郭沫若，这件事除郭沫若本人的回忆外，尚难找到其它的佐证。郭沫若十多年后记叙这次会见时几乎句句含有嘲讽，而胡适当时记在日记里的印象就已经颇有保留：“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他会在与郭沫若会见之前，就与高梦旦商议要把郭请到商务吗？胡适会推荐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吗？我们只能留下疑问了。
另一个疑问是：据胡适日记记载，就在那“光荣”的“同席”三天之后，郭沫若曾与朋友到商务编辑所拜访胡适，而郭沫若始终未曾提起过这件事。
至1923年4月，郭沫若、郁达夫与胡适双方都正在火头上，而这年5月胡适到上海时则转变了态度，他致信郭沫若等，表白自己“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绝无丝毫‘忌刻’之念”，表示“我还是退避为妙”，并且说：“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可能胡适并不愿意世人知晓他“退避为妙”的姿态，因而在信末附笔：“此信能不发表最好。”郭沫若和郁达夫在两天之后分别写了回信。郁达夫回信的语气颇为矜持，他说：“至于‘节外生枝’，你我恐怕都有此毛病，我们既都是初出学堂门的学生，自然大家更要努力，自然大家更要多读一点英文。”两个“都”字和“你我”、“我们”、“大家”等用语表明郁达夫仍然没有把胡适的权威身分放在眼里，也没有放过胡适应当承担的责任。
“打架”的得与失
从1921年下半年至1923年上半年，创造社屡屡在新文坛挑起“打架”，他们几乎“打”遍了新文坛，而且尤以名人为对手。“架”越打越大，越打牵扯的名人越多。借用郭沫若后来的描述，“由达夫的《夕阳楼》惹起了胡适的骂人，由胡适的骂人惹起了仿吾和我的回敬，以后便愈扯愈远了。张东荪来参加过这场官司，接着是惹出了仿吾的《形而上学序论》的指摘，张东荪的‘手势戏’喧传了一时，成仿吾的‘黑旋风’也因而名满天下。吴稚晖也来参加过这场官司，接着是惹出了陈西滢对于《茵梦湖》的指摘。还有是‘诗哲’徐志摩在《努力周报》上骂了我的‘泪浪滔滔’。这场事件的因果文字，如有人肯好事地把它收集起来，尽可以成为一部《夕阳楼外传》。”（《创造十年》）
对于创造社四面出击、多方树敌的后果，郭沫若若干年后的叙述中仍然充满悲壮感：“他们弄到在社会上成了一支孤军”，（注：《文艺论集续集·文学革命之回顾》。）“在敌对阵营里并没有损失分毫，把自己却弄得焦头烂额。”（《创造十年》）那么，创造社从“打架”中得到了些什么呢？郭沫若提到“一鼓的作气的确是很勇猛，使敌对者对于我们也隐隐生了一种畏惧”，他是指胡适“采取出了一种求和的态度”（《创造十年》）——胡适的颇为诚恳的来信与来访被郭沫若等视为“求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对于作为文学团体的创造社来说，他们最大的“得”是：“热烈的讨论，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创造社在读者中间的影响不断扩大”。（注：郑伯奇：《忆创造社》，《文艺月报》1959年5—9号。）创造社同人陶晶孙后来曾以他极不流利的中文将“进攻”的得失表述得极为清楚：“文学界对创造社的进攻或创造社对外面之进攻，虽把《创造》之立场提高，但也给他短命的。”（注：陶晶孙：《创造三年》，引自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册，772页，77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且不说“短命”，“把《创造》之立场提高”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用句北京话来说，郭沫若、郁达夫等是以“气不忿儿”的心情站出来打架的，他们不甘心让“新”的文坛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一统天下，不甘心去做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的陪衬。（陶晶孙写道：“在这时候，中国的情形当然有很多奇怪事体，沫若有领袖性，不肯成为《学艺杂志》之附属品，不肯成为大博士之下人，不肯成为大学教授等等。”（注：陶晶孙：《创造三年》，引自饶鸿竞等编《创造社资料》下册，772 页，77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也确实由于他们出来“打架”，文学研究会未能如愿地实现“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的宏志，计划中的文学格局被打乱了，所谓“文学研究会时代”也未能维持下去。创造社三巨头那些逞一时之快的意气之言，虽招尤招忌，虽授人以反击之柄，却赢得了文学青年们真诚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
1923年5月——恰恰在《创造》季刊问世一周年的时候， “偏重于评论介绍而以创作副之的《创造周报》出版发行了。这是“适宜于战斗的一种轻便的刊物”。（注：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册759页。 ）它使前期创造社的活动达到了“全盛期”（注：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册762页。）。固然， 我们不能低估创造社作品，特别是郭沫若、郁达夫作品对时代青年的吸引力。无论是郭沫若诗歌中抒情主人公强悍的“男性的音调”，还是郁达夫“自叙传”式小说里主人公纤细的病态的气质，都体现了那一时代的兴奋和苦闷、那一时代的骚动情绪，都以极大的情绪力量感染着青年读者。而接连不断的“打架”也确是创造社产生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尤为重在“战斗”的《创造周报》受到了青年们尤为热烈的欢迎。当时的一位文学青年在10年之后写道：“当时，在青年的读书界中发生着最大的影响的，是创造社。这一个集团，以一种活泼的青春的力量，从事着文学的活动。”而文学研究会则“因为受过创造社的极力的攻击，在青年间曾一时失掉了信仰”。（注：韩侍桁：《写实主义文学的发生》，《文学评论集》69—70页，现代书局1934年版。）
时人认为，创造社的声势已经“凌驾同时的各种文学团体之上”。（注：史蟫：《记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册992页。）
鲁迅后来也承认：“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注：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无论成仿吾当时发出过怎样充满失败情绪的慨叹，无论郁达夫当时发出过怎样充满激愤的叫喊，无论郭沫若日后用怎样的揶揄口吻描述他们“焦头烂额”的处境，毕竟，他们曾享受过战斗的欢欣，也曾被青年的拥戴热情所鼓舞。
主动出击的创造社同人却有对于自己“弱者”身份的体认，有被欺侮、被轻视的感受，他们将自己的处境定位于孤独。在社会生活中的孤独与失败本为无奈，但是由于把孤独失败的命运视作了天才区别于平庸者的重要标志，这一本为无奈的处境甚至被提升为一种理想和一面旗帜。他们可以从孤独失败中滋生出神圣的使命感，可以从孤独失败赢得众多文学青年亲近而热烈的感情，而且，在他们对今日孤独失败的体认中顺理成章地包含着对日后“军歌高响”的胜利的希冀。
孤独者、失败者的自我定位使创造社同人格外热衷于团体活动，青春时期“结党”的需要得到了极大的实现和满足。奥地利学者康罗·洛沦兹以动物生活作为人类行为天性基础的研究表明：“在青春期后，有些人被一股无比的力量鼓舞着去采纳一种固定体而找不到一个价值的时候，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会固定在一个较低等的代替物。希望成为亲密组织团体的一分子，而为共同的目标奋斗的这种本能需求非常的强烈……”（注：《攻击与人性》中译本279—280页，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
创造社这一集体在郭、郁、成心中占据崇高位置。“数年来疯狂一般的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了文艺的女神”（注：成仿吾：《一年的回顾》，《创造周报》第52号。），而“女神”毕竟飘渺而迢远，具体地说，“爱情”是献给了创造社及其以《创造》冠名的刊物。他们满怀感情地把自己的刊物称作“爱儿”（注：成仿吾：《一年的回顾》，《创造周报》第52号。）。这“最初的婴儿”竟又是“开辟鸿荒的大我”（注：郭沫若：《创造者》，《创造》季刊1卷1期。）。在需要建立起崇拜对象的青春后期，他们实际上把倾心热爱的团体当做了康罗·洛沦兹所说的“较低等的代替物”，以代替那可想象、可仰望却高不可及的“文艺的女神”。
90年代的中国写作者已十分明了“打架”对读者的吸引力，因而有了“制造热点”的说法。在确定《创造周报》“偏重于评论介绍”的方针时，在目睹《创造周报》的销售盛况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当然不会低估“打架”对于他们团体影响力的意义。在无比亲密的通力合作中，他们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了集体性的挑战与还击。实际上，“党同伐异”即抱团打群架的集体出击势必会影响文学写作的个人性质。
有这样一种说法：“在那时候，即民国十一年到十四、十五年之间，如果有人去向任何一个文学青年问道：‘你所喜爱的中国作家究竟是哪个呢？’那无疑地，他是会说出郁、郭二位的名字来。”（注：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文艺春秋、副刊》第1卷第1期，1947年 1月出版。）倘若我们相信这一描述不带或者仅带很少的夸张成分，我们还须注意另一事实：郭沫若、郁达夫最有影响的作品《女神》与《沉沦》都是写在创造社成立之前，即“打架”开始之前。在以极大的心力投入“打架”之后，他们当然并没有放弃创作，甚至常常为了支撑刊物而赶写。由于他们一起骂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骂在了一起，形成了几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紧密关系——尽管日后证明这一紧密关系未必牢固持久——他们的写作也表现出更多的共同之处。
评论者早就注意到创造社作家趣味的“单调”，沈从文、陈西滢等稍显严苛的批评揭示出创造社风格——主要是郭沫若与郁达夫作品风格——最基本的特色，也触及到了其创作的弱点。在才智方面，郭沫若和郁达夫都持有天生的优势，而且，他们的作品恰恰适应了时代青年的心理需求，这使得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获得了“成功”的效应和“成功”的感觉。但他们也就停止在这里了。无论是郭沫若还是郁达夫，都并未以切实的努力弥补自己文体能力与艺术经营方面的欠缺，也未能更深入地、更多角度地切入自己的各个精神层面。当他们以主要心力投入“打架”，他们也就只能以即兴的、速成的方式写作。幸亏，他们所选择的宣泄式风格尚适应这种写作方式，也尚能容受艺术组织力与表现力的欠缺。他们各自的艺术开拓极有伸展的可能，但他们却没有更积极地把握住这种可能性。就本身所拥有的才情来说，他们或许可以有更大的文学作为。
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材料能够表明郭沫若和郁达夫曾经试图改变即兴的、速成的写作方式。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一方式，他们一篇篇单独看来常是单调仄迫的作品连贯起来，便造就了各自鲜明的风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作品的风格与他们“打架”中的形象如此一致，以至只要他们恪守着各自的写作格局，也就维护了团体的形象。
对于早已成为过去的文学历史，任何“假如”都是有意思而无意义的。倘若我们无法抵挡“假如”的诱惑再来设想一次：假如在20年代初，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虽分别舍弃了原本就学的专业而从事文学，却没有结社，没有办“自己的”刊物，没有以“打架”的方式挑起文坛争端，“杀开了一条血路”，那么，虽然我们难以推测他们每个人的创作将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便会是另一样的景象了。
从“打架”到“阶级斗争”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在“异军苍头突起”的艰辛过程中所表现的精神和意志令人赞佩，而尤为令人惊叹的是他们仅以三人之力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进程。他们不但完成了预期的“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的使命，而且，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着十分深远的作用。
说到创造社究竟是怎样由战斗或曰“打架”而终于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的，其间的社会环境思想动向以及团体内部的分化有相当复杂的过程。而在1923年，即“打架”正在热烈进行中的时候，郁达夫的文章《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其实已经预示出这个团体将由“打架”通向革命的路径——尽管郁达夫本人最终并没有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却被当年的战友郭沫若骂作“有产派”、“反动”，被“剧变”了的创造社所清算。
郁达夫将“新运动”与“反对运动”之间的斗争视作艺术史的规律：“于是艺术史也同社会运动史一样，就分出许多阶级来，互相斗争”。郁达夫对西方自然主义之后文学思潮的勾勒，几乎是对创造社“异军苍头突起”的历史描述，同时预示了这个团体日后发展的趋向。郁达夫在文章最后甚至仿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口号，“大声疾呼”：“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者，／在文学上社会上被压迫的同志，／凡对有权有产阶级的走狗对敌的文人，我们大家不可不团结起来……”
郭沫若后来在《创造十年》中说：“最初在中国的文艺界提出了‘阶级斗争’这个名词的怕就是达夫。”又说，“不过达夫的那篇《文艺上的阶级斗争》，结果只是说了些斗争，并不曾说到阶级，离题目自然是很远的。”郭沫若说这些诗是在30年代，他已经能以较严格的理论定义理解“阶级”，因而会认为当年的郁达夫“离题自然是很远的”。其实，无论是郭沫若还是郁达夫，还是成仿吾，从创造社一成立——甚至在创造社成立之前的酝酿期——便怀有十分强烈的“阶级”意识。当他们表示“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当他们宣布“我们都是一些被压迫的无名的作者”，当他们愤怒地诉说自己“生活是很不好”（注：成仿吾：《一年的回顾》，《创造周报》第52号。）的处境并表白自己“不曾拜倒在资本家与权贵门首”（注：成仿吾：《一年的回顾》，《创造周报》第52号。）的操守，他们有理由将自己的阶级成分定在“无产”——按照对这个词语字面意思的浅显理解，几个既无资金，又无后台、背景的青年，当然该属无产阶级。
创造社的第三种刊物《创造日》于1923年7月21日问世。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郭、郁、成三人“疲于奔命地支撑着季刊、周刊和日刊”。而就在创造社事业的鼎盛期，其“三鼎足”的生活却陷入了空前的困窘。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的超强度经济剥削使他们“最感痛苦的便是没有钱用”（《创造十年》）。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从友人梁实秋那里得知郭沫若的生活境况后，在家信里写下过一段感慨而又愤慨的话：
……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尤不饱腹，乃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应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注：《文艺论集续集·文学革命之回顾》。）
“世间岂有公理哉？”在艰苦的“笼城生活”中，郭、郁、成也一定这样无数次地质问过。在质问的同时，他们不断加深着、强化着对自己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身份的体认，也就不断滋生着对于“有钱有幸福”（注：郭沫若：《致成仿吾书》，《创造周报》第52号。）者的距离感与对立的情绪。有这样的“阶级”意识作底垫，他们把自己与穷苦人民划在一个阵线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作为“无产阶级者”，他们受着出版商的剥削和“垄断文坛”者的压迫，因而，他们号召同为“被压迫”者的“天下之无名作家的联合”。联合起来与谁斗争呢？“无产阶级者”的斗争对象当然是有产者以及“站在资本家墙脚下”的“垄断文坛”者、“依恃人多势众”者。这样，创造社以方便的逻辑将“打架”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范畴。
创造社在自己的行进历程中将《新青年》的战斗精神演化为“打架”，又由“打架”引申出激进的“阶级斗争”，其间他们自己也无法回避对“党同伐异”等政治斗争方式的参照。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运动、论争、社团史以及文坛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能由此寻出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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