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的廖仲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合作论文,初期论文,仲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的联俄联共、创办黄埔军校和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的过程中，廖仲恺是孙中山先生至关重要的支持者。对他的表现，论者此前虽有谈及，但尚嫌不足。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
一
联俄联共是孙中山的重大决策。当他征求经常参与重要决策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意见时，胡汉民、汪精卫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保留意见（注：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78年11月版，第293页。），只有廖仲恺全力支持。廖仲恺成了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的重要助手。邹鲁在他1944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写道“国父联俄政策，可以说是他促成的”。
早在1918年夏，廖仲恺就参与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活动。1921年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俄国来华，在中共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在广州会见了廖仲恺，在桂林会见了孙中山。随后，廖仲恺很支持孙中山进一步的联俄活动。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时，廖仲恺被陈炯明囚禁。叛军从廖仲恺的保险箱里，搜到孙中山廖仲恺关于联俄的一批密件。陈炯明为了攻击孙中山，下令将这些联俄密件刊登在香港《电信报》上，攻击孙中山“过激”“赤化”。
但廖仲恺毕竟是个坚定的革命者，1922年8月，他脱离陈炯明的牢笼到达上海后，立即参与了孙中山的进一步联俄联共活动。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廖仲恺和越飞一起从上海赴日本，共商国民党与苏俄、中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讨论了苏援助孙中山设立军官学校和从事统一中国的革命事业的经费等问题。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越飞、廖仲恺的这次会谈给予评价：廖仲恺与越飞在日本热海等地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和辩论，把各种问题通通研究过了。“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详，如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态度，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廖仲恺帮助孙中山“做联俄工作，当时很多同志怀疑，但廖仲恺同志却很勇敢，很坚决地去干。”（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廖仲恺是设立黄埔军校的重要策划人。1923年2月26日，廖仲恺与越飞的会谈还未结束，廖仲恺从日本致信在上海的蒋介石，信中谈到：恺归时，拟偕兄赴粤一行，商赴欧事。（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从各种资料分析，“赴殴”就是指后来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俄这件事。下面略加分析：
1923年7月间，蒋介石曾写信给孙中山大元帅府的秘书长杨庶堪，表示：“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这时孙中山尚未确定派蒋“赴欧”。
1923年8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按：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有一篇《蒋介石又有欧洲之行》的报道，这篇报道称赞蒋介石近来在粤的军事行动方面参与了艰苦的筹划，“且每每言中”，“近来拟分赴欧洲各国，从事主义宣传云云。”当时国民党与苏俄的关系以及一些具体联络事项，是不完全公开的，所以报纸把蒋介石说成是要去欧洲各国。但在第二天，孙中山就在广州写信给蒋介石，要他从宁波赴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商谈赴苏俄的问题。20多天后，即1923年9月2日，蒋介石、张太雷等四人就率孙逸仙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综合以上几件史料，可看出廖仲恺所说的“赴欧”，蒋介石所提的“赴欧”以及《广州民国日报》的“赴欧”，都是指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俄这件事。
在代表团访问苏俄期间，苏俄派来帮助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也于1923年10月抵达广州。不久，孙中山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廖仲恺可以说是国民党内的“俄派革命”中坚。因此，鲍罗廷到来后，就与廖仲恺合作得很好。
鲍罗廷到广州之际，正是陈炯明军反攻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权猛烈之时，孙中山经常在广州外围紧张地指挥反击陈炯明的战斗。而建设“国民党最巩固的地盘”的工作也极为重要。廖仲恺做了大量工作。国民党总部原在上海，当孙中山决定将国民党总部迁到广州，把上海国民党总部改组为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时，也是指定廖仲恺负责这项工作的。
在廖仲恺、鲍罗廷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人的努力下，广州国民党改组工作进展迅速，据廖仲恺1923年12月9日在上海中央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称：“查广州本党现分为12区，先时广告嘱党藉者须登记，共计登记3000人，嗣后开大会，到场1500人。当场已由执行委员会区分组织就绪，各区分部不久可得真正党员万人。”（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5页。）许多共产党人都参加了广州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据广东中共党组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广州12个区分部中，“同志有势力者有四区”。（注：《“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1页。）
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遭到国民党内一些人的反对。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声称：国民党的“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其方略：（甲）则使吾党丛生国际之仇怨。（乙）则使吾党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乃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标语。”又说：“又党章草案，定总理一职为选举职，窃恐事实环境变迁，5年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注：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1984年版，第518-521页。）
孙中山看完邓泽如、林直勉的上书后批示：“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注：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1984年版，第518-521页。）
广州的一些国民党人反对国共合作，上海也有许多国民党人反对国共合作。1923年11月29日，廖仲恺和鲍罗廷、谭平山到上海推行改组工作时，国民党内的谢持、张继、居正等都表示反对国共合作。廖仲恺在会见居正时，“谓总理之意甚坚，即使一般同志反对，亦照预定计划进行。”经过廖仲恺的努力，上海一带国民党改组工作按时进行。稍后，他在回答记者的谈话中说：“国民党改组问题中连带而发生的事务，办理甚为完满。即如各省选举代表一事，今已次第举出。”“而国民党近日之活动，甚有朝气，国内各小党，如共产党为较著者，亦一致加入吾党，以图合作，则前途之顺遂，可预卜也。”（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4页。）
在廖仲恺和鲍罗廷到上海期间，蒋介石也于1923年12月15日结束访问苏俄使命，回到上海，并于当日返回浙江奉化。12月30日，廖仲恺致电奉化蒋介石：“前途（按：指苏联）要件寄到，鲍君有事与商，学校（按：指军官学校）急待开办。无论如何，乞即买舟来沪，同伴南行为荷”（按：这时廖仲恺在上海的事务已完成，准备赴广州。）。（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6页。）两天后，廖仲恺又与汪精卫、胡汉民写信给蒋介石：“鲍先生及弟等待商之事甚多……鲍先生事，尤关重要，彼每见弟等，必问兄来未。”（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7页。）
12月26日，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再次联名写信给蒋介石：“鲍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岁，兄若不来，必致失望。”（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8页。）12月28日，廖仲恺又写信给蒋介石，谈及黄埔军校的筹备情况：“军校教务长，当俟兄就职后定人。至于政治部长，虽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鲍君当场介绍，决定委弟。然季陶允任，较弟为佳。到粤后，当将此意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任季陶。”（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9页。）从这几封信可看出，廖仲恺为筹办黄埔军校操尽了心。
二
1924年1月8日，廖仲恺从上海返抵广州，1月16日，蒋介石从奉化来到广州。
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65名，共产党员占23名，其中有李大钊、毛泽东、王烬美、谭平山、林伯渠、李立三等。
廖仲恺是大会的代表和重要组织者。1924年1月28日，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许多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廖仲恺和共产党人一起给予反驳，使破坏国共合作的提案被否决。这是廖仲恺对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贡献。（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4页。）胡汉民在主持大会时，把宣言草案中的关于“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反帝国主义的政纲都抽了出来，而代之以笼统抽象的词句，并提交大会表决通过。孙中山事后得知，即指示廖仲恺提出临时提案，要求在政纲中加上以下三点：1.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2.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人应守中国法律。3.庚子赔款完全划作教育经费。（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5页。）廖仲恺的提案虽然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当孙中山亲自发言要求通过这一提案时，大会还是一致举手通过。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为避免更大的分歧，把胡汉民派往上海。廖仲恺则担任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常委等重要职务。
在国民党“一大”期间，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正式下令成立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以大元帅府秘书长身份指导军校的筹备工作。1月30日下午，当国民党“一大”即将闭幕时，廖仲恺委托参加大会的各省代表回原藉招收军校学生。他特别强调学生政治素质的重要性，说：“各代表对于介绍青年军官学生特别注意，必其人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方可入选。”
黄埔军校创办时期困难重重，孙中山这次能够回广州建立政权，用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的说法：是“各军逐陈（按：指陈炯明），请先生（按：指孙中山）仍回粤。”（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83页。）因此，政府受制于依附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各军。廖仲恺当时担任大元帅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委员，但从1923年初至1924年夏，“迄今两载，财政命令，不出署门，财厅五易长官也都束手无策。”（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3页。）廖仲恺在国民党的中央干部会议上曾经很有信心地说，依靠办军官学校，“一年之内，可以成两师真正党军。”（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4页。）但蒋介石却似乎不相信在广州这种险恶的环境下能弄出个什么名堂。军校筹办才10多天，蒋介石就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为由向孙中山提出辞呈。看来，蒋介石做梦也想象不到黄埔军校以后的发展。
当时，筹备处许多人是蒋介石邀请来的，准备散伙。（注：《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31页。）但参加筹办工作的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叶剑英等人，主张问问廖仲恺再说。廖仲恺来后，说明军校是一定要办的，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军校教务长王柏龄是蒋介石邀请来筹备处的，本来想离开，但经廖仲恺再三劝说，于几天后致电已回浙江奉化的蒋介石：“仲公力挽，现此事（按：指黄埔军校）非办不可。”（注：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1984年版，第333页。）但蒋介石并没有返回黄埔之意。蒋走后，孙中山派廖仲恺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廖仲恺一面进行筹备工作，一面致电浙江奉化蒋介石：“党事讵可因兄而败，已代告假半月。来沪之军官学生，请即就近考验，事竣即归。”（注：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1984年版，第333页。）在孙中山、廖仲恺的一再催促下，蒋介石于军校开学前夕的1924年4月26日返回黄埔。5月5日，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5月9日任命廖仲恺为驻军校国民党党代表，孙中山亲任军校总理。纵观黄埔军校开办的过程，廖仲恺是真正的筹建者，蒋介石也称廖仲恺“襄助总理，手创本校。”（注：《蒋介石祭廖仲恺文》，载《廖仲恺先生哀思录》，广州，1925年印。）
据周恩来回忆，第一期黄埔军校有600多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1/10。（注：《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60页。）但许多高级教官，如王柏龄、何应钦等，是蒋介石邀请来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巴甫洛夫将军等，也经常参与指导黄埔军校的工作。中共党员包惠僧、周恩来先后担任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廖仲恺曾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说：“俄国的军事学校，军事政治是并行的，而且是并重的。偏重于军事，是不可以的，偏重于政治而轻于军事，亦是不可以的。”“现在我们这个军官学校，关于训练方面与他们的军官学校是相同的。”（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5页。）
蒋介石1924年6月对黄埔学生的讲话中，也说俄共产党员“个个肯负责任、守纪律，始终努力奋斗，视死如归”，“俄国共产党员只愿为国家，为群众谋幸福，”“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以主义为前提，都以精诚来团结。”（注：《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这说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初期还是执行了孙中山关于“以俄为师”的建军思想的。
三
国民党“一大”闭幕不久，1924年3月13日，香港《华字日报》发表了《孙政府进行共产之趋势——共产政府期三个月成立》的长篇报道。由3月14日至22日，又分7次刊出《国民党反共派聚讼之悬案》的特长文章。文章说国民党“24名中央委员，已有14人系属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广州共产首领廖仲恺，有东山洋楼约值2万余金。”（注：《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页。）这说明廖仲恺已成为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
1924年8月9日，当商团购买的大批枪械运抵广州时，孙中山即下令黄埔军校校长，广州长洲要塞司令蒋介石率军舰将其扣留。同时廖仲恺奉孙中山命，以广东省省长名义发布了《扣留商团枪械布告》，《禁止商团成立联防总部令》。以后，廖仲恺又发出了《劝告商民切勿罢市布告》和《通缉陈廉伯陈恭受电》。（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0页。）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也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严厉遣责商团。（注：见《向导周报》合订本，第92页。）
但在商团的胁迫下，广州市及广东省有100多个城镇罢市。商团且策划更大的暴动，到处张贴标语攻击孙中山、廖仲恺，有的写着“假三民行真共产，教猱升木鲍将军（按：指鲍罗廷）。”当时，投身于革命政府旗帜下的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部没有执行革命政府的命令。廖仲恺于8月底写信给滇军师长廖行超，力促他出兵镇压商团，廖仲恺称商团“刁顽已极。若不制止，必至酿成大祸。似此今日之事，不能不以快刀断麻之法处之。否则滋蔓难图矣。”（注：《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81页、697页。）
当广东革命政府准备动员各方力量镇压商团叛乱时，滇军军长范石生、师长廖行超且以武力助迫革命政府，接受对商团有利的调停条件。由于受到军阀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内的胡汉民等人，也主张与商团妥协。廖仲恺被迫向孙中山辞去广东省长职务。孙中山委任主张调停的胡汉民接任广东省长。
9月25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师生作政治演讲，严厉谴责商团和滇军军长范石生等军阀。（注：《蒋介石生平》，第86页。）
1924年10月10日广州的工农群众团体在广州集会，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说：“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很大，反革命的气焰日涨，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做先驱。”（注：《中国大革命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会后工农群众举行游行，遭到商团军的枪击，接着商团军在广州市内布置军队步哨，准备勾结陈炯明军夺回广州。
这时，中国共产党力主坚决镇压商团，孙中山也电令成立由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谭平山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亲自担任会长。12月，孙中山从韶关电令广东省长胡汉民将全权托付于革命委员会。15日，廖仲恺等向范石生、廖行超等部军队进行说服，要求他们守中立，由革命政府派粤军等部镇压商团，这时范、廖也恐怕所占地盘被商团和陈炯明军夺去，表示同意政府决定。15日，革命委员会下令进攻商团，商团叛乱在几个小时内即被平定。在广州商团事件中，廖仲恺是力主坚决镇压商团的。
从1923年初孙中山到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到1924年10月平定商团叛乱，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孙中山和廖仲恺由于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排除各种干扰，保卫了广州革命根据地，为以后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平定刘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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