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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升温的话题
“现实主义的复归”，近来每有朋友言及。论者说何申的《年前年后》，说谈歌的《大厂》，说王家斌的《百年海狼》，说井石的《麻尼台》……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说起来都可列出煌煌的实绩。最近，对现实主义情有独钟或学有专攻的作家、理论家们又为这“复归”济济一堂，我也曾不揣冒昧，成为与会者中的一员。
退而思之，对这命题竟疑惑起来：现实主义复归？那么现实主义何时走失的？现实主义走失过吗？何申的《年前年后》固然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佳作，何申之前，陈源斌的《万家诉讼》，也应该算是现实主义的佳篇吧？王家斌的《百年海狼》和井石的《麻尼台》当然也不错，可此前陈忠实的《白鹿原》呢，刘醒龙的《威风凛凛》呢——应该算是现实主义“走失”前的作品，还是“走失”后的作品？
现实主义的创作从来也没有“走失”过——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们，从来也没有停过笔；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从来也不比“前卫”、“先锋”的作品少。
既如此，“走失”而又“复归”的，是什么呢？
有些作家们说，“走失”而又“复归”的，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创作，不如说是现实主义的理论家和以现实主义为尺度的批评家们。这一说法当然也不会得到文学评论家们的赞同。
现实主义的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似乎也从来没有“走失”过——坚持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家们和坚持现实主义批评尺度的批评家们，他们的声音同样从来也没有中断。理论与批评的专集一本一本在出，散见于报刊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荒煤和冯牧主编的文学家评论丛书，就收有新时期以来活跃的现实主义评论家专集达十六本之多。
因此，准确地说，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什么现实主义的“复归”，不过是有关现实主义的话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罢了。
之所以围绕着这个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喋喋不休，因为我有几分担忧——但愿“复归”之议中不含丝毫曾被“放逐”的怨懑，不会成为一种文学流派重新振起后贬低别种流派的潜台词。我的担忧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唯我独尊”的学术作风甚至也成为了某些新潮理论家们的猎猎战旗，使曾经“独尊”过的现实主义向隅而叹。那么，当现实主义又日渐成为热门话题的时候，它能不能“有容乃大”，更多地看到本流派的进步其实也仰赖于其他流派的启迪，因此以一种科学的、平实的态度，对待现实主义话题的升温呢？
现实主义之所以重新引起人们的审视和思考，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创作上的收获。然而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新近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上的收获，不是旧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重复和回归，而是现实主义经历了“主义”林立的洗礼后，对自身模式既有继承，又有突破的结果。是现实主义思考自己、审度自己，对其它流派有所吸收，对自己作了否定之否定以后的新的肯定。翻开任何一本当今最受好评的现实主义作品不难看出，叙事结构、叙事角度、叙事态度直到语言感觉，从人物刻画的深度到时空跨越的广度，新的现实主义佳作无不从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中汲取养分，用以更真切地反映真实，更深入地刻画人生。因此，现实主义对其它文学流派的开放性、借鉴性，是它得以以生气勃勃的姿态重新成为话题的奥妙所在。可是，现实主义话题的升温，非但不应该也不可能否定各种各样的文学探索和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相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评论家们，对待不同的文学流派应该采取格外谨慎的“兼容并包”的态度，珍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以熔铸百家，发展自己，不断开创现实主义文学的广阔道路。
回顾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以上建议，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前景，不会毫无用处吧？
作为一个认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写作者，当久违的话题重被提起的时候，除了想到整个现实主义文学发展道路上的经验与前景，还不能不想到，就我们个人而言，是不是也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呢？
譬如，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时代，这样一个喧嚣与骚动的时代，这样一个每个人都要面临着各种诱惑的时代，现实主义的文学除了面临创新的急切，是不是也面临着浮躁的困扰？
是的，我们需要创新的自觉，然而我们又需要面对浮躁的定力。特别是当创新的愿望像一条狗，追得你东奔西蹿的时候，你是否还能清醒地保持着艺术追求的独立意义，是否还保持着对自己的艺术天地的固守与执着？一个写作者，既要有创新和探索的无尽的激情，又要有区分艺术与非艺术、真艺术与伪艺术的清醒。这些，说起来都是不难的，难的，是实践。我们面对的，既有风格、流派多样化带来的五彩缤纷，又有名词轰炸、旗帜林立带来的惶恐与迷乱。我本人就愿意坦率地承认，怎样循着自己的情感方式的独特性，寻找出一条艺术地把握世界的道路，这是近年来每每使我茶饭不思的苦恼问题。这条道路，既属于自己，又属于民族，既属于中国，又通向世界。何其难哉。
现实主义话题的再度升温，我们从成功的同行那里获得的启发，除了以创新的精神开创现实主义创作的新境界之外，在充满浮躁和诱惑的氛围中如何保持艺术追求的自信和执着，或许也算是另一个方面的收获吧。
话题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话题，永远不过如上所举，是一些直觉感受的罗列与堆积而已。因此，在发表了如上感想之后，我想或许应该趁这一次笔谈的机会，向尊敬的评论家们表达作家们的热切希望，那就是，文学创作的实践，时时期待着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我知道我们的评论家们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积累了丰厚的成果，但觉得仍有更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当我们把一些基本理论用之于实践时，甚至会产生很大的歧义。譬如什么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现实精神是否有区别？我相信，理论家们对此会有比较一致的答复：现实主义当然是有现实精神的，但有了现实精神，不一定是现实主义作品。它可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可能是浪漫主义作品，这可能是荒诞派作品乃至其它。那么，依据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再依据我们有关现实主义的常识，我是一直把蒋子龙的早期小说，归入浪漫主义小说之列的——如此炽热的语言，如此澎湃着激情的人物，难道不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小说吗？还有老舍先生的《茶馆》，是现实主义的戏剧吗？抑或是表现主义的戏剧？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唐铁嘴和小唐铁嘴——两代人物如此的对应，难道可以说是“真实地再现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吗？在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标准的时代，把一切有现实精神的作品统统归于现实主义的麾下，对于保护众多不同流派，是必要的。但文学发展到今天，说蒋子龙早期小说是浪漫主义的小说，不会有损于对蒋子龙文学成就的估价。说《茶馆》是表现主义的戏剧，同样不会为老舍先生招来祸殃。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现实主义的评论家们对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仍然因袭旧说、大而化之。或者，理论界是否仍有现实主义独尊的意识，生怕因此贬低了贤者？如果在这些起码的问题上都畏首畏尾，浅尝辄止，理论上有所建树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得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一个理论上的外行，然而我深切地感到，在文学呼唤精品力作的今天，把现实主义的话题由升温的喜悦转入认真严谨的研究，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提供更多的理论的指导和思考的角度，实在是当务之急，它对于促进现实主义文学精品的出现，将产生难以估价的影响。这就是我不怕错谬，斗胆发言，以求教于方家的苦心。
要欢迎，但不可定于一尊——我看当前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倾向，或方法，应该说是老话题了。老话题而又被重新提起，引起作家和理论批评家的广泛关注，这本身就很值得思考、研究。
现实主义首先是一个创作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一般来说，总是创作在前，有了作品，见了实绩，或遇到难点，面临突破，这才由理论批评家出来说长道短。他们要么对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进行及时的整理与加工，使之上升为理论，变成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影响更多的人和更大的范围；要么从当时的创作实际出发，对现实主义的发展趋势作出某种评估和预测，并加以条分缕析的说明，供正在探索前进，或正在徘徊苦闷中的作家参考。理论一旦变得系统，并且彻底，它的某些结论和推导，特别是那些带有理想色彩的结论和推导，就有可能具备一定的超前性。但系统化了的理论，如果自我封闭，脱离了生意盎然的创作实践，甚至站到对面，它的滞后就是难免的了。现实主义理论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这种超前或滞后，当然都是比照着各个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实践说的，而它的动力，也来自创作实践及其所植根的社会生活。
在新时期以来这二十年的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始终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存在着。虽然有起伏，见曲折，但却同时也深化着，发展着，并且不断吸收其他创作方法的有生命力的因素，拿来化为自己的血肉与生机，因而大大拓展了原有的表现能力和艺术空间。不过这种深化、发展与吸纳，在不同的文学门类间情况是相当不同的。
当前诗歌创作的低谷状态是明显的，这不仅与其他一些相对繁荣的文学种类形成较大的反差，就是与诗学理论和诗学史研究在九十年代以来所取得的公认的实绩比较，也显得极不相称。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综合的。然而，相当多的诗作脱离现实，脱离公众所普遍关注的各种迫切问题，逃进个人情感、情绪的狭小天地中去，而表现形式又与普通老百姓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鉴赏习惯相悖，等等，却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表现在创作方法上，就是现实主义精神在诗歌新作的总体格局中的弱化乃至衰颓。诗人是富于幻想的，但却一样无法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因此，救治之道只能到它赖以存活的现实生活的沃土中去找。
小说创作的情况较诗歌为好，但也显然失去了新时期早期的那种显赫地位和轰动效应。尽管前两年曾经出现过提法并不十分确切的所谓“陕军东征”而引发的热闹话题，一时间炒得纷纷扬扬，尽管在此之前还有王朔的当代都会通俗小说的畅销，以及随之而来的毁誉不一的评价，争论者各执一辞，互不相让，甚至很掺入了些情绪化的愤激，但这都无法遮住自八十年代末特别是九十年代初以来小说创作的总体弱势，而读者的走失更是谁也难以否认的事实。这弱势的形成和读者的走失，亦与为数不少的作家有意无意地绕开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关系极大。他们或一头钻进历史题材中不愿出来，有功力的往那里钻，没有功力的也往那里钻；或有意地模糊了明晰的时代背景，飘起来编故事，很难看出与当代生活的血肉关系；或只在形式技巧上追新鹜奇，不十分在意内容的空虚，等等。出现此类倾向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也不能完全责怪作家，何况历史题材的作品并非没有好作品，而形式技巧的探索对于丰富小说创作的手法和促进小说艺术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然而脱离现实无论对于作家还是对于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毕竟不是好事。从小说创作的全局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相对弱化，正与此有关。
报告文学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曾有一个长足的发展，使得这种处于文学和新闻两大王国结合部的特殊体裁成了真正可以和小说、诗歌等并驾齐驱的文学样式。进入九十年代，由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势头稍减；有的朋友看得重些，认为出现了一个低谷。其实，在新时期文学诸样式的推移中，读者对以报告文学为代表的记实文学的兴趣始终比较高，即使在九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也没有出现类似于诗歌的情况，甚至连小说那样的弱势也没有。报告文学由于它本身非常严格的纪实要求，在题材的处理上不允许虚构，更不能无中生有，可以有选择，有提炼，但必须以曾经有过的事实为根据。正因为报告文学的这一系列艺术特点和美学要求，就使得它几乎从一产生起便倾向于现实主义。纵观包括九十年代在内的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发展的全过程，虽有起伏，但不大，而且一直贯穿着现实主义的红线，创造性地拓展了现实主义的领域和表现方式。与报告文学所取得的实绩和积累的经验相比，理论批评在这方面的滞后是显而易见的。至今没有一部能够从美学角度切入的有关报告文学文体的专门性理论著作，连较为系统、较有深度的论文也很少。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散文、随笔、杂文类作品的创作，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势头正健。无论就其发展的规模而论，还是就其取得的实绩而论，都要超过八十年代，这在“五四”以来的整个新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不仅一大批诗人、小说家转写或兼写这类文字，而且有一批学者，特别是老学者参加到写作队伍中来。如果再把一些理论批评家算进去，则人数更多。有的评论家认为，学者散文的成就在某些方面要超过散文家的散文。是否真的这样，当然不妨见仁见智，但散文类作品的兴盛却无论如何是大家所公认的。此类作品从个人琐事，一己悲欢，到天下大事，域外见闻；从历史旧迹，前朝佚事，到当代热点，公众心声；大到河外星系，天文地理，小到读书偶得，鉴赏点滴等等，举凡可书之人、事、情、理，只要读者欢迎，就会有人写。由于内容驳杂，形式多样，又有叙事、抒情、说理的不同，故创作方法也就很难划一，然而现实主义却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特别是其中的杂文和那些准杂文式的随笔，就其成就高而又有代表性的作家而言，可以说一直在坚持着由鲁迅所开创而又为这种文体所特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因而很见光彩。
也许正因为现实主义在不同的文学品类中的这种发展上的不平衡，也许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理论批评家已经很有一段时间不十分关注现实主义的问题了，甚至有人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等等，于是便给人以似乎断了线的错觉。其实，比较准确的估计应该是：从总体上看，现实主义仍在发展、深化，但在某些局部，某些具体的文学门类中又的确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弱势以至衰颓的问题。因此，人们如果不研究，不细察，只凭一时的印象，便很难不产生上述的错觉。
我不很赞成“现实主义回归”的提法，因为不曾离去，何来回归？也不大主张提“现实主义冲击波”，好象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什么新鲜玩意儿。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现实主义潮流在当前文学创作中的加强，并且引起了理论批评界的广泛关注，是一个不能不予承认的事实。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强势推进尤为显眼，河北省谈歌、何申、关仁山三人写工厂、写农村的作品，以其逼近现实和人生，活现了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复杂心态，而得到来自读者，来自文艺界的普遍好评。其实，湖北的刘醒龙早在前几年就开始了从被王先霈称为“新感觉”的《大别山之谜系列》向现实主义的转移。他放弃了早期创作中那种境界迷离，意象朦胧，似幻似真而又富于象征性、神秘性的路子，写出了《村支书》、《凤凰琴》、《秋风醉了》等即使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也不能不归入现实主义的作品。而他的中篇《威风凛凛》，则可以看出创作方法转移中两跨的痕迹。他是在小说创作中较早地自觉到这种转移的重要性的青年作家。
如果我们不把眼光局限于文学界，那就会发现，现实主义的潮涌在艺术界的其它一些重要的领域也有强势推进的迹象。比如戏剧界，以现实主义为一贯风格特色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戏，即便在“话剧危机”之声不绝于耳的近些年，一般剧院都处境维艰时，它的情况却要相对好得多。而叫座的，正是如《天下第一楼》、《北京大爷》一类的现实主义戏。北京曲剧团新近移植重排的《龙须沟》，获得了观众与行家的一致好评，而这个戏正是北京人艺现实主义演剧风格在其初始阶段的一个奠基戏。另外，前不久由金鹰公司支持演出的红极一时的话剧《冰糖葫芦》，无论从那一批知名的老艺术家的表演来看，还是从剧本的编导来看，都只能说是现实主义的。又如美术界，张仃的焦墨山水画，不仅把原先的一种传统技法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画种，而且无论从处理物我关系的原则上来看，还是从总体构思、意象营造的方法上来看，都有别于传统的文人山水画。他不是走遗形取神、得意忘形的专在主体表现的路，而是先进行大量的写生，然后经过细致的提炼与加工，即经过某种程度的典型化的过程，最终创造出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画面。张仃对于传统山水画的出新，新就新在多了现实主义的精、气、神。最近，我还看了《孙中山与华侨》的历史专题系列画展。展出作品以油画为主，题材范围其实远远超出了“与华侨”的总标题。专家们对这次画展评价颇高，以为填补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画的一段重要的空白。这批画也有一些主要是写意的，但绝大多数都可以归入现实主义的一脉。
看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在整个文艺领域都融进了新机，加大了力度，作强势推进。之所以出现这一态势；一是由处于世纪之交的变革中的历史现实所决定的，无论是机遇，还是挑战；二是出于作家的自觉，只有逼近现实，逼近人生，他们的创作才有出路，灵感才不会枯竭；三是人民群众的鉴赏需要，他们需要看到自己真实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这三条无论如何都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现实主义潮流的这种强势推进，我主张欢迎它，研究它，为它加力。但我并不希望定它一尊，从而排斥其他创作方法。创作方法的总体格局应该是多元的，互补的。
走向发展、开放、多元的现实主义
当前文学创作，正出现一种新势头。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李贯通的《天缺一角》、谈歌的《大厂》和《大厂续篇》、王家斌的《百年海狼》、井石的《麻尼台》等一批作品的出现，给文坛带来了新的生气，也给为文学创作的状态忧心和焦虑的人们凭添了宽慰。它说明文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和表现，不可能像有人担心的那样被完全“淡化”掉。文学对它所面临的急剧变化的现实，有一个思考、认识、体察、感受的过程，作家需要在变化之中找到自己的感觉，文学也要在变化之中寻到自身的位置。文学发展到今天，不能再把它简单地视为一面镜子，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文学的自我调整，不应被看作是一种危机。我觉得，市场经济不可能是文学艺术的天敌，倘若如此，那么人类文学艺术的历史、它所创造的巨大精神财富便是不可思议的。连我们今天特别称道和皈依的十八、十九世纪经典现实主义能否存在都是一个问题。因此评论界应当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当现实在变化、在发展、在进步的时候，无论多么艰难，就总体而言，文学不可能与它所赖以生存的现实相反，却走向停滞、败落和衰亡。对文学不应该那么悲观，在富有生命力的经济文化大潮面前，文学不可能在原有的框架中发展，必须寻求新的生长点，在这个过程之中，真正受考验的也许不是文学而是人们对文学和现实的看法及其精神上的承受能力。
经过各种文艺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末，我们再来审视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比过去更冷静、更客观、更实事求是。我认为，现实主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在规范和解释文艺创作的过程中，已经被赋予了更为深广的内涵，不应该把它仅仅看成是一种文艺思潮，它与客观世界、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同它所依附的和表现的现实主义对象一样，应该是发展的、开放的、多元的。
说它是发展的，就是说它不可能停留在经典现实主义的那个时代不动，现实主义永远是“现实”的。它要跟着现实一齐往前走，这种变化既是经济文化发展促成，又是文学自身演替的结果。现实主义文学只有在发展中才能体现出现实精神，才会有生命力。说它是开放的，就是说在艺术思维和创作方法上不应该排斥其它流派，要不断吸取新鲜的东西来丰富自己，广泛吸收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一切文化生存和发展的道路。所以应该对文学方法的引进和探索，持一种正确的态度。对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新成果，积极引进、研究、借鉴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克服生搬硬套解决融会贯通的问题。对别人的文化采取简单的批判的方式，拒之于千里之外，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鲁迅先生学习。否则现实主义就会越来越脱离现代文学的实际，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讲多元就是要在现实主义精神下容纳各种模式。现实主义在我国作为一种主流艺术，应当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现实主义这一“党”应当允许有不同的“派”，在对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反映、理性与直觉的理解和认识上，可以有各自的侧重，从而形成彼此竞争、多元共生的局面。这样现实主义才有活力，才能团结更多的作家，共同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
根据这种看法，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这个大范围里发展变化的，即使吸收一些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方式，也是有限的，也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一种变异和探索。毕竟现实主义的思维方法，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是最普遍最基本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新写实”称为“生存现实主义”，把最近出现的现实主义潮流归为“体验现实主义”。从“一地鸡毛”到“分享艰难”，说明现实主义创作从客观性开始向主观性转化。转化的特点是强调“体验”。一是以作者自身感受的方式反映生活变化；二是对人物事件的判定趋于宽松，更强调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三是从对现象和过程的叙述中往往导致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探究。强调体验，是作家在大发展大变革、高速度快节奏的生活面前采取的一种适应性表现方式，现代作家不可能再像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大师那样，以一种全知全能的方式，细致入微地描写他们熟识的平静的生活。就作家与现实的关系而言，这既是退守又是深入，既然不能准确把握全局的脉络，便通过局部的不确定性来体验变化的状态。“体验现实主义”对社会改革取一种更现实平和的姿态和视角，它既领受社会进步的成果，也分享社会进步的艰难，可以说是转变时期的社会特征在文学中的比较客观、比较真实同时又比较积极的反映。这种体验分两支：一种是社会生活体验。前面讲的主要是这一支。另一种是个人情感体验。我认为现在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所谓“个人写作”不应当被拒斥在现实主义之外。
从理论上讲，文学创作个人化是一个很正常很自然的现象。作家必须用他独立的人格精神面对世界，对社会人生的一系列问题作出自己认真负责而又独到的思考。文学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种体验的新鲜感和普遍性、它的深刻性决定的。但也不是所有作家的一切体验都具有文学意义。只有当他的社会体验带有深刻性和趋向性、他的个人体验又带有时代性和社会性时，体验才是有艺术价值的。文学所面对的现实，既是指客观环境、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也包括思想文化、心理情感，不是写了社会生活就是现实主义的，写个人生活就是非现实主义的，关键是看它的现实精神和时代意蕴的含量如何。纯粹的“自我感受”和“自我表现”，是不可取的。个人的事情，不需要艺术形式。而一部以个人感受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很可能反映的是一代人的精神矛盾和内心困惑，是人对自身和自身之外世界的最无情的剖析和最彻底的追问。因此，对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个人体验，不可忽视，更不能采取简单否定的办法。
不管是哪一种创作方法及写作模式，作家都必须面对他的现实。不理解现实，抵触现实，躲避现实，一般人可以，作家不行。用荣格的话说，艺术家是更高意义上的人，是一个“集体的人”。所以认识生活对作家来说，是他写作的永恒的前提。有一位外国学者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不是什么事情在所有的时代都有可能的。就是说不管你是否认识到和是否承认这一点，艺术家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之中，他不可能超越时代给予的限定界限。他的写作和他在写作中所展现出来的思想、观念、道德、理想、习惯、气度、情绪、情感等，均不是“在所有的时代都是可能的”。所以，无论现实如何，作家都不能远离它，就像不能离开自己一样。严肃的也好，调侃的也好，愤怒的也好，冷漠的也好，开放的也好，自闭的也好，主流的也好，边缘的也好，……作家都不应该忘记这无法改变的事实：不管你是否情愿，现实永远与你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