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杰[1]2004年在《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刍议》文中研究指明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不仅是儒家文化的精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进步性的思想主题。它是以民为国家政治本体的一种思想体系。民贵君轻，民心向背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主旨。从总体上说，民本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对我国封建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民本思想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一贯性，因此，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民本思想仍有值得借签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拟就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内容，产生的原因，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及其现实价值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尚贝贝[2]2016年在《先秦儒家身份伦理刍议》文中提出人类社会从初始就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身份关系,身份是每个人有序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而中国古代是封建家长制的宗法等级社会,所以在整个社会伦理规范中,身份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儒家身份等级秩序,在现代社会备受诟病,但儒家身份伦理中也包含着不少合理的成分,如儒家身份伦理中的民本思想、仁德思想、人道思想等,这对寻找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高春海[3]2010年在《荀子人际关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在立足荀子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选取荀子人际关系思想作为研究方向。文章以父子、君臣、君民这叁种人际关系为研究线索,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围绕着两大问题展开:一是荀子对先秦儒家的人际关系思想做了何种程度的改变和继承,二是探求荀子与墨子、庄子、韩非子人际关系思想的异同。论文正文由五个章节和一个结语组成。第一章,主要是回顾荀子研究的既有成果并提出研究的问题。学界已在荀子研究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人性论、宇宙观、礼论这些方面。在荀子人际关系思想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但还存在一些不足,这成为本文研究的起点。第二章,侧重比较荀子与孔孟在父子关系认识上的差异。孔子孟子在处理父子关系时强调亲情和自愿原则而荀子在处理父子关系时推崇外在强制因素的作用;孔子孟子认为血缘亲情重于是非标准而荀子则认为是非标准重于血缘亲情;孔子孟子认为父子关系要重于君臣关系而荀子则认为君臣关系要重于父子关系。针对以往学界对荀子父子关系思想的评论,本文强调荀子是从政治本位出发看待父子关系,推崇政治公平优先,打破了儒家既有的血缘本位。荀子这样做是为了士人的政治前途。第叁章,着重论述荀子与孔孟在君臣关系认识上的差异。孔子孟子坚持理想主义的入仕观,认为士人应当择君而仕,而荀子则持现实主义的入仕观,他认为士人可以和任何类型的君主合作。孔孟追求君臣关系的对等性,强调士人的尊严和人格独立,而荀子则放弃了对君臣关系对等性的追求,认为臣下在和君主交往时应充分考虑到君主的感受和利益,并引进了有关权术的内容,尊君卑臣的色彩比较浓厚。不过,荀子在改造儒家君臣观时总是力图守住基本的道德底线。本章探讨了荀子思想转变的成因。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体制的确立以及士人的生存现状决定了荀子的思想走向。荀子思想的转变一方面拉近了儒家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儒家理想主义的缺失。第四章,主要阐述荀子如何继承并发展了孔孟的君民关系思想。孔子孟子均是民本主义者,他们主张君主应当善待人民,认为民意是君主统治的基础。荀子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但学界在荀子君民关系思想的认识上却有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他的思想是民本主义,另一派认为他的思想是君本主义。本章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民本主义和君本主义并存于荀子思想中,互不矛盾。当论证君主统治的正当性时,荀子认为君是末,民是本,因为他认为君主统治的正当性在于民众的支持;当谈及政治治理时,荀子认为君是本,民是末,因为他认为民众无德无知,没有能力参与政治,国家治理要靠君主及其手下官员。第五章,比较荀子与墨子、庄子、韩非子在人际关系认识上的异同。在父子关系的认识上,墨子与荀子均主张儿子应该孝顺父亲,但墨子主张兼爱,认为爱人之父应如爱己之父,并主张薄葬短丧,荀子则坚持了儒家在父子关系上的立场:爱有差等、叁年之丧。在君臣关系的认识上,墨子主张士人应该择君而仕,而荀子则主张无君不可仕;墨子与荀子均主张君主应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臣下应充分顾及君主的颜面。在君民关系上,墨子与荀子都站在民本的立场上。庄子与荀子都主张儿女应该孝敬父母,但庄子认为文明因素只会有害于理想的父子关系,顺着人的自然本性发展就可以产生孝行,其中无须礼义的介入,因为他相信人的天性是淳朴的。荀子则认为文明因素对理想的父子关系来说是必要的,人性本恶,只有经过礼义的矫治才能有孝行。庄子认为士人应该远离仕途和君主,现实政治无法改变,而荀子则主张士人应该积极入仕,通过与君主的政治合作来改变现实。庄子与荀子都主张君主应该爱护人民,但庄子认为理想的君民关系只存在于前文明社会,而荀子则认为在前文明社会中人际关系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理想的君民关系只存在于文明社会。荀子与韩非子都主张为人子应尽孝、为人臣应尽忠。荀子认为人性虽然是恶的但却可以改变,道德在人际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韩非子却认为人情好利且不可改变,他基本上否认了道德在人际关系领域中的作用,走向了利益决定论。荀子与韩非子都主张君主应该为民谋利。荀子主张君主应坚持礼法兼用的原则来管理人民,法律的作用是次要的。而韩非子则认为君主只要依靠法律就可以治理好人民。结语部分对全文内容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荀子的人际关系思想是针对战国的社会实际而发,他批判继承了包括儒家在内的各家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荀子人际关系思想。
孟维[4]2011年在《董仲舒的仁义观》文中研究说明仁义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学思想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并在继承和发展过程中被不断地创新。董仲舒从周朝兴衰及秦朝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结合汉代当时社会历史现实,总结出只有贯彻实行儒家仁义思想才能真正的实现大一统,因此他系统总结了先秦以来的仁义思想资料,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仁义思想,对仁、义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认为仁义的法则是治世所要遵循的根本道德原则和最高法则,对仁义学说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本文从五个部分对董仲舒仁义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论文第一部分,对于董仲舒的生平及其着述做一简单考证。第二部分讨论董仲舒仁义思想的渊源。先秦儒家孔孟荀等人的仁义思想,是促成董仲舒独特仁义观形成的重要滋养。第叁部分,讨论董仲舒仁义观的理论基础,即他的天道观和人性论。其一,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天”的自然性,认为“仁”与“义”是天的意志所在,是天所秉有的最高的道德准则,使“天道”具有了自然性和超自然性的双重意义。其二,董仲舒的人性论认为性是自然之质,包含“善质”“恶质”,因此人性要通过教化才能实现善,完成善,达到圣人之性。第四部分,论述董仲舒仁义观的基本内涵以及对先秦儒家仁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董仲舒的“仁”基本含义是“仁者爱人”、“以仁安人”,“义”则是“以义正我”、“义者,我也”,并对仁义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明确区分。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仁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论文第五部分,剖析董仲舒仁义观的实践价值。董仲舒沿着政治实践的道路发展了“仁”,从“王道论”“民本思想”的角度阐述了其“仁政”理论;同时,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中的“义”,从义与利的关系角度对“义”在具体实践中的价值做了阐发。本文从董仲舒的“仁政”和“义利观”两个方面,分为叁个问题来探讨其仁义观在具体实践中的应用价值。其一是他的王道思想。董仲舒认为具有“仁义”精神的“天”神及其所安排的自然界的秩序就是行王道的根据。而王道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进行教化,而仁德则是教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为人主者必须法天例行的王道最根本的一条。同时,治国要任人唯贤,这是直接关系到封建君主自身以及整个封建国家安危存亡的问题,能否广纳贤士,是关乎国家之成败、兴亡的大事。其二是其民本思想。董仲舒把儒家仁义学说与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说巧妙地结合起来,用“天”的权威来约束天子,大力宣扬“君权神授”,并强迫其为了保住自身的权威而施仁于民。其叁,董仲舒的义利观。他认为义与利都是人人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是,董仲舒却认为义重于利,而并不主张两者平等。同时,他还讲君主要“爱利天下为意”,要为民兴利。董仲舒的仁义观,站在天道的高度,首先论证人性“待教而善”,而又强调必须以天道的仁义之精神来对人实施教化。而仁义的精神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君循天道”的王道精神和“天立王以为民”的民本精神;体现在伦理生活中,则延伸为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义利思想。董仲舒的仁义观,在中国儒学史上有重大意义。
陈志磊[5]2009年在《先秦儒家重民思想刍议》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主导理论,儒家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先秦时期周公旦的礼治和敬天保民的思想对孔夫子、孟轲等儒家代表人物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儒教思想长河的源头。他们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和见解奠定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石。民主是法治的生命和灵魂,而民主之路的第一步是重民思想乃至民本思想的确立!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周公、孔子和孟子叁位儒家鼻祖有关重民思想的追溯和分析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以期助益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民主政治建设事业。
张宇[6]2008年在《论中国传统法律精神中的民本价值》文中提出我国古代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为了弥补专制统治的缺陷,追求社会的和谐,民本思想早在西周时期即以萌芽,并不断完善与发展,最终成为一种统治思想,是历代统治者制定各项制度,采取各种举措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是任何统治者都不会公开否定的基本治国思想,这种思想也深深的渗透到法律领域,成为一种贯穿于中国传统法律精神之中的基本价值取向,使传统法具有了丰富的民本内涵。传统法对民本价值的追求,最终使传统法达到了“法顺人情”、“定分止争”的目标,增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民本并不同于人本,民本中的“民”是以“臣民”作为基本语境的,其中所含有的消极影响不容轻视。在积极进行以人为本的法治建设以及民生建设的今天,我们应当既传承传统法律精神中民本价值的精华,同时跨越民本价值中所含有的消极影响,积极地对民本价值进行改造,实现从民本向人本的现代超越。
彭国运[7]2005年在《宋恕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儒法之辨是宋恕思想的主线。宋恕提出儒法之辨,含有解除人民疾苦、以儒学沟通西学为维新变法服务和继承孔子道统的目的。他不单纯把儒法作为历史上的两个学派,进而把它们作为两种对立的政治思想的代表,以批评汉后中国的封建政治,评论古今中外的政治宗教和哲学学说。他的阳儒阴法论以批评汉后“抑民”学说和阳儒阴法政治为主,在学术上既有价值,也有缺陷。在“判神州长夜之狱”问题上,他把专制政治归于法家学说比夏曾佑归于儒家学说更为得本,而夏曾佑之说开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先河。章太炎质疑宋恕的儒法之辨,有其合理性,但未能针锋相对。《六字课斋卑议》是宋恕变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此书的特色是以改变阳儒阴法之学的遗毒、解除人民疾苦为目的,关注的不是国家的富强,与大多数变法论者异趣。由于对民主理解不够,虽然主张人民权利,但不重视其政治主体性。他的妇女解放思想十分激烈,但他的出发点仅仅是同情心。宋恕误解民主为民本,并以此为基点而评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问题上,他提出以民本思想为指导、以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为标准的会通中西的文化观。他的调和粹化论主张先振古学,含有通过振兴国粹以回到所谓叁代(在他心目中相似于日本明治维新前状态),再从叁代进入西方的思路。宋恕以解除人民的疾苦为教育最重要的作用,并激烈批判封建教育制度、规划近代学制、倡行社会教育,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作出了贡献。他的粹化教育论表现了以教带政、以精英教育带动开民智的思路。
张平[8]2016年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刍议》文中研究表明德治思想是先秦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它以人性论、民本论为其理论基础,以为民表率的君德思想、保民富民的民生思想以及宽猛相济的社会治理思想为其主要内容。在当今社会,正确反思和清理"德治"与"人治"的关系,积极挖掘和总结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精华,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王云涛[9]2010年在《两汉民本思想述论》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民本思想发端甚早。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民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以孔孟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民本理论形成并逐步完善,道、法、墨、兵、杂各派也在百家争鸣的氛围里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民本主张。然而由于历史等方面原因,先秦民本思想并没有得到各国统治者的青睐和真正实践。两汉时期的民本思想不仅继承了先秦民本思想的精髓,而且根据时代需求,提出了形式多样的崭新民本理论,在构建君主集权政治体制下民本理论体系的同时,还使民本的理论与实践真正结合起来,推进了传统民本思想全面的丰富与发展。汉代民本思想的发展形成一个完整明晰的单元,不仅对有汉一代影响深刻,而且对后世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封建社会政治进程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参阅各种文献资料,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两汉民本思想的发展历程,从而说明两汉时期的民本思想所具有的政治价值和历史意义。文章正文分叁大部分共五章:第一部分(第1章),主要考察了先秦民本思想的发展轨迹,梳理民本思想最初的历史资源。第二部分(第2、3、4章),详细阐释了民本理论在两汉时期的丰富与发展:西汉前期(第2章),民本思想在汉初思想家陆贾、贾谊和晁错的极力宣扬下重新回归,贾谊构建出新时期民本思想完整的理论框架,使得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发展走向正轨。进入西汉盛世(第3章),民本理论在新儒家董仲舒全新形式的阐释下,逐步完成了民本思想与集权政治的完美结合。与此同时,《淮南子》富有道家特色的民本阐释和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的经济伦理民本论都大大丰富和拓展了民本思想的理论内涵。东汉时期(第4章),王符进行了民本思想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多领域的理论探讨。在汉末的社会批判思潮中,众多思想家纷纷擎起民本思想的旗帜,阐发他们的民本建议,使得民本思想再度得到迅猛发展和大力弘扬。第叁部分(第5章),首先对两汉民本思想的发展特征及其在有汉一代的政治实践与历史影响进行了细致的论述,从而肯定了两汉民本思想在传统民本思想发展史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进而促成对整个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综合性的总体评价,以使我们能对传统民本思想有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认识,是文章的升华部分。最后,文章简单讨论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问题。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理念,强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它不仅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而且在“人”的内涵上和历史地位认识上、政权目标追求上、内容及保障措施上、价值目标取向上都实现了对民本思想的超越。
卢向国[10]2007年在《民本的逻辑》文中指出本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逻辑，即民本思想的内在机理和外在机理。民本思想的发生、发展、理论结构是民本思想的内在机理，民本思想的存在原因、历史作用、实践条件、与民主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是民本思想的外在机理。文章认为，“民本”有两重含义：其一，民众是国家之本、君主之本；其二，国家和君主应做到以民为本。夏商周之间的暴力替代，使得民本思想作为一个解释政治变动的新元素在神本思想旁边逐步成长起来，最终代替了神本思想而成为中国古代主流的政治思想。民本思想的发展，有两条线索可以追寻，一种是“作为价值的民本思想”，另一种是“作为工具的民本思想”。二者之间虽有交叉，但总体上看，后者是民本思想的主流。从结构上看，民本思想是由一个理论前提和叁个组成部分所构成，这就是“民本思想四要素论”。一个理论前提是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即天下为公；叁个组成部分是立君为民、政在养民和革命论。四者之间从前到后是递推关系。其中天下为公是民本思想理论结构的核心。民本思想之所以会在产生以后持续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民是财政之源。第二，农民战争使统治者认识到了民众巨大的力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次要原因，即民本思想与专制统治具有契合性。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发挥了诸多作用。其一，它是政治批判的理论武器。其二，民本思想的实践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其叁，民本思想是体认和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本土文化资源。民本从思想变为实践的必要条件是明君、贤臣在位。但无论是从民本理论本身还是从中国历史事实看，这样的条件都是很难具备的，这决定了民本思想的乌托邦性格。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看，中西政治思想史的差异就是民本与民主的差异。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差异，从源头上的“分叉”看，中西方不同的血缘、商业、地缘状况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主要原因。从“分叉”以后的“固化”看，中西方不同的政体样本、不同的政治思维和不同的政治实践是主要原因。尽管民本不同于民主，但民本中包含有一定的民主性因素，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主张人民拥有一定的集体权利，包括拥有和享有天下、统治者应当尊重民意以及人民的革命权。文章提出，虽然从民本开出民主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但民本思想在今天还是应当被继承下来。民本思想在今天最恰当的定位是作为民主政治制度的“补充物”而存在。这样的继承，其具体做法是两个步骤和两个引进。两个步骤是：第一步，把内圣和外王断为两截：第二步，把民本安放在内圣领域。两个引进是：第一，引进人权。第二，引进法治。
参考文献：
[1].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刍议[D]. 张东杰. 云南师范大学. 2004
[2]. 先秦儒家身份伦理刍议[J]. 尚贝贝. 青年文学家. 2016
[3]. 荀子人际关系思想研究[D]. 高春海.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4]. 董仲舒的仁义观[D]. 孟维.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5]. 先秦儒家重民思想刍议[J]. 陈志磊. 法制与社会. 2009
[6]. 论中国传统法律精神中的民本价值[D]. 张宇. 黑龙江大学. 2008
[7]. 宋恕思想研究[D]. 彭国运. 北京大学. 2005
[8].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刍议[J]. 张平. 南方论刊. 2016
[9]. 两汉民本思想述论[D]. 王云涛.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10]. 民本的逻辑[D]. 卢向国. 复旦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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