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用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舒斯特曼独特的实用主义立场，在于他能在势不两立的分析与解构之间进行周旋调和，在僵持不下的分析与解构之间开出一条“最有希望、最有前景的”哲学和美学道路。
我写作《实用主义美学》的目的，是想发展一种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方法和教导的美学理论。虽然它涉及从总体上来考虑艺术，但对大众传媒文化的通俗艺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本书对今天的中国读者需要有一个专门的介绍。哲学的真理和价值，还有她的错误与误导，对任何国家（或任何时代）的有才智的读者——不管他们的特殊文化语境——来说，难道不应该是一样可以接受的吗？我希望哲学的命运，不依赖那种单一的、一致的和与语境无关的哲学推理的本领的假定。
对语境的多元性的尊重，是美国实用主义的一个主要的主题；这种多元语境有助于将美国哲学与通俗艺术结合起来作出解释。尽管美国通俗文化已经变成了当今世界上一种强有力的存在，……但是，对通俗艺术的严肃的哲学处理，仍然是极为罕见，而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哲学方法，似乎缺乏对它提供真正理解的装备。不仅学院哲学对通俗文化的具体形式典型地显得过于抽象和疏忽，而且哲学的传统视野对激发通俗艺术的目标、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事实也常常完全充满敌意。例如，笛卡尔的二元论和康德的美学，当然不是欣赏拉谱的方式，甚至不是欣赏法国或德国拉谱的方式。
要提出一种基于美国哲学的美学理论，作为理解美国通俗文化的更好的方法，也许会被误解为在表达文化帝国主义和最糟糕的沙文主义。相反，我将实用主义美学推荐给通俗艺术，倒应该被当作对文化差异性的一种更加谦让的哲学赏识，它意味着不仅对艺术形式和艺术理论而且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实践的一种语境的、实用主义的探究。
这种对哲学中的语境性的认可，并不必然导致一种排除所有普遍化的不可救药的相对主义。这是因为我们不同的语境经常包含大量的交迭和共有的特征。虽然美国城市黑人社区的确与众不同，但其他社区也熟悉相似的贫穷和社会、政治压迫的经验。虽然实用主义被正确地公认为美国对哲学的独特贡献，但它也被看作更早的英国和德国哲学的一种建设性的融合，在新世界的大熔炉中，它们被创造性地锻造，它们可以被更有成效地与更大的自由融合起来，因为它们可以摆脱由其旧的国家文化领域加给它们的限制而自由地发挥作用。
实用主义的多重根源也可以延伸到亚洲的思想。被广泛地公认为在C.S.皮尔斯正式开创的实用主义运动之前的实用主义先知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就深受《奥义书》(Upanishads)和佛的学说的激发。威廉·詹姆斯对宗教经验的探讨，同样受到瑜珈、吠檀多(Vedanta)和佛教的重要启示。约翰·杜威，当然对我的实用主义美学理论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他尤其受到从中国学到的东西的影响，不仅是从中国的著述中学到的东西，而且是从他于1919-1921年间在醇厚而激荡的中国文化中的生活经验学到的东西。正如他的女儿简所证实的那样，这种经验“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起到了一种复兴（杜威的）智识热情的作用”，因此，他将中国当作“最靠近他心灵的国家，就像他自己的国家一样”。杜威对中国的赏识得到了热烈的回报，他在那里的演讲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了广泛的出版发行，并对那个时候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不过，除了杜威这个特殊的历史例子之外，我在实用主义的一般取向和中国哲学之间，发现了大量有希望的交叉重叠。尽管我还有太多要向中国哲学学习的东西，但中国哲学与实用主义在下列主题上似乎是共享的。首先，存在这个同样的主张：哲学在根本上要指向人生的保存、培育和完善，因此，哲学应该与伦理学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哲学的首要目的，在于人类的利益和增进我们的人道主义，而不在于仅仅为了制造真的句子而描述事实。
这个观点可以有一个必然的美学推论：美学的最高作用，是增进我们对艺术和美的经验，而不是制造关于这些概念的语言定义。而且，增进我们对艺术的经验，不只是意味着增加我们个人对艺术作品的享受和理解。因为艺术不仅是内在愉快的一个源泉（同样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而且也是赋予日常生活的社会运行以雅致和优美的一种实践方式。
艺术还是可以改善个人和社会的伦理教育的重要手段。我认为，儒家对乐和礼的强调，使这种审美教育模式变得非常清楚了。这一点通过这种美学类推也隐语式地传达出来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这本书的中国读者将会看到实用主义论证审美教育作为道德和政治改造的关键的方式。
尽管实用主义集中于人的改善，但是，它是由承认这个观点——人的本性是不可避免地和非常有益地被置于人类富有成效地参与其中的自然的大舞台上——来进行这种改善的。用我从中国哲学中学到的术语来说，仁属于更具包容性的道。因此，需要理解和利用更大的自然力量来推进我们人类的事业，包括完善我们人性的整个事业。在美学中，这意味着承认；艺术的节奏与活力是从周围自然世界中的节奏与活力中浮现出来的，并且是卓有成效地建立在自然的节奏与活力的基础上。
对于通过哲学改善人的环境条件的关注，是实用主义深刻的实践本性的明显证据，我在中国哲学中也发现了这种关注。即使我希望将哲学归结为它自身的某些特别的内在价值，但哲学的首要价值仍然是改善人的生活的工具价值。不过，在将哲学当作这种最高目的的一种手段中，并不是降低哲学为缺乏价值。因为如果我们看重和希望实现这种目的的话，我们就必须同样尊重能够获取这个目的的最好手段（当然，在没有任何有关这些手段的不道德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真诚对待手段的哲学，实用主义也欣赏在不同的极端之间发现最有用的手段的重要性。
我很高兴在中国哲学中发现了一种学术探究的包容性的开明思想，它常常使我想起实用主义的基本多元主义。与通过排除所有其他可选择的观点来探索真理不同，这些哲学赏识互补性的作用，因此它们试图在一种更有生产力和更灵活通融的综合中将不同观点的洞见联合起来。如果构成智慧的知识是单一的或单面的，那么在表达或获得它的时候就不会如此困难。智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是谦逊，实用主义通过它那无法获得明确知识的理论(fallibilism)的学说表达了这种谦逊，承认任何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真理最终都会被未来的经验所驳倒。然而，无法获得明确知识的理论不是怀疑论，因为它一直坚定地相信那些我们正确地拥有的真理，直到我们有了很强的根据去怀疑它们。
我想指出我的实用主义似乎与中国思想走到一起的最后一点：主张身体对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哲学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统治绝大多数欧洲哲学的观念主义对身体的忽视不同，中国哲学展示了对身体在人性完善中的作用的深深尊重。像孟子所写到的那样：“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他还补充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中国文化将对身体的理论肯定与改善我们运动与精神集中能力的实际身体训练（诸如太极拳）的发展结合起来，使我们的行为变得更加高雅，使我们的意识变得更加愉快和敏锐。
虽然我将身体美学确立为一种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学科的努力受到中国哲学和其他古代亚洲哲学的鼓励，但也受到某些现代西方身心治疗方法的鼓励。
如果我已经从亚洲哲学中学到了某些重要的东西的话，我还希望去学习更多的东西，而且最好的学习方式不是经由书本，而是经由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直接经验。因此，我最后希望花一些时间去亚洲研究，而且，要是这本书能够为我与中国思想家之间打开富有成效的、协力合作的对话提供一种有效的方式，我将会感到非常幸福。
理查德·舒斯特曼其人
——一个曾经醉心于分析美学但现在已经与它分道扬镳的美学家。
舒斯特曼像多数犹太人一样，有着不一般的经历。他早年在美国长大，随后赴以色列接受高等教育，在希伯莱大学读完学士和硕士之后，又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最后辗转回到美国从事哲学教育，现任美国费城天普大学哲学系主任，巴黎国际哲学学院导师(Directeurde programme at the Colle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Paris)。
天普大学哲学系可以说是美国美学研究的中心，从比尔兹利(M.C.Beardsley)到马戈利斯(J.Margolis)再到舒斯特曼，这个学校的哲学系始终由美学家所主持。在现有的10名教员编制中，有3人是从事美学研究和教学的。著名的美学杂志《美学与艺术评论》(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Criticism)就由他们主办。
舒斯特曼早在1970-1980年代，就以研究分析美学而闻名。他曾经作为特约编辑，为《美学与艺术评论》杂志主编过“分析美学”专辑。分析美学中的经典文本之一：《分析美学》，也是由他主编的。特别需要申明的一点是，由于国内的《哲学译丛》曾经发表过他的《对分析美学的回顾与展望》的译文，因此，国内美学界曾将舒斯特曼视为典型的分析美学家。”
舒斯特曼对他由分析美学向实用主义的转变，曾经有这样一段叙述：“实用主义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国哲学，对我个人来说，它代表了一个在经历差不多20年的学校教育和学术工作之后，重新回到美国生活和文化的旅程。在耶路撒冷和牛津，我没有接受过实用主义教育；在内盖夫，我也没有教过它。在那里，哲学意味着分析哲学，美学意味着分析美学。只有当我在1985年回到美国就职于天普大学的时候，实用主义才作为一种哲学视域呈现给我。在其他事物中，它实际上是一种帮助我再次融合于一种最初造就我、但现在似乎令我困惑而刺激的新文化的智识工具。然而，直到1988年春天，当我给一群非常混杂而活跃的哲学和舞蹈专业的研究生听众教美学讨论课时，我向实用主义美学的最终‘转变’和写作《实用主义美学》的观点，才开始形成。……我最初倾向于，主要用杜威作为我当时视为远为出众的阿多诺美学理论（我仍然非常钦佩）的衬托。但在学期结束时，经过仔细观察课堂上不同的论辩和在跳舞的地板上检验某些论点，我不得不用阿多诺严峻、阴沉和傲慢的精英马克思主义，来换取杜威更朴实、乐观和民主的实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