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霸权主义的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约论文,霸权主义论文,实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约的干涉，不论其在何处，在何等环境中以及它提出何种理由，现在不能被接受，将来也永远不能被接受。
据说，北约是西欧为了防御苏联可能发动的侵略而于1949年成立的。这一威胁究竟是真是假（不过，就我个人看法，这个威胁是不存在的。因为苏联从未想像要越过“雅尔塔分界线”），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需求抑或仅仅是美国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建立政治霸权的一个借口，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它在经济方面享有的绝对优势的补充（而我认为，建立北约的惟一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欧洲），这些都是属于历史上的问题，我不准备在此加以考证。再者，苏联已经在舞台上消失，它的所谓威胁也不复存在。
我之所以坚决谴责北约的任何干涉，恰恰是为了将这种干涉同欧洲人确保自身防御的权利区分开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现状来看，这种权利决没有过时。欧洲各国，无论具体到每个国家，还是从其整体出发，同地球上所有国家一样，都有权通过欧洲联盟建立足以抵御乃至威慑任何侵略者的武装力量。即使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威胁欧洲，这个自卫的权利也仍然是不失时效的。
但北约并不是正确解决上述问题的手段，因为，它不是一个平等的联盟；它必然将欧洲盟国置于附庸地位，使它们不得不与美国自身的目标保持一致。戴高乐是战后惟一懂得该组织这一致命伤的重要的欧洲政治家。
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这最近10年来的历史证明，北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它的行动除了为华盛顿服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目标。因为只有美国拍了板，北约才会干涉；如果美国不同意，北约就不会采取行动。在这点上，科索沃战争以其野蛮和粗暴提供了生动的实例。诚然，美国只是在欧洲国家提出紧急要求的情况下才（给北约开绿灯）进行干涉的。鉴于它涉及的是欧洲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的社会党政府）在这次侵略中的全部责任问题，形势变得愈来愈严重，因为南斯拉夫联盟并没有用侵略来威胁欧洲！——这一点人们无疑是同意的。
一旦作出干涉的决定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说明了在北约的管理问题上，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克林顿飞扬跋扈地宣布：“我决定这样…我决定那样…”，他在讲话中除了自己国家的政府，从来不提别国政府。到了第二天，欧洲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们一律把他的话重复一遍，加上一点可怜的忸怩作态，目的是为了让人相信，这些决定是集体作出的，而这并不是事实。许多熟悉华盛顿仆役庸俗表演的拉美朋友甚至还这样形容说，他们是一群著名的“蠢货共和国总统”。克林顿之所以给北约干涉开绿灯，是因为他要彻底打消欧洲国家任何企图独立的念头，并以此证明欧洲联盟是不存在的。他的目的达到了。
但有人可能马上会反驳我说，这一干涉的出发点是高尚的，因为这是惟一能够将科索沃阿族人从贝尔格莱德当局的残暴统治中拯救出来的办法。这里的确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方面是国家主权的原则，另一方面是尊重人权的原则，两者交叉在一起。欧洲人选择了后者，粗暴地践踏了国家主权，从而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漩涡，从长远看来，它将摧毁发展民主、尊重人民的希望。
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始终是国际法的试金石。联合国宪章之所以颁布这一条原则，正是因为当年的法西斯列强否定了这条原则。1935年海尔·塞拉西皇帝在国联发表的激动人心的演说中明确地告诉人们，践踏这一原则——当时所有的西欧民主国家都可耻地接受了这一事实——等于敲响了国联的丧钟。今天，这一根本原则又被西欧民主国家本身以同样粗暴的态度给践踏了，这一事实不能用客观的原因去解释，相反，应该说，情况更加严重。同时，它也使联合国很不光彩地走上了穷途末路，成为由别人作出决定、实施决定的传声筒。
当1945年庄严通过国家主权原则的同时，逻辑地禁止诉诸战争。一旦受到侵略，其主权遭到践踏，各国有权进行自卫，但如果他们自己就是侵略者，那么他们注定就要受到谴责。在这一点上，南斯拉夫联盟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起诉是无可非议的，如果该法庭尚有丝毫要人们尊重法律的责任感的话，它只能谴责北约并要求北约予以赔偿。它当然不会那样做，这一点正说明，只要华盛顿作出决定，就再也没有国际法可言。
毫无疑问，联合国宪章已经对主权原则作出了明确无误的解释。而今天民主舆论不再接受各国政府可以借主权原则对受其管辖的子民为所欲为这一事实肯定是国际良知的一大进步。如何协调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原则呢？当然不能二者取其一，既不能取消国家主权原则，也不能取消人权原则。
因为，美国以及趋附于它的那些欧洲附庸国所选择的不仅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且还掩盖了干涉的真正目的。尽管媒体的大肆渲染企图使人相信，这次干涉同尊重人权有关，实际上，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干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尊重科索沃阿族人的权利，原本可以选择另一种政治乃至军事干涉的方法。比如派欧洲志愿者奔赴当地同贝尔格莱德当局豢养的犯罪分子进行战斗，就像有些人提出但又一直没有勇气去做的那样。最后还是由华盛顿拍板来决定干涉的方法，那就是对整个国家进行野蛮的轰炸。之所以采用这个方法，是因为华盛顿想通过轰炸吓唬大家，并且让世界各国都明白，美国有办法将它们从地图上抹掉。欧洲人赞同这样一个罪恶的选择，这表明，北约无非就是华盛顿施行其政策的工具而已。
干涉的真正目的同用来进行自我辩解的所谓目的不是一回事，这充分体现了他们那种“双重标准”的原则，其中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实例证实了美国及其附庸国的恬不知耻。一般的讲，当涉及重大原则问题的时候，人们总会保持最起码的言行一致。但现在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样。
正是因为如此，我从科索沃战争中看到了一个危险的政治转折点，它对各国人民的民主和权利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我的意思并不是否认当地领导阶层在搞种族沙文主义问题上应负主要责任。他们将种族沙文主义作为工具，重建有利于现政权的“合法性”以替代目前已经垮掉的、建立在社会进步和民族平等基础之上的铁托主义的“合法性”。因此，所有领导阶层都搞种族清洗，无论是在克罗地亚（将多数民族塞尔维亚人从克卢基亚驱赶出去）还是在波斯尼亚（在这个由三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中，总有其中一个民族被驱赶。如果在这个“小南斯拉夫”可以实现共处，为什么在大南斯拉夫不能实现共处呢？）以及在塞尔维亚（科索沃）。但是应该看到，随着南斯拉夫解体，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少数民族的权利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尊重，而它们却单方面宣布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立即予以承认无异于火上浇油。这一选择只能对那些罪恶政权起挑唆作用。这些话当时都讲过，但媒体对这些批评意见都三缄其口。后来，媒体干脆动员一切手段，大搞“双重标准”：对于屠杀，愿意时就揭露，不愿意时就沉默。包括两方面在内，贝尔格莱德的负责人和欧洲政府（以及美国政府）都为科索沃惨剧的发生制造了条件。在他们所制造的条件下，该省的老百姓只能在两个同样都是悲剧性和无法接受的出路之中进行选择：屈从于贝尔格莱德的敲诈或充当受美国保护的子民。我要毫不犹豫地说，北约那些主要的政客们不是傻瓜，不会蠢到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们是有意的。
除了前南斯拉夫以外，其他一些按照华盛顿的最高利益来处置的案例，其做法也都是明目张胆的。
比如对有些国家人民的权利，美国就认为必须要用武力去捍卫，如对今天科索沃的阿族人，也许包括对将来的西藏人，但美国对许多国家的人民，它并没有这么做，如对巴勒斯坦人、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因为承认他们的权利会妨碍美国的地域战略。目前，库尔德人受尽土耳其军队的摧残，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认为，同安卡拉保持友好，有利于支持美国在外高加索和中亚、西亚的图谋。这个推论并非是我本人想像的结果。1998年前担任美国驻北约大使、现任兰德公司（该公司与美国政府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顾问的罗伯特·E·亨特1999年4月21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科索沃）是西方人通往首选利益区——阿以冲突区、伊拉克和伊朗、阿富汗、里海和外高加索的门户。南欧的稳定对于保护西方利益、减少来自东方的危险至关重要。”亨特丝毫没有捏造，他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的是中亚的石油以及控制石油输出的输油管线路的选择。与这些重大的利益相比，几万库尔德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就可以把理所当然地被称为恐怖分子的叛乱者领袖拱手交给这刽子手了。能够想像美国会把科索沃的阿族领导人交给米洛舍维奇，仅仅请米对他们进行“公正”的审判吗？同样是出于对石油的关切，阿富汗的塔利班通过利雅得得到了华盛顿的支持。有谁比塔利班更能保证从土尔克曼尼通往阿曼海的输油管的安全呢？这时候，大部分美国主要的女权组织都不吭声了，可是人们都说这些女权组织对于妇女权利遭践踏的事情一贯是毫不留情的。
如果说贝尔格莱德政权在科索沃犯下了暴行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得到某些欧洲国家公开支持的、统治基加利的政权则施行了名副其实的种族灭绝。国际刑事法庭负责人路易斯·阿尔布夫人竭尽全力地追查塞尔维亚战争罪犯，媒体对她的所谓独立办案精神大加吹捧。北约秘书长还没有等到这位女士拿出调查结果就对她一味地表示祝贺，连司法方面需要哪怕是形式上留有余地的惯例也弃置不顾了。但另外一方面，关于卢旺达那些施行种族灭绝的负责人的大量证据确凿的材料已经收集齐备。我多次听到一些非洲法官怒不可遏地说，他们发现，阿尔布女士主持下的法庭对这些材料根本不予理睬。也许，对那些漫步在欧洲首都的杀人嫌疑犯进行起诉会给某些外交官和军人造成麻烦。海牙铁女人对他们毫不怀疑，以至于她认为任何指控都会给他们脸上抹黑，所以是完全荒谬的。
亨特在《华盛顿邮报》上撰写的文章中提到了在“巴尔干东部”的几个目标。涉及到中东和平，天真的读者可能会以为，美国人在原则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为了迫使以色列接受300 万巴勒斯坦人回归家园——他们由于半个世纪以来以色列执行至今的政策而被逐出家园——五角大楼准备轰炸以色列。然而，对于以色列的这一政策只能称之为“种族清洗”。相反，一个受反美偏执狂影响的分析家可能认为，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击垮最后一批抵抗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于是，叙利亚和黎巴嫩南部的埃兹波拉遭到了轰炸——说叙利亚是个“反民主”国家并不难，而埃兹波拉也当然是一个伊斯兰恐怖组织了。1999年5月5日，我在《理论周刊》上发表了我对克林顿理论的评论，同年6月26日， 也就是在这篇评论发表不到两个月以后，一切都不幸给我言中了。奥尔布赖特在强制实行她所设计的“中东和平”的时候，她当然很清楚这对于完成北约的新使命来说意味着什么。看似由以色列军队执行的使命已经几乎同北约融为一体了。欧洲的沉默是为了制造假象，似乎臭名昭彰的内塔尼亚胡是惟一的罪魁祸首！
一般的讲，所谓的“民主”事业是根据形势的变化、通过某种卑劣的手段欲达到的目标。有人说，不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在民主这个原则问题上是决不会妥协的。看来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对大名鼎鼎的蒙博托坚决支持到底。不过，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于是对目标作了调整，他们很快就对卡比拉是否一定是个坚定的民主派表示了怀疑。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人才反对渊源于专制社会主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而支持萨文比。但是，安哥拉人民在完全符合规定的选举中投了被诬称为“小偷”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票，而摒弃了萨文比之流的“凶手”。不幸的是，如此充分反映民心的判断却使西方列强很不高兴，它们一如既往地偏爱那些凶手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的确，自称已经成为人类良知的北约，对于尊重民主这个原则问题，并不总是斤斤计较的。北约对葡萄牙萨拉查政权，包括土耳其和希腊参加该组织，从来也没有在良心上十分不安。
所有这些虚伪和欺骗造成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亚洲和非洲，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演说，只要一听是来自“西方”的，就没有任何人相信。可惜的是欧洲的民主派人士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亚洲和非洲，没有任何人不把西方政府和西方媒体关于民主和人权的演说看做是用来掩饰公开的帝国主义图谋的骗人伎俩。尽管有些胆小的外交官和非政府组织不敢把这些话说出来——他们是靠西方的财政资助得以维持生计的——也改变不了多少事实的真相。同样也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特殊的民族处在一种西方干涉的状况之中。而西方声称的干涉动机与实际情况毫不相干，而这个民族却将这个干涉看做是救命的稻草。不过，这样的民族集团人数只能是很有限的，他们不自觉、无意识地变成了世界体系统治力量的工具。
这样的结果不是人们喜欢看到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为发展民主而斗争的国际战线的严重障碍。然而，亚非人民不仅渴望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还渴望使他们的社会民主化（尽管程度不同）。北约国家的虚伪和欺骗是进步和民主事业的敌人的最有效的盟友。欧洲大多数左派站在华盛顿一边、赞同其干涉战略和恐怖的实施手段这一事实本身，即在当前形成了同创普天下事业的又一个障碍。今天，布莱尔和施罗德不仅是埋葬欧洲光荣传统的最危险的掘墓人，而且还是美国反欧计划的顺从的执行者。对他们在一篇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演说中同克林顿的一唱一和，不应寄予幻想。
既然美国霸权主义及其盟友们声称的动机同他们干涉的真实动机毫不相干，那么，这些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呢？
从一开始起，扩张就是帝国主义的内在本质。欧洲人以及他们的北美后裔对地球的征服一共有两次，也许现在已经开始了第三次。
帝国主义的第一次破坏是围绕着对美洲的征服并在大西洋欧洲重商体制中展开的。结果摧毁了印第安文明，使这一文明走向西班牙化和基督教化，或者干脆在彻底灭绝的基础上建成一个美国。由于盎格鲁萨克逊殖民主义者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所以这样的模式在别处得到了重复，如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地区（历史上最惨重的种族灭绝发生在那里）以及新西兰。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打着宗教的名义，强迫被征服的人民相信他们的宗教，而英国的新教徒又按照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去杀戮那些“叛徒”。可耻的贩卖黑奴——由于印第安人被赶尽杀绝和他们的顽强抵抗而显得非常必要——轻松地接替了大陆的“开发”工作。今天，谁都了解所有这些恶行的真正动机，也都清楚它们同商业资本的扩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当时的欧洲人接受了将这些恶行合法化的宣传，而类似拉斯卡萨斯等人的抗议却得不到很多响应。
全球资本主义的初次破坏产生了——尽管有所迟缓——解放力量，这些力量反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逻辑。圣多明各（今天的海地）奴隶发动的革命是大陆第一次革命，它发生在18世纪末，一个世纪之后，即在20世纪的1910年爆发了墨西哥革命，而50年以后就有了古巴革命。在这里，我之所以没有提到著名的“美国革命”和紧接着发生的西班牙殖民地革命，是因为那些革命只是将决策权从本土政府转移到当地的殖民主义者手里，后者干的事情，执行的计划和前者一样——甚至于更加粗暴——但是不同“祖国母亲”分享赢利。
第二次帝国主义的破坏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其表现是：亚洲和非洲沦为殖民地。“打开市场”——就如英国的正人君子强行打开中国人的鸦片市场那样，掠夺地球上的自然资源，这些就是今天人所共知的帝国主义的真正目的。但欧洲舆论——包括第二国际工人运动在内——看不到这些现实，它们接受了关于资本是合法的宣传，所谓著名的资本赋有“文化使命”的说法。当时选择明智道路的是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如塞西尔·罗得西，他主张进行殖民征服，以避免英国发生社会革命。从巴黎公社到布尔什维克的那些抗议者都没有得到很多响应。帝国主义的第二次破坏是产生人类过去从未遇到过的最大的问题的根源：巨大的两极分化使得占地球人口80%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从1800年最多的1∶2扩大到今天的1∶60， 作为现行体制得益者的中心国家所占的人口不超过全球的20%。资本主义文明产生的惊人的结果曾经是帝国主义列强进行空前激烈的争夺的目标。
帝国主义的侵略再次产生了反对它们的计划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俄都是遭现行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扩张和两极分化之苦的边缘国家）和民族解放革命。这两大革命的胜利带来了半个世纪的间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这间歇给人造成幻想，被迫调整的资本主义终于变文明了。
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在苏联体制和第三世界民族民粹主义政权崩溃的鼓舞下，帝国主义刚刚掀起的对世界进行的第三次破坏浪潮。尽管统治资本有了新的运作条件，而且在有些方面同帝国主义前一阶段的某些特点有很大的差别，但它们的目标始终不变，依然是控制市场的发展，掠夺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对边缘国家的人力资源进行超额剥削。旨在拉拢美、欧、日三大势力国家民众舆论的意识形态宣传有了改变，其主调改成：为了捍卫“民主”、“人民的权利”以及“人道主义”，要履行“干涉义务”。在亚洲人和非洲人看来，将这种宣传变成无耻的工具毫不足怪，明目张胆搞“两种标准，两个尺度”的事例已见过很多。西方舆论对此十分起劲，因为它们对帝国主义前些阶段的宣传就已经表示赞同了。
此外，美国在这样的背景下还通过展示军事实力，拉拢三大势力的伙伴，施展旨在确保其绝对霸权地位的系统战略。从这一观点来看，科索沃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证明就是欧洲国家在1999年4月23 日至25日北约在南斯拉夫联盟取得“胜利”后立即通过的“战略新概念”问题上向美国的观点完全投降。在这个“新概念”中（大洋彼岸则更为露骨地称它为“克林顿学说”），北约的使命实际上扩大到了整个亚洲和非洲（自门罗学说公布以来，美国一直保留了对美洲的独家干预权），这等于承认，北约不再是一个防御联盟，而是美国的进攻工具。与此同时，还有意识地用含混不清的言辞重新界定北约任务，将之统称为对付新“威胁”（国际犯罪、“恐怖主义”、北约之外国家的“危险”的武器等等），这样一来自然就使美国几乎可以名正言顺地实行任何侵略。在这方面，克林顿可没有少说必须要对“混账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但却不讲清楚他说的混账是指什么。而且，北约不再承担采取行动必须得到联合国委托的义务，它现在对待联合国采取的蔑视态度就像当年法西斯国家对待国联一样（所使用的词汇也惊人的相似）。
欧洲公众舆论特别是欧洲左翼多数派对计划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赞同（美国公众舆论实在太过荒谬，不会提出任何问题）是一场后果惨重的灾难。媒体对华盛顿决定进行干预地区所作的狂轰滥炸式的集中报道从某种程度上讲无疑是上述态度的注解。西方人以为，既然美国和欧洲国家是“民主”国家，他们的政府就不可能“使坏”，只有东方血腥的“独裁者”才“使坏”。这种深信无疑的想法使他们盲目到忘记了统治资本利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这样，帝国主义国家舆论再一次处于心安理得的状态。
受帝国主义第三次扩张浪潮威胁的各国人民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但他们肯定会作出反应的。
在美国领导下，三大势力的战略目标是以两条互为补充的原则为基础，建设一个单极世界。这两条原则是：跨国公司统治资本实行一统天下式的专制以及世界各国必须俯首称臣的美国军事帝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其他的计划都不能容忍，甚至包括作为北约二等盟友的欧洲所制定的计划，更不用说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自主的计划了，比如中国的计划，必须将其摧毁，必要时不惜使用暴力。
必须以多极全球化的观点来反对单极世界的观点。只有建立多极世界的战略才能允许有一个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都能接受的社会发展，也才有可能使各国社会走向民主化，减少冲突的根源。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霸权主义战略是今天社会进步、民主与和平的主要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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