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值、减税、抑通胀：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结构调整论文,总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民币升值压力源于国际宏观经济发展的非均衡，虽然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且当前的升值压力因国际金融动荡而暂时得以缓解，但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大背景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中国不仅需要宏观经济的总量调控，更需要结构性的调整。以价格机制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行业结构调整，在总量和结构调整中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所在。那么，能否发现和设计出有效的经济政策组合，在缓解人民币升值紧缩效应，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同时，完成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的目标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寻找这样的政策组合。
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经济逻辑如下：汇率升值与减税政策相结合，既可避免汇率升值产生的紧缩效应，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又可形成产业内和产业间的结构优化效应，增强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间协调发展。减税对汇率升值的对冲作用使得国内经济对汇率升值的容忍度提高，从而增大了汇率波动的可接受弹性空间；如果利率平价是成立的，那么由此还可得出：减税与升值相结合扩大了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政策的自主性。
一、升值－减税对宏观经济的总量效应
按照教科书上的传统观点，汇率升值通过改变进出口商品以及进口替代品的相对价格，降低本国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抑制出口，增加进口，从而汇率升值对本国经济是紧缩性的。汇率升值的紧缩过程可能伴随着所谓的J曲线效应，这意味着紧缩作用将存在不同程度的时滞。同时，汇率升值有一个价格传递过程，传统的国际收支弹性分析法隐含假定汇率变动完全传递到商品价格上，而实际上汇率升值的传递过程是双向的，既传向供方，也传向需方，这取决于国际供需结构。从汇率传递的角度看，汇率升值的紧缩趋势仍然存在，但紧缩作用的大小则与汇率传递的微观机制密切相关。尽管存在“紧缩性贬值”（与之相对的是“扩张性升值”，如果假定升值和贬值的宏观经济效应是对称的）的论点，例如升值产生的财富效应，但实证研究似乎显示升值的扩张性效应是非主导性的，在中国，升值的总体效应仍然是紧缩性的。①
对汇率升值的担心主要源于以上紧缩效应带来的产出下降和失业增加，如果升值产生的紧缩效应能够被其他经济政策，如财政、货币政策所对冲，那么从总量上来看，经济增长就不会出现太大波动。在存在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前提下，扩张性货币政策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表现在两方面，或者是财政支出扩张，或者是减税（率），从当前财政收入多年超经济增长的情况来看，减税的操作空间更大，而财政支出政策的重点在于结构调整，即压缩生产性支出，扩大与民生相关的公共服务性支出。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开始实施，对大多数国内企业而言，所得税率有不同程度的下调；同时，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也很有可能在近期全面推行。在当前的财政收支和国民收入分配情势下，这些减税措施无疑是具有生产性的，更为重要的是，其生产性因人民币升值的紧缩性效应而得以强化。换个角度来看，减税的可操作空间越大，人民币汇率的可操作弹性空间也就越大；其间，国内外向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得以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紧缩性力量与扩张性力量相对冲。
虽然升值－减税政策组合对保持宏观经济总量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但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这种政策组合的结构效应。
二、升值——减税的结构效应
本文从两个层面来分析升值——减税政策组合的结构效应，第一个层面是产业间结构调整效应，第二个层面是特定产业内的市场结构调整效应。
一般而言，如果不存在资源流动的壁垒，从一个既有的资源配置均衡点出发，人民币升值会引起资源从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的流动，以及从外需主导型部门向内需主导型部门的流动。由币值上升引起的产业部门间资源再配置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边际上的企业有可能被挤出市场，并造成失业，而且，如果没有对冲性政策相配合就可能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升值与减税的政策组合可以使短期内升值的幅度更大而无损于出口部门的国际竞争力，甚至还可以增强其竞争力，从而不仅可以获取“小幅渐进”升值的好处，而且无意间形成了一种市场加强型的优胜劣汰机制。一方面，从受升值影响的贸易部门或外向型部门来看，较大幅度的升值和减税相结合有利于该部门中利润率的提高。因为所得税税率下调对利润率较高企业的正面影响更大，而增值税转型对具有较强设备、技术改造能力的企业更有好处。在这种政策组合下，利润率较高，设备、技术改造能力较强的企业因减税而部分对冲了较大幅度升值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而利润率较低，设备、技术改造能力较弱的企业则无法对冲升值压力。所以说，升值与减税的政策组合是“顺”市场机制的，是市场加强型的，有利于贸易部门的过剩资源迅速向相对落后的非贸易部门转移。另一方面，从非贸易部门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对其无直接影响，而减税措施却直接对其有利，这就更增加了贸易部门过剩资金向非贸易部门转移的激励。②此外，贸易部门中被挤出的劳动力一部分被贸易部门中的优势企业吸收，另一部分则被新兴的非贸易部门所吸收。当然，短期内的结构性失业或许不可避免，这需要公共财政提供相应的过渡性对冲措施。以上是第一层面的结构效应。
人民币升值与减税的政策组合会改变特定产业内的市场结构，而市场结构的变化又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市场结构与创新的文献指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与垄断的市场结构都不利于企业创新，创新既需要压力（一定的竞争），也需要动力（一定的垄断），竞争过于激烈则没有自主创新的空间，垄断程度过大则创新的动力不足，所以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企业创新最容易展开。③我国出口部门的市场结构接近于完全竞争，有的甚至存在恶性竞争，升值加减税的政策组合会推动出口部门的市场结构向垄断竞争转化。垄断竞争下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国际定价权，并且定价权的提高是以产品差异化和技术创新为基础的，这样，企业本身吸收和防御汇率波动的能力同步增强。在单纯以价格战为主的恶性竞争市场上，企业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大，汇率升值往往全部传递给作为供给方的企业。所以，升值与减税政策组合具有改变市场结构、鼓励自主创新的作用，并提高了经济抵抗汇率冲击的能力，经济发展也就具有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微观基础。④
三、升值——减税政策组合下的货币政策独立性
升值—减税政策组合不仅在实体经济的层面有利于维持总量平衡，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而且在货币经济的层面提高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著名的“蒙代尔三角”告诉我们，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虽然我国并未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可兑换，但国外投机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国内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投机资本流入量与升值预期正相关，致使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发生冲突。为维持汇率稳定，货币当局不得不被动地买入外币，投放本国货币，尽管可以通过冲销的手段控制本国货币供给量，但冲销往往是不完全的，效果也不确定，并且冲销的成本越来越高，致使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汇率稳定目标的限制。当国内通胀抬头，治理通胀成为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时，来自汇率升值预期的掣肘就更加明显。这里的一个基本权衡是：如果汇率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升值预期会大大减小，货币政策的自主空间放大，从而可以有更多可选择的货币政策工具（尤其是利率）来防御和抑制国内的通胀，但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是实体产业部门不能接受的。升值与减税这一政策组合恰恰能够有效突破这一基本权衡，有了减税措施的对冲作用，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对产业部门的负面影响被大大削弱，国内经济对汇率升值的容忍度得以提高；与此同时，如果利率平价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那么汇率的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无疑是加大了国内利率政策的可操作空间。
通胀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通胀走势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结构性物价上涨是否会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下，前期货币当局采取的“小幅渐进升值”策略虽然保护了本国产业免受巨大冲击，给企业调整留有一定的时间，但货币当局的通胀容忍度无形中被提高了。因为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名义汇率不变，实际汇率升值可以通过国内物价水平的相对上升来实现，而实际汇率的升值会减少贸易顺差，降低既已形成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我国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环境成本内部化问题，完善劳工社会保障等问题无疑会引起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而这正与实际汇率升值的需要相契合，因此更高的通胀水平为政府和货币当局所容忍。如果社会各方感受到政府通胀容忍度的提高，那么预期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就会发生。根据前面的分析，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与减税的政策组合能够打破这种通胀预期，同时也为利率政策抑制既已形成的通胀趋势提供了可操作空间。货币政策对由于环境成本内部化以及劳工权益保障所引发的价格上涨或许难有作为，我们不妨称这种物价上涨为“补偿性通胀”，但升值——减税政策组合为货币政策创造的独立性和可信性对于防止“补偿性通胀”扩散为一般性通胀则是大有助益的。进入2008年以来，以国内特定背景为基础的“补偿性通胀”与世界经济周期中的全球通胀相拟合，这无疑为货币政策应对这种混合型通胀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人民币持续小幅升值预期下，国内利率提高可能进一步造成热钱流入，货币当局只好运用更多的数量型工具，如信贷规模控制，来应对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⑤这会扭曲资本配置中的价格调节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向旧金融体制的回归，进一步限制了中小企业，尤其是效益比较好、具有相当竞争力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机会，此乃伤本（竞争力之本）之策。因此，升值一减税政策组合为货币政策价格调控工具赢得的自由度具有特殊的经济竞争力含义。
四、升值抑通胀的渠道
本文将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货膨胀的渠道归纳为三个，分别是商品渠道、货币渠道和预期渠道。商品渠道又可分解为两个子渠道：进口商品渠道和出口商品渠道。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直接导致以美元标价的进口品国内价格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际能源、资源、原材料以及其他进口消费品的国内价格下降可直接降低所谓的“输入性通胀”。另一方面，国内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可能因人民币升值而降低，尤其是缺乏国际定价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人民币升值可能直接冲击其海外市场需求，部分出口商品转向国内市场，形成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从而降低这一类商品的均衡市场价格，这可能是当前消费价格指数中衣着等商品价格不升反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民币升值到通货膨胀的货币渠道会因升值方式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效应。在渐进升值模式下，升值预期不仅不会被升值本身削弱，反而被升值过程本身所加强，此时国际投机资本通过贸易、直接投资以及其他隐蔽渠道突破资本项目流动性管制流入国内，形成输入性流动性，而这些风险偏好型资本不仅通过汇率升值获取收益，而且利用货币升值的逻辑推高东道国资产价格，获取超额利润。投机资本获取利润无可非议，重要的是投机资本这头“领头羊”唤醒了国内“栖息”的货币，使之“飞翔”起来，沉淀的储蓄大规模向资产市场转移，多年来货币超经济发行而无通胀之谜一下子变成了资产泡沫或流动性泛滥之谜，这为通货膨胀提供了货币条件（我们认为货币只是通胀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相反，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具有迥然不同的效应。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一次性升值并非是说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到位，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20%、30%还是40%的升值幅度是合理的；这里的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类似于一种“蛙跳”式升值，即汇率每“跳”一次，要足够消除当下的升值预期，随后在一定时间内钉住，当新的预期形成的时候，再“跳”一次，再钉住，直至寻找到合适的机会，实现汇率浮动。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升值预期的管理过程，而预期则起因于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足以消除当下升值预期的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可能会使部分投机资金回流出去，部分资金留在国内寻求新的投资机会，⑥另一方面，由于升值预期在中短期内被消除，新的输入性流动性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货币条件得以部分地控制。
货币渠道中已经涉及预期因素，那里的预期指的是国际投机资本的汇率升值预期；这里所指的预期渠道与之不同，指的是国内实体经济中经济主体的汇率升值预期，这种预期会影响工资决定和产品定价。本文第三部分提到，实际汇率升值要么通过名义汇率升值来实现，要么通过国内通胀来实现，当出于某种目的（如保护国内产业价格竞争力、社会成本内部化等）而压低名义汇率升值幅度或抑制名义汇率升值速度的时候，货币当局的通胀容忍度提高，即倾向于通过保护环境、提高劳工福利水平等非货币政策手段来实现实际汇率升值。因为在政府看来，直接使名义汇率大幅升值将面临来自产业界（尤其是出口部门）的政治压力，而通胀导向的经济政策虽然最终也面临产业界（资本所有者）的政治压力，但同时也得到劳动所有者的政治支持。一旦劳动所有者预期到政府的政策均衡，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就可能开始，并循环加强。应该说，小幅渐进升值正好与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相匹配。相反，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会大大削弱以上政治经济预期，起到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作用。这在工会力量相对较弱而政府决策力较强的经济体中效果更明显。
五、减税具有通胀效应吗?
税收的增减意味着国民收入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分配。总体上看，如果没有货币条件的配合，税收在两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不会产生太大的通货膨胀效应，尽管两大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结构性优化可能导致经济扩张。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汇率和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较税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更为直接，更为紧密。因此，在维持和增强一国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前提下，用税率政策换汇率和利率政策以应对通货膨胀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如果通货膨胀是输入型的，则升值本身以及升值——减税政策组合换取的利率上升空间都具有抑制通货膨胀的效应，此时即使减税具有一定的膨胀效应，整个政策组合的净效应仍然可以是抑制通胀的；如果通胀是升值预期自致型的，则减税换取的升值能够在尽量保持产业竞争力的前提下消除这种预期，控制通货膨胀发生的货币条件和政治经济预期；但如果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封闭经济条件下国内投资冲动引发的，那么减税的通胀效应就可能比较大。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判断，前两种情形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减税——升值——加息政策组合能够更好地权衡经济竞争力塑造和通货膨胀治理。当然，为达此目标，税率——汇率——利率这三者之间的最优数量关系值得进一步关注。
六、减税的限度
前面的分析表明，升值——减税政策组合能够在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稳增长的前提下实现结构性调整，同时这一政策组合能够增强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自主性。但减税对升值的对冲到底能达到何种程度还取决于减税的可行集。一般情况下，减税很难像货币政策或财政支出政策一样作为经常性的微调手段，因为税收政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政策的改变往往需要一个相对复杂的立法程序，最为重要的是税收政策改变的出发点往往是国内经济的基本面和财政收支状况，而不是本文所说的与汇率升值的幅度和方式相搭配。但如果税收政策改变的内在需求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内在需求正好耦合，那么，无论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如何，政策运作的实际效果更加值得关注。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税收收入持续超经济增长，不论导致税收高速增长的原因何在，国民财富过快向政府集中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⑦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近5万亿（不含关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比上年增收11806亿元，增幅高达31.4%（国家税务总局）。这预示着减税政策已经具有较强的财力基础。但税率的降低并不必然带来税收收入的减少，著名的“拉弗尔”曲线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拉弗尔”曲线表明，税率与税收呈倒U型关系，如果税率落在了“拉弗尔”曲线的右半边，那么税率的降低反而会带来税收收入的增长，因为过高的税率抑制了经济增长，抑制了税基的扩大，而税率降低则带来了经济的更强劲增长，税基扩大的好处足以抵消并超过税率下降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当然，理论上也存在另外的可能性，如果当前的税率落在了“拉弗尔”曲线的左半边，即税率低于最优水平，则税率下降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激励和税基扩大效应不及税率下降本身对税收收入的负面影响，税收总收入可能下降。现实中，政府总是倾向于收入最大化，在信息不对称和征管手段有限的情况下，名义税率的选择往往过高，而随着征管效率的提高，实际税率就会落在“拉弗尔”曲线的右半边。
以上对减税限度的评估实质上仍然是静态的。如果考虑到前文所述的升值—减税政策组合所产生的结构优化效应，随着资源在产业部门间和产业部门内的再配置，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外需与内需的平衡发展，以及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长期内税收增长的基础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大大增强了；只不过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背离趋势可能会缩小，税收增长的动态路径可能由一条陡峭的曲线转变为一条具有持续增长预期的平滑曲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升值——减税政策组合是用当期的税收“购买”当期的较大幅度汇率升值，换取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通胀治理工具，同时实现了国家税收收入增长的跨期平滑化。
从2008年1月1日起，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已经开始实施，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从33%下调到25%。外资企业则在宽限期内逐步上调到25%。虽然新税法对不同性质的企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差别，但总体上这是一项减税措施。如果酝酿已久的增值税改革也能够在近期由局部试点的利益泥潭中走出，⑧那么两项减税措施效果相叠加，则为一次性较大幅度汇率升值创造了条件。当然，本文所说的减税与个别税种的开征并不矛盾，如物业税、资源税、环境税的开征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削弱了以上论证的逻辑，而是补充了、甚至增强了升值—减税政策逻辑。
七、结论
1.人民币汇率升值不应该以减少顺差，追求外部平衡为直接目的，而应在尊重现有国际分工格局和维持经济总量平稳增长的前提下，以增强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获取更多的国际定价权为直接目的。⑨升值—减税的政策组合一方面实现了总量经济稳定下的升值压力释放，另一方面推动了产业间和产业内的结构性调整，引导了资源优化配置，强化了市场的优胜劣汰，并为具有潜在创新能力的企业创造了有利于展开“创新竞赛”的市场环境，这是一种市场增强型的政策组合。
2.升值－减税政策组合不仅规避了对实体经济的较大冲击，而且获取了更大的汇率政策弹性，缓解了汇率与利率政策之间的矛盾，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以增强。
3.减税是有限度的，而且不是经常性的，当前的财政收入增长格局和税制改革的内在需要提供了减税的必要条件。政策当局应该抓住机会，及时推出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与减税政策组合，从而减缓甚至消除升值预期，为下一步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好的金融环境。
4.理论上升值与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也能起到维持总量经济平稳增长的目的，但其作用机制不同于减税。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将更多的资源支配权和使用选择权交给政府，由政府理性来完成结构调整；而减税政策将更多的资源配置权交给了企业和市场，利用市场机制完成结构调整。因此，我们认为，升值－减税政策组合优于升值－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组合，在减税的同时控制财政支出规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应是更为合理的政策选择。
5.动态地看，升值－减税政策组合是用当期的税收“购买”当期的较大幅度汇率升值，换取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通胀治理工具，增强中国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同时实现了国家税收收入增长的跨期平滑化。
6.“三率”（税率－汇率－利率）齐动以应对本币升值预期。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逻辑虽然产生于中国特定的开放宏观经济形势，但对任一面临升值压力的经济体如何调整汇率、管理预期，抑制升值预期，自致型通胀具有一般性的借鉴意义。本文提出的“三率”齐动仍然仅仅停留在理论逻辑层面，既定调控目标下税率－汇率－利率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则是一个系统和复杂的工程，也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注释：
①施建淮：《人民币升值是紧缩性的吗?》，《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②当存在资本市场或其他资产市场的时候，贸易部门过剩资源是直接流向生产性非贸易部门，还是流向资本或资产市场，这个问题值得关注。资本或资产市场的完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有待验证的命题：如果资本或资产市场是完全的，那么资源的流动无论是通过产业资本直接投资的方式跨部门流动，还是通过资本或资产市场发生跨部门流动，两者是完全等效的。
③可参考Kamien，Morton I；Schwartz，Nancy L.，Market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A Surve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Mar.75，Vol.13，Issue 1，pp.1—37.或者Aghion，Philippe；Bloom，Nick；Blundell，Richard；Griffith，Rachel；Howitt，Peter，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May 2005，Vol.120，Issue 2，pp.701—728．
④姜波克(2006，2007)指出了一国的真正强大是在汇率升值过程中实现的，汇率升值有利于经济从外延型增长模式向内涵型增长模式转变，但他没有考虑到汇率升值—市场结构变动—内生创新能力形成，这样一条逻辑主线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
⑤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是多种的，并且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也会发生改变，世界金融动荡使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明朗，这在某种意义上缓解了升值压力，为国内政策调整创造了更大的自主空间。
⑥在中国经济基本面尚好，而美国经济在低谷徘徊，甚至尚未见底的时候推出较大幅度一次性升值—减税政策组合，然后承诺钉住，此时相当一部分短期投资资金并不会立即撤离，而很可能基于中国经济相对于世界经济的良好表现，在国内寻求合理的投资机会。
⑦高培勇：《中国税收持续高速增长之谜》，《经济研究》2006年第12期。
⑧在地区间税收竞争的分析框架内，由于增值税的税基是可流动的，局部试点会产生外部性，从而增值税转型的实际效果是很难通过试点来评估的。从这个角度看，增值税转型完全没有必要搞试点。在既有的利益格局中，增值税试点的地区希望通过延长试点期而赢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⑨这样一种目标设定还可以在中长期内有效缓解由于升值预期实现而造成的国际资本流向逆转，因为只有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才能吸引并留住资本。国内资本市场和股权私募基金的健康发展暗示了这一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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