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形象的改写与重构——关于郭沫若《创造十年》的删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重构论文,形象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沫若的《创造十年》，主要是记叙1918至1923年间创造社从酝酿到成立，以及创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的经过。1932年，由现代书局初版后，1933年1月20日再版，1933年11月1日三版，32开本，正文272页。1943年7月，重庆作家书屋一版，32开本，正文209页。1947年5月，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社根据作者的审订，将《学生时代》、《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北伐途次》、《跨着东海》、《我是中国人》汇辑起来，名为《革命春秋》（即《沫若自传》第2卷）。1957-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沫若文集》，所有稿样均请郭沫若过目，并作了校对和修改，《创造十年》被收入1958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7卷。此后，1979年《沫若自传》出了单行本，《创造十年》被编入《学生时代》，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郭沫若全集》时，《创造十年》被收入第12卷，均依据1958年《沫若文集》第7卷版本编入。
在《创造十年》初版本交由现代书局出版时，郭沫若曾写信给叶灵凤，提出“要经我校阅一次才可出版”，“原稿未经作者同意，不得删改，如有删改版权作废”等条件，[1](P380)可见《创造十年》初版本是经过作者认真校阅后方才得以出版，但在《沫若文集》出版时，作者却对《创造十年》进行了仔细的斟酌、更正和修改，或是大段的改变，或字句的变化，或是对他人他事态度的变化，其作者的意图何在，值得仔细考辨和分析。《创造十年》出版后，有着不同的评价，如杨凡早在1932年的《微音》第2卷第9期上，就发表了《评郭沫若的〈创造十年〉》，认为《创造十年》是非驴非马的“骡形作品”，既非文艺作品又非论文，是个人流水账式的记录，并且重主观轻客观，重个人轻《创造社》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对鲁迅的批评也缺乏冷静的头脑。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将那些自述性的文字作为佐证的史料，用作对郭沫若和创造社的研究，突出的是它的史实性和传记文体。事实上，从文本修改的对比，可以看到作者对自我的不同认知和建构，由此呈现出不同的自我形象，在其背后还隐藏有不同的原因和动机，进而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个人与社会时代互动的复杂关系。
在《创造十年》正文中，郭沫若只对少部分内容进行了“删改”，也仅限于删和改，郭沫若力求在保持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删改，并且，在1958年的郭沫若看来，每一处删改都是必要的。郭沫若的删改主要涉及到对鲁迅的评价、对自我思想以及社会的不同认识三个方面。
一、关于鲁迅的删改
1.我现在终于决了心，要费点工夫来记录出我所知道的创造社，或者更适切地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我自己十年间的生活。牵延了三年，使我终于起了决心的，说也奇怪，却要感谢我们中国的大小说家鲁迅先生。
改为：我现在终于下了决心，要费点工夫采记录出我所知道的创造社，或者更适切地说，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我自己十年间的生活。迁延了三年，使我终于下了决心的，说也奇怪，却要感谢我们的鲁迅先生。
2.K的说话显然是含蓄有一些锋芒，但我们也没有作怎样的深谈，因为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旧作既少研究，他的转换方向以后的新作我也还没曾看见。
改为：K的说话显然含有一种讽刺，但我们也没有作怎样的深谈，因为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旧作既少研究，他的方向转换以后的新作我也还未曾看见。
3.文学研究会的一些“君子大人”（这是鲁迅先生的言外之意，因为是和“才子痞棍”相对），特别是属于文学研究会的我们的鲁迅先生，是很清而且高，高而且清，没有受过“大书店”的买贿的！
改为：文学研究会的一些“正人君子”（这是鲁迅先生的言外之意，因为是和“才子痞棍”相对），特别是袒护文学研究会的我们鲁迅先生，是很清而且高，高而且清，没有受过“大书店”的买贿的！
4.老实说，我对于我们鲁迅先生这位“大人君子”的脑筋不免有点怀疑。鲁迅先生或者不会是有意的捏诬，因为受书店老板告发，倒不是什么大不名誉的事；
改为：老实说，我对于我们鲁迅先生这位伟大的“正人君子”的脑筋不免有点怀疑。鲁迅先生或许不会是有意的捏诬，因为受书店老板告发，倒也并不是甚么不名誉的事。
5.“是的，鲁迅先生到底不愧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员之一人，在这些地方却很能替本店发卖膏药。‘货真价实，只此一家’——只有文学研究会是文学的正统，是最革命的团体。我们在这儿来高呼几声口号：
革命的文学研究会万岁！
拥护文学的正统！
打倒一切反动的文学团体！
拥护我们的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
反对文学研究会的就是反革命！
反对鲁迅先生的就是反革命！
改为：是的，只有文学研究会才是文学的正统，是最革命的团体。我可以奉命拥护，高呼几声口号：
革命的文学研究会万岁！
文学的正统万岁！
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万岁！
《创造十年》因鲁迅而起，1932年1月3日，郭沫若与来访的日本朋友谈到鲁迅和中国的文艺，认为鲁迅是一位采用写实手法的作家，颇带有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近年转到左翼来了。他对鲁迅的作品缺少研究，后经日本朋友的介绍，翻阅了《古东多万》杂志第2号刊载的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他不同意其中对创造社的评论，对此，他专门撰写了《创造十年·发端》一文。1958年《沫若文集》第七卷出版时，郭沫若为《创造十年·发端》作了如下的注释：
这篇《发端》因为和鲁迅的文章有点抵触，有朋友建议删去。但我想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既未删改，为了保留事实的真相，我也就把《发端》仍然保留下来。好在我这篇文章是在鲁迅生前写的。我虽然写了这篇文章，并无改于我对鲁迅先生的尊敬。
郭沫若与鲁迅从未谋面，但二人之间却展开了不少“笔战”，鲁迅生前，郭鲁一直都处于非一致或对立的立场，直至1936年鲁迅去世，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才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创造十年·发端》中，郭沫若处处不忘对鲁迅《一瞥》所涉及到创造社的内容进行回击，并对鲁迅及所属的文学研究会的“正人君子”们进行抨击。加注可以说是郭沫若就《发端》对鲁迅的态度做出的一个整体解释。
1932年的《创造十年》，郭沫若认为鲁迅是“属于文学研究会”的，1958年却订正了这一文学史错误（另外一处删改见本文“社会再认识”里的例句1）。可以看出，1932年，郭沫若对鲁迅的熟悉只限于一般，更谈不上对鲁迅的完全认同。1958年《沫若文集》中郭沫若删去了第1例句中的“中国的大小说家”这一定语。不难理解，“中国的大小说家”是1932年郭沫若对鲁迅的带讽刺性说法，到1958年时，郭沫若对鲁迅的认识早已转变，而且社会给鲁迅的已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定位，不足以也不需要用如此表达，“鲁迅”本身就是一个切实的表达。其次，郭沫若在说到“中国的大小说家”时，显然含有极度挖苦的意味，尤其是《发端》的文末，郭沫若写到：“我这《十年》倒并不是小说——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的那样曲。……自来的历史其实就只是小说，是同阶级的立场或个人的私怨所写出来的小说。像鲁迅先生的那篇《一瞥》，那才是真正的历史”。两相呼应，是对鲁的“以眼还眼”甚至更胜一筹的抨击，更是郭沫若不平衡心理的反映。于是，转变之后的郭沫若主动将其删掉了。2、3句的改动，与其说是郭沫若的“主动”，不如看成是郭沫若的“自觉”。在看到鲁迅的《一瞥》之前，郭沫若的日本朋友K君说：“我们的右翼之雄的佐藤春夫是称鲁迅为左翼之雄的”，对K君的这一评价，郭沫若的看法由“含蓄”、“锋芒”到“讽刺”。话语的转变意味着立场的转变，显然，因为郭沫若对鲁迅态度的转变，郭沫若对K这一不相关人士的态度也从客观的中立转为了主观的对立。在1932年的记叙中，郭沫若对鲁迅是先中立，后因《一瞥》而走向对立。毫无疑问，1932年，郭沫若对鲁迅的表达更合乎郭沫若当时的心态，这样，1958年的改动在K君处就已显郭沫若的意图，即或郭沫若是下意识的改动。另外，4句中，对于受书店老板告发一事，郭沫若先前认为“不是什么大不名誉的事”，后认为“不是甚么不名誉的事”。这一改动可能是因为郭沫若自身对此事的认识发生了改变，然而，受书店老板告发一事出于鲁迅的或许不是有意的“捏诬”，那么对此事名誉不名誉的看法便又与郭沫若对鲁迅的看法密切相关了。1932年，鲁迅把一件非“大不名誉”的事加在了创造社身上，结果无疑激起了郭沫若对鲁迅“小的怨恨”，有意无意也牵扯了读者对鲁迅人格的评价。而当郭沫若把此事看得与名誉无关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便不会在这件事上纠缠了，更无意去影射鲁迅的人格。例5的删改就有意识地去掉了对鲁迅的揶揄和嘲讽口气，让口号变得真诚了些。
这些删改都折射出郭沫若对鲁迅认识态度的改变。联系1932年和1958年郭沫若不同的生活环境，我们不难发现文字背后复杂的心态。1932年，郭沫若在日本过着流亡的生活，一举一动都要受到日本宪兵的监视，全家的生活要靠郭沫若拼命的写稿才可得以维持。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郭沫若都不得不隐忍。20年代的郭沫若是诗性的自我，去国十年，诗性的自我逐渐沉潜，然而骨子里又不甘接受这样的折磨，所有的郁积都憋在了心里。鲁迅的《一瞥》恰恰在郭沫若那即将爆破的闷气球上，扎了一针。当时鲁迅的生活状态又和郭沫若形成了极度的反差，所以，郭沫若写《发端》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为了发一己之气。转入《创造十年》正文的写作，不平衡的心理仍然贯穿其中，典型的就是郭沫若对“流氓痞棍”的这一评价反复征引。不过，正文的内容则是对1921-1923年间创造社生活的“回忆”，更多的是一个相对理性状态下的郭沫若的体现。在极度感性和相对理性的创作中，便不难理解郭沫若前后所呈现的矛盾性。
如果说，1932年的郭沫若是以“私我”立场在创作的话，那么，1958年的郭沫若则是以一个“公我”立场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审视。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全国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身兼数职的郭沫若需要树立自身的“公众”形象，实际上，《创造十年》的“删改”是对自我形象的重塑，对鲁迅地位的拥护便是郭沫若在重塑过程中必须做出的重大改变，也是郭沫若不得不选择的立场。只有鲁迅的地位得到完全的拥护，郭沫若才能在拥护鲁迅之中确立自身的地位。这是外在客观环境的必然要求，对其它人事的重新叙述则是郭沫若主观意愿的体现。总之，郭沫若借助于对鲁迅和他人他事的删改实现了重塑自身的目的。同样，身份的转变以及思想的变化也使郭沫若对《创造十年》初版的“自我”进行了一定的删改。
二、关于“自我”的删改
（一）标点符号的改变
《创造十年》初版本中，凡是有“! ! !”这一标点的，全部改为“!”。改动如下：
“是的，创造社那一批‘反动派’真真是罪该万死！(! !)公公然敢反对‘声援新青年’‘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学研究会，要指摘他们的误译，真真是罪该万万死！(!)”。
（二）不雅用语的改变
1.“那位姓王的大编辑听说是天津的什么学堂出身，身上穿的是西装，手中拿的是一根打狗棒。”（改为：手杖）
2、“我是和八蛋先生同住在一间屋子里的，因此我也很感觉着不便。”（改为：王先生）
3.“八蛋先生不得到我的许可，便任意开揭我的抽箱，攫取我的文字，把我来做他所编的‘新晓’的幌子，这是使我大不愉快的。”（改为：王先生）
（三）语气词的改变
1.”我看他们通是一些政客啦！”
改为：“我看他们通是一些政客！”
2.“使寿昌因些小的意见便和仿吾决裂了的，是这种对立的意识在作怪的！
改为：“使寿昌因些小的意见便和仿吾决裂了的，是这种对立的意识在作怪！
3.“在这些地方或者也就是不能受人抬举，十年如一日地只当着‘流氓痞棍’的原因的罢。”
改为：“在这些地方或者也就是不能受人抬举，十年如一日地只当着‘流氓痞棍’的原因。”
（四）字词句的改变
1.“我自己是有过一番经验的人，自己的爱国心觉得也不并比谁恶劣。”
改为：“我自己是有过一番经验的人，自己的爱国心觉得也不并比谁落后。”
2.“所有的讲义都是口授笔记，因此自己的不健全的听力便感受着没大的痛苦。”
改为：“所讲的讲义都是口授笔记。因此自己的不充分的听力便成为了很大的障碍。”
3.“那篇文章是得到二十块钱的稿费的，不过自从那篇文章发表过后，日本的新闻界也就没人再找过我了。”
改为：“不过，自从那篇文章发表过后，日本的新闻界也就不敢再找我了。”
4.“凡是多少要顾虑一下饭碗问题的人，谁个敢于做出那样的文章？至少连我自己就是不敢做的一个人。”
改为：“凡是多少要顾虑一下饭碗问题的人，谁个敢于做出那样的文章？至少我就不敢。”
5.“……在那时慨当以慷地回了国的男儿在上海的客栈里滞了三天，连客栈附近的街道都还没辨清楚，又只得匆匆忙忙地跑回日本。”
改为：“……慨当以慷地回了国的‘男儿’在上海的客栈里呆了三天，连客栈附近的街道都还没有辨别清楚，又跟着一些同学跑回日本。”
6.“这一百四十三块钱就算是我在编辑所里住了三个月，编译了三四本书的报酬了。但当时的‘流氓痞棍’性似乎还没十足，领了那点钱我觉得似乎还多领了的一样。”
改为：“这一百四十三块钱就算是我在编辑所里住了三个月，编译了三四本书的报酬了。但在当时我的‘流氓痞棍’性似乎还不十足，领了那笔钱总觉得有点受之有愧。”
7.“不过我这个‘流氓痞棍’委实是一位胆小的家伙，凡是没有经验的地方，我是没有胆量一个人去走的。”
改为：“不过我这个‘流氓痞棍’委实是一位胆小的家伙，凡是没有经验的地方，实在没有胆量一个人去撞。”
当一个人被赋予某种社会身份时，他必然试图在公众面前建立这一身份所应具有的被社会所认同的形象。不同时期不同身份，一个人对自我的建构必然体现历史性的差异。因此，郭在对《创造十年》的删改中，无疑加入了当时他对自我身份的期待与想象。他所完成的第一个转变就是从感性自我到理性自我的转变。在对标点符号使用转换中，郭沫若放弃了冲破一切的浓烈的情感表达，转而追求一种节制的美，失掉了的激情换来了深沉的笃定。同样，其实从文学的趣味性角度来看，“八蛋先生”、“打狗棒”等词语的使用为文章增添了几分色彩，字里行间也可以见出郭沫若率真、诙谐的个性。改掉这些词语，文字不再有直接体味的力量，喜怒哀乐的表达都像隔了一层纸，读起来不再通透。然而，夸张的、激扬的、喷发式的情感可以属于诗人，却绝不属于一个“公我”所应具有的形象特征。幽默诙谐、玩世不恭的态度可以使一个人变得丰富、多维，却绝不会是一个良好的“公我”所应展示出来的。这是郭沫若对自我的社会形象的表达与理解。其次，郭沫若完成了从主观自我到客观自我的转变。2句中“自己的不健全的听力便感受着没大的痛苦”无疑是一个最真实的表达，但郭沫若还是将其改为“因此自己的不充分的听力便成为了很大的障碍”。这一表述，将痛苦的主观感受转为了客观的事实描述，程度减轻，郭沫若的主观自我隐匿了。客观地看问题是成熟的体现，同样亦是对“私我”空间的剥夺。另外，郭沫若将“不健全”改为“不充分”，于“听力”无补，却完成了对“自我”适度的美化。这就涉及到郭沫若自我重塑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郭沫若开始了自我包装，力图塑造一个近为“无缺点”的自我形象，化贬为褒，突出自我的主体性与控制力。语气词的删改加强了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增强了郭沫若自我塑造中的主体性力量。3、4、5句话中，“我”处于一个谦恭的，失落的地位。因为主体的我在这里是主动藏起来的。没人找，我像被丢弃了一样，没人敢找，是他人不敢来，而我一直“在”着。“至少我不敢”是一种干脆的、主动承认式的表达。“连我自己就是不敢做的一个人”，意义相同，语气截然不同，像在表态的时候已开始偷偷的逃跑。“又跟着一些同学跑回日本”显然是一个聪明的表达，将自我的无奈、无助在随众的行动中悄然避开。6句中，一样的一百四十三块，“多领了一样”是占了便宜的开心，“受之有愧”则突出内心的歉疚。7句中，一样的没有胆量， “走”和“撞”一字之差就差出了胆怯和慎重的不同性格，其中的优劣自不用说。最能体现郭沫若化贬为褒的自我建构便是郭沫若将1句中的“自己的爱国心觉得也不并比谁恶劣”改为“自己的爱国心觉得也不并比谁落后”。“恶劣”有很坏的成分在里面，“不并比谁恶劣”只能传达出爱国心并不很糟糕这一含义，而“不并比谁落后”，言外之意，即大家都在争着爱国，我比谁都不落后。一个词的转变就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爱国境界。
正如郭沫若“一字之师”的故事中所体现的，“是”与“这”的改动加强了对没骨气文人的表达效果。同样，在对《创造十年》文字的删改中，郭沫若完成了从“私我”到“公我”的重新建构，确立了郭沫若自身所认同的社会身份的理想形象。
三、关于他人与社会的删改
1.“这封信寿昌没有转寄给我，同时也没有答覆，就在这儿种下了一个与文学研究会未曾合作的因子。那封信是仿吾在寿昌处看见的，他那时说过寿昌很多不是，那样的消息都没通知我一声。”
改为：“这封信寿昌没有转寄给我，同时也没有答复。那封信仿吾是在寿昌处看见的，他那时说过寿昌的不是，那样的消息都没通知我一声。”
2.“但在这时有一番话使我永远留在记忆里的是，资平谈到了国内的文化状态来。”
改为：“但在这时有一番话使我永远留在记忆里的了。”
3.“圣陶的小说，我最初是在青光栏内读过他的‘他与她’，觉得他的笔致是很清楚的，虽然并不深刻。”
改为：“圣陶的小说，我最初是在《青光》栏内读过他的《他与她》，觉得他的笔致很清新，虽然并不怎么深刻。”
4.“那书在描写性的一方面很有些露骨的地方，英译本都替作者删削了。伯奇为此颇受碍难。我劝他全译，但顾虑着世评，或者也怕是顾虑着他们‘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人的指摘，终于把原文删节了好些。”
改为：那书在描写性的一方面很有些露骨的地方，英译本都替作者删削了。伯奇为此颇受碍难。我劝他全译，但他有所顾虑，终于把原文删节了好些。
5.“创造社——在积极一方面本没有甚么主义，但在消极的一方面至少可以说是非国家主义的。”
改为：“初期创造社本没有标榜甚么主义，但至少可以说是非国家主义的。”
这一部分内容的删改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其一，郭沫若与文学研究会的合作问题。1句的言外之意，如果那样的消息通知到了，郭沫若是愿意与文学研究会合作的。删掉“未曾合作的因子”一句后，郭沫若是否要与文学研究会合作的意图不见了，只看出对仿吾的些许埋怨。显然，在对待文学研究会的问题上，正文和《发端》中的描述形成了前后的矛盾。由此可见，因了鲁迅在《一瞥》中对郁达夫到创造社的批评，郭沫若才在《发端》中进行了“负气”式的报复，对鲁迅到文学研究会进行了“对应”的回击。正文与《发端》的前后矛盾又揭示了郭沫若并不统一的个性特征，于是，郭在与文学研究会合作的问题上，把症结指向了仿吾和寿昌，从而将自己内心的主观情感隐匿，维护了其个性的稳定性。其二，郭沫若在人物的描写与塑造上做出了程度上的调整。1句中成仿吾说田寿昌的“很多不是”改为了“不是”；3句中叶圣陶的文章由“清楚”改为了“清新”；4句中郑伯奇有所顾虑的原因删掉未表。这些删改适度地美化了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郭在对他人描述的删改中也重新树立了自身在读者眼中的形象。郭沫若的尖锐鲜明在“删改”中变得宽厚大度。其三，对创造社的表述发生了改变。2句中说“有一番话永远留在了记忆里”，这一番话便是创造社成立的缘起。改动后删掉了“资平谈到了国内的文化状态来”一句。1923年，创造社只是几个穷学生撑办的刊物，最后因办不下去停刊。而在1956年创造社的社会意义已凸显，如果不删，那么引导读者阅读的信息便是创造社成立的之初的谈话的发起者便是张资平，这是郭所不愿意的。如果说这一句的改动是郭沫若借创造社来确立自己的身份，那么5句便是郭沫若用自己的身份来维护创造社，删掉了对创造社“积极”、“消极”的不确定立场的说法，用“至少”一词不容置疑地肯定创造社的立场。
另外，对社会的认识也有不同的删改，如：
1.（是的），还有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是该得高呼几声万岁的。我们贵大民国的贵大百姓，要算是不折不扣的“被压迫民族”了。我们贵被压迫民族的贵民族主义的文学呢？(???)在这儿我很抱歉，（可惜我们）鲁迅先生沾染了点子章回体的小说派头，要等到“下回分讲”；于是乎这我们的“万岁”也就不好明目张胆地叫出来，我们须得学学我们的先生“顾虑到官边”啦。打个折扣，叫（他妈）个半声罢。（好的，我们再来呼叫起来：）（注：括号内为后来删去的内容）
2.中国的积弱，在往年的一般人认为是因为没有近代的国家形体，没有近代的产业，所以在我们的幼年时代，才有变法维新富国强兵的口号。就在那种种口号之下闹了几十年，中国在形式上也算是成了新式的共和国，然而产业仍然不能够振兴，国度仍然不能够富强，而且愈趋愈下。在这儿大家的解释又是趋向到唯心的方面，便是说中国民族的堕落，或者是自私自利的心太重，或者是法制的观念，国家的观念太薄弱。因而拯救的法门也就趋重在这一方面了。我自己的想法是倾向在革命的，觉得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现状就要采取积极的流血手段。这种想法，在基调上也还是一种唯心的想法，因为是想把中国的恶人铲除干净，自然便会有好的局面出来，这和胡适所主张的好人政府，其实是并无二致。孤军派主张护法，不赞成用流血手段，他们同时也在反对好人政府的主张，但其实护法的主张也不过替好人政府的主张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办法。约法一恢复了，人人能遵守约法，那不就是“好人”吗？但要主张恢复约法，却怎样去恢复呢？没有流血手段可以办到吗？
改为：中国的积弱，在往年的一般人认为是由于没有近代的国家形体，没有近代的产业，所以在我们的幼年时代，才有变法维新、富国强兵的口号。就在那种种口号之下闹了几十年，中国在形式上也算是成了新式的共和国，然而产业仍然不能够振兴，国度仍然不能够富强，而且愈趋愈下。于是大家的解释又趋向到唯心主义方面，便是说中国民族的堕落了，自私自利的心太重，法制观念、国家观念太薄弱。因而拯救的法门也就趋重在这一方面。我自己的想法是倾向于革命的，觉得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现状就要采取积极的流血手段。孤军派主张护法，不赞成用流血手段，他们同时也在反对胡适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但其实护法的主张也不过替好人政府的主张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办法而已。约法恢复了，总要人人能遵守约法，那不就是“好人”吗？
3.“孙悟空，齐天圣，
十万八千里，只消一翻身，
才闻专使拜曹公，又见三桂哭清廷。
三正，五行，
相克还相生。”
这位“齐天大圣”是谁？想来用不着我来下注脚了。当时的国民党派了两位专使，一位姓张的去联络曹锟，一位姓汪的去联络满州的张作霖，那怎么也要令人想到相生相克的观念。“三正”是什么？“五行”是什么？3+5=X——这在我们中国是极陈腐，也极时髦的一个公式。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三纲五常？三令五申？三坟五典？三光五星？三焦五腑？三老五更？三星拱照五福临门？三鲜大面五香豆腐？……”
改为：“这是在讽刺当时的国民党，因为一时在联络曹锟，一时又在联络张作霖。”
4.“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女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体；不消说更没有想到使我们不得不愁盐愁米的社会，更是怎样的社会。”
改为：“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但他却没有想到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
这四处改动在《创造十年》中已是很大的改动，但历来的版本却忽视了对这几处的标注。只有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郭沫若全集》版对第一处的改动做了标注。事实上，唯有在对前后文本不一致的对照阅读中，才能捕捉到细微的、动态的信息，才有可能对郭做较为全面的理解。显然，与前两部分相比较，郭沫若在这一部分的改动中，更为小心谨慎。从1句的改动来看，郭沫若主要删掉了“反动的”、“反革命”等敏感话语。这些词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已成为政治上的“禁语”，而郭沫若作为党和国家权力的实施者是一定要规避这一说法的。当然，在这一处中亦不乏对鲁迅先生“可惜”的嘲讽，郭同样将其删去了。2句的改动中，对打破中国的现状必须采用积极的流血手段这一自身看法，郭沫若1932年时认为它基本是唯心主义的，这里不单单是世界观的问题，主要是与党的唯物主义观点形成了对立。另外，郭沫若删去了他的主张胡适的好人政府的主张无二致的观点，一方面，认识不断完善的郭沫若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两个观点的不一致。另一方面，郭在《创造十年》中为了维护自尊对胡适其人不屑一顾、其观点极尽批判，那么为了再一次维护在读者面前的自尊，郭沫若必须将其删掉。3句中，郭沫若将原本指向中国传统陈腐的观点的铺陈全部删掉。4句中，将直指斥社会的一句直接删掉。1、2、3、4句“删”去的全部信息其实无一例外的都表明郭沫若的“身份地位”的变化。
1932年的郭沫若是一个可直抒己见的下层“无产”者，可以自由地叙述自我的感受，在“争辩”中维护和建立了自我的尊严。到了1958年，党和国家赋予了郭沫若新的身份，社会地位得到了全面提升，自我和个人的意义发生了改变，他需要在民众中树立新的自我形象。这必然面临着私我与公我、小我与大我不同的身份转变，《创造十年》的删改实际上就是郭沫若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自我与时代的互动之中展开对自我形象和意义的塑造。历史总是在不断参与现实的过程中而成为历史，而现实又不断改写和重塑历史，历史始终包含有事实和价值的不同意义，成为不断书写的话语。这样，对郭沫若而言，无论做出怎样的删改，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他人而论，也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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