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族论文,军权论文,西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2677（1999）04—0109—（07）
西晋建国于公元265年，但其建国历史可上溯到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政变。在这场政变之后，曹魏的国政实际由司马氏操纵。司马懿父子重视军权已出，“营立家门”[1]（卷75， 魏邵陵厉公嘉平元年）、无遑外顾。司马氏建国途径和立国形势决定了西晋皇权高度重视军权。这也是晋初武帝司马炎能够大权在握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西晋建国离不开士族的支持，故在其得天下后，投桃报李，分予士族部分军权。更为重要的是：西晋立国之初，国家的统一任务尚未完成，加之边患积年弥重，使自汉末、曹魏以来士族掌兵的传统沿袭下来。纵观西晋一朝，士族掌军权程度因时、因事而异，下面笔者试将西晋历史分为三期，分期探讨士族与军权的结合度。
一、西晋前期士族普遍较高程度地执掌军权
军权，顾名思义是指对一切军事武装力量及武装活动的统率权，包括领兵权、调兵权、指挥权及征发兵员等。而在诸种军权中，最核心的是对军事武装的控制，有军队才有严格意义上的军权，故笔者在探讨士族掌军权时，立足于考察士族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军队实体。
西晋承袭曹魏，曹魏国家武装已基本形成三大板块：中央禁军、都督区军、州郡兵。
禁军负责皇帝及中央宿卫，自两汉以来皆为皇帝极度倚重，西晋景帝、文帝皆亲任过禁军统帅，晋武帝更注意禁军将领的甄选，“（武）帝重兵官，多授贵戚清望。”[2]（卷40， 《杨骏传》）士族担任禁军将领机会较多（见表1）。在11个任职者中，士族占7人，多为司马氏亲信宠臣。
都督区军队之所以成为国家武装中的重要一支，则源于曹魏所创的都督诸州军事制度。都督区军队是皇帝或中央委派都督统领驻扎在地方上的中央军，其统辖范围渐成为较为稳定的军事行政区。都督区因兵势布局而设。曹魏兵势是东南强重，晋初亦然。都督区军队虽属于中央军系统，但由于它长期驻扎于地方州郡或战略要塞，使它出现地方军的某些特征，都督的行为取向往往影响这支军队的属性。在西晋后期及至东晋，出任都督职的诸侯王或士族对这支军队的控制力加强，使它与中央的离心力越来越大，从而使都督区军队向地方军过渡。而在西晋前期，这支武装则被皇帝牢牢控制，其主要表现在军事长官的选拔任免上。据统计，前期都督区军职共达56人次。士族占27人次，封王17人次，其他人士占12人次。在都督、监、督诸军事三等权限中，都督权最重，任职者数量多。士族占15人次，封王占8人次（见附表2）。
表1 西晋前期禁军将领任职简表
姓 名
任职名称 任职时限
职 掌
司马师
中护军249年(嘉平元年) 高平陵政变中"屯司马门"
王 观
行中领军 249年(嘉平元年)典宫殿禁兵
司马望
护军、中领军 晋建国前后几年 "典禁兵"曾帅中军御吴
许 允
中领军 256年(正元元年)--
司马昭
兼中领军225年(正元二年) 晋文帝平毋丘俭时留镇洛阳
贾 充
护军、中护军 260年至264年 --
司马炎
中护军景元年间 --
(260年至263年)
羊 祜 中领军、中军 264年至268年
"愁总宿卫入值殿内"、
将军、北军中侯"典宿卫七军"
羊 琇中护军271年至283年"典禁军预机密"
王 业
护军(中护军) 265年至271年 --
郑 烈 护军、北军中侯 太康前后几年 "典司禁戎,董导群帅"
材料出处
《晋书·宣帝纪》
《晋书·宣帝纪》
《义阳成王望传》
《资治通鉴》卷76
《晋书·文帝纪》
《晋书·文帝纪》
《资治通鉴》卷77
元帝景元元年
《晋书·羊祜传》
《晋书·羊琇传》
《晋书·武帝纪》
《全晋文》卷146《隶续》
表2 西晋前期八大都督区任军职统计表
军职名称
任职者 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 (单职)四中
郎将将军
封王
8 1 44
所占比例 47% 5%24% 24%
士族 15 5 16
所占比例 56%19% 3% 22%
其他人士 --
---- --
总计 --
---- --
合计 所占比例
封王 1730%
所占比例100% 100%
士族 2748%
所占比例100% 100%
其他人士 1222%
总计56人 100%
统计说明：1.此统计表据万斯同《历代年表》、吴廷燮《方镇年表》统计，再加笔者个别甄别。以后统计数如无特别说明，均据此统计（此后不再说明）。
2.由于封王、士族皆出现一人多次任不同都督区军职情况，为减轻统计难度，笔者按人次计算，如汝阴王骏、王浑一人三次任不同都督区军职，则各计三人次。以后统计也按人次计，不再说明。
都督区内部军权分配格局大体上是士族与封王参半，形成多人共事某一区军政。如荆州都督区在泰始七年是羊祜为都督，下邳王晃为南中郎将，州刺史则是杨肇；预州区在咸宁三年是汝南王亮为镇南大将军，王浑为监军，石鉴为刺史。晋武帝在人选及安排上，不断选派同姓封王出任都督，反映晋武帝重视扩大司马氏皇族军权的主观意图，对于驻有重兵的关中地区，更是“石函之制，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2]（卷5，《河间王颙传》）。皇室疏宗，外姓士族无缘染指。
作为地方常备武装的州郡兵，在西晋初年保持了相当规模的兵力，时入称“六军既众，州郡兵多”[2]（卷57，《马隆传》）。 而作为州刺史、郡守的官员因在曹魏时期已形成领兵传统，故他们又获得“州将”、“郡将”之美称。到西晋后期“郡守皆加将军，无者为耻。”[3] （卷33，《职官十五》）笔者统计：西晋前期刺史任职总计达50人次，其中士族作刺史38人次，占刺史任职总数的76%。可见士族在地方军权的地位举足轻重。
二、中期：士族掌军权程度骤降
西晋武帝太康十年是西晋完成全国统一后，出现的短暂的和平建国时期，这是西晋历史的中期。在这期间，西晋国家武装及军权的变化明显，表现有二：其一，州郡兵大裁减，规模小；其二，士族在都督区的军权大为削弱，封王军权迅速上升乃至恶性膨胀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引起上述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晋武帝的罢兵诏书则与其有直接联系。
关于罢兵诏书的具体内容见班固《后汉书·百官志五》刺史条刘昭注：
“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监御史，皆总纲纪而不赋政。治民之事，委之诸侯、郡守。昔汉末四海分崩，因以吴、蜀自擅。自是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此一时之宜尔。今赖宗庙之灵，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为一，当韬戢干戈，与天下休息。诸州无事者罢其兵，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出颁诏条，入奏事京城。二千石专治民之重，监司清峻于上，此经久之体也。其便省州牧。”
这一诏书的执行情况如何？《晋书》中一些人物言论有所反映。如《陶璜传》记载陶璜为交州刺史，“吴既平，普减州郡兵，璜上言曰：‘此州之人，识义者寡……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又《山涛传》载：“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说明太康初年，晋武帝确有罢州郡兵举措。但此举实施并不彻底。刘昭注又称：“晋武帝又见其弊矣，虽有其言，不卒其事，后嗣缵继，牧镇愈重，据地分争，竟覆天下。”
当时个别州刺史既治民事，又实际领兵。
徐州：太康三年九月，“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攻害建邺令，遂围扬州，徐州刺史嵇喜讨平之。”[3]（卷3，《武帝传》）建邺县于太康三年置，属扬州丹阳郡[2]（卷15，《地理志》）。
平州：太康七年，鲜卑慕容氏兴寇乱，平州刺史鲜于婴击破之。其后东夷校尉何龛又与之战[1]（卷81，晋武帝太康七年）。
交州：刺史陶璜兼军职，领兵[2]（卷57，《陶璜传》、 《滕修传》）。
广州：刺史滕修兼都督广州诸军事、广州牧[2]（卷57， 《滕修传》）。
都督在领兵的同时，也存在兼理民事的例子。杜预为荆州都督、镇南大将军、荆州刺史，《晋书》本传上多次反映了他在戍边御敌的同时，注重当地农田水利、交通事业的开发。另外，从万斯同《历代年表》、吴廷燮《方镇年表》上查知，扬州在太康四年至十年只有都督任职、无刺史；幽州在太康十年也只有都督无刺史。笔者冒昧揣测：这些州或许以都督全权治州？联想到西晋后期幽州方镇王浚势众兵强，“积粟五十万斛而不振给（饥民）”[2]（卷39，《王浚传》）。 积财如此之巨是因其兼理财政？
从以上可知，罢兵诏书颁布后，军民分治作为一种原则一度得到实行，刺史治民，都督典兵基本做到明确分工，但不排除军民合治的实际情况存在。
再看都督区军权演变。
太康年间，封王军权稳步上升，几至囊括了全国都督区军权。
笔者对西晋中期七大都督区任职加以统计：士族为11人次，封王亦为11人次。单从任职数看，似乎维持了西晋前期的态势，但若从任职时间先后、任职时限来观察，结果又大不相同。士族任军职多在太康初年，到太康末年，几乎被封王完全排挤。现以太康第十年为例（见表3 ）。
表3 西晋中期七天都督区任职统计表
都督区名 任职者职务
雍凉区秦王柬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州诸军事
青徐区下邳王晃 都督青徐二州诸军事
梁王彤替任安东将军、监青徐二州军事
豫州区梁王彤太康十年,监豫州诸军事,次年改作青徐方镇
荆州区楚王玮
平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扬州区淮南王允 镇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冀州区赵王伦
安北将军、都督冀州诸军事,督邺计城守
幽州区唐彬
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慰,入朝
杨济替任 征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入朝.幽州方镇暂缺
晋武帝在驾崩前夕，作了最后一次重大人事安排：“以汝南王亮为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改封南阳王柬为秦王、始平王玮为楚王、濮阳王允为淮南王，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2]（卷3，《武帝纪》）晋武帝意欲使封王掌军权作为司马氏一姓皇帝宝座周围的坚固长城，使其江山永不变色，封王势重遂成显象。士族则在封建统治者的排抑下丧失了都督区军权的优势地位。当然在他们被削夺军权的同时，统治者没忘记给他们的其他优待。如政治上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把更多的士人纳入统治集团，尤其在中正职被士族把持后，更为士族做官大开方便之门；经济上实行占田荫客制，使士族成为统治集团中的特权阶层。对于西晋中期国家军权的变化，后人指出：“晋武帝之制大抵内强宿卫，领之贵戚；外削州牧，统于宗藩，皆惩魏也；未几，宗王横肆而宿卫散于司府，禁卫单虚而州牧转为强镇。”[4] 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其流弊。
三、后期：士族掌军权空前扩大
武帝之后，惠、怀、愍三帝时期是西晋历史后期，时间从291 年至316年。这期间“八王之乱”在前，“永嘉战乱”继后。 统治阶级内战、人民起义武装活动、周边少数民族引发的民族战争使西晋陷入动荡的战争状态。加之此期至尊至上的皇帝由于各种原因不能集中事权，使在封建体制构筑下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出现一个权力真空，国家军、政大权遂为强臣侵夺、分割。在这过程中各种军事力量此起彼伏，相互角逐，导致军权复杂纷呈的变化。从军权的权力空间配置看，后期军权由中央王权向方镇强藩转移；从军权的执控主体看，军权由皇帝向封王再向士族军将流动。
由宫廷政争扩大化而演成的八王之乱，是西晋历史的转折点。八王之乱时期的士族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依附各封王，获得一定领兵权，但这种军权不稳定，朝升暮降，瞬息变幻。如吴姓士族陆机在成都王颖麾下一度任前锋都督，统兵二十余万[2]（卷54，《陆机传》）， 兵败即被杀。中山刘舆、刘琨兄弟先投靠赵王伦，伦以刘琨为冠军、假节，领宿卫兵。赵王伦败，刘氏兄弟转而依齐王冏，冏败，又归范阳王虓东海王越[2]（卷62，《刘琨传》、 《祖逖传》）。兵火交争的兖州则是多人作刺，各据一、二郡斗得难解难分，但无一人曾控制过全境。由于士族大多依附于某一封王，参与封王之间的混战，因此士族军权升降随封王兴衰而变化。严格说来，此时士族拥有的军权有限，独立军权的获得也尚待时日。
士族军权的大幅度回升是在永嘉时期。随着皇帝和中央政府继续失权，封王间的拼杀内耗使八王之乱后，那些动辄拥兵十万、数十万的曾经叱咤风云的封王们如过眼烟云，当硕果仅存的东海王越死后，西晋主力又被石勒覆灭时，西晋国家权威已丧失殆尽。此后中央集权土崩瓦解，政令不畅，军阀林立，各自为政。士族军权因时重振，其以各种方式扩张军权。
其一，以朝廷命官的合法身份壮大力量。
不少州郡官员，尤其州刺史，一边控制州郡国家原有兵力，一边加紧招兵买马、拥兵自强。如幽州刺史王浚、荆州刺史刘弘、凉州刺史张轨、并州刺史刘琨等兵重势强，建官设署，各自称雄一方。
其二，士族以宗族、乡党、招募流民等方式拥有一支军队后，被政府任命为州刺史、将军称号，使其私人武装名义上成为国家军队。如高平郗鉴“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后“众至数万”[2]（卷67，《郗鉴传》），在东晋一朝屡获军、政要职。范阳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2]（卷62， 《祖逖传》），并进行北伐。对于这些人来说，军队是他们获得政治地位的资本。另外，一些坞堡、垒壁中的士族如平阳李矩“东屯荥阳，后移新郑”[2] （卷63，《李矩传》），秦州刺史裴苞筑桑凶坞也拥有小规模私人武装。
士族掌军权大小据他们拥有军队规模而定。王浚跨州并郡，“使其将祁弘帅鲜卑段务尘等十余万骑讨石勒，大败勒于飞龙山，死者万余。”[2]（卷104，《石勒载记上》）匈奴攻北地太守麹昌，雍州刺史麹允率步骑三万往救之。一些郡守，县令也掌握一支大小不等的武装，如顿丘太守魏植为流人所逼，“众五、六万，大掠兖州”[2]（卷61， 《苟唏传》）。贾疋为安定太守（属雍州），雍刺丁绰构陷其有叛心，使镇长安的南阳王模发兵讨疋，贾疋联络夷族，“帅戎晋二万余人将伐长安”[2]（卷60，《贾疋传》），河南郡褚
领本县（阳翟县）， “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阳城三县诸营事。”[2]（卷77， 《褚传》）
需要指出的是：就士族个体而言，其掌军权经历组合、瓦解、重建，周而复始的过程，其军权的流动相当频繁。但就士族集团而言，随着其掌军权的方式渐趋多样，过程不断复杂，其掌军权程度才不断加深。当我们把士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时，它已成为主宰国运的政治、军事集合体。士族掌军还决定东晋开国和政治格局。由于士族拥戴之功，“王与马，共天下”所蕴含的皇帝与士族共主国政遂成东晋典型门阀政治的现实写真。
在考察不同士族掌军权状况之后，笔者认为西晋士族掌军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士族掌军权程度较高。从西晋军国大事的实践来看，士族是积极的参与者，士族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阶层（集团），重视军权，并身体力行地执掌军权，他们不仅仅是担任军职，也重视领兵权，重视对军队的建设和扩张。士族掌军权，是其参与国政的表现；通过掌军权更巩固和扩大了他们在国政中的发言权。士族掌军权是士族集团地位上升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二，士族掌军权呈阶段性变化。纵观西晋士族与军权的结合度，士族掌军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它在西晋三个时期的变化轨迹是：较高程度地掌军权——下降到较低——上升到更高程度，整个运动过程呈“V”型。其起伏变化， 侧面反映了门阀政治定型时期士族与皇帝在权力分配过程中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复杂性。门阀政治之萌芽、成型，既缘于历史机缘，也有赖于士族自身努力。
第三，士族内部掌军权出现不平衡。
士族集团包含不同阶层，按其家世和社会影响力，大致可分为高门士族、中等士族、小士族。高门士族掌军权程度往往最大，其家族成员既有执朝政，又有摄军权的，使一些士族家族显赫一时，但在西晋后期的政局中，他们受冲击最大，中等士族多与地方军权结合，西晋州郡兵权多由他们占据，由于中等士族根基扎在地方，使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既不像高门士族那样大起大落，也不像小士族那样无足轻重。中等士族在晋末风云除会中迅速壮大，他们中的一部分南渡之后，家族地位上升，成为东晋新贵；小士族则多以个体活动出现，他们以军功立身，对于家族地位的上升也起助动作用。
那么，士族掌军权的影响如何？
首先，这是士族个体、家族兴盛的实力后盾之一
士族掌军权有助于巩固、提高其政治地位。西晋新出的高门，其家族成员中必有军界人士。如太山羊氏，原为“世吏二千石”[2] （卷34，《羊祜传》）中的中等官宦之家，一方面因国婚，一方面则有赖羊祜为荆州方镇，羊琇长达13年任中扩军[2]（卷93， 《羊琇传》）。平阳贾氏、河东裴氏也不例外地以执掌军权抬升家族名望。一些中等士族如太原王氏、京兆杜氏也因有军将，成为保证其门户稳中有升的有利条件。相反，一些两汉旧姓如琅邪诸葛氏、荥阳郑氏却因与军权结合小成为其家族衰落的重要原因。当然，士族家族往往是集经学世家、世官世禄、大庄园主三位一体的社会细胞。经济基础、文化传承使他们具备稳厚、坚实的基础，但其地位要想有较大突破，跻身军界、多执军权则是捷径。在武力称雄的现实下，惟有以武力为后盾方显英雄本色。掌军权，上则为天下至尊（司马懿道路），下则自保一家生生不息；失军权，无论家族还是个人，则黯淡失色，泯然于世。军权实为士族生存应世的护身符。
其次，士族掌军权有利于参政、执政，担当历史活动的主角
文臣武将是朝仪必备。魏晋时期士族较主动地掌军权，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在司马氏灭蜀、吴，混一天下活动中，士族中不乏多谋、善战之人。在西晋末期，当内忧外患之际，多数士族借扔兵或保境守土、护一方平安，或抗御外侮、效忠王命，或举族南迁、归命东晋。当西晋统治集团中的三极中的皇帝、封王两极丧失了活动力和权威之后，士族实为担负重建国家的历史使命。永嘉之乱所揭示的深刻民族矛盾，使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封建政权的统治秩序受到严峻挑战。士族中的明智之士在退以自保思路下支持西晋政权在江南的延续，既顺应了当时形势，也保存了汉民族文化圈社会生活的延续。而在这救亡图存的过程中，离不开士族的大大小小军事武装及军权的控制者。因而士族掌军权是士族社会、门阀政治成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或许也能用来说明士族掌军权对于政权兴衰治乱的影响。
第三，士族掌军权使其在经济生活中受益匪浅
士族以庄园经济为其生存立世的物质基础。庄园经济中生产要素以土地和劳动力为首，且不说西晋的国家立法：占田荫客制使士族、官僚享有经济特权，单看士族非常途经济受益几例。其一，士族以军功获赐田、赐钱、赐物。羊祜卒，赐钱三十万、布百匹；陈骞以年老解职，赐亲兵百人、厨田二顷、厨园五十亩、厨士十人；吴姓士族周处战死，赐钱百万、葬地一顷、京城地五十亩为第，又赐王家近田五顷。其二，士族借职务之便，假公济私，巧取豪夺。大司马石苞之子石崇，任荆州刺史、南中郎将期间，唆使部下“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他家庄园称金谷园，“有金田十顷”[2]（卷28，《石崇传》）。 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2]（卷43， 《王戎传》）积弩将军庞宗为西州大姓，其亲族僮仆犯法，县令张辅“杀其二奴又夺（庞）宗田二百顷”[2]（卷60，《张辅传》）。王浚“为政苛暴， 将士又贪残，并广占山泽，引水灌田，渍陷冢墓，调发殷烦，下不堪命，多叛入鲜卑”[2]（卷39，《王浚传》）。这些非法敛财使他们富比王、 侯，这种建立在对大多数劳动者劳动成果剥夺基础上的财富集中，使部分士族在富、贵齐备的优越现实中，生活日趋腐朽。士族中不乏性格、心态畸形的人物，人性中的诸多丑态：贪婪、吝啬、凶残、自私、狡诈、虚伪、懒惰……都可从士族中找出代表。士族以权谋私，因权自腐，暴露了士族消极的一面。当然，此期的士族在政治上尚有一定活力，故不致落于全面腐朽。
另外，从文化角度看，士族掌军权则是士族重实事的力证。治史者往往把士族与玄谈空虚联系紧密。但笔者在读史过程中，发现士族立身处世、哲学信条具有多样性，儒、佛、道（五斗米道为主）、玄各有信徒，可谓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既有经邦济世、文武双修的实干家，如京兆杜预、刘琨、祖逖伦辈，也有祖尚玄虚的清谈名士，如王衍、山简之流。因而士族的文化特征、行为特征具有多样性。笔者以为，在士族尚处于上升期的魏、西晋甚至东晋前半部分，士族是一个有强烈功名心、进取心的群体。他们在乱世、逆境中为生存积极行动，不甘沉默，审时度势，致力于蓄势强兵、参政议政，在治国方略上也多有可取之处。因而，士族掌军权又是其务实之风的较好体现。
综其上述，西晋之际，对于成长中的士族而言，士族掌军权是其必备的生长素。
收稿日期：1998-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