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代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文论文,进程论文,中中论文,学理论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时代，几乎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化，因为这个话题确实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临近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化进程的逼近就更为人们所警觉了。那么全球化究竟会给我们的文学理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它会导致中国文学理论的终结吗？这无疑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使我们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都进入一种以市场为主宰的经济大循环之中，在这样一个大循环中，经济发达者越发强盛，而原先的经济落后者则再度被边缘化。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在文化上出现趋同的现象，它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因而全球化对我们今后的文化发展战略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在我们的时代所出现的文学的被冷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大学的人文学科蒌缩，科研经费不足，文学系的学生毕业后改行从事更为实际的工作，等等。相对于有着一定读者的文学作品而言，文学理论所面临的尴尬状态就更是令人哀叹了。它一方面受到文学作品市场萧条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指向大众的文化研究的挑战。而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而言，它又不得不面临西方文论的冲击，以致于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叹息：我们的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变得微不足道，我们的文学批评陷入了“失语”症状。这样的叹息究竟有无道理呢？我觉得我们首先应对全球化的基本涵义作一辨析。
毫无疑问，就全球化的本来含义来说，它确实隐含着一种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在经济上，美国的货币已连续多年占统治地位，美国经济也一直发展飞速而居高不下。因而一些人就认为文化也可以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旗下，世界文化越来越走向趋同，民族的文化特征越来越模糊。这一切都引起了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者和知识分子的忧虑。就文学理论批评而言，二十世纪曾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显然是就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纷呈、理论驳杂而言的。但是在这一片“众声喧哗”之中，中国理论家的声音确实有一度十分微弱，以致于有人哀叹中国的文学批评患了“失语症”。我认为把曾有过的“失语”状态夸大为“失语症”显然不准确，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我们所使用的理论术语、甚至话题都是西方人用过的，例如全球化这个话题就来自西方的语境。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如果答案上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经过调整和完善早已被“中国化”了，其结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反过来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一方面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进行了对话，另一方面又对别国人民从事新的实践有着指导意义。
有鉴于此，对于全球化这一来自西方的现象，我们也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对之进行分析批判。对于全球化这一产生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重视的，但他们往往只看到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积极后果，而忽视其消极的东西。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预示着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因此我们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首先应当具备一种国际的视野和包容的胸襟，敢于汲取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营养，同时也敢于将自己的文化和学术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文化理论争鸣中，以便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理论的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后者进行对话。世界的文化并非像经济全球化那样使各民族的文化走向同一性，而有可能从另一个方面保持不同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平等地位，通过全球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理论对话而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从这一点来看，全球化的理论同时从东西方的经济文化实践中得到发展，它并不是西方话语中的专利，而只是西方学者最先采用的一个术语。
当前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极大变化，带来许多新的因素，我们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和文化批评者都感到一种压力和挑战，尽管这一时期的无序状态曾一度使我们感到困惑。但目前，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就是中国文化已开始日益受到国际文化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我们的理论家却又领略到了全球化时代的严酷的市场经济法则的“威慑”。面对跨国资本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似乎无法正视这样一种两难：既然一切批评的理论话语都来自西方，我们在这一“被殖民的”的文学理论批评领域里还能有何建树？我们如何才能克服中国文学批评的“失语”现象并建立自己的批评话语？我认为，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暂时借用西方的话语（包括批评话语和操作的语言）与之对话，并不时地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辉煌遗产，并加进一些本土的批评话语，使他们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这样我们的目的才能达到。当然所付出的暂时的“失语”之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失语”并不意味着“失声”，它是一种通向更深层次理解和对话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借用“全球化”这一策略来大力弘扬中国文化和美学精神，那么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就不可能只是被动地接受西方影响，而是积极地介入国际理论争鸣，以便发出中国理论家的越来越强劲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