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南昌起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昌起义论文,重大问题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年来，南昌起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广大学者从各个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南昌起义进行研究，展开讨论，现将其中存在争议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简要综述。
一、关于共产国际在起义中的作用问题
对于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史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主要形成了两派意见。
一派意见认为“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的指导与援助是积极慎重的，功绩是主要的，应当持肯定态度。”[①]理由是：1.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和“七月决定”指明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与重要途径，为南昌起义作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准备；2.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南昌起义的直接指导和积极援助，是南昌起义的重要条件；3.共产国际代表积极倡导返回广东再图发展的主张，是南昌起义军采取南下广东战略的重要因素。因此证明，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是应当肯定的。
另一派意见认为“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但消极作用是主要的。”[②]理由是：1.南昌起义是我们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但起义时所举的仍是国民党的旗帜，这与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分不开。“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发生逆转，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仍然不变。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全民族联合革命阶段”，因蒋介石的叛变而宣告结束。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阶段”。时至1927年8月，斯大林仍然认为中国还处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会到来，但“现在还没有到来”。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已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后，共产国际仍要求中共继续打着国民党的旗帜，是一个重大失误，也是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的反映；2.南昌起义后，共产国际指示起义队伍南下广东也是一个重大失策。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时曾明确指出：“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而遭到失败。”所以说，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
到底怎样看待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中所发挥的作用？应当说：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指示中共中央克服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努力掌握革命武装，如时机成熟就发动起义，并派出代表直接指导和援助南昌起义。尽管其指示有脱离中国具体革命形势的地方（如使用国民党旗帜问题），但总体上说来，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二、关于南昌起义中打出国民党旗帜的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热点，也是南昌起义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南昌起义打出国民党旗帜是“我党坚持统一战线的反映，表明了共产党人坚持孙中山的革命旗帜的坚定决心，是我党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努力。”[③]即南昌起义使用国民党旗帜是正确的。理由是：1.共产党人继续举起国民党的旗帜，是受到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为挽救统一战线而作出的努力。众所周知，“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获得了新生，从而形成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所以，从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历史责任感出发，共产党人要捍卫的“正统”，就是要捍卫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就是要维护国民党的性质——四个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2.中共中央在南昌起义中打出国民党旗帜，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人民群众。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因而“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的玩物。”
第二种观点认为：南昌起义，“我党打出国民党旗帜是一大失误，不仅没有起到积极的号召作用，反而使人民群众在认识上引起误会”。[④]理由是：1.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旗帜已遭到其右翼的任意践踏，成为反动派残杀革命人民的工具。汪精卫叛变后，中国出现了北京、武汉、南京三个都挂着中华民国招牌的政府，上海（西山会议派）、南京、武汉都称自己是“正统”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的右翼领袖们，喊着“继续国民革命”的口号，残酷镇压工农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各界革命人士。国民党已不再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旗帜”，“国民党已经死了，并且臭闻天下”。2.起义使用国民党旗帜，容易使人民群众产生认识上的错误，树立不起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刘伯承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时就指出：“此次英勇的暴动，谁也知道是我们党的领导……但仍挂上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头衔，真是一件恨事。在当时，以为拿出来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恐怕吓退了小资产阶级，抽了革命联合战线的力量，其实反减少了我们党在工农群众的信仰。”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南昌起义打出国民党旗号这个做法，“不能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要对其作具体的历史分析。”[⑤]理由是：1.这一做法适应了过渡性的历史特点。尽管八月前后的形势背景没有多大区别，这一做法最终也失去了变为现实的可能。但是这面旗帜的使用毕竟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一个新事物演变过程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既带有旧阶段的痕迹，又产生新思想的萌芽。2.从战略和全局上看，这面旗帜的确没有起到积极的号召作用，但从策略和局部上来考虑，却能起到暂时的缓冲作用，争取某些有利条件，化被动为主动。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武装，正是以东征讨蒋的名义，脱离武汉地区，开往南昌的。由于打出国民党正统的旗帜，争取了第二方面军下层军官和士兵的同情和支持，因此为我党独立领导武装夺取政权，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关于对起义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评价问题
对南昌起义中成立的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的评价，也是南昌起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新的革命领导机关”，“这个政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合战线性质临时政权。”[⑥]理由是：1.革命委员会内设主席团，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七人组成，为革命委员会最高机关。在这七名成员中，虽然当时只有谭平山和恽代英是共产党员，“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三氏，皆不在南昌，且又绝未得其本人之同意”，而贺龙是“完全听共产党的”进步人士，郭沫若也是党的忠心朋友。因此，革命委员会的执行机关是以谭平山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的实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2.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看，革委“实际上是一个以共产党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的政权”。这个政权与国民党的南京与武汉政权不同，“南京所代表的是城市资产阶级，而武汉所代表的是乡村资产阶级”，而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却代表民众的利益，为全国革命的民众所拥护。3.中国共产党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借用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使之区别于国民党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的国民政府，对于稳定南昌的局势，争取国民党左派力量有着很大的作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南昌起义中所产生的政权——“革命委员会”不能作全面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要作具体分析。一方面，南昌起义时产生的“革命委员会”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坚持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的反映。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性质、组成情况看，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合的、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具有继承性和进步性的特点。另一方面，“革命委员会”又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与不彻底性。委员会内设主席团，其七大成员只有谭平山、恽代英是中共党员，绝大多数是国民党人，况且连早已宣布反共的张发奎也位列其中，没有充分体现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个政权性质。
所以说，“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既反映了我党对统一战线上的坚持，同时也反映了我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软弱性和斗争的不彻底性。”[⑦]
四、关于南昌起义的成败问题
对于南昌起义的结局问题，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南昌起义是失败的，“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湘、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加之两次分兵等原因，最后遭受失败”。[⑧]
近年来，随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有研究者提出了对立的观点，他们认为“南昌起义并没有失败”，失败只是起义军主力，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南昌起义并没有失败，它探索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探索了创建人民军队的道路，是成功的。”[⑨]理由是：1.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也是土地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始。首先，南昌起义把开展土地革命作为起义的目的，并从认识上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联系起来。其次，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在提出以土地革命为目的的同时，多次讨论确定了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并在起义胜利后发布的一系列文件、纲领和宣传口号中作出了具体规定。2.南昌起义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也进行了最早的探索。南昌起义前夕，已经明确提出了建立广东和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南昌志义胜利后，面对强大的敌人，南昌站不住脚，起义军领导人继续提出了到广东或东江去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起义军主力失败后，党中央和南昌起义领导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起义军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3.南昌起义对创建人民军队作了最早的探索。南昌起义初步提出党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基本思想，规定了人民军队所担负的重大任务，提出了人民军队的革命纪律的重要内容。综上所述，“南昌起义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起点”，[⑩]为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五、关于对起义军南下广东的评价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党史界讨论比较热烈，也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起义军南下广东，企图夺取广州，重行北伐，是一大失误，它直接导致了起义的失败。(11)理由是：1.退出南昌，南下广东，从大城市到大城市的斗争策略本身就是错误的。从当时的局势分析，敌我双方敌强我弱，要想赢得胜利，必须把武装起义和发动人民群众结合起来，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壮大革命力量，坚持革命斗争。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时就明确指出：“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2.起义军南下广东，千里迢迢，路途遥远，给敌人造成很多围追堵截的机会，造成部队边走边战的被动。千里之外的广东东江地区虽然农运基础较好，地势平坦，靠近海口，可得国际援助。但实际上敌人是不会允许你长驱直入的，他们必然纠集军队疯狂围剿。事实正如此。当起义部队南下的消息传到广东，广东军阀李济深立即成立讨共军第八路总指挥部，任命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率军入赣。当我军还未抵瑞金，在壬田就与敌遭遇。接着又在会昌受阻，部队被迫改道向东入闽西山区，但仍然没有跳出敌人围剿的圈子，最后在广东潮汕、汤坑一带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起义军主力部队全军覆没。
另一派意见认为起义军南下广东的目的并不是要夺取广州，重行北伐，而是为了到广东东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因而指出“起义军南下广东的策略是正确的”。(12)理由是：1.刘伯承当年曾明确指出，南进的目标是“迅速的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周恩来在一九二七年九月致信中共中央时也说：“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李立三在报告中也说：“主张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以为是此路线可以避免敌人之攻击。并且可以很快的与东江农民暴动取得联络”。由此证明，起义军南下广东是为了建立东江根据地。2.起义军在南下途中，从事了大量的革命实践活动。①对群众进行广泛宣传，鼓舞了人民斗志；②深入探讨了土地革命的政策纲领，并且付诸于实践；③在军队和地方发展了党的组织，武装农民建立工农政权。3.起义军南下广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设想虽因主力的失利而没有实现，但是，许多同志从南下路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认识到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必须深入农村，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从而转入农村，运用这些由无数战友的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为创造和保卫当地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六、关于南昌起义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关于南昌起义的建议是由谁提出的
对于这个问题，党史界也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南昌起义是由李立三、邓中夏等在第一次九江会议上提出的。(13)其基本情况是：7月16日中共中央主张“依靠张发奎回粤沿途发展”，并指示广东省委做好迎接第二方面军回粤的准备。7月18日中央决定在第二方面军中成立前敌军委。7月19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到达九江，于20日召开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张发奎态度日益右倾，依靠其回粤之运动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在叶、贺部队中的共产党人甚至会被敌人消灭。因此，鉴于汪精卫、张发奎的“清共”和叶、贺部队的处境，建议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李立三在报告中亦提到：“七月十九日我和中夏同志奉中央命令到九江，谭平山同志亦到。……我们到后，第一次会议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
另一种观点认为南昌起义是由中共中央提出的。(14)理由是：7月16、17日之间，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进行了酝酿，明确提出用叶、贺部队进行武装暴动。蔡和森17日后也提出“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的建议。7月1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方才于19日派李立三、邓中夏等到达九江。19日到21日朱德返回南昌，加强准备工作。也正是这个时间，聂荣臻等三人出发到第二方面军去传达中央决定。20日至22日，李立三、邓中夏等举行第一次九江会议，重提了南昌起义的新建议。所以说，在李立三、邓中夏等举行第一次九江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了南昌起义的建议。
（二）关于南昌起义部队的人数问题
南昌起义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战斗？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是30000余人。近几年来，有研究经过考证，相继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22000人，(15)其主要根据是刘伯承的《南昌暴动始末记》与叶挺的《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两个报告。刘伯承的报告列表指明了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有：第十一军二十四师，5500人；第四军二十五师，5000人；第十一军十师，5000人；第二十军，7500人；合计约22000人。另一种说法是20800人，(16)其主要根据也是《刘伯承报告》，但是指出刘伯承报告中所列出的部队中只有20500人参加了起义战斗，另外还得加上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成员300人，故应为20800人。
应该说，20800人之说是有说服力的，但笔者认为它与起义部队的实际人数仍然有一定的出入。经过严格考证，笔者列出参加起义的人数为：刘伯承部5500人；贺龙部6500人；周士弟部3000人；朱德部500人；中央农讲所等80人；总计15580人。(17)
（三）关于起义部队的总指挥是谁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党史界也一直是有争论的，主要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起义军的总指挥是贺龙。(18)理由是：1.当时起义部队仍然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名称与建制，仍然打着第二方面军部队的旗号，这样，在武汉方面任命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仍然在职的情况下，贺龙以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所指挥的，实际上就是在南昌起义的全部部队。2.周逸群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末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南昌起义的作战命令，是由叶挺起草，‘用贺之名义（代总指挥）发表’的。”这说明贺龙在南昌起义发起时，就开始行使总指挥的职权了。3.建国后，贺龙在参观八一纪念馆时曾说：“这里（指江西大旅社）不是总指挥部，总指挥部是在子固路圣公会内，大旅社是党的前敌委员会所在，是领导总指挥部的”。当年以贺龙为军长的起义部队第二十军驻扎南昌时，军部就设在子固路圣公会内。贺龙在上述一番话中明确地把他的司令部所在地说成是总指挥部所在地，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起义部队的总指挥不是贺龙，而是周恩来。(19)理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只是任命贺龙兼代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起义军到达广东时，发出的“安民告示”则去掉了“兼代”二字，但他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由于贺龙只是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所管辖的部队也只限于第二方面军的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三个军。除此之外，还有第九军，不是属于第二方面军，所以贺龙不是起义的总指挥。南昌起义是由前敌委员会领导的，周恩来作为前委书记，是实际上的起义总指挥，只是没有“总指挥”名义。
注释：
① 席香根：《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关系的几个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二期。
② 徐联芳：《“八一”南昌起义和共产国际》，《学习月刊》1987年第十一期。
③ 刘松茂：《南昌起义与统一战线》，《江汉论坛》1988年第六期。
④ 高秋萍：《从南昌起义到广州换旗》，《党史文汇》1987年第一期。
⑤ 罗检有：《评南昌起义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争鸣》1987年第四期。
⑥ 胡松：《略论八一南昌起义胜利后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宜春师专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一期。
⑦ 刘朝东：《试论南昌起义时的政权和政纲》，《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四期。
⑧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
⑨ 徐修宜：《八一南昌起义并非遭到失败》，《高校社科情报》1993年第二期。
⑩ 朱慈华：《南昌起义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起点》，《史学月刊》1988年第三期。
(11) 郑传云：《南昌起义南下行动评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二期。
(12) (13) (14) (15) (16) (18) (19) 《南昌起义》，南昌八一纪念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版。
(17) 见拙作《南昌起义人数考》，《南京史志》1997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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