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国外资产积累和最优社会福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商主义论文,社会福利论文,最优论文,资产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不管是从经济实践方面来看，还是从经济理论方面来看，重商主义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重要经济思潮。从经济实践方面来看，重商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快速发展阶段：第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是从16世纪到18世纪末，这大约300年的时间是重商主义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重商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控制着西欧社会，并使欧洲出现了最早的发达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普鲁士德国、波兰、俄国、瑞典、法国、荷兰和英国等。可以说，正是由于重商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才有了近代欧洲的崛起①。第二个快速发展阶段是从19世纪末期到二战前后。这一阶段是新重商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新）重商主义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美国和德国凭借新重商主义在经济力量上先后超过了自18世纪末期开始鼓吹自由贸易的英国，分别成为当时的第一和第二经济强国。此外，日本也利用“明治维新”时期推行的具有浓郁重商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而成为欧洲以外唯一的发达国家。第三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到现在，突出的表现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产生和发展。总之，从经济实践方面来看，自其产生到现在的500多年时间里，重商主义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主导地位；而且，几乎所有以上这些国家的发展和强大，都是由于采用了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重商主义政策。
从经济理论发展来看，除了早期的重商主义作家以外，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家都曾经研究过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如Adam Smith、John Maynard Keynes、Joseph Schumpeter、Jacob Viner和Eli Heckscher等。然而，他们的研究工作都是以描述现象、逻辑分析和援引文献等方式为主，而没有提出理论模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经济理论界才开始出现重商主义的理论模型。在凯恩斯经济学的框架下，Samuelson（1964）给出了第一个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模型。他证明了当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和净国民产出是次优的时候，重商主义的论断是正确的，即关税可以减少失业、增加净国民产出和增加实际工资。在策略贸易理论②的基础上，Irwin（1991）指出，荷兰之所以在17世纪东印度贸易的竞争中取得了相对于英国的优势，是因为荷兰采取了垄断特许的管理激励使其成为Stackelberg领导者，从而取得了竞争优势。Irwin（1991）证明，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文中指出口补贴）对本国来讲是有利的。他的工作其实是Brander和Spencer（1985）的一个直接应用。从重商主义是一种财政主义的角度出发，Mcdermott（1999）指出，重商主义的发展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这是因为，为了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政府会采取控制国家开放程度的重商主义政策；而开放程度的降低损害了本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损害了本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向最发达经济的收敛。Zou（1997）在国际金融的框架下模型化重商主义的两大主题，即“权力”和“繁荣”，指出重商主义精神的增强和进口关税的增加对于增加本国长期资产积累和提高总消费水平而言是有利的。Aizenman和Lee（2007）比较和识别了重商主义动机和谨慎动机在发展中国家积累外汇储备时的相对影响。他们的实证工作表明，谨慎动机能解释大部分的外汇储备持有，而重商主义动机只能解释其中的小部分；而理论部分的研究提供了解释前面实证结论的一个具体机制——对国际储备的较大谨慎需求，是发展中国家应付经济出现“突发停滞”的一种自我保险机制。Durdu等（2009）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的框架下也得到了与Aizenman和Le（2007）相类似的结论。
本文是Zou（1997）的一个扩展研究。Zou（1997）第一次在现代国际金融的理论框架下建立了一个重商主义的动态模型。根据Viner（1937，1948，1968）和Heckscher（1935）③对重商主义两大主题即“力量”和“繁荣”的解释，Zou（1997）把代表性家庭（或者代表性国家）的效用函数同时定义在消费和国外资产存量上。消费水平越高，代表国家经济越繁荣；国外资产存量水平越高，代表国家力量越强大。与Zou（1997）有所不同，本文把效用定义在消费和相对资产积累水平上。相对资产积累水平指本国人均资产存量与世界人均资产存量的比值。这样做是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有可能拥有一定的国外资产存量，不是本国的国外资产绝对存量水平越高，而是本国的资产存量水平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越高，才能代表本国越强大。如果把世界人均资产存量水平定义为1，本文就是Zou（1997）的模型。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我们给出这类重商主义经济模型鞍点收敛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关于资产的效用凹性与关于消费的效用凹性的比值，有一个由外生的时间贴现率和利息率共同决定的下界。其次，本文给出了丰富的比较静态和比较动态分析的结果：重商主义发展程度增强的国家拥有更高的长期财富水平和总消费水平；增加进口关税尽管在短期会降低对国外产品的消费，但是在长期能带来更高的国外资产积累水平和更高的总消费水平；而且，H-L-M效应是存在的。同时，我们也考察了三种政策参数变化对整个生命期最优社会福利的影响。重商主义发展程度的永久性增强和进出口比价的永久性好转必然会提高本国整个生命期的最优社会福利水平；但是进口关税的永久性增加会降低整个生命期的最优福利水平，这是由于生命初期或者前面几代人的福利损失占优于生命后期或者后面几代人的福利所得。最后，我们把模型推广到资本市场不完美的情形。研究表明，我们在完美资本市场情形下得到的结论基本不变。
本文第二部分设定模型，第三部分给出所要考察的动力系统，第四部分考察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第五部分是政策分析，第六部分是福利分析，第七部分把模型由完美资本市场推广到不完美资本市场，而第八部分是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模型设定
我们研究国际经济体中的一个小国开放经济。经济主体是一个代表性家庭，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国家。家庭的瞬时效用由两个可分可加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效用来自于国内外两种产品的消费
，其中，
代表从国外进口的消费品，而
代表本国每期固定供给的消费品；第二部分效用来自于相对财富水平w（b（t）/B（t）），其中，b（t）和B（t）分别代表本国人均国外资产持有水平和世界人均国外资产持有水平，而b（t）/B（t）指本国相对于国际的人均资产持有水平。与Zou（1997）的处理相同，我们把本国居民从消费产品得到的效用定义为居民享有的国家“富足”或者“繁荣”，而把从资产持有中得到的效用定义为居民享有的国家“力量”或者“权力”。进一步，β（＞0）的取值大小代表与消费产品带来的效用相比，持有财富带来的效用在家庭总效用中的重要程度，也就是Zou（1997）定义的重商主义发展程度。更大的β代表更强的重商主义发展程度。与Zou（1997）稍有不同的是，我们把相对国外资产积累水平b/B而不是把本国的绝对资产持有水平b引入本国家庭的效用函数。因为根据Keynes的理解，重商主义者把国家优势和相对力量作为自己的目标④。当然，如果把世界人均资产持有水平B定义为1，我们就回到了Zou（1997）模型。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就可以把本国代表性家庭的生命期目标函数记为：
接下来，我们引入家庭面临的约束。家庭可以通过推迟消费和增加持有可跨期交易的债券进行储蓄。由于我们讨论的是小国开放经济，本国家庭的消费和储蓄决策不会影响国内外产品的进出口比价和世界利息率，因此，这些价格变量都是给定的常数。进一步，我们还假设它们的任何变化都是消费者所不能预料的。那么，本国家庭的资产积累动态方程（或者是本国当前账户的动态方程）为：
其中，y是国内产品每期的固定禀赋水平，p是用国内产品表示的国外产品价格（即把本国产品看作计价物商品），r为外生给定的世界利率水平，τ代表本国政府向进口的国外产品征收的关税税率，x（t）是t时刻的人均政府转移支付。流量约束（2）式表明，对总体经济而言，本国资本账户的赤字等于本国居民收入超过支出的盈余部分。假设本国家庭的国外资产初始持有水平为b（0）=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还假设没有人口增长。
除了资产积累的动态方程，家庭还面临一个关于储蓄和支出的约束，即家庭在整个生命期支出的折现值不大于生命期禀赋的资本化价值与初始的资产持有存量之和：
如果把当前无穷期限的问题和在T期结束的有限期限问题相比较，我们更容易理解约束（3）式的重要性。对于有限期限的问题而言，家庭的预算约束表明
是非负的，因为任何生命期借贷都应当在死亡之前偿还。但是，对于无穷期限的问题而言，由于资本市场是完美的，具有无穷寿命的个人总是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借贷偿还利息。因此，除非（3）式成立，否则，个人的生命期效用是正无穷大，即最优解是不存在的。而且容易证明，在资产积累方程（2）式成立和政府平衡预算的条件下，（3）式等价于：
（4）式表明，在每个t时刻，本国家庭资本化的未来产量水平必然高于其负债水平。因此，约束（3）式或者（4）式排除了本国给世界其他各国带来过多债务的可能性。
由于转移支付和消费税的存在，我们必须引入政府行为。我们假设政府把每一期得到的税收收入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全部转移给国内家庭。那么，我们就有下述政府预算平衡方程：
最后，为了保证均衡的存在，我们假设时间贴现率大于国外资产的利率，即：
ρ＞r（6）
三、动态系统
利用庞特里雅金极大值原理，我们把当期的汉弥尔顿函数定义为：
其中，λ是协状态变量，代表国外资产b的边际价值。于是，最优解所满足的一阶必要条件为：
当资产市场均衡时，本国人均国外资产持有水平等于世界人均资产持有水平，即b（t）=B（t）。把资产市场均衡条件b（t）=B（t）、政府预算约束x（t）=
（t）和（11）式代入（9）式和（2）式，我们就得到了所要考察的关于（λ，b）的二维非线性动力系统：
加上初始条件和横截性条件，我们可以找到达到长期均衡的最优路径。
四、均衡
由于我们考察的问题是无穷期限的自治问题，根据Kamien和Schwartz（1991）的结论，我们知道经济最终会走向长期均衡。下面，我们开始考察系统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⑥。
可知，在平面
上，（15）式和（16）式代表两条严格单调递减的曲线。如果命题中的不等式不成立，即（17）和（18）两式代表的导数数值相等，那么，这两条曲线要么重合要么平行。也就是说，要么处处都是均衡，均衡点有无穷多个，要么没有均衡点。因此，命题中的不等式成立且仅有唯一交点。
注意：（15）式可以变形为ρ=r+[βw＇（1）/]。这表明，当经济达到长期均衡时，时间贴现率等于利率加上资产（在单位时间）的边际效用。这既表明了我们引入假设（6）的原因，又避免了国际宏观经济学中常见的刀锋条件⑦。
命题二：均衡点是鞍点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由命题一和命题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商主义经济的鞍点收敛定理。
定理一：重商主义经济的长期均衡是鞍点均衡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均衡时关于资产的效用凹性大于关于消费的效用凹性，而且两者的比值有一个由外生的时间贴现率和世界利息率共同决定的常值下界r（ρ-r）⑧。
为了表明这一结论，我们把（18）式等价地表述为：
易知，上式中的分子是βw（b（t）/B（t））关于国外资产积累的两阶导数在均衡点处的取值，分母可以近似看作是u（，）关于两种消费品Hessian矩阵的行列式在均衡点处的取值，而（21）式表明两者的比值有一个由外生的时间贴现率和世界利息率共同决定的常值下界r（ρ-r）。关于（21）式，我们还有一个不太严格但有明显经济学直觉的解释：在金融理论中，凹性越大的效用函数代表越高的风险规避系数，而相对应的确定性等价也就越大。（21）式表明，关于资产的效用凹性比关于消费的效用凹性更大，也就是说，与不喜欢消费的波动相比，家庭更不喜欢资产持有量的波动，而更喜欢平滑资产持有的路径。或者说，家庭对资产积累的平滑与对消费的平滑至少是同阶的。与标准的市场经济相比，有重商主义文化元素存在的市场经济更重视储蓄和长期资产的积累，而且对储蓄和积累的重视超过了对短期消费和短期福利的重视。与此对应，家庭对国外资产持有路径的平滑要占优于对消费路径的平滑。
五、政策分析
在本节的讨论中，我们假设经济的起始点在稳态，进而考察重商主义发展程度、进口关税和进出口比价等外生参数的永久性变化对消费和国外资产积累的长期影响。对（15）和（16）两式全微分，我们得到：
命题三：若本国的重商主义发展程度提高了，则长期均衡的国内国外两种产品的消费水平和长期均衡的国外资产存量水平都会越高。即：
命题三告诉我们，当本国居民越在乎资产积累带来的效用满足，或者说本国居民越看重本国的国家力量时，在短期他们就会牺牲更多的当前消费转而积累更多的国外资产，从而在长期就能积累更多的资产，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更高的长期国外资产持有水平也意味着更高的长期利息收入水平。进而，长期的消费水平也会更高。相应的，我们也可以推测本国注重发展重商主义对其他国家的长短期影响。在短期，重商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更低，而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更高；但是，在长期，重商主义国家能得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和不断增强的国家力量，而其他国家得到的则是更低的生活水平和被削弱的国家力量。
命题四：增加进口关税，可以提高本国居民长期均衡的国外资产积累水平和总消费水平。即：
（23）式的前两项可以直接利用克莱默法则得到，而第三项需要对（16）式进行考察。（23）式的第二项表明，进口关税的增加提高了长期均衡的国外资产积累水平和长期均衡的利息收入水平。于是，（16）式左边代表的长期总收益水平（以国外产品计价）也就提高了。为了使经济达到长期外部平衡，长期均衡的总消费支出水平也必须要提高。因此，（16）式右边代表的长期总消费水平也就提高了，从而，我们就得到了（23）式的第三项。
命题四表明，增加进口关税对长期国外资产积累的影响是正向的，进而，对长期总消费水平的影响也是正向的。这里的经济学直觉其实很明显：增加进口关税，相当于提高国外产品的价格。在短期，人们自然会减少对国外产品的消费支出，转而会增加对国外资产的持有以增加储蓄。这样，本国积累的国外资产存量就会不断增加。从而，长期均衡的国外资产存量水平就会提高。相应的，长期均衡的利息收入水平也会提高。而更高的利息收入又会促使人们进行更多的消费,从而长期均衡的总消费水平也会提高。
命题四的结论为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持。重商主义认为，长期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强大是国家的目标，而为了达到这个长期目标，在一段时间内做出适当的牺牲是必要的。对此，Viner（1991）有如下论述，“存在这两种目标的长期协调，尽管在特殊条件下，为了达到‘长期繁荣’，在某个时候做出经济牺牲是必要的”。
命题五：若进出口比价状况恶化，则长期均衡的国外资产积累水平会降低。
在Keynes（1936）消费理论的基础上，Laursen和Metzler（1950）提出一个关于进出口比价恶化和当前账户赤字因果联系的重要假设，即Obstfeld（1982）所谓的Laursen-Metzler效应。这一重要假设的逻辑结构是这样的：进出口比价的恶化降低了本国居民的实际收入。而根据Keynes（1936）的消费理论，消费者是平滑消费的，收入降低了，人们会降低消费，但是消费降低的数量少于收入减少的数量。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随着人们实际收入的降低，人们不但会减少消费，而且会减少储蓄。而储蓄减少意味着当前账户赤字增加。简言之，进出口比价恶化增加了当前账户赤字。由于这一假设所包含的内在逻辑也是Harberger（1950）和Alexander（1952）的主要结论，因此，Laursen-Metzler效应又被称为Harberger-Laursen-Metzler效应⑩。后来，在一个跨期最优化的模型中，通过引入Uzawa（1968）内生的时间贴现率，Obstfeld（1982）给出了一个H-L-M效应不存在的理论框架。Obstfeld（1982）的主要逻辑是这样的：未预料到的进出口比价恶化会带来实际收入的下降；但是，由于这种变化包含着关于未来消费可能性的新信息，这些新信息要求消费者对以前的生命期支出计划进行完全的修正，而这种修正的结果就是未来总消费支出的大幅度下降。这样，总消费支出的下降幅度大于收入的下降幅度，所以当前账户赤字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通过比较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我们会发现，结论不同的原因就在于关于人们消费行为的不同假设。Laursen和Metzler（1950）以Keynes（1936）的消费理论为基础，而Obstfeld（1982）引入了消费者的跨期最优化和内生的时间偏好。从而，面对相同的进出口比价恶化和实际收入减少，前者认为消费的减少弱于实际收入的减少，所以当前账户赤字增加；后者认为消费的减少强于实际收入的减少，所以当前账户赤字减少。
而我们的模型认为，人们不但平滑消费的路径，而且也平滑资产持有的路径。面对进出口比价恶化带来的实际收入减少，人们会同时缓慢地减少消费和储蓄（即国外资产），而且消费的减少量和储蓄的减少量刚好等于实际收入的减少量（11）。所以，在短期，进出口比价的恶化使得当前账户赤字增加，即H-L-M效应是存在的（12）。进一步，因为人们会不断地减少资产持有，即当前账户的赤字会不断地累加，所以，长期均衡的国外资产持有水平降低了，即命题五给出的结论（13）。
六、福利分析
在这一部分，我们给出比较动态分析的结果，即当政策参数发生变化时，整个生命期内折现的最优福利水平如何变化。定义最大化问题的值函数为V。根据Kamien和Schwartz（1991）动态情形下的包络定理，我们有：
于是，我们得到命题六。
命题六：重商主义发展程度的增强或者进出口比价的改善，都会带来生命期内最优社会福利的增加；但是，进口关税的增加，会导致生命期内最优社会福利的减少。
结合前面政策分析的结论，我们发现：首先，重商主义发展程度的增强，不仅会提高长期均衡的国内外产品消费水平和国外资产的积累水平，而且也会提高生命期的最优社会福利。可见，对一个处于开放国际经济社会中的小国来说，培育和发展重商主义文化元素，对于国家和居民长期财富的积累、长期消费的提高和生命期最优福利的改善都是有利的；重商主义是一种应该得到推崇和应用的发展哲学。其次，进出口比价的恶化会减少长期财富水平和生命期最优社会福利水平；而进出口比价的改善可以提高长期财富水平和生命期最优社会福利水平。但是，进出口比价的变化对长期国内外产品消费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最后，虽然进口关税的增加提高了长期均衡的资产积累水平和总消费水平，但是对于拥有无穷寿命的家庭或者国家来说，他们一生的最优福利水平降低了。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进口关税的增加虽然导致了长期财富水平和长期总消费水平的增加，进而提高了长期均衡的福利水平，但是，由此导致的短期国外产品消费的减少带来的福利损失更大。如果把经济主体分成代际，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结论。进口关税的增加虽然提高了未来代际的福利水平，但是降低了当代人的福利水平；而且，当代人的福利损失大于未来代际的福利所得。因此，生命期内最优的社会总福利水平的确是降低了。
七、不完美资本市场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假设国际资本市场是完美的，就是说，本国可以以现行的世界利率水平进行任意的借贷。而在这一部分，我们放松了这一假设。与Obstfeld（1982）类似，我们假定本国借贷面临的利息率（即本国的单位借贷成本）是本国负债水平的增函数。也就是说，本国的借贷利率不再是完全外生给定的，而是和本国的借债数量有递增关系：本国向世界各国借债越多，每单位借贷面临的利息率就越高。我们可以用数学表达式表示为：
与前面完美资本市场的讨论类似，均衡点的存在、唯一和鞍点稳定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是：
其中，η（t）=-r＇（b）b/r（b）代表利率的债务需求弹性，我们假设它满足｜η（t）｜＜1。（31）式本质上和（19）式是一样的。把（29）式和（30）式代表的系统在均衡点处线性化，我们可得到：
因此，当（31）式满足时，系统的均衡点是鞍点。
易知，系统稳态均衡的决定方程为：
对（32）式和（33）式全微分，我们可以得到与前面部分相类似的比较静态结果：
可见，前面有关政策效应的所有结论不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完美程度。也就是说，前面在完美资本市场条件下给出的比较静态和比较动态分析的结论在不完美资本市场的条件下也都是成立的。
八、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一个无货币的小国开放禀赋经济中，本文讨论了重商主义发展对长期资产积累和最优社会福利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在小国开放经济框架下，我们给出一个重商主义动态经济模型的鞍点收敛定理。即：经济的长期稳态是鞍点，当且仅当关于财富的效用凹性和关于消费的效用凹性在均衡点处的取值之比大于一个由常数世界利息率和时间贴现率决定的下界。其次，我们给出了详细的比较静态分析和比较动态分析的结论。即：重商主义发展程度的增强不仅提高了长期的国内外产品消费水平和长期财富水平，也提高了整个生命期的最优社会福利水平；进口关税的增加提高了长期均衡的总消费水平和国外资产持有水平，但是降低了整个生命期的最优社会福利水平；进出口比价的恶化降低了长期均衡的财富水平和最优社会福利水平，而且，我们还给出了H-L-M效应存在的一个最优化框架。最后，关于资本市场不完美情形的讨论，表明了重商主义经济模型的结论不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完美程度。本文的理论研究为重商主义发展的合理性提供一个理论支持（15）。
此外，本文的研究也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发展重商主义和重视资本积累，对于一个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小国来说，是必要的和非常有效的国家发展战略。重视发展重商主义，不仅可以提高本国长期均衡的财富水平和消费水平，而且也可以提高生命期的最优社会福利水平。进口关税也是重商主义国家常用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虽然对于当代人而言有相当大的福利损失，但是它有利于一个国家的长期繁荣和强大。对于一个在大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生存的小国来讲，提高进口关税、重视资本积累和发展民族工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小国才能积累更多的资本、技术和实力，进而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与大国进行平等对话的权利。
注释：
①关于重商主义发展第一个阶段的详细论述，参见Cameron（1993）。
②策略贸易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贸易理论的一部分，而新贸易理论主要是指那些把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文献。Brander（1995）对策略贸易理论进行了很好的回顾。
③Heaton（1937）是Heckscher（1935）的一个综述。
④见Keynes（1936，第348页），“应当知道（重商主义者）公然主张的优势是国家优势而不是想要对整个世界有好处”。
⑥注意：我们讨论的经济是小国开放经济，而此时得到的均衡是局部均衡。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讨论均衡点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的问题，而且可以做比较静态和比较动态分析。如果把对重商主义的讨论推广至大国开放经济的框架，虽然我们得到的均衡是一般均衡，但是均衡点的唯一性就被破坏了。而多重均衡的存在使得比较静态分析的讨论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在多重均衡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做比较静态分析还缺乏一个较好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可以讨论别的问题，比如短期汇率的决定问题，参见王高望（2011）。
⑦刀锋条件（knife-edge conditions），即长期均衡的存在要求时间贴现率等于世界利息率。而在小国开放经济中，时间贴现率和利息率都是外生给定的常数。两者要么相等，要么不相等；相等表示经济没有动态，而不相等则表示经济没有均衡。从而，小国开放经济就产生了均衡和动态不能同时存在的矛盾。现有文献给出了两种避免刀锋条件的方式：第一种是引入内生的时间贴现因子，如Obstfeld（1981，1982）；第二种是引入国外债券的二次持有成本，如Turnovsky（1985）。而我们这里给出了第三种，即引入状态变量（即国外资产存量水平）到效用函数中。
⑧这一点在Zou（1997）模型中看得更明显，那里的对应于（20）式的分子是βw”（b*）。
⑨利用克莱默法则，我们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证明略）。
⑩为了记号的方便和统一，本文把Harberger-Laursen-Metzler效应简称为H-L-M效应。
（11）注意，这里也利用了国民收入恒等式。
（12）实际上，对应于Obstfeld（1982），我们这里给出了H-L-M效应存在的一个跨期最优化框架。
（13）值得一提的是，本文考察的是小国开放经济。由于在国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很小，小国没有定价权，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而进出口比价的不断恶化会导致当前账户的赤字不断增加，进而有可能导致债务危机的发生。在我们的模型设定中，（3）式或者（4）式既保证了最优解的存在，又排除了本国借债过多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排除了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放松条件（3）或者（4），而且引入一种债务合约的微观机制，我们就可以在此框架下讨论债务危机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14）我们关于竞争行为的假设意味着家庭认识到的利率路径不同于经济中未来商品和现在商品真实的边际转换率。与最优关税的文献类似，这其中的偏离可以通过适宜的政府财政干预来实现。
（15）本文的结论依赖于较强的假设条件。如果把对重商主义的讨论推广到多国开放和金融全球化的框架下，我们很难得到这么强的结论。在不存在重商主义发展的模型框架下，Obstfeld（1994）表明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促进了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而王高望（2011）表明，在存在重商主义发展的模型框架下，经济全球化并未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且，面对相同的技术冲击，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某种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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