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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合法性：悠关执政地位的重要资源和执政基础
现代政党理论从“执政”的逻辑起点出发，揭示出一种必然的政治规定性，即任何政 党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必然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求自己执政的合理空间和基本资源，进 而维护自己的统治，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整合。其中，政治合法性被普遍认为是 悠关执政地位、实现有效执政的重要资源和条件，尤其是政治民主化、社会化的兴起以 及上世纪末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合法性问题倍受关注。政党的合法 性成为政治分析的一个关键术语，甚至是政党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政治“合法性”并不是指法学意义上的符合法律或法律原则，而是执政权力内部的权 力主体和客体的内在关系，即政治权力对社会进行政治统治或政治管理时何以得到社会 和民众认可的问题，是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现实中单维构建的合法性 是不存在的，它内在地导源于执政党与社会大众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二者相互影响，相 互制约。一方面，政治权力主体为强化自身的政治统治或政治管理地位而运用法律、意 识形态或道德伦理为自身作种种论证；另一方面，社会和民众对政治权力持有一种认可 和忠诚的态度。正是二者间的矛盾变化使合法性呈现出创建、调整、维护和巩固的动态 发展过程。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探讨。(注：王辉森：《政治合法性 问题的系统分析初探》，《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笔者认为，合法性问题涉及 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构成、维护、政治主体与客体之间价值、信仰、利益等多层次的互动 关系，这种特定的认同、支持和忠诚构成了执政党实行有效执政的根本性要素，但不是 一成不变的。因此，政治合法性既是执政党自身必须拥有的“资源”，更是有效执政的 基础。
特定政治生活需要某种合法的支持和证明，这是社会的一个通则。现代政治学认为， 政党获取政治权力从而进入政治支配地位的途径不外乎两类，一是经过长期领导民族革 命和武装斗争取得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并在这一过程中树立了权威成为拥有政治权 力的执政党；另一类是在民主制度下，政党通过赢得竞选获得政治权力。政治权力要想 持久并被人们自愿服从和认可，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并不断加以维护。政治合法性基 础一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意识形态基础。在人类政治史上，政权的危机无不与其合法性基础的丧失密切 相关，社会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对执政党而言，价值理念的 实现不仅取决于制度上的合理性，还在更深层次上依赖于人民内心的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社会或团体成员对周围环境世界及其自身存在的一套感觉、认知 和信仰体系，它反映了一个社会或团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注：马宝成：《试论 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东方论坛》2002年第2期。)具有鼓励和激励、解 释和辩护、批判和监督的功能，涵盖了人们的认知、传统、价值观、宗教、信仰甚至于 民族主义、领袖魅力等理念方面多重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 意识形态都有被大众所认可的价值理念，因而也具有同化大众意识的凝聚力，使社会在 统一理想、目标和方向中迈进。与此同时，政治权力也在其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的阐述和 解释中获得合法性，被社会公众承认和接受，进而确立其存在的合法性。
其次是制度与规则基础。现代理性统治观认为，一种统治只有至少满足两个条件才可 以说是合法的，一是必须从正面建立规范秩序；二是人们必须相信规范秩序的正当性。 制度规范的核心是指执政权力的获得和运作必须遵循符合社会价值观念的法律和制度等 规则，是政权的程序合法性和运作合法性。上升为法的制度与规范是公众价值观念符号 化的产物，它在公众普遍同意的基础上设定了程序化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准则，从而 可以在稳定的制度框架内实现合法化。现代执政权力是一种受规则约束的政治权力，主 要表现为：一是政治权力主体的产生方式与选举制度相联；二是政治权力的运作是严格 受到宪法和相关法律约束的。在许多国家，正是“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由通过自 由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制定法规，通过自由选举产生政府的体制，因而它才在价值尺度 上被视为‘正统’”。(注：[日]山口定：《政治体制》，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 1年，第217页。)在习俗、宗教、领袖魅力等传统合法性衰落中，这种理性原则正逐步 成为现代执政合法性的主要基础。
第三是政绩实效或称有效性基础。这是指执政党对社会进行政治管理或政治统治的实 际作为和实际业绩，即政治权力的效率。在一个政治系统中有效性一再丧失或长期丧失 ，则会危及系统的稳定性，但有效性不一定就能带来政治稳定，它必须以合法性为前提 。当然也不排除长期保持效率的政治制度可以得到合法性。实践证明，以经济发展为标 志的执政绩效能给执政党带来特定支持，特别是意识形态魅力缺失，而法理合法性资源 也不足的情况下，政绩的获得对执政党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执政党一般都会去 谋求社会经济发展，以此来提高普通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增加自身统治的政治 合法性，从而延长其统治。但是，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扩张与紧缩交替，高峰与低谷 相应，经济增长不可能总是保持令人满意的高速增长。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一度 因经济增长率下降、教育水平降低、社会秩序失范和政府平等分配政策效果暗淡等政绩 有效性的相对亏空而导致合法性危机。为此美国政府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采取 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以提高有效性的方式来消除政治合法性所面临的危机。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的价值判断，是公民对治权的认可、忠诚和服从，是执政党潜在的 政治资源和执政基础。执政党只有实现“合利益性”、“合道德性”、“合法律性”的 统一，实现现实绩效和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感性 到理性的转变，才能有效保持执政体系的合法性并巩固政权。正所谓“任何一种政治系 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 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注：[德]哈贝马 斯：《现代国家中的合法性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4页。)
二、系统复杂性：执政资源的应然与实然
执政资源作为执政党维系或变革特定社会政治体系和政治秩序的凭借或依据，是组成 复杂的庞大体系。执政资源可以定义为执政党完成执政使命可资利用的国际、国内、政 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传媒、人才、环境等多方面资源的总和。执政党有效承 担其执政使命，就要最大程度上汇聚、整合、维护和扩充执政资源。在一定的政治体系 和社会生态环境中，各资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态体系。从系 统论的观点看，这个体系构成了系统，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特征。
首先是整体性与层次性。基于以上分析，执政资源是执政党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完 成执政使命可资利用的各方面资源的总和。横向的结构组成上，执政资源囊括了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方面要素，各要素相互影响，协同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 系；就资源的每一个要素而言，本身又是相对独立、纵横交错、复杂有序的体系。从各 资源的实然属性分析，可分为物质性、制度性、思想性资源三个层面；从执政的视角看 ，资源可区分为权力资源、组织资源、群众资源、意识形态资源等。从执政的纵向历史 发展看，各要素又有着历史积累和随时间延续而变迁的特征，因而又可分为历史资源和 现实资源。从地域上看，执政资源不仅存在于国内环境之中，而且也存于国际政治社会 环境中。总之，执政资源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各要素可以表现为单项，也可以组合优化 。政党在整合过程中要注意它的整体性和层次性。
其次是可开发性和整合的复杂性。执政资源本身始终存在着犹如地下的石油、矿藏一 样的潜在可开发性。在变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有效开发和利用资源的新因素，可以激 发执政新活力和新动力，从而拓展执政空间。新生的社会资源(如职业律师)、政治资源 新的生长点(如政治体系中的体制资源、规范资源、功能资源等)将是执政党整合和开发 资源的新途径。苏联共产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日本自民党、中国国民 党等相继丧失执政地位，尽管各国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运作各有不同，但忽视执政资源 的开发，造成资源枯竭、流失是其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源之一。现代国家政党、国家、社 会、民众、市场以及所有行为主体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使 政党的资源整合难度加大。如政党执政权力系统的整合与维护，不仅需要从意识形态方 面建立一种广泛的认同，而且还需构建一整套的制度规范体系，并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 展现出实际的有效性；又如，资源的不平衡性(注：杨龙：《我国政治资源的不平衡分 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造成执政党推出的制度与政策等不能 完全符合或适应社会的需要，统一制定的制度、政策，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往往是制度 滞后、政策供不应求，而在经济文化落后地区一般是制度超前、政策供过于求。再如， 政党是有阶级性的，一切执政资源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该阶级的。然而执政党要赢得政权 和巩固政权，它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不能仅仅局限于本阶级，而必须以整个社会力量为基 础，必须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体现别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方能实现执政的 有序、稳定、协调。
第三是动态性和环境适应性。执政资源的动态性表现为各要素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 变化发展，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动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社会阶层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呈 现出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等级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注：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页。)整合和 优化资源要素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是执政党能够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随着 知识经济的兴起，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纳入到全球 化的框架之中，形成了一个共振网络，社会问题具有了国际化的特征，“共时性”代替 “历时性”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首要特征。执政的合法性、有效性已不再能简单地从本国 历史的纵向比较中获得令人信服的认同，面对新的时代条件，执政党必须不断整合传统 资源，开发新的资源，有效发挥执政优势，这是执政资源动态性和环境适应性的内在要 求。执政资源既是历史的，又是现时代的。执政党对资源的有效整合，能使单薄的资源 变为坚实雄厚，反之，则可能逐渐丧失原来雄厚的资源。
第四是无组织力量生长与政治惰性。“无组织力量”是指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 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起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结构的那种力 量，它是社会稳定结构瓦解的内部动因，源于社会调节的积累效应和调节器盲区扩大的 结果。(注：高民政等：《政党发展危机的表现及其启示》，《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 ，第76页。)政党虽然是一种特殊的组织，但作为社会“组织”，当然也就存在一般组 织发展的特点，具有社会组织兴衰的共同规律。无组织力量增生会腐蚀政党的机体，破 坏政党的整体内聚力，明显的现象就是派别林立，政党分裂。苏共由于在控制国家政治 、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政党意识形态的淡化以及政党功能与竞争能力的退减，为政党无 组织力量增生创造了条件。在现代社会，政党政治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社会化、政治民主 化、政治参与扩大化的进程，同时也对政党的自身治理与治国能力提出严峻挑战。研究 表明，政党在参与政治、影响甚至控制社会和政府的过程中，由于政党无组织力量的生 长、政党组织结构的老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僵化等因素，执政党的治国理政能力会随着时 间的延长而递减。国内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为政治惰性。(注：赵晓呼：《政党论》，天 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2页。)苏共组织资源的异化和最终丧失执政地位便 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例证。
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资源整合的价值取向
进入21世纪，各国政党纷纷重视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和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对政党 活动的影响。当前，中国虽然不存在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但随着党执政历史方位的 位移、社会的转型以及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冲击，人民对执政 党的要求必然随之而变，党时刻都要接受时代的挑战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既要研 究和借鉴世界大党发展兴盛、衰落的经验教训，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更新治国理念 ，探索现代治党方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执政理念， 是人民利益价值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统一，是党维护政治合法性、实现领导核心作用的 出发点和归宿。
首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从人民利益价值取向上强化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 基础。中国的文化特性以及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在根本上需要意识形态 的支撑。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正面临挑战：中国现实社 会与“经典社会主义”文明的巨大差距；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先天不足”；以经 济繁荣为表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针锋相对；社会 思潮和利益的多元化使昔日意识形态所积累起来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和传统的价值追求出 现分化，社会成员在心理上对社会主义应有的公平正义价值观念产生怀疑；传统社会主 义理论在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大量新情况和新问题时遭遇困惑等等。种种迹象表明，非主 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正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一致性，甚至影响党的执政合 法性。因此，立党为公，坚持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 于不败之地的首要前提，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社会领导核心的合法性基础。
其次，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价值取向上建构 和维护党的权威形象。在社会主义国家，整个国家和社会是围绕着执政党这个核心确立 和发展起来的。党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而且也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党要实现有 效地主导社会发展方向，关键在于党能否时刻保持其自身的先进性和代表性，能否具有 对国家和整个社会强大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整合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党面对国内外的复 杂形势，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 ，同时也存在着潜在威胁。为实现党的有效领导和执政，使党的建设与中国社会发展的 时代特点和历史趋势相结合，关键是提高执政能力，在发展经济增强政绩基础的同时， 整合社会利益，提高社会公平度，努力实践“执政为民”。具体来说，就是按照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增强执政权威。
第三，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从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方式的价值取向完善 制度基础。党执政的本质内涵是党通过国家政权领导、组织和管理社会，实现党对国家 和社会的领导。党通过国家政权实现党的意志的合法性基础，一是党依照宪法和法律进 入国家政权，实现在国家政权制度框架内的全面执政；二是党依法运作国家政权，严格 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在自主性 不断增强的发展中获得了与国家抗衡的地位和力量。社会越发展，国家政权对社会的组 织和管理越发需要制度和法律的合理性支撑。因此，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 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提 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执政为民的本 质要求，是扩充党的执政资源的基本途径。
第四，开发、整合社会资源，从拓展党的政治基础的取向上构建执政的有效性。中国 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角色是双重的：一是领导，二是执政。党的领导具体体现为两大方 面：一是党对国家的领导，即党执掌国家政权；二是党对社会的领导，即党代表人民， 团结人民，从而领导人民。在政治学的意义上，党对社会的领导，就是党整合社会的问 题，实现对社会各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首先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次，坚持以人为本、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第三，坚持发展基层民主，完善整合社会的有效机制。第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 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