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公众舆论与中日关系——以冷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日论文,中日关系论文,日本论文,冷战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两国之间，不仅存在历史的“负面遗产”，政治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状况也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两国间的外交摩擦很容易发展成国民感情的对立，而对对方国家的舆论和国民感情的恶化，又往往使这种摩擦进一步激化，从而成为干扰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负面因素。正因如此，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种相互理解也将对两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正从“友好蜜月时代”转向摩擦与对立多发的变动期，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程度下降，中日关系的认识基础正在发生变化。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本文拟利用各种舆论调查结果，在回顾战后以来日本公众对华观念演变过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冷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认识，目的在于增进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一、战后初期日本人的中国认识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自古以来，日本人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对伟大的邻国充满敬畏之念。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当看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后，日本人对中国开始产生怀疑和失望。自此，日本人的中国观念逐渐发生变化。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彻底改变了日本人的中国观，日本由开国以来对欧美列强的自卑感，一变而为对中国的侮蔑感和优越感。并且，这种中国观随着日本不断对外侵略扩张而进一步膨胀，二战期间甚至发展为对中国的“盟主意识”。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在客观上意味着战前反动“中国观的破产”，但取而代之的新中国观也不能说很快就得以普及。这主要是因为，战败后日本统治阶层并不想同旧中国观彻底决裂。其次，美国反共的中国观对日本也经常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它成为日本保守势力中国观的重要支柱。此外，对战争的理解，也是决定战后日本人中国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战后初期，许多日本人把战败只理解成是败于美国雄厚的物质力量。这种太平洋战争观的阴影，掩盖了日本人对侵华战争的本质和在中国战场同样遭到失败这一事实的正确认识。并且，这种意识结构通过战后日本人全盘接受美国中国认识的框架而得以加强。这是基于反共、冷战、遏制政策的中国认识，它被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内阁所继承。概括说来，战后初期的日本人，大多是戴着美国的眼镜看中国，并且往往偏重政治经济关系看待中日关系。由前者而产生出将台湾看成中国正统政府的虚构，从后者产生政经分离这一自作聪明的政治策略。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也是很低的。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0年，喜欢中国的日本人仅为0.5%。（注：《读卖新闻》1950年8月15日。）其后，随着中日两国之间往来的逐渐增多， 喜欢中国的日本人略有上升，1957年为2%， （注：日本中央调查社受日本新闻舆论调查联盟委托于1957年11月进行的调查。参见〔日〕《美国文献》1961年3月，第46页。）到60年代初基本上达到4%以上。（注：日本广播协会（NHK）舆论调查所编：《图说战后舆论史》（第二版）， 日本广播出版协会刊，1982年版，第181页。）总起来看，战后初期， 在日本公众的眼里，中国在其“喜欢”的国家中处于较低的位置。但若同苏联相比，中国受日本人讨厌的程度还差得远，（注：1957年，讨厌中国的日本人为4%，而讨厌苏联的人则高达31%。日本人对中国的厌恶感，只有在60年代后期受中国“文革”的影响而一度超过苏联。资料来源，同日本中央调查社受日本新闻舆论调查联盟委托于1957年11月进行的调查。参见〔日〕《美国文献》1961年3月，第46页。 ）日本并非特别地不喜欢中国。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文化上的同源，使日本民众与中国之间形成了无法割断的历史联系。其次，许多日本人对日本侵略中国、加害中国有一种内疚感和负罪感，希望通过推动日中友好来减轻罪责。第三，还有一部分日本人从意识形态上对新中国感到亲近。第四，当然促使日本人接近中国的最重要的因素，当属日本在经济贸易上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然而，在战后初期的日本，尽管存在着上述这些发展日中关系的积极因素，并且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和实现日中友好的人也不少，其运动规模也很大，但并未成为战后日本政治的主流。因此，中日恢复邦交的契机，与其说来自日本人内部旺盛的国民运动的成果，毋宁说尼克松访华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这种外发契机的作用更大。
日本公众的中国认识明显趋于好转始于1971年的“乒乓外交”、“尼克松冲击”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时期，日本国内各界掀起了要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热潮。但是，日本人中国观真正发生根本性变化，还是在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前后。8月，田中首相最终作出访华的决断后，日本公众中喜欢中国的人第一次超过讨厌中国的人，特别是田中访华、一举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前者进一步超过后者。10月，日本国内喜欢中国的人急增至18%，而不喜欢中国的人则骤减至4%。（注：日本广播协会（NHK）舆论调查所编：《图说战后舆论史》（第二版），日本广播出版协会刊，1982年版，第183页。 ）由此可见，公众的对外认识，也是深受其政府对外政策影响的。仅就日本而言，可以说不是公众中国观的变化改变了田中首相的对华政策，而是田中首相的访华行动使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人的中国认识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标志着两国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从此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友好与合作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旋律。特别是1978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蜜月”阶段。与此同时，日本人的中国观也进一步朝着良性的方向转化。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战后以来最好的状态。
据日本总理府调查，80年代日本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数比率大体保持在70%—75%，有的年份甚至接近80%；不抱亲近感的人只占20%—25%，一直在30%以下。（注：日本总理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参见《舆论调查月刊》各年版。）另据中日双方1988年12月的联合调查，在日本，“喜欢中国”的人为57%，讨厌者仅为6%， 前者远远超过后者。（注：〔日〕真锅一史：《日中相互印象的各种表现及其变化方向》，山田辰雄编：《日中关系的150年》，东方书店1994年版， 第195—213页。）这进一步证实了前项调查的结果。关于当时中日关系的状况，认为良好的人也一直保持较高的比率，基本上在70%上下。（注：日本总理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参见《舆论调查月刊》各年版。）不仅如此，日本还视中国为可以信赖的国家，其信赖程度仅次于对美国。（注：读卖新闻社舆论调查室编：《日本人的意见150问》， 至诚堂1982年版，第53页。）
以上舆论调查结果表明，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七八十年代，日本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显现出了良好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对中日关系现实的反映。换言之，是良好的中日关系和日本政府积极的对华政策形成了日本公众良好的对华认识，而这反过来又构成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基本上处于这种良性循环之中，尽管中日两国之间也有矛盾与摩擦，但并未对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三、冷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认识
（一）冷战后日本人对华认识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从以往的“友好第一”时代进入摩擦与协调、竞争与合作的阶段。与此同时，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和感情也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近年来，日本社会舆论总体上朝着不利于中日友好的方向演变。
1.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明显下降。据日本总理府调查，1989年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数比率，从1988年的68.5%，急剧下降至51.6%。相反，不抱亲近感的人数比率，却从前一年的26.4%上升至43.2%。进入90年代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即使是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天皇访华，中日关系得到改善之后，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数比率也只有55.5%，远未恢复到1989年以前的比率。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到1995年，对中国抱有亲近感和不抱有亲近感的人数比例大体接近，均为48.4%。1996年，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下降到45.0%，而不抱亲近感的人却达到过半数的51.3%。自80年代以来，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的总体比率首次出现逆转。1997年以后，日本公众对中国的亲近感虽有所回升，但与过去相比，情况依然令人担忧。（注：日本总理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参见《舆论调查月刊》各年版。）
2.与日本人对华亲近感的下降相联系，日本人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在日本，1989年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人数比率，从1988年的66.2%骤降到50.1%，而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人，则由前一年的22.8%上升到38.0%。这种情况在90年代也是一直持续。并且，在1995年，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人从上年的33.8%猛增至45.7%，首次超过了认为两国关系“良好”的比率（45.2%）。（注：日本总理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参见《舆论调查月刊》各年版。）
3.日本人对中国的信赖度下降。在日本人对华亲近感下降，对中日关系现状评价变坏的同时，日本人对中国的不信任程度也在提高。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认为中国“可以信赖”的比率，由1988年的50%降到1992年的31%，相反，认为“不可信赖”的比率却由15%增至32%。（注：〔日〕真锅一史：《日中相互印象的各种表现及其变化方向》，山田辰雄编：《日中关系的150年》，东方书店1994年版，第195—213页。）
4.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在日本，1993年“认为日中关系重要”的人为45%，其比率远远低于日本人对日美关系重要性的评价（89%），也低于中国人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评价（84%）。（注：〔日〕真锅一史：《关于日美中关系的舆论——紧张关系与相互依存》，《亚洲时报》第295号，1994年。 ）但对于哪个国家是“将来外交上最重要的国家”这一问题，66.4%的日本被调查者回答是“中国”，日本人重视中国的比率比美国人高出近50个百分点。（注：1995年3月由《日本经济新闻》和美国道·琼斯公司等机构共同进行的“战后50年舆论调查”。参见《日本经济新闻》1995年4月23日。）
（二）日本人对华认识变化的深层原因
冷战结束后，围绕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中日双方的国内条件以及两国相互作用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直接作用于中日关系本身，而且也给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带来很大影响。
1.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
自7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不断对外扩张，日本一直视其为自身安全的威胁，因而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企图借重中国，抗衡苏联。冷战结构瓦解，特别是苏联解体后，日本如释重负，它已不再把苏联（俄罗斯）列为“防卫对象国”。日本在1990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删去“苏联的潜在威胁”一语，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安全环境的变化，使得联华御苏这一促进中日关系友好的共同要求不复存在，从而必然削弱原有的中日关系。而这种关系层面的实质性改变也一定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日本公众对日中关系重要性的判断和认识。新的国际环境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定位，导致日本国民意识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主要是因日本人审视中国和日中关系时没有形成足够的心理准备，没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要求。（注：高增杰：《努力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和平与发展》季刊1998年第3期。）
2.中国崛起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快速崛起是日本所始料不及的，它不仅使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也在心理上给日本人以很大的冲击。
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也是日本经济实力进一步膨胀的时期，尤其是到8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进入泡沫经济阶段。当时日本正忙于同美国争夺世界第一把交椅，它把美国当成头号竞争对手，“嫌（厌）美”论在日本很盛行。那时，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认为中国即使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也要50年或100年以后。 这一时期在日本很少能听到“中国威胁”的论调。（注：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社的调查，视中国为“威胁”的日本人，1969年为15%，1978年为10.5%，1981年则骤降至1.7%。 参见读卖新闻社舆论调查室编：《日本人的意见150问》，第85 页。）进入90年代，当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已意识到无法同美国一争高低，回过头来想稳做亚洲老大，可又发现中国正在崛起。于是，日本有了一种危机感。日本逐渐不再视中国为发展中国家，而开始把中国看成自己潜在甚至现实的竞争对手。（注：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社和美国盖洛普公司199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日本人认为中国是其今后最强大经济对手的比率为33.5%，超过了美国（32.1%）。参见《读卖新闻》1995年12月7日。）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有戒心， 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正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难以保持像以往那种友好关系，认为“中国增强了经济实力之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好对象范畴的存在。到那时，日中两国就将立即进入摩擦的时代”。（注：〔日〕志村规矩夫：《中国的经济大国化与日本》，参见《时事解说》1993年6月15日。）不仅如此，按照某些日本人的逻辑， 中国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后，势必将走向军事大国。于是，“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抬头（注：根据日本富士电视台1996年1月4日的调查，认为中国是“今后对日本最有威胁”的国家的日本人为45.6%，比第二位的朝鲜高出一倍多（22.2%）。参见〔日本〕《产经新闻》1996年1月8日。另据日本每日新闻社1997年4 月调查，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是亚洲和平的威胁”的日本人为54%”，参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官房广报室编：《舆论调查年鉴》，1998年版。）。
可以说，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的恐慌，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关键因素，也是促使日本人中国认识发生变化的最深层的原因。而缺乏对于中国现状和政策的了解则又是造成日本公众对华认识出现偏差和“中国威胁论”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
3.“意识形态终结”的影响
冷战结束、东欧巨变、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之为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终结”。（注：〔美〕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与终结》，飞鸟新社，1989年日文版。）在日本国内，1993年自民党一党执政体制的瓦解，1994年自民党、社会党和新党魁党的联合执政，特别是1994年6 月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出任首相，组成以上三党的联合政权，被视为象征支撑“1955年体制”的自民党、社会党之间意识形态对立消失的现象。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轴”的消失，也必然对中日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
冷战时期，日本国内具有革新意识的人，大都信仰社会主义，主张发展与中国、苏联的关系，“亲华”、“亲苏”。然而，冷战结束后，日中友好运动中基于意识形态支持中国的人士已经少见，同时，由于日本社会的总体保守化、“右倾化”，特别是过去鲜明反战的社会党的消失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和平主义者）对中国的热情减退了。此外，一部分长期积极从事日中友好运动、出自良好睦邻动机的人士（记者、学者等），因在“文革”中与中国交往过密而在其后受到孤立和抨击，大多保持低调和消沉的态度。取而代之，在日本学界和论坛活跃的不少是原来持相反立场的人士。这一变化，直接影响着日本的对华舆论导向。与冷战时期相比，现在日本传媒报道中国问题时正面报道明显减少，而对诸如1989年风波、中国核试验、导弹演习以及近年频发的“偷渡事件”和一些中国人在日犯罪行为之类的事情却大肆渲染。近些年，日本国内指责、批评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时髦，以致日本友人“为中国说句好话很难”。
日本国内日中友好势力的衰退和社会影响的降低，宣传日中友好的社会环境变坏，这些必然会恶化日本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和感情。现在，日本国内推动日中民间友好运动的力量已经降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在这种状况之下，若想使中日关系恢复到冷战结束之前的状态，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了。
4.“世代交替”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无论日本还是中国，中日关系的承担主体都在静静地发生着变化。由于自然的规律，曾经为建立和发展日中友好关系做出重大贡献的日本老一代政治家、社会活动家都先后引退和谢世，而熟悉中国情况并愿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则后继乏人，由此造成与中国的沟通渠道不畅，坦诚友好对话困难。
今天，日本的日中关系承担主体主要是“战后世代”。与老一辈相比，新一代人士由于生活体验和所受熏陶不同，他们对中国和日中关系问题的认识、理解和处理方式也就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老一代人士对中国文化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而且对中国抱有赎罪意识的人也很多，他们就是基于这种观念与中国进行交往的。正因如此，每当日中之间因历史认识问题等出现摩擦时，他们往往能以大局为重，尽量不使事态扩大，同中方妥善加以解决。正是他们的努力，才有80年代那样的中日友好关系。日本的战后一代与老一代不同，这一代人对日中交往的历史不仅没有切身感受，也缺乏应有的了解，对中国的赎罪意识淡薄。他们不愿再背“历史的包袱”，要求用现实的国家利益重新定位日中关系。90年代以来，日本在发展“成熟”关系的口号下，一改过去那种“只强调对战争进行反省和经济合作”的低姿态，对华态度日趋强硬，在中日发生摩擦时不轻易做出让步和妥协。尤其是日本政府面对冷战后的新形势，进一步调整对华政策，不断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多次公开要求中国积极对待人权、民主、裁军和军备管理等问题的对华新姿态，不可避免地会误导普通日本国民的中国认识。现在，变日中友好关系为一般国家间的普通关系的主张，已经得到相当多日本公众的认可。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放开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争论。日本的对华政策日益引起公众的争议，而公众对对华政策的争论，反过来又限制了决策者的对华政策选择余地。特别是“1955年体制”崩溃之后，随着日本公众舆论在政府对外决策过程中作用的增大，日本当政者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或迎合民众的感情。一般说来，公众舆论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都是持强硬态度的，往往对政府形成很大的压力。日本政府与公众在对华政策上的这种互动关系，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日两国关系中原先那些被掩盖起来的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造成两国之间摩擦不断，中日关系被蒙上一层阴影。
以上从几个方面分析了引起日本人中国观发生变化的因素。除此之外，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两国人民间的直接交往不够、日本国民缺乏对中国和中国对日政策的真正了解等等，也是造成日本公众对华认识负面成分增多和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一句话，日本人中国观念的形成和变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结束语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认识是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战后初期，中日关系处于敌对状态，日本人中国观念中的消极因素较多；而当中日复交，两国关系进入所谓蜜月期后，日本人中国观念中的积极因素便迅速增长并超过消极因素，甚至达到最佳状态，从而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舆论基础。然而，在冷战之后，随着中日关系由“友好第一”时代转入摩擦与对立多发的变动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也随之发生变化，日本人中国认识中的负面因素正在增长，它反过来又成为干扰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因素。今天，日本社会舆论总体上的确在朝着不利于中日友好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也不必对日本人中国认识的这一变化过分担忧。因为中日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尽管中日关系的认识基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它并不能动摇现在的中日和平友好关系。今后，只要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只要日本方面积极扩大与中国的民间交流，增进对中国和中国对日政策的了解；只要日本的新闻媒体能客观准确地介绍和宣传中国；只要日本人能认真正确地对待历史问题，就能逐步克服影响日中关系的负面因素，使日本人的中国认识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日本的对华政策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当然，一种观念和印象一旦形成，要想使其改变是很困难的。因此，若要消除日本人中国认识中的负面因素，增进中日相互理解，需要中日双方共同付出长期的努力，而且两国之间必须从根本上建立相互信赖的机制。中日之间尽管存在着摩擦和竞争，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友好与合作仍将是中日关系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