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讨会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讨会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国家教委社科中心、中国马哲史学会、四川省社联、四川省马哲史学会、四川联合大学发起组织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讨会，1996年11月2—5日在四川联合大学召开。黄楠森、沙健孙、钱逊、田心铭、王庭科、王仲士、余品华、唐源昌、丰子义、涂赞琥等5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四川省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
与会学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学习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联系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兹将会议的主要成果概述如下。
一、文化的内涵
与会学者指出，人们对文化有多种多样的定义，概括地说，不外乎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即是人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质、制度和观念或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等层次和形态，综合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狭义的文化则指人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性的观念形态的成果。它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人们通常讲的文化，就是指这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并且把这种文化与经济、政治等概念并列使用，以概括社会生活中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的三个部分。与会者指出，在看待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的论断。这一论断的基本的核心的内容经受住了长期社会实践的考验，它充分肯定了文化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但并未把文化看成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起最后决定作用的东西，这就摆正了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与会者指出，在文化问题上，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是文化史观。文化史观认为，文化是超越时空，超越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的，是一种自足自决的过程，人们只能根据文化自身来解释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文化是核心和精髓，不同的文化是决定各民族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发展道路的最后的决定性因素和基础。文化史观是一种唯心史观，它的错误，不在于它看重文化的作用，而在于它未能合理、科学地解释构成人类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未能揭示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动因以及文化之所以有不同形态的客观历史条件。
与会者指出，就一定文化的根本性质而言，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状况的反映，它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性、历史性和阶段性，在阶级社会还带有阶级性，一定社会的统治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具体地说，这种思想是以政治为中介反映并作用于经济的，它构成了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该社会文化结构的核心部分，也是构成特定文化形态的基本标志。因此，文化虽然有地域特色，也有空间限制，可以以时间和空间来给文化命名，如平常说的“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但这种命名不能反映某个文化的本质，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时间讲主要是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就性质讲则是封建主义的文化。这种性质是由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和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与会者认为，从文化整体而言，则必须充分考虑其成份的复杂性。文化中有很多成份是直接反映生产力水平的，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等，并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乃至心理感受等，作为文化总体中的重要部分，也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文化是不能等同于、不能归结为意识形态的。不承认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别，把它与意识形态等同，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也无助于正确地开展文化建设。
与会者强调，承认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不意味着文化与意识形态是截然分开、毫不相关的。社会总是包含一定经济政治关系的社会。直接反映这种经济政治关系的意识形态（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和法律思想、伦理学、宗教等）是不可能被排除在文化之外的。如前所述，它是构成特定文化形态的核心和基本标志，比如，我们不可以说有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却不能不承认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构成这种差异的正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自身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是立场和观点的统一，集中地反映了意识形态诸形式中的共性问题，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无可置疑的。从意识形态与其他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来看，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比如，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有自己发展的特殊规律，但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却可以影响它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也必然要推动历史的进程。又如，有的论者认为，“大众文化不考虑批判，唱卡拉OK的人根本不去考虑改变什么东西，但这种态度却反而能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对正统体制、对政教合一的中心体制的有效侵蚀和解构”。这“侵蚀”和“解构”背后当然也包含着一定价值观的影响和作用，只不过是更隐蔽一些，或者尚未被意识到而已。再如，我们无法摆脱一定文化传统的制约，但在不同的经济政治条件下，人们在文化传统中选择什么、抛弃什么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人们还要根据新的经济政治状况创造新的文化因素，去熔铸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使其服务于现实的需要；即使是对“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这类全民性的道德规范，在不同阶级的人的理解上以及在不同阶级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文化与意识形态是有密切联系的。否认这种联系将使我们丧失应有的清醒和警惕。享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全球“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把文化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截然二分，反映了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策略上的转换，表明他们企图以文化冲突来掩盖实质上的意识形态渗透和经济利益冲突。国内也有少数人认为现实问题不好谈，可以借文化来谈；或者不加分析地认为，文化就是文化，与意识形态是截然没有关系的。这些情况都要求我们正视而不能忽视、回避或否定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矛盾、冲突和斗争，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应有的警惕。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二、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与会者一致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与会者指出，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分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系统、全面、有针对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基本内容、具体途径等重要问题，是我们今后进行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与会同志指出，《决议》提出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等重大问题上的是非界限，对保证我们在文化建设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及时排除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干扰，使文化建设稳步、健康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与会者认为，近年来国内文化研究持续不断的开展，反映了处在世纪之交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和命运的关注，实际上也是对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的关注。我们的文化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理论上深入了，视野上开阔了，研究的范围也拓展了，对西方文化中合理因素的吸取，对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成果的发掘、继承和弘扬，为我们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在文化研究中出现不同的观点和流派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我们应当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进行认真的交流和切磋，相互取长补短，以期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对事关政治方向和重大原则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分清是非。与会者对近年来文化研究中出现的“消解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等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观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探讨，而是带有极大的政治尖锐性，虽然坚持和赞同这些观点的人是极少数，但这些观点在公开刊物上刊出所造成的误导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不能丧失政治上应有的警惕。
与会者指出，对各种文化现象，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加以分析。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各种文化现象，分析其产生的背景、原因，评价其意义。比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在其发展中确有过激之处，但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并不是谁主观上要不要提的问题，而是以“孔家店”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的文化已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会者强调指出，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文化发展的历史动因，分析了社会意识的内部结构、运动方式，这些对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宏观的背景，揭示和规定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具有重要的直接的方法论意义。
在回答“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能不能指导中国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这类的疑问或责难时，与会者指出，对外来的东西是不是一定要拒绝，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初就有这个问题，七八十年间一直未断。实际上，不管哪个国家的文化都不可能百分之百是本土的，虽然其主要部分是本土的，外来的因素也都要适应本土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系统（儒学也不是独立的文化系统），它是一种文化因素，这种因素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中国政治、经济之中，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须臾不可缺少的指导思想，因为它是科学，因为它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之适应于中国，在于中国本身就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制造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事实证明，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没有、从来就没有断裂过，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继续和发展。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合理因素，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极有裨益的。
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框架
与会者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其现实基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过来又作用和服务于这个伟大的实践。与会者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在地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前者是共性，体现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社会主义的文化因素占居主体地位；后者是个性，当然要体现中国的民族风格和特色，但主要地是指在中国的土壤上成长起来，适应现实和发展的需要，不一定非要机械地与别人不同。从总体上讲，这个文化应该是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现代化的。
与会者概括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认为这一文化在总体上应包括如下一些方面：1.反映现代化生产技术水平的科学成果；2.反映基本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思想和理论；3.反映国体和政体的政治法律思想和理论；4.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体制和思想；5.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思想体系；6.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体制和理论；7.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字；8.其他的文化制度、理论和成果，包括大众文化等娱乐活动；9.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指导思想和核心因素。概括地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文化活动和实践、文化制度或关系、文化成果三个方面。
与会者进一步分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功能结构，认为这一结构据其功能来说可分为三个基本的层次，其表层是社会心理的功能，其中间层是社会历史文化的功能，其深层是社会政治的功能。意识形态诸形式如哲学、道德、政治和法律思想、宗教等，以特定的政治关系为中介，反映和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关系，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整体中居于主导和核心的地位，其他各种意识形式、意识内容和社会心理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展开的，从而构成了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整体。与会者指出，重视意识形态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把一切文化问题都意识形态化，或者忽视其他非意识形态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要求重视非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全面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精神需求，更好地发挥以意识形态功能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功能。与会者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功能具体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促进改革、发展和稳定服务；培养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文明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促进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生活规范的形成；满足和丰富人民群众健康的精神需求、审美享受；平衡、调节和规范社会心理，等等。
在谈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时，与会者认为，文化的发展无疑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这些都为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内容。但文化有自身相对独立的价值和发展规律，市场自身也还有一些弱点和消极的方面，其自发性和逐利的特点使其容易忽视文化的整体功能和长远效益，因此，文化建设适应市场经济应该是在尊重文化自身特点、自身发展规律基础上的适应，而不是把文化发展完全纳入市场经济模式的适应；如果让文化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取向来发展，那么就会抹煞文化的特殊存在价值，导致文化的萎缩或畸型发展。与会者强调指出，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无疑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点，并根据文化自身的特点和内部结构，在文化建设中采取相应的政策。
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与会者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上的。我们讨论文化的发展与建设，不是一般地就文化谈文化，更不是就传统文化谈文化，而是讨论建立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之上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建设。明确这个立足点是十分重要的。从理论上来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文化的主题是由现实提出和决定的；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实践的推动；文化的传承也主要是通过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从实际情况来看，只有明确了这个立足点，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而不致于把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当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来重建新的文化；或者是把西方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把西方迈入现代社会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文化因素倒果为因地视为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主张按“蔚蓝色”文明建构中国文化。与会者指出，文化的价值与生命主要地不取决于人为的呼唤，而取决于时代与社会的客观要求，只有弄清了当前文化建设最缺少的文化因素和最急迫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才能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有一个正确的扬抑取舍的标准。
与会者指出，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基础上的当代中国文化，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不仅将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且将吸收大量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我们不能割断与自己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的联系，像当年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那样，要凭空创造一个“新文化”，但是立足于现实研究文化，其必然的结论是，传统文化只是文化发展之流，现实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才是文化发展之源。离开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这块沃土，所谓民族文化的“根”和“母体”实际上是难以存活的，最后可能因失去营养、水份而导致枯竭、萎缩。与会者认为，在复杂的文化关系中，要确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其目的都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于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个原则同文化保守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自主开放的，后者是狭隘封闭的；前者是开拓创新的，后者是复古守旧的。与会者认为，在文化建设问题上，近年来“综合创新”说日益受到关注和认同。这种主张体现了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超越了国粹派和西化派的狭隘之见，在心态上表现了一种既有自主意识、又有开阔胸襟的健全文化心态；在方法上不是折衷调和，而是在对古今中西文化进行科学分析、自主选择的基础上进行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更高形态的新文化。与会者分析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和途径，认为破旧立新和推陈出新是两种基本的形式，这两种形式是相互关联的，包含着批判与继承两个方面，目的都是要熔铸和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或者说是使文化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地位时，与会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小生产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适应君主专制政治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本质上是一种封建主义的文化。因此就其整体而言，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失落”和“断裂”，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前提：只有古代的东西，才是正宗的东西，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新文化因素，都是外来的东西，是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的。一些学者实际上是把“中国古代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同义语看待，甚或认为只有儒学才代表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代表了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方向，因而把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归结为弘扬儒家传统。与会者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观，不仅理论上否认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时代性，而且不符合中国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包括外来文化因素）的相互交流、碰撞和渗透的历史，更不符合近代以来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各民族文化相互交往和借鉴的现实。
在谈到现代新儒家时，与会者认为，尽管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有较深的研究，对于现代西方文化与哲学也有广泛的了解，并且力图站在当今世界文化的高度来主谈论文化建设问题，但由于他们对中国的现实缺乏清醒的认识，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他们提出的文化设想往往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
与会者强调指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要特别注意继承和弘扬近代以来形成的革命传统。中国革命传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从文化的发展来看，它是我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又是我们今天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起点。无视这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产生民族虚无主义的重要因素；文化保守主义提出要回到古代的文化传统，实际上也是漠视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把中国革命传统排除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
与会者具体地分析了“东方文化的特点是天人合一，西方文化的特点是主客二分”的观点，认为人类的文化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们在实践中不断自觉地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实践的思想是任何人都不能不具备的，虽然科学的实践观是近代以后出现的。东西方思想的差异是实践思想基础上的差异。天人合一的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活在自然之中，要与自然保持和谐、平衡的关系。但所谓平衡与和谐，是以人为中心而讲的，否则无所谓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以人为中心的观点，从自然观讲是错误的，但从实践观讲是应承认的。生态伦理学是要求人们不要以近期利益损害长远利益、以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而不是说人不要损害自然的利益。自然无所谓利益。天人合一的观点，从人与自然要保持和谐来讲，与改造自然是不矛盾的。人总是要改造自然，以营造更好的生存环境的。而主客二分也并不等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只有对立，实际上还有统一。在实践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区分是不可避免的，人总是要把自己看成主体，总是要改造自然。问题不在主客二分，而在于如何处理主客关系，不能因为处理不好这种关系就认为主客不能二分。主客二分是人类的伟大进步，除非人类自身消亡，不改造自然，否则主客二分是永远不可避免的。而且主客二分并不排斥主客的统一，这种统一不仅表现在认识中，更体现在实践中。人类的科学技术既是主客二分的结果，又是主客统一的重要标志。现代的生态平衡的观点首先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不能说他们不重视主客的统一。所以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是人类实践和认识活动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方面，这是人类文化的共性，用天人合一、主客二分来区分东西文化是不合适的。这并不是说东西方文化没有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侧重点的不同，是共性基础上的差异。正因为如此，各具特色的文化才有可能相互交流、借鉴和吸收。
与会者满怀信心地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将使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一个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