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众经济权利的回归——探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论文,中国论文,民众论文,实质论文,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个世纪末，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起步，得益于将市场与计划都看成资源配置方式的理念的形成。本世纪，解决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层次矛盾，则有赖于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实质更深的认识。依笔者之见，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实质是国家高度集中的权利向民众的回归。只有依据这样的理念进行进一步的改革设计，中国现存的经济体制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向纵深推进。
首先是创业权的回归。所谓创业权，是指民众作为自然人，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自由地进入经济活动领域、从事谋利活动的权利。表现在民众能自由地进入经济行业，自主地创造各种法人组织，或受雇于一定的法人组织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在增进社会效用的前提下，谋求个人效用的增长。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直接经营国有企业，社会民众创业权在国有制替代其他一切企业组织形式的过程中，受到抑制。在体制转轨的现阶段，民众创业权失缺表现在：一是可以向所有创业者开放的某些行业仍然对非国有制企业封闭。目前国有企业的准入行业是80多个，外资企业是60多个，而民营企业只有40多个。二是农民的创业自由存在更多的制度限制。比如户口制度改革滞后限制了农民进城创业。三是政府行政权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的干预还比较随意，法律没有有效保障企业对于行政干预的抵制。促进民众创业权利的回归，就是要完全打通民众进入经济领域创业的制度通道，使民众的创业才能像泉源一样涌流出来。
其次是竞争权的回归。所谓竞争权就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民众凭借能力获得经济资源的权利。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相对于经济性垄断而言的。我们现在研究的竞争权，特指体制转轨过程中，行政性垄断导致民众的竞争权失缺。
民众竞争权失缺表现在：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应该运用市场机制解决的社会资源配置，不仅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且给政府部门谋取部门利益提供了机会。叫做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二是在一部分已经对非国有制开放的经济领域，在财力、物力、信贷、机会、信息等资源的配置中，国有制企业仍然占据着垄断地位，非国有制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不能与国有制企业平等竞争。三是虽然表面上各种所有制企业都处在同一种竞争标准线上，但是真正要获得各种经济活动的资源条件，却常常要依赖权力、关系、背景等非能力因素。不仅没有优胜劣汰，反而可能优汰劣胜，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效应。民众竞争权的回归就是在民众进入经济领域创业后，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创业所需的资源条件。
第三是组织权回归。组织权是指民众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活动过程中，为了自身人力资本的最大效率和有效维护自身权益而具有的自由结合的权利。民众组织权的回归是赋予创业者以结合起来形成集体能量的权利。
目前民众组织权失缺的表现是：很多民众可以通过自组织解决的问题，国家机构还是习惯性地用行政指令的办法解决。比如：中小企业贷款难，但建立民营合作银行困难重重；科技发明转化困难，科技中介组织十分匮乏；农民的权利常常受到损害，但是保障农民权利的自治组织缺少；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处境艰难，但农民工参加工会组织还不普遍；矿难不断发生，但是矿工没有组织起来对矿主形成制约，因此开宗明义地支持和鼓励民众通过自组织解决自己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实现自己合理的个人利益，是体制改革深化的必要条件。在经济自组织的基础上，支持和鼓励民众政治文化上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国家权利之外，构建一个全方位的民众自组织网络，这应该是民众组织权回归的标志。
第四是交易权的回归。交易权是指民众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具有一个经济主体应该有的谈判协商、订立契约、并监控契约执行的权利，表明主体之间的一种平等对话状态。由于体制转轨的现实需要，当前阶段的民众交易权，主要不是指经济活动过程中，一般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问题，而是特指社会民众与国家官员之间的交易关系。在牵涉到民众切身利益的地方，社会民众对政治官员是否可以有一个谈判的权利，可以有一个表明自己利益要求的程序，如果权利受到国家政治官员的侵害，民众能够有依法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
目前民众交易权的失缺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个角度是显性的，对于牵涉到自身的权力利益的制度设计、政策制定，民众不能成为交易主体，不能够作为一方主体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与国家机构进行有序的协商谈判。我们将此种境况概括为民众交易权的显性失缺。另一个角度是指形式上具有的话语权掩盖了实际上失缺的谈判权、契约权。表面上看，民众在涉及到自身利益的问题上，有与国家官员进行谈判的权利，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仍是政府官员的利益与意志。民众权利受到伤害时，没有及时的法律救助，这叫做民众交易权的隐性失缺。
不可交易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民众的经济活动成本，民众无法只通过支付正式制度规则所必须的交易成本，获得机会和资源，一定还要支付非正式制度规则的额外成本——拉关系走后门甚至权钱的私下操作，才能使正当的交易办成。这笔额外成本的数量甚至大大超过应该正常支付的成本。民众交易权的回归就是要建立民众与国家官员之间的平等谈判关系，降低交易成本。
第五是创新权的回归。所谓创新权就是民众对未知世界超前性探索，形成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新理论准则、新实践规范的主体权利。
创新权的权利环节有：一、创意权。创意权是指思想在充分自由环境下产生具有超前预期开拓进取的理念。这些理念的运用或者能够带来社会财富的增进，或者能够推进社会的加速进步。二、创为权。在实践中，不受常规惯例的约束，具有实现创意的实践探索权。创为权失缺是指民众创意不能在有序的制度支持下尽快地实现。三、创利权。通过创新活动，能够得到应该得到的利益。创新是能够带来社会财富的活动，创新也是承担社会风险的活动，创新需要投入巨大的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只有建立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才能使社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创新者。创利权失缺是指创新投入不能通过创新收益回报甚至出现亏损并承担风险。四、创誉权。通过创新活动不仅能够得到创新收益，而且能够得到社会赞誉，而且比不创新的人更能得到社会赞誉。社会中最有社会地位的人，最能得到社会尊重的人、最被社会赞美的人、最有影响力的人，应该是最具创新力的人。创誉权失缺是指创新者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尊重与社会地位。衡量民众创新权是否回归可从这四个方面观察。
目前民众创新权的失缺表现在：制度环境还没有给予民众展开充分想象的空间。创新是以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自信力、怀疑力、批判力、想象力为源泉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用繁重的死记硬背扼杀青少年的想象力。重官意轻民意，崇老抑少。对于默默无闻地从事实际创新的年轻人缺乏超前的持久的开发式支持。激励民众创意想象的制度环境还不够宽松；在教育、科技、经济、社会的管理中，管理者的常规性管理与创新管理的要求有一定距离，对于创新者识别的能力偏低，往往对宝贵的稀缺的创新资源视而不见，对于创新者理念的认同麻木迟缓，对于创新者包容的心态欠缺，更有甚者，对创新性人才嫉妒排斥，与创新者争名夺利，对于创新者刁难打击，痛失创新机遇；目前的分配制度、专利制度、企业产权制度、市场价格制度、风险投资制度、金融制度和股票交易制度对于创新者的利益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创新者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现在的社会舆论、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待遇、社会文化艺术的各种表现形式还没有给予创新者应有的尊重与褒扬，民众创新所获得的社会荣誉不够到位。民众创新权的回归是在民众创业权回归的基础上，从更高层面提出的权利环节。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要求，不满足于给予民众一般意义上的创业权，更赋予民众自主创新权利，加快中国培育核心竞争力，这是历史发展赋予民众权利的新内容。
第六是财产权的回归。财产权是人民群众通过劳动或其它合法途径获得与积累财富的权利。财产权分为个人财产权与公共财产权。个人财产权就是个人通过劳动或经营获得和积累财富的权利，公共财产权是劳动者对于用税收形成的公共财产的分享、监督管理的权利。只有个人财产权与公共财产权完整地赋予民众，才能说他们的财产权是完整的。
民众个人财产权的失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按劳分配的制度原则不能落实，由于出身、背景、地域、行业、工种甚至机会、信息的不公平区别多劳不能多得，甚至多劳少得、不劳而得，导致贫富差别加大。另一方面是非劳动的合法致富途径由于法律保障或运行机制的缺失而受阻，如股票市场的不规范致使许多小股东权益受损。
民众公共财产权的失缺表现在对公共财产的分享和监管的权利失缺上。民众用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通过交税养育国家机器。但是民众对于国家机构使用公共财政资金的来龙去脉、对于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成本与使用效益没有知情权、监督权、评价权、控制权。即便知道了有些公共财政的使用是不恰当的，也没有否决权，等公共财产使用的重大失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后，才追究司法责任，没有什么有效制度防止重大事故出现，因而造成的公共财政浪费的确是惊人的。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里，中国没有公开的公共财政审计。对于一些十分重大的决策失误，基本上没有一个经济成本与效益上的比较制度。民众财产权回归就是将民众作为经济活动主体应该拥有的个人财产权与公共财产权实实在在地还给民众。使民众通过劳动及合法经营富起来，并以纳税人身份管理公共财产。
提出中国体制转轨的实质是民众经济权利的回归，并不是为了否定国家的经济权利，恰恰相反，将传统经济体制中国家过多占有的民众应有的权利还给民众，国家机构才能重新找到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定位，才能重新设计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权利，国家与民众关系才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协调发展。才能解决现实转轨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逐步达到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也才能从中国经济体制文明中孕育政治体制文明和文化体制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