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之际江南书院对社会的教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元论文,江南论文,书院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6-0098-06
宋元之际，始于13世纪30年代，即南宋晚期，终于14世纪30年代，即元代中期。江南是指以江西、湖南、福建、浙江为中心的长江以南的中下游地区。书院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是古代文化教育的主要支柱。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书院与社会展开积极的互动：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决定书院的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另一方面，书院也对社会产生反作用。[1](P6)宋元之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激烈，对此，书院不可能置身事外，它必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社会发生积极的影响。
一
书院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弥补学校社会教化功能的缺失。南宋王应麟在《慈湖书院记》中说：“古者乡有庠，党有序，闾有塾，里居有父师少师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礼义明。书院之设，意犹近古。”书院的功能与古代的庠、序、塾是一样的，它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一道德，明礼义。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社会教化是书院与生俱来的、天然的功能。[2](P362)
宋元之际，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强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首先，科举导致官学的空疏，在南宋末年因元军的入侵而愈演愈烈。科举自登上历史舞台，便利弊共存，一方面它为统治阶级选拔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充实官僚机构；另一方面，它也把读书士子引上读书——科举——媒爵禄——利身肥家，这一狭窄的轨道上来，“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才日衰。”[3]宋末随着元军入侵江南，南宋政权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统治者无暇也无力顾及学校的教育，官学日益衰落，其社会教化功能也日趋弱化。对此，宋末曾二任白鹭洲书院山长的欧阳守道指出：
“近岁士习趋下，号称前辈者或止于传习场屋者之文，谩不省讲学为何事，幸而仅科自谓一第，如探囊中物，不复增益其所未能，后学效之，凡书肆所售之时文、空囊市去，如获至宝，而圣贤格言大训，先儒所为，兹兹切切，以觉人心者，反弃置之以为非，举子日力暇到自吾里中，士不免病此。”[4]
南宋末年官学的衰弊使得它无力培养忠贞之士，表率社会，在官学读书的士子，有不少人“沉于湖山歌舞之娱”，不知有天下大义，至于恢复中原，振兴邦国，多漠然不关心。[5]宋廷对于官学也极为失望，只好转而支持书院的发展。书院以成人为首务，在国难当头之时，书院士子往往能挺身而出，充当抗暴的主流，因此书院的举建，也得到民间的热情响应和积极支持。
其次，元政府推行“汉化”政策的需要。“汉化”对于元统治者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学习儒家文明，加速其封建化的进程，推动其文化、社会的全面进步；其二是采用汉人的治理政策。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必然结果。相对处于奴隶社会的元蒙古政权，“汉化”有着积极的意义，有利于元代吸收儒家的先进文明，改变其“武功迭兴，文治多缺”[6]的落后局面；同时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讲，这也有利于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中原和江南，大部分是是汉民族聚居的地区，已经有一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历史，元蒙古族和它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要统治广大的汉族区域，采用汉族先进的典章制度，是占统治地位的落后的元蒙古族的一种必然选择。元代的书院政策是其推行“汉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书院作为推行“汉化”的一个依托，一方面，它充分利用书院来用教育自己的子弟，在元代主要是用程朱理学来教育元蒙古族子弟，以加速其封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元统治者对以书院为基地教化民众，从而与元朝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南宋遗民进行积极引导，通过法律明文规定保护他们讲学书院的权利，以便书院讲学者自觉不自觉地为新朝服务，试图把南宋遗民对前朝的眷恋转移到新朝上来。如果说，元代统一江南，建立元帝国主要是靠武功，那么它维持对广大汉族区域近九十年的统治，则主要是靠文治。
二
书院社会教化，就是书院教师以书院为阵地，以书院的士子（既指书院的教师，又指书院的学生）为载体，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向社会各阶层成员尤其是下层民众进行的道德教育。其具体内容包括三个层次：（一）、对书院士人的直接教化；（二）通过书院士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而范导社会，产生教化效果；（三）对当地其他社会成员直接进行社会教化。[2](P367)
书院的社会教化表现为制度性的与非制度性的教育影响。书院正式制度的教育，是指书院内部所发生的各种明文规定的教育教学活动；书院非正式制度的教育是指发生在书院外面的，但与书院有着密切联系的各种社会教育活动和影响，包括行为规范、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以及文化信仰等。[7](P127-128)概括起来，宋元之际，书院实施的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社会教化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面向士庶，宣传民众
书院教化民众首先面向书院内部的众多士子，培养经明行修的士子。宋元时，书院教育者流动性强，他们的身份复杂，或官、或士、或民。但一旦他们取得一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建书院，使教化士庶有一个依托之所。景定四年(1263)，文天祥知瑞州（今江西高安），他认为地方官应以教化为重，而行政事务是第二位的。他一到任，就亲自到西涧书院参加释菜仪式，他对士子宣讲道：
“……某承乏此邦，其于教化，号为有一日之责……某初被命来守，尝启政路曰，古之为诸侯，先政化而后簿书期会，世之不淑，乃倒置，此则相与病夫风俗之弊，而士行不立，且伤夫教道之久废而未有以救之也。”[8]
这段开场白与当时的严峻的国势相合甚紧。此时南宋国势日微，元军对江南觊觎已久，胡马跨江如箭在弦上，文天祥对此洞若观火。当此之时，文天样认为向士子讲明学问，以端士子之行最为重要，这样他们就能凝聚人心，唤醒民众，为抗击元军入侵作好准备。最后，文天祥勉励士子以“先贤自期，以求自拔于流俗”。
书院与官学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生源广泛，学生没有等级身份的限制，因此很多下层民众的优秀子弟都能受到理学的熏陶。此外，书院教育大家讲学方式自由灵活，有许多即兴讲学，直接面向广大士民。宋末元初的理学巨子吴澄，一生乐于教书育人。他幼年受惠于书院，闻达之后，他讲学官学、书院。元贞之年(1295)，吴澄来至龙兴（今南昌）为说《修己以敬》一章，指画口授，反复万余言，听者千百人，有常用力于斯者，多所感发。”[9]这是一次典型的会讲，人数众多，很明显除了在学士子之外，还有大量的民众。吴澄这次讲学给龙兴士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龙兴儒学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元代书院宣讲士庶，更有法律制度化的保障。元《行省坐下监察御史申明学校规式》中规定：
“儒生朔望拜谒。……在籍儒人，凡遇朔望，不犯红日，并须诣学亲书花名，陪拜听讲，雍容就列，不得喧哗。如有事故者，先期具状，经教官给假，附籍以凭稽考。……奉此，即目各赟概管儒人，每遇旦望，至日早到学，亲笔书单，陪拜听讲。”[10]
儒户，是元代户口种类之一，始置于蒙古太宗十年(1238)，享有免差权和免役权。元政府明文规定儒户朔望必须亲到书院陪拜听讲，这样书院的受教面就扩展到一般民众。同时元廷对于不来陪拜听讲的儒户处以一定的钱币处罚，以充办学，这就避免了书院教化时兴时废的通病。
总之，宋元时，书院因自身的优势，书院教育者内在的教化民众的自觉追求，统治者的重视，书院的教育面愈益宽广，其教化功能大大加强了。
（二）敦族睦友，稳定乡里
家族乡里书院有两大功能：一是为家族或乡里培养科举人才，一是淳民风、对乡里或家族子弟进行社会教化。中国古代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然而，家族内部的关系并不是时时处处尽如人意。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妯娌之间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影响到家族内部的和睦，危及家族关系的稳定和团结。
封建社会本质上是私有制的社会，随着家庭人员的增多，生产规模的扩大，经济的交换的频繁，原来和睦的家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各私饮食衣服之给，各私田宅宝货之遗”，“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甚至演变成“狠然相冤如寇仇”[11]的激烈冲突。因此举办家族书院，以教化家族弟子，以人伦道德规范人们之间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吴澄说：
“古者二十五家之里门有塾，塾有师，不特为士者学。民之朝夕出入必受教而后退，是以风俗厚、伦纪明，人人亲其亲、长其长，族姻乡党相友、相助、相扶持，蔼然仁让忠教，自家庭达于道路，虽闾巷之民，莫不有士君子之行。……今之教于书院诚能如古，旧习丕变。”[12]
吴澄的话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热心家族书院教育的乡绅都认为，只要办好这些家族或乡里的教育机构，必然促进地方教化，巩固家族团结，最终达到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
人们谈论科举制度时，往往讳言它的社会教化功能，从而忽略了书院教化的这一途径。毋庸讳言，有些士子利益熏心，为了科举高中，而媒爵禄。朝于斯，夕于斯，埋头于场屋之文，这样的士子即使位至权臣，人格也不甚高尚。他们不但败坏了士风，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但也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士子，应考是为了社稷，是为了民众。他们用自身的行为为国家提倡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主流意识作出了行动的诠释，从而成为人们崇尚的对象。象文天祥那样，成为一乡、一区，乃至全国的示范，同样也成为家族的骄傲。
（三）祭祀先贤，承传精神
儒家传统教育中，十分重视礼仪规范，“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生于祭”。[13]以传递儒家学说为主旨的古代学校非常重视祭祀的作用，《礼记·学记》说：“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书院祭祀与古代的官学一样，主要有释奠和释菜两种仪式。不过书院的祭祀对象与官学不完全相同，除了祭祀孔子、四圣之外，还有自己的特色。对于书院祭祀的对象，元唐肃说：“然先贤之得祠者，或以乡于斯也，或以仕于斯也，或以隐于斯也，或以阐教于斯也。乡于斯者，非有德弗祠；仕于斯者，非有功弗祠；隐于斯者，非道成于己弗祠；阐教于斯者，非化及于人弗祠。此又立制之详也。”[14]可见，书院所祠是曾经立功、立德、立言的先贤先宦先师们。
祭祀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朔望参拜，执香行拱，而是寓教于其中的一种有意义的仪式。首先，它可以起到被教泽、更风尚，文明开化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偏野文化落后的地区。在落后边远地区尤其众多民族聚居之区，举建书院，祭祀先师先贤，其教化功能更是多样：一方面能用当时先进的儒家学说教化百姓，以促进其文明开化；另一方面还能加强民族之间对儒学的认同感，融洽各民族之间的感情，这对形成一个稳定的多民族的国家有着重大的意义。
书院祭祀还可以传承学术。书院祭祀对象是一种学派的标志。白鹿洞书院是程朱学派的讲坛，除祭祀周敦颐，朱熹外，还以朱门弟子林择之、黄幹、蔡沈、李燔等人从祀。书院祭祀本门先儒，既是学派门户的产物，又是学派流传的手段。书院士子朝夕瞻仰本门学派的遗容塑像，自然容易产生同门学友的认同感，产生对本门学派的依恋与自豪。这种学派的认同心理，是学术派别的一种向心力、凝聚力，而学派认同意识的加强，除了联络同志的感情外，也促进了学术的传递和发展。[1](P147)可见，书院祭祀就如一根学脉，承继先圣，启迪来者。
元代，参加祭祀的人员除了当地官员，还有一般民众。书院祭祀通过隆重的典礼祭祀先贤，弘扬传统，秉承学术，最根本的目的是立足于现实，即通过一种人格化的认知体验，将理性的追念与感性的现实结合起来，激励后人学有所宗，见贤思齐。其对官员、学子、儒户、民众的启迪教化功能是十分明显的。
（四）培养学生，表率社会
如上所述，书院的社会教化方式有二：制度性的与非制度性的两种影响。书院除了通过讲学、祭祀等这些书院制度性的教育方式向民众进行社会教化外，还通过非制度性的教育方式向民众进行广泛的儒学影响。
书院培养学生，表率社会，其主要的特点是以书院士子为中介。南宋末年的江万里可谓是一位很成功的教育人士，他学承父辈，年轻时曾游学东湖书院。江万里知庐陵时合官、师、士为一身。作为一个成功的师长，江万里不但直接培养了欧阳守道这样一位士民的楷模，间接培养出在南宋末年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天祥、刘辰翁、邓光荐等，而且对吉州的良风美俗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正如其再传弟子刘辰翁在《白鹭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中所说：
“出入端平诸老，其为吾州年四十有三，声名德业高迈前闻，帮能创鹭洲如白鹿。深衣入林，媚映前后，无不醉心名。然所聘不过十数名士，而缙绅德之，吏民怜之，悍卒化之。去之四十年，贤侯、健吏其何不有，是时化为异物，而识与不识，曰‘古心、古心’如昨，曰‘江检详者’亦如昨。”[15]
元代的书院士子同样执着于化民成俗。吴澄的弟子贡师泰一生基本上是为官从政，他学问渊博，德行高洁，对出仕之邦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至正五年，贡师泰为绍兴总管府推官，其“文声政誉赫然，倾动乎东南，东南之民既德之，士而志于学者皆出门下，唯恐在后。”[16]可见，贡师泰教育的社会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书院培养学生，表率社会，其对社会进行非制度性的教育主体是双重的，并不单纯指书院的学生，也指书院的教师。书院社会教化功能的发挥首先立足于书院，然后以书院为据点以辐射状地影响一乡、一区、一国的世风世俗，流风所被良风美俗成焉。
书院士子不但在和平时期表率社会，在民族危艰之时更是挺身而出，身先垂范，是人们学习的楷模，其中白鹭洲书院众士子是一个杰出的典范。南宋末年，元军入侵江南，民族矛盾异常激烈。如前文所述，江万里是白鹭洲书院的创始人，他一生以培养气节高尚的士子为旨归，不只如此，他还是一个身履高尚气节的楷模。“先是万里闻襄樊失守，凿池芝山后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咸淳十年，元兵大举渡江，及闻，曰：“大势不可支，余虽不在位，当与国共存亡。”[17]1275年饶州城破，万里赴水死，其家属及左右其有从者，二百多人，池中积尸如叠。城中士民感其义举，在城破之时，自觉奋起，抵制元军的残暴侵略，士民多战死。江万里的道德、气节曾经对当时、后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直接影响他的得意门生再传弟子—南宋末年杰出的状元宰相文天祥。
文天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其时南宋已露亡国之相。作为白鹭洲书院士子中杰出的榜样，他不畏蒙古军队的人多势猛，奋起抗击。在他的感召下，赣人纷纷起来，组织义军抗元。文天祥辗转南北，九死一生而不悔，直至最后被元军所执。临刑前，衣带间有诀别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在文天祥的激励下，其部下多战死。文天祥彪炳史册的壮举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杨家骆先生批评当时的教育，认为教育对于时局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同时他高度赞扬了宋元书院以成人为首务的优点。他说：
“近世之世，少有严肃有守之操，令坚贞不移之节，肥身鬻国，至有腆颜事寇而不为耻者。溯其成因，则三十年学校偏重知识传授而忽视人格之陶冶，盖亦不能辞其责焉。书院之设，将以培植特立独行之士，以药苟且贪冒之风。试观南宋节烈，晚明遗愍，多由书院讲学所至。”[18]
抗战时期和宋元之际何其相似乃尔，抗战时期被俘变节者有之，认贼作父者有之。杨家骆先生从教育上分析，认为“三十年偏重知识传授而忽视人格之陶冶”是造成此后果的一大原因，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对我们认识书院培养学生表率社会的教化功能也是很有帮助的。
三
元代立国之后，继承了南宋的崇文、崇儒的政策，重视发挥学校尤其是书院在社会教化中的主导作用，书院的发展很快就达到旧日之盛，并超过了前朝。对此许有壬在《庆洲书院记》中称：“厥初书院表章于宋者四，我元统一海宇，学制尤备，郡若州邑，莫不有学，学莫不有宫。尚虑其浚导未溥而渐被未洽也，凡先贤过化之地，达遵之所居，德善之所莅，及于人而不能忘，好义者出规为学宫，以广教育，则为之署额，为之设官，秩视下州之正。天下之大，远州下邑，深山穷谷，增设者不知其几区也。”[19]由于元廷重视文治，从而强化了书院在社会教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元初社会迅速地由乱到治，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圣天子继统御极，四方无虞，专务以文，德化天下。……不数岁，家户诗书，庠序之教大行。”[20]
宋元之际，虽然朝代变更，宋元分属不同的政权，但对书院在教化民众，从而稳定家族，并最终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都有着相同的认识。因此，宋元统治者都极为重视通过书院对民众进行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教化，并尽量把二者结合起来，把统治者的统治意愿转化为被统治者的内在自觉的要求。我国古代的社会特征是家国一体，国是家的放大，家则是国的缩小。家族伦理往外延伸便成了国家的伦理规范，学校则是沟通二者由此达彼，由彼达此的桥梁。宋元时，书院蓬勃发展，自然承担了学校这一重要功能。宋元之际书院的教化功能发挥了巨大的功效。正是因为重视书院的教化功能，南宋末年的众多书院士子能够超越一己之私利，不以科举高中作为自己人生最高的理想和追求，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以天下苍生为念，挺身而出，奋起抗击元军的入侵；而初入中原，一统江南的元统治者则能及时地改弦更张，从一踏入中原时，便自觉地推行“汉化”政策，利用书院这一有力工具，用当时先进的理学来教化蒙古族子弟，使元军的军事进展与文化进步同步进行，为日后元代的文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宋元之际进行考察，我们发现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书院的教化功能对宋元的统治都发挥了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学校对社会教化的作用。《礼记·记统》有云：“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董仲舒也一再强调：“民之趋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教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21]时代不同了，社会教育目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是学校承担的社会教化的功能却应该保存。学校应该是地方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不过今天，我们对学校的社会教化功能重视得很不够，我们中有很多人只重视学校的考试的功能，他们认为学校只是人们谋取一个好职业的单纯的工具。在他们看来，学校的工具价值是第一位的，学校的道德教育精神陶冶功能则是第二位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这一错误的认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与古代的书院一样，今天学校也有着巨大的精神陶冶的功能，它不但肩负起培养具有丰富的知识的学生的责任，更担当着培养具有高尚情操的学子的职责。今天我们正在步入大众化教育时期，学校的受教面相比宋元时期的书院是广泛的多了，学校对社会的文化教育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从当代的教育来看，学校这一功能却远没有发挥出来。因此，研究古代书院与社会教化的关系，将有助于当代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功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