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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中对于政治模式分析疏离
八十年代以来，鲁迅研究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领域，形成新见迭出、争论激烈的局面。在众多学术问题上所产生的分歧，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相适应，显现出向前发展、无比活跃的势头。
八十年代鲁迅研究最响亮的口号是“回到鲁迅本身”。王富仁在他博士论文《〈呐喊〉〈彷徨〉综论》中提出，“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自己的创作意图！它的一些脱离开鲁迅当时明确意识到的内容的分析还需要直接建立在鲁迅意识到的内容的基础之上，作为它的延伸和必然归宿而存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3 期）用作家的思想实际和创作意图解释鲁迅的小说文本，从理论上讲可能会陷入当代西方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所批评的“意图谬误”说。然而，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如此不合时宜地提出这一观点，却有另外的用意。用王富仁自己的话说：“从五十年代起，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呐喊》《彷徨》的研究系统，这个系统曾对《呐喊》《彷徨》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一些严重缺陷，现在有必要以一个新的更完备的系统代替这个旧的研究系统。”历史上，毛泽东同志曾经对鲁迅的创作的政治意义进行过透辟的分析，这在建国后形成了以艺术分析和社会政治分析相结合的鲁迅研究系统，由于这一分析的中心理论是“阶级斗争”的定性分析，所以对鲁迅早期的思想诸如受达尔文、尼采等影响而形成的进化论发展观、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启蒙意识等思想，划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过多地看到了它与鲁迅后期思想的对立，而忽视了它与后期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联系。王富仁的研究是想表明鲁迅是和中国现代社会广泛的思想解放——反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得出结论：“《呐喊》《彷徨》不是主要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主要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生活和描绘生活的，它们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面中被折射出来的。”既然鲁迅的小说可以定位于反封建主义这一主题上，那么，要高度评价《呐喊》与《彷徨》，就不能不对构成鲁迅反封建思想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进行重新评价。至少，王富仁的论文启示了这一方向。
鲁迅的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是一个演变的过程。自八十年代以来，对鲁迅的早期思想的研究，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这个领域中，众多的研究者多是肯定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家、美学家对鲁迅及其创作的积极影响。如解志熙在《生的执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第二章《鲁迅：存在的虚无与绝望的抗战》中，主要考察了鲁迅在《狂人日记》《药》等小说和散文《野草》中所接受的尼采、克尔凯郭尔等思想的联系和影响，剖析了鲁迅早期“黑暗”、“虚无”思想与存在主义的联系。解志熙将自己的研究严格地限制在对早期鲁迅复杂性的研究上，尽管招致了一些批评，但其学术意义上的独创性阐发是不能抹杀的。无庸讳言，有一些研究者从极力肯定鲁迅早期的思想及其对创作的影响的角度，全面肯定了鲁迅早期的思想包括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等，并以鲁迅前期的思想解释后期的思想，用前期的思想为鲁迅的整个思想定性。
由全面肯定鲁迅的早期思想，到否定鲁迅后期思想即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背离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论述的极端发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鲁迅》中，肯定了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方向，而反对者认为这也是在应该破除的“两个凡是”之列。王晓明在199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第十八章中认为鲁迅“甚至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未尝完全深信不疑。”孙郁在《一个漫游者与鲁迅的对话》（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说，“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是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的，而是把落脚点放在了文艺美学上。所以，在根本点上，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多不过是同路人，或说是唯物主义的美学的引借者。”（第383页）
五六十年代对鲁迅思想的研究是用后期的马克思主义来概括鲁迅的思想的性质，而九十年代的鲁迅研究的主要成果则表现为“在学术界，鲁迅创作中的虚无主义倾向已得到了广泛的确认和探讨。”（朱国华《选择严冬：对鲁迅虚无主义的一种解读》，《文艺争鸣》2000年第三期）鉴于鲁迅是一个怀疑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破坏主义者这样的结论，就难怪王蒙惊呼：如果有五十个鲁迅，我的天，中国要发生地震了！
这里，我不想把问题展得很开。只想简明地指出，既不能用早期鲁迅的思想概括鲁迅的后期思想，也不能只看到结果，忽视鲁迅早期思想探索对于鲁迅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意义。要坚持过程论，反对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语词实证主义和索引主义。鲁迅的思想探索道路是，由关注积贫积弱、危机四伏的中国现实而起科学救国的志向，后转向文学作为民族精神灯火的照亮者，同时他首先无情地剖析了自己。在寻求自我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结合中，走向阶级分析，密切地和中国现实的革命斗争相联系，希望不仅是通过文学而且要通过现实的斗争——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的变革。鉴于鲁迅思想发展的客观进程，我们不能将鲁迅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怀疑主义者、一个虚无主义者，也不能将鲁迅看成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于鲁迅早期思想的复杂性是一个学术问题，其中的个人主义和存在主义对鲁迅的创作究竟是正面的因素多还是负面的因素多以及对鲁迅精神的影响，当然应该深入讨论，《呐喊》《彷徨》的思想内容究竟有无社会革命的政治意义，完全在于不同研究者考察的角度有所不同，实质上作品客观意义的分析与启蒙说在作者主观意图上的分析完全可以实现互补，并不构成绝对的对立。
阶级分析与心理学分析
对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论述，八九十年代的一些青年学者，显然在否定政治模式分析的时候，将鲁迅研究中出现的停滞归结为毛泽东“神化”、“圣化”了鲁迅，造成了匍匐于鲁迅面前、无法正视、无法平等地研究鲁迅，造成了鲁迅研究的单一模式和停滞不前。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全面的，至少它没有充分尊重在鲁迅研究上已经取得的成果，没有看到当时学术界本身的因素以及它在研究鲁迅时所缺乏的理论视野、知识准备和思辨深度。
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是八十年代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一部鲁迅研究的专著。在这部著作中认为，“人们的兴趣已经转移到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的伟大先驱者，他在探索民族变革、复兴道路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外在的、更是内在的），他复杂万端的心态与情感，他的愤激与焦虑、感伤与痛苦，以及鲁迅怎样从内心的炼狱中挣扎出来，找到正确的道路。人们对鲁迅思想、心理、情感发展过程的着力探求，实质上是表现了人们在苦苦寻求鲁迅这样的民族英雄、历史伟人与平凡的自我之间的心灵通道；鲁迅正是通过这种探求，真正深入到民族大多数普通人的心灵深处，从而转化为真正的精神力量。”（第6 页）钱理群强调的是，怎样将个人的鲁迅、民族的鲁迅和人类的鲁迅统一起来，但是他探讨鲁迅的重点在个人的鲁迅上，即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鲁迅心灵的辩证法。汪晖在《钱理群与他的鲁迅心灵的探索》一文中说，“‘传统鲁学’的基本结构是由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决定的。在这种先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模式中，人们并不是从鲁迅自身和精神特色出发，而是利用一系列普泛性的，未加界定即作为前提的概念——如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来涵括及其复杂的鲁迅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而研究的结论也因此是先定的，即对权威意识形态的一系列命题的论证。”（《读书》1988年12期）在汪晖看来，心理分析是切实的分析，而此前的政治分析是从抽象概念到抽象概念的分析。由分析鲁迅的精神世界，到否定毛泽东对于鲁迅的政治分析，最后在学术界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倾向，即毛泽东的分析是为我所用的改造，并不涉及鲁迅分析。争夺鲁迅解释权的分析如此尖锐对立，以至于张承志在《读书》1999年第7期上撰文《再致先生》， 大声质疑当代那些恣意嘲笑毛泽东鲁迅观的人。他说未必毛泽东就没有解释鲁迅的权利。“什么叫被政治利用？未必毛泽东就不配做鲁迅的知音。”张承志在最低的意义上肯定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由于他，鲁迅得以在中国经久不息地被宣传、被普及这决非毫无意义。本来先生是可能被丑化、被遗忘，被另一种文章的大海淹没的。”
鲁迅研究的简单化思维方式并不仅仅存在于反对简单化思维方式的对手那里，而且也反映在那些简单化思维方式反对者本身。用个性主义、启蒙主义、虚无主义来反对阶级分析、现实主义、战斗——牺牲精神难道就不是以偏概全、语言暴力？
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与政治分析有关的对鲁迅的论述吧。陈涌在《关于鲁迅的思想发展问题》中说：“对于一个作家和思想家，也和对于任何人一样，首先要从政治上去观察，去判断，看他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在政治斗争中站在什么位置上，起了什么作用。这，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首要的。”（《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又见陈涌著《鲁迅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 页）陈涌在《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1期针对文艺评论界对鲁迅评价的非政治化倾向， 撰写了《鲁迅是怎样成为无产阶级作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作者考察了鲁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鲁迅前期著作中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被压迫阶级的朴素的阶级观点、进化论思想、个人主义思想、启蒙与革命的关系、鲁迅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标志等问题。陈涌的文章具体扎实、有理有节，着重指出个人主义对于鲁迅思想和精神困惑的消极影响，启蒙与革命关系的并行不悖，以及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标准的问题。陈涌的文章充分地注意到了中国现代社会过分激化了的阶级矛盾的现实，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地评价鲁迅。应该说，陈涌的文章对于鲁迅无产阶级性质作家的捍卫是有力的，同时也显现了当前鲁迅研究中的主要分歧：第一，要不要用阶级的分析来评价鲁迅。第二，如何评价鲁迅早期思想和创作中的个人主义。第三，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问题的归结必然是，有了心理学的分析，还要不要政治学角度的分析？心理学的分析本身是研究鲁迅不可缺少的，但是，心理学的分析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心理分析不和政治分析结合，那么很可能会带来另外一种偏向。鲁迅由先觉者的孤独、寂寞到绝望和抗战，从心理学的角度读出了鲁迅的“多疑”和“尖刻”的个性，但是这个个性在要否定鲁迅的论者手中变成了“阴狠疾毒”“睚眦必报”的变态心理，用周作人的话说鲁迅是自己生气气死的，用王朔的话说叫“永远翻着白眼”“专爱与小人过不去”；鲁迅的疾恶如仇、战斗精神顶多也就是“愤怒的青年”的格局和境界，“一个也不宽恕”无非是因为个性“好斗”；“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被王蒙看成是不讲宽容、规矩与缺乏理性；鲁迅的硬骨头性格是领袖欲的表现，而面对屠杀青年学生的反动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愤怒也是造作的矫情；鲁迅弃医从文、谋求唤醒麻木的国民的伟大志向被看成是没有心理依据的，也是不可信的神话；鲁迅的献身——牺牲精神没有生命本体的依据，所以鲁迅作品的伟美风格是虚伪的。凡是超越日常理性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凡是超越常识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伪饰的，这种新的“两个凡是”在彻底摒弃了社会现实分析和阶级分析之后，走向了从欲望解释政治选择的理论，正好与西方当代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合流。看来任何人的政治意图都有隐秘的个人欲望的动机，这就是弗洛依德理论由于意识的精神结构向政治分析的过渡和僭越。
鲁迅与马克思主义
把鲁迅打扮成一个启蒙主义者，为的是鲁迅具有打扮者所设想的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然而，鲁迅后期那十分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又当如何解释呢？这是无法回避的。
陈涌在《鲁迅是怎样成为无产阶级作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一文中，指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是“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应该是彻底革命的思想，它要求用革命的方法，特别是武装斗争的方法彻底改造旧世界，同时，共产主义者应该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无产阶级。”这也是列宁考察马克思由非马克思主义转变为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的标志。陈涌认为鲁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是缓慢的，而在转变完成之后他又是异常坚定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经历了中国现实中异常激烈的阶级分化和政治分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化，面对这样的历史环境，不同的知识分子信奉不同的政治学说是不难理解的，任何人也都无法通过主观上的单纯需求来消除历史的杂芜性。在激烈变动的现实面前，知识分子和社会的矛盾无法调和，理论表达无法和社会、人生贯通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普遍理想的理论表述者，要想使自己的理论转变为现实，就必须分析社会运动的规律，从现实中寻找可以将普遍理想付诸实施的物质力量。作为物质力量的人格化的代表，阶级意识成长起来，知识分子能不能看到哪一种物质力量——阶级是属于未来的，是判断其是否具有远见卓识的标准。鲁迅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广大的民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在早期就显示出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政治选择，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后，就更自觉地为自己所捍卫的那个阶级利益而辩护，并通过文学活动使自己真正地成为其中的一员。鲁迅的理想与民众的苦难的解脱联系在一起，他看到了只有民众自身才能解放自身，而不是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拯救。根据社会分工的性质，知识分子并不是阶级性表现得最为充分的群体阶层，他们往往是社会普遍理想的制定者和根据这一理想对社会的批评者，在社会相对平和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可以从理论上指点现实，但是在社会各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也要面临着分化的情境。同是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鲁迅、周作人分化了：胡适要依靠国民党政府来实现自己的西方社会理想，周作人看不惯现实、愤慨于黑暗而躲入文学家的梦想，平衡着自己的内心的倾斜。他们最终都走上了自己所选择的政治不归路。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他们由战友演化为政治的敌对，不正是过分激烈的现实斗争的产物吗？只有鲁迅将自己的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统一起来，并看到共产党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政治团体，她所领导的民众是实现这一理想的现实力量，从此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这里鲁迅与众不同的特点——成熟性和坚定性再次表现出来，他既没有因为革命的挫折和政府的野蛮凶残而悲观失望，也没有因早期革命运动的幼稚和错误而居高临下地颐指气使。
面对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有的论者弃置鲁迅后期的思想于不顾，讲究的是一种叙述策略和方式，另一种说法是鲁迅与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从根本上讲是格格不入的。鲁迅加入并领导“左联”被说成是受人蒙蔽，将鲁迅与左联内部其他领导人极左的斗争夸大为不可调和的对立，从而根据现实的需要满足人们的趣味。如果说鲁迅那么容易受人蒙蔽，鲁迅又从何而来被人所普遍赞誉的深刻与冷静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鲁迅，在后期表现出创作的衰退，都是因为政治侵害了纯洁的艺术。孙郁在《一个漫游者与鲁迅的对话》中说：“将阶级斗争学说引到文艺中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毁灭了艺术。艺术是有阶级的因素的，但有时候是可以表现人类共有的东西的，抽象的人性在艺术中有很大的精神诱力。可惜，左翼文人看不清这一点。先生也不幸在此陷得很深。”（384页）“先生， 当你以敬重的心情去接受苏联的学说时，你在《野草》时期的那一份心境哪里去了？那种彻底怀疑主义哪里去了？……可遗憾的是，在晚年，你未能来得及做到这一点，你后来作为所谓的旗帜而被人利用，成为虚无时代的一个坐标，想起来，令人寒心！”（387 页）王元化先生也在《百年潮》第五期撰文《五四运动与激进主义》中批评鲁迅后期向左转影响了他独立判断的能力，对于非左翼的文人进行了过火的批评。这些言论中暗含着对鲁迅杂文创作的歧视。这里不想对杂文这种文体的优劣高下进行讨论，而想通过冯雪峰已经表明的论点指出，鲁迅从来没有想做一个符合传统文人概念的文学家和大文豪，他实际上是要把文学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结合起来。要理解鲁迅，就必然从鲁迅本身出发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而不是从自己所设想的时代需要出发，可以说这是我们理解鲁迅的一个重要原则。不从这个原则出发，就会一会儿说鲁迅上了苏联的当（晚年陷入政治迷途），一会儿说上了殖民主义的当（国民性弱点不是对实际中国状况的描绘而是丑化中国人的殖民主义理论的横移）；一会儿是启蒙主义者（怀疑主义和个人主义是鲁迅精神的核心），一会儿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仅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社会批判者）。这些观点很容易和社会上对鲁迅污蔑毁损的虚辞浮议合谋，扭曲鲁迅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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