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名称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论文,教育学论文,学科论文,名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名称，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主张用“思想道德教育学”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学”；有人则反对这种代替，主张继续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本学科的名称。对这两种看法，笔者提出不同见解，主张本学科名称就叫“思想教育学”。拙文认为，“思想教育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教育的学问。思想观念，涵盖面极宽，其主要内容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等所涉的一些基本观念。“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从本质上说，都属于思想观念教育，因而它们都可以包含在“思想教育学”之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政治观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则是以道德观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两者关于教育的核心内容不同，而它们均为思想教育则是共同的。笔者还认为，若把“思想教育”作为本学科的名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于圈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对于区分本学科的层次性，对于构建本学科的范畴体系和课程体系等，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
现在的问题是：把“思想教育”作为本学科的名称，在理论上是否能成立呢？答案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思想教育”的社会价值及其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思想教育”这一概念，但是，在他们的大量论述中，实际上肯定了进行“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又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马克思在这里反复强调要用“理论”去“说服人”，要让“理论”“掌握群众”，其本旨在于强调“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因为只有通过“思想教育”，才能达到用“理论”去“说服人”、让“理论”“掌握群众”的目的。丢掉了“思想教育”，则这些都失去依托。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曾明确认为，“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可以“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这是不言而喻的。”（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4页）这里充分肯定思想观点的能动作用，意在说明向人们宣传、灌输正确的思想观点（即进行“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作了更为系统的论述。他曾明确主张用“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去对抗“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他说：“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也就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的企图作斗争。”（《怎么办？》载《列宁全集》第二版第6卷）而要完成用“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去战胜“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的任务，就必须进行有效的“思想教育”。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列宁强调“要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9卷），在这里，列宁把“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串联使用，为“思想教育”这一概念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逻辑基础。列宁还主张“教育群众”，他说：“我们要取得必须的一切，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排除的障碍，就应该重新教育群众；而要重新教育群众，又只有靠鼓动和宣传。”（同上）不难看出，列宁在这里强调通过“鼓动和宣传”来完成“重新教育群众”的任务，其本意在于肯定“思想教育”的作用。同这一思想相一致，列宁还提出了“灌输”的理论，他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怎么办？》载《列宁全集》第二版第6卷）毫无疑问，这里讲的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的灌输，指的正是“思想教育”工作。正由于列宁十分重视“思想教育”，所以，他曾提出组建思想教育专业队伍的设想，说：“现在我们要培养出一支新的教育大军，它应该同党和党的思想保持联系，贯彻党的精神，它应该把工人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他们……”十分明显，列宁在这里透露了组建思想教育专业队伍的主张。这都说明，他无比重视“思想教育”工作。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不但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教育”这一重要概念，而且从理论上对之作了许多深刻论述。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里不仅明确提出了“思想教育”这一重要概念，而且充分肯定了“思想教育”是完成党的“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这就赋予了“思想教育”以极高的社会价值。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思想教育”，是因为他看到了“思想”的巨大能动作用。1963年，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在这里，他把“思想”的能动作用讲得十分透彻。“思想”的能动作用既然如此巨大，则通过“思想教育”，让人民群众掌握“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就为“思想教育”的实行，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毛泽东之后，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也非常重视“思想教育”。1983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在这里，邓小平明确肯定“思想战线上的战士”“在思想教育方面”所肩负的重大责任。这就不仅指出了“思想教育”的必要性，而且赋予了“思想教育”工作者以崇高的历史使命。邓小平主张，在思想教育方面，不要“大搞群众运动”，要“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这一指示，对于我们探索思想教育方法，有重要启迪意义。
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关于“思想教育”方面也有许多重要论述。1989年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先进分子”要“经常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1994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加强理论教育、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下科学理论基础，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这就不仅肯定了思想教育的必要性，而且指明了思想教育的目的性。江泽民还特别重视对思想教育方法的设计，曾明确提出要“把思想教育同行为规范的培养结合起来”，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强调“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其总的精神，都是围绕思想教育的方法进行理论思考。
以上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思想教育所涉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他们不仅突出了思想教育的重要地位，而且揭示了思想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问题，这些都为“思想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以上我们从理论上说明了“思想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理性；下面，笔者从社会需要的角度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任何学科的设置，都是以社会需要为前提的。只有符合社会需要的学科，才有生命力，才能不断发展，经久不衰。而“思想教育学”，正好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思想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伴随人类文明进步而产生，并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得到发展。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思想教育”就成为统治阶级安邦治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如前所述，思想教育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从本质上说，它是教育者运用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促使教育对象接受某种思想观点或理论原则，并改变思想认识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织活动。这一活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总是要尽力培养本阶级的接班人，使之按照本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改造世界，安邦治国；与此同时，他们也总是要千方百计去驯服被统治阶级，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接受治理。为此，统治阶级就需要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法，向人们宣传、灌输自己的思想观点或理论原则，以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当政是这样，无产阶级当政也必然是这样。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综观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可知古代中国早已有了思想教育活动。只是，那时的人们还未创造出“思想教育”这一概念。他们用的是“传道”、“明德”、“劝贤”、“教化”以及“化民成俗”等词语。这些词语，在涵义上同“思想教育”这一概念是一致的。古代中国不但有了“思想教育”活动，而且形成了风格各异的从事思想教育的学术流派，其中儒、墨、道、法四大学派影响最大。它们分别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古代中国进行“思想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西方各民族也都有源远流长的思想教育史。从古希腊思想家德谟克里特提出“教育很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题，到中世纪奥古斯丁等向人们灌输基督教教义；从文艺复兴时期教育家们反对教会权威和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到近现代西方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竞相登台，无不是不同阶级进行思想教育的客观反映。
因此，无论是中国或外国，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相应的思想教育存在。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不同，思想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都有所不同罢了。
今天，中国已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少不了思想教育。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思想教育的任务显得更加艰巨、更加紧迫，这是因为：
第一，我国的社会存在，情况十分复杂。具体说来，就是存在五种“多样化”（即社会经济成份多样化、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利益关系多样化、分配方式多样化等）。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意识的复杂性。它使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去武装人们的头脑，使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一元化轨道上来，这就增加了思想教育的艰巨性、紧迫性。
第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间还不长，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确立的一些社会规范，到了今天多已过时；而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适应的一些新的社会规范，又还未完全建立起来。这就难免带来这样或那样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人在市场交易中得不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就丧失心理平衡，铤而走险，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发生，使人民内部矛盾在一些方面鲜明地凸现出来了。而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除了靠法制之外，更多的则要靠思想教育。这就赋予了思想教育重大的历史使命。
第三，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不断提高精神文化产品的品味，又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欣赏高品味精神文化。这就赋予了精神文明建设以十分艰巨的任务。它要求我们把思想教育的群众性同先进性结合起来，以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
以上几个方面，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国当前对思想教育的迫切需求，使“思想教育学”的确立和发展有了客观依据。因此，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把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改名为“思想教育学”，以认真探索思想教育的规律性，并运用思想教育去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励全社会的人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
（责任编辑注：该文作者上篇文章转载情况见本刊2003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