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FDI与服务贸易发展的协调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论文,贸易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25(2009)08-0062-04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有力推动下，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扩大，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日益成为各国关注和竞争的焦点，其发展程度也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服务贸易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随着服务贸易重要作用的不断显现，我国学者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贺卫、伍星和高崇(2005)[1]认为，人力资本、城市化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额都会影响服务贸易的出口，但人力资本的影响要大于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赵景峰和陈策(2006)[2]认为，第三产业总值、货物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贸易总量、规模大小的影响呈显著性正相关，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贡献率最大，其次是货物贸易，再次是第三产业；史自力和谢婧怡(2007)[3]认为，货物贸易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市场对外开放度是影响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而服务业发展水平是其中最弱小的因素；陈宪和殷凤(2008)[4]则认为，影响服务贸易总额的因素依次为服务业FDI、服务业增加值和货物贸易总额；影响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因素依次为服务业FDI、货物贸易出口额和服务业增加值；影响服务贸易进口额的因素则依次为服务业FDI、服务业增加值和货物贸易进口额。
从学者们的研究结果来看，尽管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但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影响中国服务贸易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力量。FDI的不断增加不仅可以改善我国资本质量不高和知识、管理要素缺乏的现状，进而提高我国服务产品的供给水平和出口能力，而且还可以通过示范、人员培训和产业前后向关联等途径，带动提高我国服务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手段，从而提高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而服务贸易的发展也有助于吸收外资并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但没有学者直接研究FDI和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利用复合系统整体协调度模型，测算2001年-2007年间我国FDI和服务贸易发展之间的协调度，以期在这一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为我国更好地利用FDI发展服务贸易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二、我国服务贸易和服务竞争力现状
近年来，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迅速。1982年-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均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图1)，而我国服务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年均增长率也都领先于世界服务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年均增长率。期间，我国服务出口额从24.76亿美元增加到1266.88亿美元，年均递增16.34％；服务进口额从18.65亿美元增加到1289.14亿美元，年均递增17.69％；而世界服务出口额、进口额的年均增长率仅分别为8.79％和8.11％。此外，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也逐年上升，从1982年的1.54％上升到2007年的7.88％(图2)。
RCA＞1表示该国在服务贸易上具有“显示”比较优势，并且值越大比较优势也越大；RCA＜1则说明该国在该服务贸易上没有“显示”比较优势，并且值越小说明劣势也越明显。具体来说，如果RCA指数大于2.5，则表明该国服务贸易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RCA介于1.25～2.5之间，则表明该国服务贸易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RCA介于0.8～1.25之间，则认为该国服务贸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倘若RCA＜0.8，则表明该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较弱。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图3)，1982年-2007年期间的RCA显示出波动状态，从1982年开始下降到1989年的低点后开始上升，在达到1996年的最高点以后又开始下降。并且RCA一直小于0.8，即使是在RCA最大的1996年，也只有0.6331，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争力比较弱，这一结论和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三、“FDI-服务贸易”协调度模型构建
上文中的分析显示，我国服务贸易虽然不断发展，但是从某些指标来看，国际竞争力并不高。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FDI是否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在这一部分，笔者将构建“FDI—服务贸易”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5-8]，以协同学的序参量原理和役使原理为基础，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
(一)功效函数
协同学把系统在相变点处的内部变量分为快驰豫变量和慢驰豫变量。慢驰豫变量是决定系统相变进程的根本变量，称之为系统的序参量。这类变量数量较少，衰减变化的速度较慢，对系统起主导作用，决定系统演变的方向和有序状态，因此系统保持有序的机制在于慢驰豫变量之间的协同关系。依据序参量发展变化的特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序参量目标追求极值(极大值或极小值)，越是接近极大值或极小值时对系统的有序性越好，例如人均GDP要高、恩格尔系数要低；第二类序参量目标追求稳定值，要求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只有在接近的情况下对系统的有序性越好，例如人口出生率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四、实证分析
(一)复合系统构建和指标选取
要实证分析FDI和服务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构建FDI和服务贸易发展两个子系统。
蔡茂森和谭荣(2005)[9]认为，无论外资流入哪个产业，都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直接流入服务业的外资作用是明显的；流入其他行业的外资会在各个生产部门间重新配置，同样会对服务部门的发展产生间接作用。因此，笔者以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额、第三产业利用外资比重、实际利用外资额和FDI依存度4个指标来建立FDI子系统，表示利用外资的总水平和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情况。
考虑到服务贸易的发展不仅体现在规模上，还体现在国际竞争力上。因此，笔者以中国服务出口额、进口额、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出口国际市场占有率和服务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五个指标来建立服务贸易发展子系统，反映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和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演变情况(表1)。
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入世”的2001年为基准年，并通过WTO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2001年-2007年度复合系统序参量的指标值(表2)。
(二)实证结果
现在就可以利用公式(1)-(5)来计算“FDI-服务贸易”复合系统的协调度。
首先计算功效系数。在研究中为了避免指标的功效系数0与1的出现，一般会将极值作适当的调整，即把极大值放大，同时把极小值缩小。在本研究中极值放大与缩小的幅度均为1％，这样得到的功效系数极大值在0.9以上，极小值小于0.1。根据功效系数的计算公式(1)和(2)，可以计算得到各序参量的功效系数(表3)。
接着将表3中的数据代入公式(3)，可以计算得到FDI子系统和服务贸易发展子系统的有序度(表4)。从计算结果来看，FDI子系统和服务贸易发展子系统的有序度都呈现出细微的波动，但总体趋势是朝有序化方向发展。
最后以“入世”当年即2001年作为基准年，以两个子系统的有序度作为中间变量，利用公式(4)和(5)，便可以计算出“FDI-服务贸易”复合系统的协调度(表4)。计算结果显示：“FDI-服务贸易”复合系统的协调度在2002年-2007年间的平均值仅为0.3303；“入世”初期，我国“FDI-服务贸易”复合系统的协调度并不高，但呈现出逐年的稳步上升态势，特别是进入2006年以来，复合系统的协调度上升速度很快，2006年在2005年0.2672的基础上增长了65.42％，2007年又在2006年0.4421的基础上增长了93.33％，达到0.8546。
五、结论
在构建“FDI-服务贸易”复合系统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协调度模型，以2001年作为基准年，实证分析了2002年-2007年FDI和服务贸易发展之间的协调度。从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虽然“FDI-服务贸易”复合系统的协调度并不高，但从总体上而言，FDI与服务贸易是协调发展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协调度越来越高。
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是未来外资经济成长的另一重要增长点，它有利于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但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FDI和服务贸易之间的协调发展。一方面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偏小，外资流入不稳定。在2000年-2006年期间，2004年之前第三产业利用外资的比重一直低于25％，在2005年和2006年才有明显的增加，分别达到31.60％和41.45％；另一方面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不合理，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传统的商业服务业，在许多现代服务业，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商务咨询业、医疗服务业中的投资还很少。在2000年-2006年间，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和传统商业服务业的FDI比重一直高于60％，在2002年更是高达70.25％。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大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规模，更要优化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结构，以服务业的开放为契机，将高水平外资引入到服务业，以促进我国FDI和服务贸易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