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游学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游学① 是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的一种求学方式，尽管历代对游学的政策不同，但游学现象在从先秦到清朝的历代史料中都有记载。如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②。西汉经学家郑玄也是“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地”③。对一般百姓之家来说，游学成为他们使子弟做官显达的重要途径之一，如西汉丞相陈平，少时家贫，“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④。从史料来看，游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盛行，此后各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游学的现象。北宋在部分时期对游学是坚决禁止的，但并没有杜绝游学现象，南宋时期，游学又大量出现。⑤ 元朝是蒙古族统治的封建王朝，蒙古政权在用人理念上与中原传统王朝不同，科举长期废弛，使元朝儒士依靠科举做官的途径基本断绝，于是，在大规模游仕之风盛行的同时，元代儒士的游学之风也开始盛行。蒙古政权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比较松散，在教育管理方面亦比较宽松，对于外地的游学之士，一般官学不仅不禁止，而且慷慨地提供各种有利条件，包括饮食、住宿等，对他们的来去，也不进行限制。同时，元代的一些民间授徒的学者、条件较好的书院、义塾等也公开接纳游学之士。在这种情况下，元代游学之风盛行一时。
元代儒士出游，一般有二种目的——游学与游仕。关于游仕现象，台湾学者丁昆健已经有专文论述，本文不再涉及。⑥ 目前有关游学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乔卫平提出了游学问题⑦，但没有深入探讨，本文对元代有关官学和私学的游学情况、游学者的生活以及元代游学现象出现的原因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蒙古灭金不久，就实行了编订儒户户籍、儒户免役的政策。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开始制定一系列保护和支持儒学教育发展的文教政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朝统一全国，元世祖在将北方实行的文教政策推行全国的同时，根据江南儒学发展的情况，制定了有关学田政策，明确宣布前朝留下来的学田归儒学掌管，作为各地学校的办学经费。这些措施的实施，基本上保证了元代儒学教育的正常发展。在有关文教政策逐步实施的同时，元朝支持游学的政策也逐渐明确，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绍兴路学在陈述学校收支情况时说：
所有每岁支用项目，除春秋祭祀、修造文庙外，学官、学职月有请粮，诸斋生员日行二膳，游学之人无所归者亦日有以赡之。⑧
这则史料说明了元初一般学校已经将游学之人的供应，纳入儒学正常开支的一部分。元世祖末年，江南很多儒学对有关游学的一些细节问题做了具体的规定，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绍兴路学制订的学校制度——“学式”中，有下面内容：
远方士友及游学者，亦升堂会食，馆以斋房寝息之具，时加点检。既不限其来，而有故迟留及贫未有依归者，去住亦从其便。⑨
这则史料说明，元代儒学对游学的政策是比较优厚的，既供给食宿，又不限制来去。绍兴路学把游学之人的待遇在“学式”中规定下来，说明元代有关游学的待遇已经制度化。元世祖以后，有关游学政策记载不多，不过，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镇江路学制定的学校管理制度规定：生员“仕及出游再月者，罢给”⑩，说明这时仍有儒生到外面游学的现象。松江府学在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定赏格以试游士”(11)。说明元末的一些儒学对游士的政策已经由元初仅仅供应食宿，变为开始对游士的学业进行考核和监督。
除了官办儒学支持游学以外，一些民间力量创办的书院、义塾也同样支持游学。另外，一些知名的儒士在闲居期间，也接纳一些远方慕名而来的游士作为学生。对于大部分因为入仕无门而建立私学以谋生的一般儒士来说，更加愿意接受游学学生，以保证他们的生活来源。与官学及部分书院、义塾不同的是，游学之人生活费用需要自理并且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束修(学费)。
元朝对游学的优惠政策，再加上南北一统、社会安定带来的客观有利条件，使游学现象在元朝盛行起来，儒士不仅通过游学增加知识，拓展见闻，一些启蒙教育也是通过游学完成，这样的例子很多，如：
永平儒士王孚(字公信)“游学洙泗之间，学益进，所至，人师礼之”(12)。
蒙古捏古台氏忽都达(字通叟)“幼警敏，笃孝于亲，比长，雅好儒术。游学湖湘间，从名师受经史而究其大义，肆笔成文，咸造于理。侪辈敬叹，自以为莫及”(13)。
余姚儒士王士毅(字子英)“天质秀敏，自幼出游学，辄与凡子殊”(14)。
儒士吴举(字子庸)“笃于教子，既延致名师于家，又饬礼币使之游学”(15)。
旷奎，吉安路安成州人，幼读父书，弱冠游学四方。(16)
元代儒士游学，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到地方各级儒学(官学)游学，到国子学游学到书院、义塾游学，民间拜师求学，现将这四种形式的游学情况考察如下。
(一)元代各级儒学的游学情况
元代各级儒学，特别是江南的一些儒学，不仅规模大，教学水平高，而且教学设施完备，学校一般都有学田供应学校的日常开支。因此，到各级儒学游学不仅可以学到知识，还可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这对游学之士的吸引力是很大的。从各级儒学来看，是否有游学之士从远方负笈而来，是衡量一个儒学办学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当然也关系到学官和地方官的政绩问题，因此，元代一般儒学都对游学之人持欢迎态度，一些有名声的游学之士，则成为儒学争取的对象，孔子后裔孔森(字英夫)指出：“吾族人昆弟类出，游学四方，所至学校官莫不折节而迎，适馆授业不敢后。”(17) 这里，孔氏子弟游学得到欢迎，当然与其“圣裔”的出身有关。
从史料来看，元代江南儒学的游学比较流行，很多儒学都有关于游学的记载，至元年间，学者张
被延致江宁(今南京市)学宫，俾子弟受业，“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书》者，皆遣从游……其在维扬(今扬州)，来学者尤众，远近翕然，尊为硕师”(18)。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浮梁州学“聘耆德为弟子师”，修整学校，革新学政，出现了“编民佐吏咸竟于学”的局面，于是游学之士“来者未有止也”(19)。宁国路宣城县名儒魏彦明“以《春秋》之学教授诸生”，至其为师，“则旁郡邻邑之秀，从之如云，而学《春秋》者，因以大震”(20)。元代的澄城县学也有“自远方而来者藏修息游于其中”(21)。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吉安路总管高志对路儒学进行整顿，完善制度，于是“四方闻其风，深山穷谷之士，多峨缨鼓箧而来。若徐、滕、淮、扬，江浙、广海及色目公卿之子弟，为员积百二十有奇”(22)。上述例子反映了元朝各级儒学游学盛行的情况。
元代江南儒学中的游学者，既有江南士人，也有大量的北方儒士。元代科举恢复以后，为科举而游学成为北方游士到江南游学的一个重要动机，因为北方各地儒学教育水平不高，生员到江南儒学游学，再回北方参加科举，比较有利。如“艾实元晖，河南士之秀者也，去年从黄君希仲于庐陵郡(吉安路)学，学娓娓日有所进。六月望，告别于其师友与常所往来者，将归河南就其乡试”(23)。艾实是河南行省儒士，他游学江西吉安路学，后又回原籍参加乡试。汴梁儒士刘宗道也是游学江南明道书院，回河南参加科举。(24)
(二)国子学游学情况
国子学是全国最高学府，不仅当时很多知名学者在这里任教，而且国子学又是高官显贵子弟的汇聚之所，到国子学读书，既可以学习知识、学成做官，又能交接权贵，为以后的宦业创造条件。因此，到国子学游学成为元朝游学之士向往的地方。元人陈高写道：
朝廷稽官以建国学，其师儒皆极天下选。下自公卿、大夫、士之子，与凡民俊秀，咸入而学焉。弦诵之教必勤，肄习经传之旨必极，讲明周旋揖逊必中规矩，祭式献酬必正仪式，月考季试必严其程度，属词角艺必课其殿最。故其入而学焉者，率有以化质而成才，由是四方英敏之士，不远数千里鼓箧而逊志焉。其出跻膴，仕立勋业者，往往而见。盖国家所以造育人才之地，而子弟之欲就其业者不可以不游也。(25)
陈高的记述，反映了元代游学之士对国子学的向往，元代到国子学游学之士，既有北方儒士，也有江南儒士，见于史料记载的很多，如：
马祖谦，字元德，汪古人，马祖常之弟，少入乡校，弱冠，随其兄来京师游学，补国子生。(26)
郑宜中，“奉亲命游学燕京，用近臣荐补国子生”(27)。
卞琛，大名人，“世为农夫，早游学京师，得补国子生”(28)。
武恪，字伯威，宣德路人。“初以神童游学江南，吴澄为江西儒学副提举，荐入国学肄业。”(29)
伯颜，曾拜学者程端礼为师，从其游学，后“游国学三年”(30)。
不过，国子学毕竟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员额有限，“初国子生员，汉人朝官七品以上之子，听补二百人”(31)。一般百姓进入国学，“必由三品朝官举，而后补其员，限百人”(32)。因此，到国学游学非常困难，黄溍在一篇文章里感慨地记述了饶安道父子游学国子学的遭遇：
天子之学，以教国之贵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举者受业其间。餐钱固不以烦县官，而满百人辄止。后至而久次者，必员有阙，乃得补其处，此今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预教事，饶君安道自临川携其子而来，既俾奉资堂上，以弟子礼见，顾以限于常员，未及执经就列与诸生齿，安道告予将与俱归，家食以需次……使之挈挈然，亟往亟返五千里不啻，何以能无销沮其志气乎……使之旷日以俟，远者或十年，近者犹四三年，何以开发其聪明，而能蚤有知乎国家施教导民之初意？宜不若是，予所为太息而末如之何也。(33)
(三)元代书院、义塾的游学情况
元代书院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数量增多，一般书院的教学规模也明显扩大。义塾是元朝中后期兴起的一种民间教育形式，元代儒学教育发展不平衡，一些学校管理混乱，教学效果不理想，一些地方士绅、退休官员出资建立的义塾纷纷出现。义塾的创立，受到当时很多学者的好评，著名学者吴澄就认为“今日有路、府、州、县儒学，有旧设、新创书院不为不多……然教官例从省部注拟，何能一一得其人哉？(儒)学、(书)院之教有虚名而无实效，往往由此”。而义塾“选择师儒在已识鉴而无所牵制，虽未必有如淳古道德之师，然苟能得耆艾博硕之彦，引导有其方，熏渍有其渐，不坏之以速成，不害之以小利，亦庶几乎古焉”(34)。
书院、义塾有土地等收入来源，可以在物质供应方面支持游学，此外，不少书院、义塾还聘请名师讲学，吸引游学者，因此，元代书院和义塾的游学也比较盛行。仁宗年间，奉元(今西安市)学者同恕被任命为奉元路鲁斋书院山长，“先后来学者殆千数”(35)。长芦县富民高伯川创中和书院，他“又以厚币聘师儒于四方，俾专讲席，而游学之士皆代其束修之费而廪给之”(36)。儒士王德秀以经商致富，于是“创延陵书院以待四方之游士，兴义学以教育乡里子弟”(37)。绍兴路诸暨州人白鹿生，“其外族曰方，建塾聘贤傅，馆四方游学士”(38)。平江路长州县儒士陆德阳建立甫里义塾(后改为甫里书院)“遣重币迎儒先生为时所信重(者)，如陆君文圭、龚君
、柳君贯者以为之师，户履至无所容。笔札、饮膳之物，惟所须而具。古灵陈公《制锦管见》及四明程君端礼《进学工程》，凡交游与来学者人予一帙。曰：观此亦足为仕、学之法矣”(39)。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嘉兴路崇德州的吴氏义塾“田为亩者三百，师生廪饩有度，讲肄有业”，因而，“同冠鼓箧而来者逾百员”(40)。这些史料说明了元代书院、义塾游学的盛况。
(四)民间拜师游学情况
元代名儒在地方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有的在元朝中央集贤院、国子学等机构任职，有的做了地方官，有的在路、府、州、县的儒学做学官，有的曾被聘为书院、义塾的讲师。他们在卸任以后，大都以传承道统为己任，开门讲学，广收门徒，成为名师。从名师游学，不仅能学到学术的正传，而且能通过名人的关系，交游名人名士，为以后从学、从政创造条件。所以，元代从名人游学之风气很盛。白廷(字廷玉)为江浙儒学副提举，致仕以后，“远近学者檐簦相从者，殆无虚月”(41)。延祐初年，学者许谦隐居东阳八华山，“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42)。吴澄被任命为江西行省儒学提举，居三月，归于家。“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数千里，蹑履负笈来学山中者，常不下数千人。”(43) 温州学者李孝光隐居雁荡山五峰下，“四方之士，远来受学，名誉日闻”(44)。哈剌鲁学者伯颜(字宗道)辞官归家，“四方来学者，至千余人……至于异端之徒，亦往往弃其学而学焉”(45)。元末学者杨维桢隐居钱塘，吴复(字见心)“遂舍妻子从予(杨维桢)游学”(46)。吴师道记载了中书省参政吕思诚(字仲实)在退休以后，游学之人竞相从之的情况，最为典型：
郎中吕公仲实自中书解印，归冀宁，开门授徒，来者四集，几无以容。诸生争出钱买材，以斥大其居。一时兴起甚盛，声流闻京师。崔生者，其乡人也，公为少司成时，尝留受业，闻之，欣然命车戒途，若恐弗及。夫以公之文学议论，挺挺诸公间，而至刚之气、不挠之节，四方士莫不延颈愿见，况于亲炙之者乎。(47)
元代官学生员出路狭窄，一些人在官学肄业以后，仍需要到外地从名师游学。新安儒士杨惟肖为郡学弟子员，虽然他“月朝十五升堂会讲，进退揖让有度，发明详尽，众赏其超拔”，他肄业后仍需游学四川学者吕仁叔，从学《春秋》。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他又游学京师，“从故翰林直学士文安谢公学《易》……君聪敏卓朗，且接贤士大夫多，学益恢拓庞肄”(48)。不仅一些汉人、南人儒士中间盛行从名士游学，一些蒙古学者亦重视这一点，曾任南台御史中丞的蒙古人月鲁不花，就曾游学知名学者韩性之门。(49)
以上记述，说明了元代儒士从名师游学之风的盛行。更有甚者，当老师做官以后，原来的学生不远千里追随到老师为官之地游学。如符离人刘建中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师杨某为江南行御史台御史，“建中不远数千里，实从之来，公或按部行郡，不得与建中俱，则又嘱之金陵名师，使不废其业”(50)。元代拜名师求学的情况很多，现举例如下：
陈旅，字众仲，兴化莆田人，“稍长，付笈至温陵，从乡先生傅古直游，声名日著”(51)。
陈征，字明善，庐山人。“居吴中，尝从吴澄游学，务明理，不慕荣进，一时前辈若虞集、揭傒斯咸推重之”(52)。
谢肃，字原功，上虞人，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春到杭州游学，拜知名学者贡师泰于吴山舍馆，“先生受而不拒，列于弟子员后”(53)。
章子渔，“生而家贫，业卜筮以为养，壮始游学，登诸先达之门。若蜀郡虞公，武夷庄君本，皆器重之，既而以诗从东鲁黄君复圭游，有得焉”(54)。
民间拜师游学一般要求游学者向老师缴纳束修，因为大部分老师是靠教书维持生计的。此外，除了从名儒游学以外，元代一般在民间教书的儒士也接受外来的学生作为学徒，由于学问和名气有限，只能充当乡学师的角色，教授童子。宋濂就记述了他幼年在诸暨游学的情况：
始濂游学诸暨时，与乌伤楼君彦珍，浦阳宣君彦昭，郑君浚常，浚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门方氏之义塾。塾师乃吴贞文公立夫，盖乡先生也。彦珍最先还，而濂与彦昭、浚常兄弟讲学将一期。当夜坐月白，俟公熟寝，辄携手出步月下，时皆美少年，不涉事，竞跳踉偃仆为嬉戏，或相訾謷，或角抵其力，至不胜乃止。独濂朴憨易侮，不敢时相逐为欢。(55)
此外，元朝还有随家人做官游学的，主要是一些地方官的子弟，如王元肃与其兄王元辅，“早侍父母游学江南。其父有四方之役，而其母尤专意于教，俾从硕师良士游，业成而闻彰”(56)。也有一些人是带着家属游学，由于缺乏生活来源，其处境非常的艰难，元人陈栎自述道：“栎自七岁至十四岁，侍先君游学，年十五，饥驱之，僭为童子师。”(57)
游学是元代比较盛行的教育形式之一，元代教育发展不稳定，学官之选比较混乱，造成各地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影响了教育的发展。游学使求学者有机会自由选择学校和教师，这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元代教育发展的不足，提高了元朝整体教学水平，对教育发展是有利的。就游学之士来说，游学可以使他们得到在家乡得不到的教育，对他们个人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如儒士剕干臣，生长在东营豪族之家，“游学于燕，燕城方今人物之渊薮也，变故之后，宿儒名士往往而在，干臣日夕与之交，得以观其容止，听其议论，切磋渐染，术业益精，一旦崭然见头角，遂为明天子所知，依承风云出入禁闼”(58)。不过，对游学之人来说，离乡背井到外地求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除了官宦或富有之家的子弟可以从容为之，一般百姓或儒士之家的子弟则需要克服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元人虞集在分析很多游士不能出游的原因时指出：
然以布衣陋巷，穷居终日，坐诵书史，安于闾里之近，无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以充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供给公上之类，又足以累之，无其时者有之矣。(59)
这里虞集指出的志(志向)、力(财力)、时(家庭拖累)是所有游学之士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边远贫困地区的求学之士来说，这种困难更大。孛术鲁翀之父为江西行省掾史，家境并不富裕，后其父去世，家益贫穷，他先后到了江西、京兆等地从名师游学。在京兆从萧
游学期间，“寓其旁僧舍，攻苦食淡，人不能堪”(60)。萧记载了甘肃定西州学生孙某求学的艰难情况：
定西之为州，在陇右极边。习武尚气，土俗固尔，而有能使其子弟为学，而子弟又能笃志副所望者，咸可谓难矣。秀才孙生，以父命不远数百里，请肄于巩府之教授文君静卿先生之门。受六艺学，居郡序者数年，既而先生赴召王庭，解惑靡所，将东游长安而学焉。其二亲以为，方秋冬之交，旅寓非易，俟开岁议之，而生进取之意甚锐，即与同舍毛生冒霖潦不告而东。其父惧其不利于跋涉也，骑而追之，不能及。抵长安乃见之，以之归，不可，遂偕展束修之仪于韩君从善先生之席，执经而从事焉，从善亦尝称其可与进也。今年春，两生介仆，日所与游者云其囊资已竭，城中不可留，而亦不能归也，将寓诸郊而时质所疑焉。仆据义以辞之屡矣，而两生日与诸友偕来不辍。未几，毛生先归，而孙生之来益熟，乃分余土室以居，逮三月矣。(61)
对于到遥远地区游学的士人来说，资财耗尽是非常尴尬的事情，为了解决旅途费用，一些游士选择了利用占卜、行医等手段作为收入来源，甚至有人靠乞讨求得一饱，元人仇远有《游士》诗写道：
游士登门索裹粮，尘埃冉冉化衣裳，老夫也自饭不饱，童子聊沽酒共尝。(62)
即使经济方面不出现问题，对于一般百姓子弟来说，游学之路同样非常艰难，宋濂记述了他年轻时在诸暨州游学的情况：
始予游学诸暨之白湖……当是时，四方来者类多纨绮之子，喜眩文绣以自媚，人争悦趋之，独予之贫，短衣才能至骭，冷处前庑下，四壁潇然，谁复见顾者！(63)
除了经济穷困，遭人歧视以外，对家乡、亲人的牵挂也是折磨游学之士的一个因素，黄溍记述了他在钱塘游学时，因牵挂父母而不久返回的情况：
始予既知学，颇思自拔于流俗，而患夫穷乡下邑，块焉独处，无从考质，以祛所惑。闻钱塘古会府，号称衣冠之聚，宿儒遗老，犹有存者。则籯粮笥书，逾涛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识，然以违亲越乡，不能久与居与游间，获聆绪言之一二，终未至尽大观而无憾也。(64)
另外，学生游学外地，老师是否能接受，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游学者在拜师以前，一般要请与其师关系密切之人写推荐信，以保证拜师成功。高丽儒士朴仲刚游学朱德润之门，就持当时翰林应奉张仲举(张翥)的推荐信来见，信中称他“性行淳谨，有志于学，今淮西监宪斡公克庄门人也”，要求朱德润“怜其贫，遂其请”。朱德润同意后，朴仲刚踵门问学，“且求讲朱氏集注《论语》、《大学》”，居数日，他又转到淮西游学。(65) 儒士凌子章准备游学澄江翁仁夫之门，他请求朱德润“作尺书”，以便他能够向翁仁夫“学其学，习吾习，益吾所未闻见”(66)。胡章焕(字文)自乐平不远数百里游学吴师道之门，也是“介其宗人仲退文书，持所业诗文一编，纳拜欵谒，行古师弟子之礼”(67)。对于没有任何背景的一般儒士来说，想投拜名师之门并不容易，儒士林起宗(字伯使)久慕刘因大名，欲从刘因游学，无以为介，只好担簦负笈，“斋沐立于其门者三日”，刘因感其诚，“命序弟子之列”(68)。
游学之人的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大部分人出外游学，还是希望通过游学改善自己的处境。与游仕之人不同的是(通过交接权贵，获得推荐做官)，他们改善自己处境的方式是学习知识，扩大自己的影响，为以后的做官显达创造条件。元人李祁在《赠刘天吉序》中说：
夫士之遇于时也，非徒安坐此室以俟夫人之知也，必其学问之充，闻见之广，而又加之以交游之多，援引之重，然后足以得名誉而成事功。(69)
这里李祁阐明了游学的基本目的，即从“学问之充，闻见之广”到“交游之多，援引之重”再到“得名誉，成事功”，这可能就是元代游学之士普遍的信念。从史料来看，确实有一些游学之人得到做官的机会，如儒士朱文选，早年丧父，“承夫人之训，游学江南，至顺三年，因得以儒服事今上皇帝(元顺帝)于桂林潜邸，明年，皇帝御极，入见于明仁殿，授忠显校尉、泰州万户府千户”(70)。秦州儒士王弼(字良辅)“游学延安北，遂为龙沙(察罕脑儿)宣慰司奏差”(71)。沈国祥，归安人，“少游学浦江，师事吴渊颕，为高弟”。揭徯斯知其名，会诏修三史，荐为纂修官。(72) 即使有一些人没有在游学的过程中获得做官的机会，游学的经历也为他们以后的发展、仕宦创造了条件，学者黄溍、陈旅、宋濂、杨维桢都有游学的经历。但游学仅仅是一种求学经历，并不能保证游学者今后一生的出路，元代儒士社会地位下降，儒学并不是元政权用人的唯一标准。儒士出仕困难的现象，并不是游学能够解决的，即使学业有成，也不一定得到出仕的机会，如上饶儒生谢钧，从杨维桢游者十年，“通春秋五传学，其才日茂不已……尝以行艺书于党正，连试有司弗售”(73)。所以，与大部分游宦之人一样，有些游学之士最后也失望地发出“游学期身达，哀荣与愿违”的感叹。(74)
游学在元代比较盛行，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元代儒士游学主要是通过学习知识，为以后做官显达创作条件，元代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江南教育水平高于北方，在江南三行省中，江浙行省的教育水平又高于江西和湖广。所以，不仅北方儒士、生员愿意到江南游学，江南三行省范围内游学现象同样比较流行。儒士通过游学可以学到在本地学不到的知识，结识一些本地见不到的名儒硕学，为以后的援引提携创造条件。特别是元朝科举恢复以后，江南地区教育发达的江浙一代，成为众多游学者汇聚的中心，官学和民间私学的游学都非常盛行。就江南地区来看，江西、湖广等地的儒士到江浙游学，然后回原籍参加科举比较有利，这使得一些学生选择到江浙地区的儒学游学。同时，科举乡试以行省为单位，乡试的校文者(阅卷官)一般是聘请当地名儒，这无疑增加了一般儒生从名儒游学的强烈愿望，由此推动了民间拜师游学的盛行。袁桷在《赠陈太初序》中说：“今游之最多者，莫如江西，其拙游者，唯浙东。”(75) 其主要原因是江浙一带是儒学教育发达之地，无须游学的缘故，而江西教育比江浙行省相对落后，本地的教育状况不能满足当地求学者的需要。就元代的北方地区来看，由于教育发展水平不高，同样存在推动游学盛行的因素。
其次，前面已经交代，元代教育发展起伏较大，由于学田被侵，学校破败，导致士人失其养，无法进行正常的学习。在无法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一些生员只好到其他地区包括私学、书院、义塾中去游学。元代儒学对游学之士给予支持，供给其物质需要，不限制来去，并允许其与当地生员一样参加当地学校的有关考核，一些书院、义塾、私学同样也支持游学，这为游学提供了条件。
第三、元代儒士的处境比较艰难，很多人为了得到出仕的机会，游历天下，巴结权贵，形成了大规模的游仕之风，(具体可参考丁昆健文)这种风气对游学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游仕者的动机一样，一些儒士希望通过游学改变自身的处境。
最后，从当时客观环境来看，元朝统一以前，南北分裂已经二百余年，南北儒士都有到对方去学习、交流的愿望。元统一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交通发达，这对游学非常有利。元人虞集写道：“国家混一以来，有欲观夫徂徕之松、新甫之柏、瞻龟山之云，泳沂上之风者，川有舟航，陆有车马，不待赢粮，计日而可至，视前代分裂隔乱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则其游岂不快哉！”(76) 欧阳玄也指出：“士生休明之代，区宇混一，意之所之，踪迹皆可以达。”(77) 可以说，元朝统一对全国经济、文化交流带来的便利条件，为游学的盛行奠定了基础。
对于游学现象，一些人认可这种求学的方式，虞集在为游学者李栋写的序文中指出：“径寸之珠，不鬻于三家之市；千里之马，不试于山径之蹊。栋之隘其闾，而欲有所观乎四方，岂非内视而有余者哉？昔者君子将观于会通，以行其典礼，岂非有志者乎？”明确表示儒士应该游学以广其见闻。(78) 蒲道源对游学之士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为其友罗寿甫游学送行的序文中写道：“夫有可用之才居无可用之地者，君子之不幸也；无可用之才居有可用之地者，君子之所耻也。吾子孳孳力学，求免夫后日之所耻，皇皇远涉，思胜夫今日之不幸，可谓有志矣！”(79) 程端礼则不赞成游学现象，认为游学之士“违亲越乡，群居族食”造成“比闾无以考其行，州党无以施其教”的现象，对教育发展不利，他指出：“使其家衣食粗给，生读书之乡有父兄师友可资，非有甚不得已，又何必旷定省，费日力，以冒道途风尘之劳苦？”(80) 与程端礼观点类似，仇远在同情游士的同时，也不赞成他们在外面漂泊，他的《游士》诗的后半部分写道：“彼此身谋宁枉道，古今乐事是归乡。家徒四壁侯千户，梦里谁能较短长。”(81) 也有人认为元代“尊师礼废，好士道息”，对游学的效果表示怀疑，坚决反对游学。周霆震在《送刘弘略远游序》一文中写道：
吾乡固多出者，而鲜以儒术闻。讣其足迹，所经殆将遍天下，至于山川形胜、人物气概、古今壮观、名贤志士之所从出，则茫然孰何，岂为不暇问，就使能问，亦不及知。徒追逐妄走而已。果若此，复何以出为哉？(82)
尽管元人对游学现象评价不一，作为一种社会风气，游学的出现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反映了元代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努力，是一种非常值得探讨的社会现象。从元代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游学的盛行有利于全国范围内文化、教育的交流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元代不同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弊端，对提高元代官学、私学教学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元代教育、文化的发展和整个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应该得到肯定。
注释：
①据《辞源》解释：游学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周游讲学，一是指外出求学。本文所探讨的“游学”，属于后一种。
②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范晔：《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④《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
⑤顾宏义：《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⑥丁昆健：《从仕宦途径看元代的游士之风》，《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版。
⑦乔卫平：《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⑧《庙学典礼》卷一《都省复还石国秀等所献四道学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七《至元壬辰重定学式·客供》，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影印詹波馆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⑩缪全孙：《江苏通志稿》金石二十三《镇江路学丁亥记实》，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影印民国十六年影印本。
(11)周伯琦：《元至元重修庙学记》，崇祯《松江府志》卷二三《学政》，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明崇祯三年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12)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九《王公信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13)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嘉议大夫婺州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捏古台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14)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三《王先生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15)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一四《故庸斋吴君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16)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送旷秀才奎东还庐陵》，《四部丛刊》初编本。
(17)徐一夔：《始丰稿》卷一三《故元松江府儒学教授孔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一》。
(19)邓文原：《浮梁州重建庙学记》，《巴西邓文原先生文集》(不分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
(20)杨翱：《送钱生序》，《佩玉斋类稿》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咸丰《澄城县志》卷二一《金石下》，《县学讲堂记》，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影印清咸丰元年刻本。
(22)刘铣：《桂隐文集》卷一《吉安兴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刘铣：《送艾用济归河南就乡试》，《桂隐文集》卷二。
(24)程端礼：《畏斋集》卷四《送刘宗道归夷门序》。
(25)陈高：《不系舟渔集》卷一一《送章氏二生游国学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苏天爵：《元故奉训大夫昭功万户府知事马君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一九，中华书局1997年版。
(27)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九《遂初堂记》。
(28)《元史》卷一九四《忠义二》。
(29)《元史》卷一九九《隐逸》。
(30)程端学：《积斋集》卷三《赠国学生巴(伯)颜归觐序》，丛书集成续编影印四明丛书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31)宋耿：《燕石集》卷一四《国子生杜俭墓志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
(32)王沂：《伊滨集》卷一五《送张宗德序》。
(33)《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七《送饶安道序》。
(34)吴澄：《梁溪义塾记》，《无锡县志》卷四下，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
(35)《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一》。
(36)王旭：《兰轩集》卷一二《中和书院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一三《王德秀墓志铭》，丛书集成续编影印常州丛书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38)宋濂：《宋学士文集》卷四三《白鹿生小传》。
(39)黄溍：《元故徽州路儒学教授陆君墓志铭》，《吴冢遗文》卷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龙池山房秘本，《四部丛刊》本《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七亦收录，有缺文。
(40)邓文原：《吴氏义塾记》，《巴西邓先生文集》(不分卷)。
(41)宋濂：《元故湛渊先生白公墓铭》，《宋学士文集》卷三五，《宋濂全集》，第1043页。
(42)《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一》。
(43)《元史》卷一七二《吴澄传》。
(44)《元史》卷一九○《儒学二》。
(45)《元史》卷一九○《儒学二》。
(46)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五《吴君见心墓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47)吴师道：《吴礼部文集》卷一五《送崔生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
(48)宋耿：《燕石集》卷一四《乡贡进士翰林书写杨君墓志铭》。
(49)《元史》卷一九○《儒学二》。
(50)杨翱：《送柳建中归觐序》，《佩玉斋类稿》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元史》卷一九○《儒学二》。
(52)雍正《江西通志》卷九一《人物二十六·南康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贡师泰：《玩斋集》卷首《谢肃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甘复：《章子渔诗稿序》，《山窗余稿》(不分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5)宋濂：《宋学士文集》卷六一《故温州路总管府判官宣君墓铭》。
(56)《吴礼部文集》卷一三《教经堂记》。
(57)陈栎：《定宇集》卷一五《云萍小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李庭：《寓庵集》卷四《送剕干臣诗序》。
(59)《道园学古录》卷三二《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60)苏天爵：《元故中奉大夫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追封南阳郡公谥文靖孛术鲁公神道碑铭并序》，《滋溪文稿》卷八。
(61)萧：《勤斋集》卷一《送孙秀才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2)仇远：《金渊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3)宋濂：《陈子章哀辞》，《宋濂全集》，第76页。
(64)《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七《送汪生序》。
(65)朱德润：《密阳朴质夫庐墓图记》，《存复斋续集》(不分卷)，涵芬楼秘笈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66)朱德润：《送凌子章游学序》，《存复斋续集》(不分卷)。
(67)《吴礼部文集》卷一五《送胡生序》。
(68)苏天爵：《内丘林先生墓碣铭》，《滋溪文稿》卷一四。
(69)李祁：《云阳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0)贡师泰：《玩斋集》卷一○《安仁县太君蔡氏权厝志》。
(71)《宋学士文集》卷一二《王弼传》。
(72)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一二《人物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八《谢生君举北上序》。
(74)释大訢：《蒲室集》卷四《送人奔父丧二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5)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三，《四部丛刊》初编本。
(76)《道园学古录》卷三二《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77)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四《北行录》。
(78)《道园学古录》卷三四《送李栋伯高序》。
(79)蒲道源：《闲居丛稿》卷一八《送罗寿甫北上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0)《畏斋集》卷四《送娄行所归安吉序》。
(81)仇远：《金渊集》卷五。
(82)周霆振：《石初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