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有何警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何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正在呼啸前行的经济全球化，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显然需要行动，但首先需要“知己知彼”，就是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要求与我国的相关实际联系起来，解读其蕴含的各种警示，提出我们旨在趋利避害的应对思路和措施。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直接流动和配置
由于我国面向全球发展的意识薄弱，企业跨国投资总体上刚刚起步，因而受益机制还不完备。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既非市场化或产业结构高级化，也非全盘西化，而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直接流动和配置。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这是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史上一个真正开创新阶段的重大转折。经济学以揭示财富和生产财富的能力尽快增长的途径和方法为己任，其出发点，是所谓的“资源的稀缺性”，即相对于可以无限增长的机器生产能力来说，任何时点的资源供给都是有限的、不足的；这时，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实现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即追求“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达成有限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条件，是保证“资源的流动性”；最后，资源的流动性取决于“经济的开放性”。以这一组经济学的基本规则来透视，经济全球化将以往主要限于国别范围之内的资源流动和配置模式，拓展为以跨国流动和配置为主的新模式，将极大地增加资源的流动性，提高其配置的有效性。因此，如果撇开各种负面影响不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进步作用，主要就体现在这里。各国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主要也就在这里。但是，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者，一国究竟能够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多少，取决于它对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直接流动和配置的准备状况如何，只有那些在体制和机制上适应的国家，才能够真正受益。否则，只能受损。
依此反观我国，情况不容乐观。即使在对外开放程序空前提高的今天，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仍然是典型的内向模式，即以资源在国内流动和配置为主的模式。对外贸易的大发展，恰恰强化了以产品的国际交换替代资源的跨国流动和配置；利用外资，实际是以国内配置为基础的境外资源的单向流入，况且这种流动的主导权并不在我们手中。这种情况反映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国经济始终立足于内向发展的思维方式，在强调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时候，也没有在全球资源一体化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意识支配下，去引导和实施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发展。迄今我国并无鼓励和保护我国企业主动到境外去发展的“海外投资法”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政策措施和体制关系等层面上，尚未形成有利于企业同时在国内和国外发展的运作机制。因此，利用我国加入WTO的契机，从体制和机制上加速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制度创新，是我们尽快形成经济全球化受益机制的主要途径。
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市场的全球化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特别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运作艰难，因而要想在全球竞争中居于主动并非易事。
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直接流动和配置，依赖于全球统一的市场机制、市场规则和市场空间，也就是市场的全球化。70年代末期以来，发达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里根革命”、“撒切尔夫人主义”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变革，发展中国家旨在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战略调整，社会主义国家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合成了席卷全球的市场化（或市场深化）浪潮；在此基础上，通过以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自由化，市场的全球化取得了迅猛进展。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趁势走上了全球经营和发展的道路。市场竞争表现为真正的全球竞争。到今天，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市场经济体制隐然成形：传统的国别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市场、企业和政府三要素，已逐步演变为全球市场、跨国公司和一系列超国家权利主体（比如WTO、欧盟执委会等等）。在此客观趋势之下，只有那些环境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和地区，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即便从贸易和投资环境的角度看，也只有那些国别经济体制与市场全球化相合的国家和地区，才能最有效地实现资源的跨国流动和配置并从中受益。
经济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是新技术革命
由于我国技术创新机制滞后，尤其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落后，因而利用“新经济”好处的能力亟待加强。
经济全球化展开于80年代绝非偶然，几乎同期兴起的新的技术革命为它提供了所需的根本动力。分别以蒸汽、电力和核能动力革命为标志的前三次技术革命，实现了人类肢体即体力的延伸，新技术革命则以信息革命为标志，实现了人类头脑即智力的延伸，从而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促使社会生产由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向智能化发展。卫星通讯、互联网等骨干信息技术，本质上要求摆脱地域和国界的限制而形成全球网络，把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空前紧密地连结为一个整体；信息化引致“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出现，作为关键资源的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和流动要求以全球为其空间；智能化创造出新的分工，推动不同技术层次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凡此种种影响，都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直接流动和配置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在此过程中，开发高新技术的能力与发展“新经济”的能力成正比。“新经济”作为知识经济的雏形，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其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以能够开展全球化生产经营为其重要特征。没有传统产业的向外转移，没有从全球聚合并利用所需资源，没有全球市场对新的产出的吸纳，总之，没有经济全球化就不会有“新经济”。在这个意义上，要利用“新经济”的好处，就必须在新技术革命的全球竞争中有自己的作为和地位。
我国力求在高新技术的全球发展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还很有限，尤其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方面明显落后。我国国产电脑至今仍然“奔腾着一颗洋人的‘芯’”，用户超过1.2亿个的全球首屈一指的移动通信市场基本上为外国品牌的手机所垄断，汽车工业基本不具备自主设计开发能力，机械工业制造技术比国外落后15-20年，医药工业生产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仅占3%。目前我国企业用以开发新产品的技术75%以上来自国外，模仿的本领远大于创新的本领。技术创新能力弱，驾驭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就弱，利用“新经济”好处的能力自然也弱。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根本性的危险，包括国际政治和军事斗争能力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国际竞争力，都维系于此。因此，我们除了强化科技意识，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大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加速培育技术创新机制之外，别无良策。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生产全球化
由于我国几乎没有“全球性生产经营网络”，企业一般都还没有全球发展战略，因而缺乏从全球汲取能量支持发展的能力，这可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经济全球化诸方面内容中，生产全球化居于核心地位，生产不仅决定流通，而且从根本上决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向和力度。目前至少有7500万境外员工在为外国跨国公司工作。随着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境外生产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出口贸易。80年代初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与世界出口的比值为1.1，90年代初上升为1.2；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早已超过当年的国际贸易额。更为重要的是，境外生产已深刻地改变了企业通行的行为准则：从以往国内生产、国外销售，发展到国外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进而追求全球生产、全球销售。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全球销售体系，是一个分工协作、统一运作的严密网络，目前几乎每一个大的跨国公司，每一个知名品牌的产品，都有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经营网络。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全球销售模式，与企业传统的国内生产、国际销售模式相比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即企业已经不再受国界的局限，真正能够面向全球消费者，捕捉全球市场机会，利用全球资源，获得全球发展空间。这种模式实现了境外投资场所、市场和资源利用的“三位一体”，并往往针对东道国的不同情况穿上了色彩各异的“本土化”服装，使跨国公司具备了从全球各个角落汲取发展能量的能力。这实际是受惠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机制。
我国企业基本上还停留在国内生产、国内销售和国内生产、国际销售的传统状态之中，其间的国际视野，至多是国际市场。这表明，我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还没有真正的世界眼光，也缺乏宝贵的全球思维。生产替代贸易，其真切的含义是市场重要性的相对下降和从全球汲取资源、机会等发展能量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囿于国内的生产自然不会有全球性生产经营网络和相应的全球发展战略，也就没有从全球各个角落汲取发展能量的基本构造和能力。这是我国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最为突出之处，它可能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还在于深化企业改革，推动企业走出去。
生产全球化实现的主渠道是国际直接投资
由于我国利用的外资主要是生产性资本，技术含量和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因而产业优化升级的难度不小。
生产全球化主要通过企业的对外投资来实现。自1982年世界债务危机以来，国际直接投资获得了迅猛发展，50年代其年均增长率为4.3%，60年代为5.3%，70年代因严重的世界经济不景气而出现了下降，只有1%强，但在1983-1997年间竟达到了16.7%，2000年一年的直接投资额，就超过了1.3万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带动了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国际分工、产业转移、全球经营等等的大发展。其中产业和经营业务的“大洗牌”尤为突出。跨国公司按照产品附加值或利润的高低，对其产业和经营业务重新加以取舍和定位。舍弃兼业和次要产业，腾出资源和力量巩固主业，同时在研究、生产和营销三部分业务中，普遍采取“舍中间、保两头”的策略，即把各种各样的生产业务转让出去。由此汇集成了波澜壮阔的国与国之间的产业大转移，发展起了多种形式的“业务外包”，产生了“隐形工厂”、供应链管理等等。发展中国家从中得到了好处，但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一方面，我们获得了大量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和有关产业技术的大好时机，加速了我国产业的成长和经济的发展，中国成了新的“世界工厂”，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我们所受让的，主要是别人不愿再承担的产业和业务，在资本性质上主要是生产性资本，从长期竞争的角度看，这对我国产业的优化升级造成了明显的障碍。外商把这部分资本转移出来，并不担心“飞镖效应”，因为它们或者仍然控制着关键技术，或者已经有了更新的技术；它们仅仅是把生产业务转移出来，仍然控制着研究和营销；它们转移生产业务，是为了实现“产地销”以占领当地的市场，或利用当地价廉质优的生产要素，以增强其竞争力；它们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增加积累、壮大力量，腾出资源和空间，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实现自己产业的升级换代。在这一过程中，它们牢牢地掌握着主动权。相反，我们是被动地卷入了全球产业分工，获得的技术总体上并非先进，我们的资源在此过程中被大量占用，我们从中获得的利润微薄，还要不断地花钱去购买新的技术，自我积累能力弱，缺乏独立的市场空间，如此等等，都会对我国产业的优化升级造成困难。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决不能陶醉在所谓的世界工厂的假象中，我们的出口中有将近一半是加工贸易产品，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与当年英国的世界工厂不是一回事情。我们要有强烈的隐患意识，在继续吸收和利用生产性资本的同时，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酌情果断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积极吸收服务、研究和营销等方面的资本，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同时大力推进我们自己的产业技术创新，拓展发展空间。
生产全球化的直接基础在于国际分工的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产业还没有建立在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之上，企业普遍缺乏明确的核心业务和核心竞争力，因而必须避免陷入“低附加值陷阱”。
在生产全球化的框架范围内，国际直接投资是严格依照国际分工的原则进行的，国际分工是生产全球化的基础。传统的国际分工是产业层次上的分工，典型形式就是诸如“工业欧美—农业亚非拉”之类的垂直分工；二次大战以后出现了部门和行业层次上的所谓水平分工，有关国家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重点发展一些部门和行业的生产来参与国际交换；现在的国际分工，已经深入到产品和企业层次上，形成了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它是一种全新的国际分工。企业通过跨国投资，在境外组建各种各样的分支机构，来负担不同环节的生产任务，把分布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分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分工的显著特征，是产品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产品零部件之间的分工。它使生产过程的“大而全”、“小而全”成为发展的累赘，过程优势让位于环节优势。
我国企业在这方面差距明显，关键是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缺乏主动权。我们的许多企业实际上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从事着别人分配的任务，即便那些自主安排生产经营的企业，其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也往往处在由别人确定角色的地位。因此，我国企业普遍缺乏所有权优势，没有自主设定的核心业务和核心竞争力，利用全球分工与协作以加速发展的能力尚未形成。我们面临着陷入“低附加值陷阱”的巨大危险：我们有可能始终处在国际分工的较低层次，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的业务，沉沦于“高附加值欧美—低附加值亚非拉”的陷阱而难以自拔。这是我们必须避免的情况。我们必须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十五”期间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引导企业着眼全球分工，利用技术进步，调整和优化自己的业务结构，突出专业化生产经营的优势，逐步形成自己面向全球分工的独具特色的核心业务和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联盟、虚拟联合体等多种形式的协作，增强竞争力。
生产全球化乃至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主体力量是跨国公司
我国企业基本上仍然是国别企业甚至国内的区域性企业，而且产业组织普遍存在“散而弱”或者“大而不强”的严重不足，因而要在尽快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上下大功夫。
无论国际分工、国际直接投资还是生产全球化乃至经济全球化，都离不开跨国公司这个最重要的主体力量。跨国公司的力量正处在空前的鼎盛时期，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无处不在，以致有人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实质上是跨国公司经济。跨国公司与国别企业的最根本区别，不在于其是否有境外投资，而是有没有一个成熟的世界眼光、全球思维即全球发展战略。跨国公司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特殊构造：在全球吸纳和利用一切最有利的因素，包括资源、市场、分工和机遇。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精灵”。其对一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加速发展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影响。在国际分工空前发达的今天，一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总是归结为若干个产业的竞争力，而产业的竞争力实际总是归结为若干个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强，产业就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就强。许多中小国家之所以具有世界级竞争力，就是因为它们拥有一些世界级的大公司。目前，跨国公司正在通过前所未有的企业购并壮大自己的力量，以进一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形势。
如前所述，我国企业基本上还都是典型的国别企业，甚至是离开某种支持就难以在全国市场展开竞争的区域性企业，因而存在着许多弱点。其中，产业组织的不合理是一个突出的方面。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之所以弱，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我国企业“散而弱”或者“大而不强”。因此，我们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是要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下大力气推动企业的联合与重组，优化我国产业组织，结合企业改革和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组建和发展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什么时候我们拥有了一批世界级的跨国公司，中华民族什么时候就能够在经济上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游刃有余。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聚合和利用全球资源
由于我国自有资源短缺，而开发和利用全球资源的意识和机制尚未确立，因而资源短缺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强约束。
资源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直接流动和配置，意味着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以资源全球化为其前提条件。资源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到处为民族国家的疆界所分割和约束，“全球资源观”即各国参与全球资源分配与共享的观念应运而生。资源的垄断越来越失去其经济意义。在全球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风险勘探、合作开发、租赁、采矿权转让、直接投资和贸易等途径，资源的分配、经营、使用、受益诸权利已经可以同所有权高度分离，而为全球有能力者所共享。现在的国际直接投资，相当程度上就是为了占有和利用本国所稀缺或根本没有的资源。资源禀赋理论的重要性相形失色。全球生产经营者越来越不受资源禀赋差异的限制，可以把业务自由地分布到全球各个所需的地方。另一方面，利用经济全球化获取并垄断资源各项权利的企图，也在全球竞争加剧的刺激下得到了强化，一些捷足先登的跨国公司加快了获取和垄断战略性资源的步伐，例如，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在竭力排挤对手，争取垄断号称“第二个海湾”的里海和中亚的油气资源。
我国地大物博，资源总体上也是丰富的，但我国有12亿多人口，平均占有水平低，有的资源储量有限或者开发难度大，加上现阶段技术发展和管理水平较低等原因造成的能耗物耗过高，动态看我国资源短缺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加剧。在我国已探明的45种矿产资源中，到2010年能够自给的有21种，到2020年能够自给的仅有6种。我国石油供求形势日益严峻，后备储量不足，2000年进口原油已达7000万吨，对外依赖程度明显提高。但即便如此，我国根深蒂固的“本土资源观”仍然未被破除，许多企业情愿通过传统的贸易方式获取争需的资源，也不愿或不敢到境外去开采，缺少经济全球化时代应有的全球资源观。通过贸易方式获取资源，尽管在今后也会是一个通行的做法，但它与经济全球化时代寻求便捷、安全、高效的资源来源以支持全球生产经营的要求不符。这种做法潜伏着极大的风险：一旦全球战略资源基本为他人所垄断，没有我国的一席之地，我国自己的资源又难以为继，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就有可能受制于人，我们就会遭遇资源短缺的强约束。出路在于尽早建树全球资源观，积极参与全球资源分配，通过对外投资，培育开发和利用全球资源的有效机制。
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
由于我国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状况，因而当务之急是大力加强人才竞争能力。
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展开的经济全球化，凸显了人才的空前重要性。美国《商业周刊》在2000年推出的一本名为《21世纪的公司》的特辑，断言新世纪的经济是创造力经济，创造力是财富和成长的惟一源泉，人力资本是惟一的资产。从“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物本管理、“社会人”假设基础上的人本管理发展而来的第三代西方管理理论，以“能力人”假设为基础主张以人的能力为本的管理即能本管理，其出发点也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在于创新、因而人的智慧和创造能力决定一切。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求人才而非求资本为要务。有鉴于此，围绕经济全球化展开的一切竞争，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人才的竞争。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直接流动和配置，内含着人才在全球流动和配置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成熟。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导致了空前激烈的全球性人才争夺战。美国国会不久前通过的《加强21世纪美国竞争力法》，确定要为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科技人才而提供各种援助，今后3年每年从国外吸收19.5万名技术人员，为此设立专用的“HIB签证”制度。中国也已成为跨国公司“智力抢滩”的热土：摩托罗拉公司自1995年起已在中国设立18个研发中心，其中1999年成立的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的投资达到了2亿美元，爱立信积极跟进，1997年在上海成立了亚洲最大的爱立信软件开发中心，1998年诺基亚在北京成立了拥有500多名研究人员的中国研发中心，迄今为止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达到了30家之多。这些研发中心并非只是为了实现研发本土化，更重要的，是为了攫取中国宝贵的人力资本，这也是跨国公司的本性所使然。微软中国研究院并不讳言它要网罗中国顶尖的科学家，贝尔实验室基础科学研究院（中国）也要招徕100名科研精英，英特尔公司之所以要设立中国实验室，是因为其与对手在美国的人才竞争已经白热化，寄希望于中国，而该实验室的任务是提供面向全球市场的研究成果，支持公司的未来发展。
面对外国观念和手法都堪称一流的竞争，我国的人才大量流失，在有的地方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每年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都有1/4打点行装远走他国，清华、北大1/2的理工科毕业生“或早或晚都出去了”。尽管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是正常的现象，出国留学者中也会有一部分学成归来，但在别人强力竞争下人才过度流失以致“失血”，却不能不令我们警觉。中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竞争的全部希望，就在于自己有限的宝贵人才，切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培养人才，增强我们人才的能力和群体优势。
经济全球化的国别影响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作为
由于我国政府面临着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的诸多问题，对应经济全球化的谋划显得滞后，因而必须加强相关政策与对策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立体化进程，不仅限于经济基础方面的变化，同时也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转变。关于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相互关系的种种议论和担忧，折射出政府行为对一国究竟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到何种影响的重要性。一个国家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做到利益最大化，需要高度的政企合作：企业行为要合理化，政府行为也要合理化。政府行为合理化的主要内容是，对外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各种活动，积极影响各种国际规则的制定，保证本国的权利和义务相平衡，同时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有效的涉外政策，帮助和保护本国企业拓展全球经营；对内制定必要的法令法规、政策和对策，推动国内体制和机制与国际接轨，创造有利于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使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积极行动，力争通过内政外交的适时适度转变，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引导本国谋取最大利益。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稳定的一系列问题，牵扯了政府的主要精力，加上入世正在争取过程之中、企业对外投资总体上刚刚起步等一些客观因素，因而对经济全球化本身和应对之策的研究以及相应的部署，显得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上所述的一些问题就表明了这一点。坦率地说，我国软件业的落后，也与政府缺少应有作为有关：我国软件业起步并不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大致与印度同时，起始水平也差不多，但到2000年，印度软件出口达62亿美元，我国整个软件业的总产值还不到30亿美元，在世界公认中国有一流的软件开发人才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80年代中期以来，历届印度政府都把发展软件业置于优先地位，及时采取了种种优惠政策，而我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对软件业却长期不够重视，缺乏一贯的扶持政策，直到近两年，国务院才颁布了对软件出口实行零关税、软件企业增值税降至3%等系列优惠措施。因此，我国政府应尽快组织有关机构协同一致，开展对经济全球化和相应法律、政策和措施的深入研究，并使之制度化，确保政府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有及时合理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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