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唐宋姓氏书之产生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唐宋论文,姓氏论文,书之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9-0119-11
姓氏产生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上古之姓与氏究竟有多少，文献缺乏，无法计料。今所知历代姓氏之总数达二万六千有余，此固渐次递增所致。欲明其递增之过程原由，须从历代姓氏书中去探其究竟。自先秦至清末，见载于史志目录之有关姓氏著作，约近三百部，而失载湮灭者不知凡几！即书目所载，亦大多散佚无存。且隋唐以前，谱牒与姓氏书多混而不分，尤以谱牒载姓传姓者居多；宋元明清之际，复有合人物传记与姓氏为一以当词典者：二者皆非纯粹之姓氏书。兹就存世著作，或虽佚而有辑本可寻其构架、内容者，叙述疏理，以求历代姓氏增益之脉络。其于谱牒姓氏与专辑姓氏合一之著，仅取其至关重要者，其它概从删略。
一、先秦两汉牒谱佚籍钩沉
有文字记录之姓氏世系可以追溯到周代。《周礼·春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司农所谓“帝系”“世本”之属，系指《大戴礼记·帝系》及《世本》一类书，或此类书之原始文本。由今所见《帝系》、《世本》内容推之，小史掌有周代之世系，或亦有夏商甚至三代以前传说之世系①。唯书缺有间，只能从《帝系》《世本》中窥参一二。《大戴礼》第六十三之《帝系》篇，总计533字，将少典、黄帝以下至尧舜禹及商周二代祖先帝喾及生母姜原和简狄、后稷和契均序次明白。然就整个上古史而言，似又觉简略而不足。《世本》十五篇，今据辑本所可考见者有帝系、王侯谱、大夫谱、纪、世家、传、氏姓、居、作、谥法十类。其中氏姓一篇，尚存鳞爪，殆为最早之姓氏专篇。欲明其来历，先须探究《世本》之形成及其体式。《汉志》“世本”下云：“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史记》裴駰《集解序》“采《世本》《战国策》”司马贞索隐引刘向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已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也。”知班固截取刘说。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三“根系”条云：“《世本》有《帝系篇》，谓子孙相继续也。”② 今观八家所辑《世本》内容，有三皇世系、三代世系及春秋各国卿大夫世系，则知《世本》自汉至唐均涵包《帝系》。然贾公彦《周礼·小史》疏承经文及司农注而谓“天子谓之《帝系》，诸侯谓之《世本》”，若二者各别则《世本》不当有《帝系》。宋叶时云：“系世之书重矣，天子有帝系，诸侯有世本。系世不定，则亲疎何由而别？昭穆何由而叙？同姓异姓庶姓何由而辨乎？商之祖也以契，周之祖也以稷，此亦可以定其帝系之所从出也。太伯之后为吴，胡满之后为陈，此亦可以定其世本之所自来也。然周人系世之奠必属之春官，一讽之瞽蒙，一奠之小史，厥有旨哉。小史掌读礼者也，读礼而掌奠系世，则教以礼之序；瞽蒙掌诵诗者也，诵诗而掌世奠系，则教以乐之和。序故有别，和故有亲，有别则昭穆不相乱，有亲则亲竦不相离。周人定系世之意盖如此，岂徒原本系之有远近、取阀阅之有高下而已哉。司马迁作《史记》，推帝刘之系出于唐，是帝系犹有可考也。叙司马氏之元出于重黎，是世本犹有可稽也。盖司马迁世为太史氏，小史掌定系世，乃太史之属，故采《世本》而作《史记》，明《周谱》而著《世家》，是其系世之书至汉犹存邪？”③ 叶氏后又列举《世本》中世系混乱不可据者数列，以为必有后世附益成分掺杂其间。关于《世本》之作者、体例，前人颇多探考。自刘向谓古史官所记之后，诸说纷出：晋杨泉谓“楚汉之际好事者”所作④，皇甫谧谓左丘明所作⑤，而颜之推以书中有燕王喜、汉高祖而疑其“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⑥，所见与叶氏同。清张澍《辑世本序》谓“系秦汉以前书”，又于《姓韵》后云：“刘恕《通鉴外纪》云：‘《世本》经秦历汉，儒者改易。’此说为确。”⑦ 今人陈梦家据清人所辑内容考定为战国赵人之书⑧，至金德建以为《世本》即《牒记》，复因张敞有《历谱》而谓《世本》亦作于敞⑨。金氏之说，过于武断。近来研究此书者，多认为成于战国之际而经秦汉人增补⑩。
若参稽郑司农、贾公彦之说，西周之谱牒，帝王称《帝系》，诸侯卿大夫称《世本》，则记载诸侯、卿大夫之《世本》不当包含《帝系》。由此更可确证《世本》系战国间人掇辑西周、春秋以还各种《帝系》、诸侯卿大夫谱牒等书并冠以“世本”之名而成。既为掇辑众书，则其《氏姓》一篇之来源及形式亦当予以研讨。《史记·高祖本纪》“姓刘氏”裴駰集解引郑玄《驳五经异义》云：“故《世本》之篇，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也。”《世本·氏姓》之原式究竟如何，后人理解各有不同。清王谟、孙冯翼（陈其荣增订）辑本先列姓，后缀氏；张澍辑本则佚文下另加校注；雷学淇辑本时加案语；茆泮林辑本以姓统氏，其氏低一格行；王梓材辑本则将姓氏分隶于各相应之古帝三代世系之下。唯秦嘉谟谓“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足以统括《氏姓篇》之体式，他认为：“盖姓统于氏，氏系于姓，旁行斜上，统系秩然，即《世本》之谱法也。其所云上者，则一姓之左，备列诸国书，书引《世本》，如任姓谢章薛吕舒祝终泉毕过之类是；其所云下者，则诸国之下，罗列众氏，诸书引《世本》，如子襄氏齐桓公子子襄之后之类是也。其有散引者，如荀贾皆是姬姓，向姜姓，徐奄皆嬴姓之类，则引者单举一二国，非其全文，可以《世本》任姓偃姓子姓之例校而知之。”(11) 秦辑本即以此为原则，将所得姓氏分上下二栏排列，以姓统氏。就形式而言，郑玄姓上氏下云云，必亲见《世本·氏姓篇》原文而言，此与《世本》其它卿大夫谱旁行斜上之形式同辙，秦氏据康成之言而排谱，应较接近《氏姓篇》原式。接近《氏姓篇》原式，则与《帝系》《大夫谱》不免重复，此从王梓材辑本之形式中可以窥觇一二。缘此便可置疑古人在写刻维艰之前提下是否会作此重复工作，进而思之，《氏姓篇》是否为先秦《世本》原简中之篇章？向、歆校书，多将同类之书类聚合并，若《氏姓篇》由向、歆合之于《世本》，则《帝系》篇原似亦独立，缘同类而合之《世本》，因“世系”一义可包含“帝系”从而冠“世本”之名。转从先秦古书多以单篇流传之情形思考，《氏姓》原篇必不在先秦《世本》之内。就其内容而言，当是战国时人据《帝系》《世本》以及《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古谱所载，撮其氏姓排列而成，故形式亦与旁行斜上之谱式相近。
东汉后期，有二篇姓氏专论，即王符之《志氏姓》与应劭之《姓氏篇》。前者见王符所著《潜夫论》第三十五篇。关于其作意，论者谓与王符处于东汉后期异族进入中原与汉族杂居有关，因姓氏不仅可以维系社会稳定，且有整合社会和国家秩序之特殊功用(12)。然观其篇章布局，先从“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之制度切入，将姓氏归纳为“或传本姓，或氏号邑谥，或氏于国，或氏于爵，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事，或氏于居，或氏于志”九类，而后分别举例：“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谓号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谓谥也；齐、鲁、吴、楚、秦、晋、燕、赵，所谓国也；王氏、侯氏、王孙、公孙，所谓爵也；司马、司徒、中行、下军，所谓官也；伯有、孟孙、子服、叔子，所谓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谓事也；东门、西门、南宫、东郭、北郭，所谓居也；三乌、五鹿、青牛、白马，所谓志也”(13)。从《世本·氏姓篇》之罗列姓氏，到王符归纳为九类，尽管有所不尽，却是对先秦围绕制度与非制度漫衍后所产生的众多氏姓的一次总结。然王氏后面依次叙述伏羲、炎帝、黄帝、少曍氏、祝融等本姓与衍生之氏，明显是将先秦《世本》类之表谱形式转为文字叙述式。观其所叙，亦时有与《世本》抵牾处，从中可推见东汉所存先秦世谱尚多(14)，使王氏得以参稽异同，以意去取。
稍后应劭著《风俗通》，亦有《姓氏》一篇，惜其已佚。《四库提要》谓《永乐大典》“通”字下迻录此篇，因采入附于书后，然文渊阁本《风俗通》末无此篇，不知何故。《四库》之后所辑所补者有清钱大昕、卢文弨、严可均、张澍、顾櫰三、王仁俊及当代王利器等十余人。其中钱大昕辑得347条姓氏(15)，顾櫰三辑得332条(16)，王仁俊辑得339条(17)，王利器辑得522条(18)。应氏此篇，有几点值得讨论：一是篇名。《广韵·平齐》下引作“氏姓篇”，《史记·荀卿列传》裴駰集解引同，苏颂《校风俗通义题序》作“姓氏”(19)，故钱氏从裴氏题“氏姓”，张氏、王氏从苏氏题“姓氏”。按苏颂校其书而作序，应是亲见其篇目，似当以“姓氏”为准。二是资料来源。据辑本，此篇中有相当一部分姓氏后引汉人之姓以证，推想应氏撰作时或亲自调查，或手边有可供采择之汉代姓氏书，若史游《急就篇》即是一种。他如《广韵·平萧》“聊”字下所注颍川太守聊氏之《万姓谱》(20)，两书应氏容或见之(21)，故大量采入《姓氏篇》中。三是内容排列。清人辑本因从《大典》款式，故一律依韵书序次排列。王利器知“非应氏之旧”，只因已失本真，无可如何，“亦时且从众”，以韵类次(22)。按《急就篇》卷一“宋延年”下颜师古注：“应劭撰《风俗通》，亦多设人姓，而为章句偶读，斯效《急就》之为也。”(23) 师古乃亲见《姓氏篇》者，其所谓“多设人姓，而为章句偶读”，似此篇犹如《急就篇》分章分句，或亦有韵，便于讽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剧子之言”裴駰集解：“徐广曰：按应劭《氏姓注》直云处子也。”徐广所见应书乃近真之本，而谓“氏姓注”，似有注文。张澍云：“以篇为注，恐误。”(24) 偶一出现，或为误注，然《周本纪》《秦本纪》下亦两见“应劭曰《氏姓注》云”(25)，恐非一讹再讹。若联系徐广与颜师古两注而慎思之，不仅不必谓徐广误注，更可推见应劭《姓氏篇》将姓氏连缀成韵语，断若干句为一章，连若干章为一篇，而将命姓得氏之由及后世名人详注其下；另据《官谱》《万姓谱》之类迻录汉人姓氏于其后。若此推测不误，则应劭《姓氏篇》已改变先秦旁行斜上之谱牒式，而效西汉便于童蒙讽籀之《急就篇》章句式，并自注姓氏来源、人名于其下。缘此，知后世所见《姓氏篇》文大多为六朝隋唐人分别摘录之章句或注文。
二、六朝隋唐之谱学与姓氏书
汉末丧乱，先秦两汉之谱牒率多亡佚，世俗多有妄变氏族者，于是管宁作《氏姓论》以正本清源，挚虞作《族姓昭穆记》以备用广闻。挚虞之书，虽说因魏晋间“子孙不能言其先祖”之衰颓世风而作，实亦有抵制冒望族变大姓之恶俗之意。而更为切近政治者，是魏陈群提出九品官人之法及司马懿设立州中正。下逮西晋，九品中正制确立，政治明显门阀化。在世家大族操控选举之形势下，一切个人仕途之升迁，以门阅相高，唯谱牒是稽。反映在传记中，两汉之家传、别传渐变为家谱、族谱，降及南朝，世谱之修撰成为一时风尚。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引有《华峤谱叙》《孙氏谱》《阮氏谱》《孔氏谱》《嵇氏谱》《刘氏谱》《陈氏谱》《王氏谱》《郭氏谱》《胡氏谱》《诸葛氏谱》《陈氏世颂》等，至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征引《周氏谱》《谢氏谱》《吴氏谱》《陶氏谱》《羊氏谱》《谢女谱》《许氏谱》《桓氏谱》《冯氏谱》《殷氏谱》《陆氏谱》《顾氏谱》《庾氏谱》《荀氏谱》《祖氏谱》《司马氏谱》等计四十五家(26)。因望族世谱极一时之盛，故族谱专家应运而生。晋员外郎贾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弼之所撰之书名《姓氏簿状》，合十八州百十六郡世族之谱系，计七百十二卷(27)。贾氏之著“广集百氏谱记”，若无两晋之众多家谱，恐无能力撰成专著。然就性质而言，《姓氏簿状》只是家谱、族谱之汇编本，尚非严格意义上之姓氏书。
因有《姓氏簿状》之汇编，故而产生何承天之姓氏专著《姓苑》。《隋志》有《何氏姓苑》一卷，《新唐书·柳冲传》柳芳云“何承天《姓苑》二篇”。二篇一卷，理或允可。苑者，园林。《御览》卷一九六引《白虎通》佚文：“苑囿，养万物者也。”此盖言其所包者广。“姓苑”之义，言其包罗众姓也。此书至唐而续有增益。两《唐志》载《姓苑》十卷，宋陈振孙所见本以“李”为卷首，殆即唐人所增删重编者。《新唐志》又有崔日用《姓苑略》一卷，两书至宋犹存，入元而佚。《广韵》引录二百余条，王仁俊复从《姓解》等书掇辑至三百余条(28)。今观其佚文，有单姓，有复姓。各姓之下注明姓氏之源，或亦加注后汉及汉以后之人，下限至有例举《世说》中人者。《姓解》所引有连举多姓以为出于《姓苑》者，故王仁俊所辑实际超过四百条。然因邵思所据《姓苑》系十卷本抑一卷本，今无法指实，故何承天原书究竟收有多少姓氏，仍莫能确指。就王辑本审察，何氏所录很多希姓僻姓，已超出当时世族大姓之外，虽王辑本已含有唐人增益成分而无法剥离，然若设想何氏处于已有数百卷族谱之年代中编纂一卷《姓苑》，统括众谱理无可能，择取数姓情所不必，故《姓苑》应是专收姓氏之纯粹姓氏书。至其编例是以类相从抑或以韵系字，因散佚过甚而无法探究。《隋志》又有《复姓苑》一卷，不著撰人。《通志·氏族略》引《姓氏英贤传》云：“傅说为相，子孙留傅岩者号傅余氏。晋傅余頠撰《复姓录》。”疑即此书。《梁书·顾协传》载协有《异姓苑》五卷，继《姓苑》之名而称“异”，当是五六十年后，掇辑异姓，予以增补。因为前此一段历史，南朝之族谱有一种精简趋势。
上文所及贾弼之撰集《姓氏簿状》七百余卷，篇帙繁重。其孙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由《簿状》到《要状》，篇幅缩略近四十五分之一，爰推所记，必撮其要而存其概。宋刘湛亦究心贾氏谱学，为选曹而撰《百家谱》以助铨选，被认为“文伤寡省”。王僧孺救其弊而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儒自为一篇，不入百家之数。即总为十九篇，与僧孺受梁武帝命所集境内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相比(29)，仍是概要之书。当此之时，谱牒学者虽为甄选铨叙、汇总品类而求全求备，然迫于日常便捷处事之需要，多删成简本。如贾执有《姓氏英贤传》一百卷，又有《百家谱》五卷；王僧孺也有《百家谱》三十卷，王俭有《百家集谱》十卷，传昭有《百家谱》十五卷，无名氏《百家谱钞》五卷。王僧孺《百家谱》至宋代尚存，其形式可从《广韵》所引略窥一二。《广韵·平之》“其”下引王僧孺《百家谱》：“兰陵萧休绪娶高密侍其义叔女。”又《平虞》“瞿”下引王僧孺《百家谱》曰：“裴桃貌取苍梧瞿宝女。”由此可见，王氏所述之重点在于萧、裴大姓，而不在其联姻之侍其和瞿姓，与《姓苑》并载希姓有所不同。
与南朝谱学极盛相对，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492）始详定姓族，至二十年（496）基本完成。其结果即《隋志》所谓“咸出帝族”之八氏十姓，“诸国从魏者”之三十六族，“世为部落大人者”之九十二姓，皆定为河南洛阳人。并将中国士人依其门阀分为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又诏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次第为选举格，名曰方司格。《隋志》有《魏孝文列姓族牒》一卷，应是这次定姓后所颁谱籍。《旧唐志》有《后魏方司格》一卷，《后魏谱》二卷。诸书虽佚，然就其篇幅之小和姓氏之数不少审察，应该犹如敦煌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和《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之款式，因而也可视作姓氏书。
唐初虽已施行科举，然政治集团中仍承南北朝余绪，崇尚谱牒。贞观中，太宗令高士廉、岑文本、令狐德棻等刊正氏族，修《氏族志》。高等于八年五月先上《条举氏族事件》，搜集全国八十五郡三百九十八望姓（敦煌残卷存四十七行二百六十六姓）(30)。至十二年正月《氏族志》一百卷成，实际著录仅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较八年所奏少一百零五姓。《氏族志》因置山东崔氏为第一，招致太宗不满，最后定李为第一，外戚第二，崔姓第三而颁布天下。高宗时许敬宗以《氏族志》不叙武后世系，李义府耻其家无名，于是更以孔志约、杨仁卿等十二人重加刊定，计收二百五十三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共二百卷，名为《姓氏录》。李义府又索《氏族志》焚烧之。今《氏族志》与《姓氏录》虽皆不存，然从敦煌残卷与二书卷帙大小及所收姓氏多少比较，《氏族志》与《姓氏录》主要详载各氏族大家之世系人物，与六朝贾执等之族谱相类；而敦煌残卷《条举氏族事件》虽为一种上奏之文件，却可视为一种“郡望姓氏书”。
之所以将《条举氏族事件》视为“郡望姓氏书”，是因为唐代类似之书不仅此一件。《新唐志》有李林甫《唐新定诸家谱录》一卷，《宋志三》作李林甫《天下郡望姓氏族谱》一卷，《玉海》卷五十引《书目》云：“《天下郡望姓氏族谱》一卷，李林甫等撰。记郡望出处凡三百九十八姓，天宝中颁下。非谱裔相承者，不许昏姻。”(31) 陈振孙谓天宝八年所纂。此谱虽是立足于婚姻角度，但其简略与敦煌残卷同，摆脱繁重的世系人物，为以后之姓氏书所取式。李氏此录之后，有敦煌文书S.2052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该谱基本完整，共载唐代十道中九道九十一郡七百七十七个姓氏。书名称为“新集”，显然是承李谱而重加裒辑，因而所记姓氏超过李谱三百七十九个。据研究，该谱保留原来之大姓，而亦增加不少南北朝史书所未见之新望族，比如河南郡郡姓中增加独孤、贺兰、慕容、元、宇文诸大姓，显然照顾到北魏望族。谱约成于大历十四年（779）之后到元和元年（806）之间(32)。其所集望族必直接为《元和姓纂》所吸取。
《新唐志》有李利涉《编古命氏》三卷。就书名看是溯源得姓命氏之由。《玉海》卷五十引《书目》曰：“永隆二年（681），李利涉撰，三卷，凡二百五十六姓，著胄系之始。”(33) 参稽《金石录》《隶释》《宝刻丛编》等引录之文，知既有溯得姓之源，亦略叙其世系，较上所述敦煌文书为详，与林宝之《姓纂》略同。
《姓纂》之前，尚有孔至《百家类例》十卷，书成于乾元元年（758），今虽佚，据《唐会要》所录之要旨，知其不载婚姻成家冠冕，唯记尊官清职、传记、本元；并“爰列百氏，其中须有剖析，各以当族注之。通为百氏，以陇西李氏为第一”(34)。孔书体例对《姓纂》颇有影响。
元和七年，诏封边臣天水阎某，有司误将其置之太原，招致阎某上疏。于是宪宗命李吉甫“综修《姓纂》”，务“使条其原委，考其郡望，子孙职位，并宜总缉”。李吉甫“创立纲纪，区分异同”，以授“博闻强识之士济南林宝”。林宝“首膺相府之命，因案据经籍，穷究旧史，诸家图牒，无不参详。凡二十旬，纂成十卷”。宝自言其体例是“自皇族之外，各依四声类集，每韵之内，则以大姓为首焉”(35)。既言“诸家图牒，无不参详”，则前举敦煌文书、《天下郡望姓氏族谱》《编古命氏》《百家类例》等自在“参详”之中。其体例之可言者有以下数则：
一、“皇族之外”云云，即以“李”为第一，缘《氏族志》之例，与《类例》亦同，开宋明《百家姓》以国姓为首之先河。
二、以四声编排。自沈约、周颙发明四声，陆法言等撰成《切韵》后，唐代士子为科举而各自钞录，几人手一本。中唐声韵学者增字补注，使按韵检字简捷之法广为人所接受，于是诸多书籍皆以四声排纂。前于《姓纂》之张九龄《姓源韵谱》五卷，晁公武谓“分四声以便寻阅”(36)；又曹大宗《姓源韵谱》四卷(37)，书以“韵谱”名，亦当以四声排列。后于《姓纂》之柳璨《姓氏韵略》六卷，体式亦同。独立之姓氏即文字，汇编之后迫切需要检索便捷，故当四声韵学一旦普及，姓氏之书立即仿效。
三、“每韵之内，则以大姓为首焉”。既按声韵编排，犹以大姓为首，是未能贯彻始终。其原因有三：唐代韵书处于不断增字加注之发展过程中，政府尚无官韵颁布，无法遵行，此其一；六朝以还世族大姓序列虽遭到皇权与新贵之冲击，旋复又形成以《氏族志》《姓氏录》为格的唐代新贵序列，此其二；《姓纂》本为颁爵酬封而作，理当考虑官爵大小与姓氏序列，此其三。完全以韵书排列之姓氏书，须至宋代方始出现。
四、《姓纂》注文格式，岑仲勉有所探讨。至于其内容，每姓之下溯其得姓之由，并列举先秦汉魏古来名人，此皆钞撮古姓氏书。其于近代世家大族，则标明郡望、世系、职官等，职官标其最体面者即清职，世系表述仅用“子”“孙”“生”数字，基本不言其婚姻冠冕。在很大程度上仿效《百家类例》之体式。
五、《姓纂》所收姓氏数量与来源。据清人辑本到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所列，共收姓氏一千七八百条。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谓其有《元和姓纂校补》八卷，所辑佚文四百五十余条，有出于岑校之外者(38)。陈尚君亦于岑氏之外辑得五百余则(39)。余、陈二氏所辑必有部分姓氏为岑书所遗，故推测《姓纂》原书所收姓氏可能接近二千或更多。从唐初贞观时《氏族志》之二百九十三姓，显庆时《姓氏录》之二百五十三姓，至《天下郡望姓氏族谱》之三百九十八姓，皆专记豪族大姓，庶姓、杂姓不与焉。《姓纂》所收为此类姓氏书之五倍。就数量而言，《姓纂》是姓氏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大姓、庶姓、杂姓并收之姓氏书。《姓纂》中之大姓固缘于《氏族志》《姓氏录》《姓氏族谱》以及大族家谱等，其庶姓、僻姓或来自《世本》、《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官氏志》、唐人增补之《姓苑》及陈湘《姓林》等书。此外，如敦煌残卷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末有“其三百九十八姓以外，又二千一百杂姓，非史籍所载”之语(40)，可见杂姓也有专门收集之书，只是在崇尚世族大姓之时代，很少能够被反映在史书中，然必能为《姓纂》所收摄。
就以上五点，可知《姓纂》之体式与内容，既继承了姓氏书、字韵书发展到唐代之诸多优点，也遗留着世族时代之痕迹。《姓纂》著成后仅以抄本流传，至宋代已无完书。明成祖命解缙编纂《永乐大典》，将是书分载于宋太祖《御制千字文》下，失其旧观。四库馆臣辑出校勘后分为十卷，称为“库本”，是谓一校；其后孙星衍、洪莹过录校勘，于嘉庆七年刊行，光绪六年金陵书局翻刻，附以辑佚之文，称为“洪本”，是谓二校；民国初罗振玉就局本撰校勘记二卷，是谓三校；上世纪四十年代岑仲勉参稽典籍，网罗碑志，对《姓纂》详加考校，著成《元和姓纂四校记》，是谓四校。岑书洋洋一百六十万字，不仅为《姓纂》功臣，抑亦为丰富唐代士族世系作出巨大贡献。《姓纂》之其它具体内容、体式，可详见岑书(41)，此不赘。
三、宋代对姓氏之分类与辩证
顾炎武曰：“氏族之乱，莫甚于五代之时。当日承唐余风，犹重门荫。故史言唐梁之际，仕宦遭乱奔亡，而吏部铨文书不完，因缘以为奸利。至有私鬻告勅，乱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侄甥者。”(42) 北宋承平，士大夫又复重修族谱，然以“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43)，完全异乎六朝隋唐之世风，故谱学虽一度复兴，而反映在姓氏书上，已悄然改观。
相传辑纂于宋初之《百家姓》，计收四百余姓，本为童蒙读物，故以四字一句，辅以韵读，便于讽诵。其排列以国姓赵氏为首，兼亦考虑到宋初高官与重要人物，宋王明清略有推解(44)。其后增益、注释、仿效者颇多(45)，以非纯粹之姓氏书或词典性质，故略不论。大中祥符年间，陈彭年等受诏重修《广韵》，一反《切韵》以来之常式，收入近二千多姓氏。因其在韵字下列姓氏义，不宜铺叙门阀世谱，故多稍叙得氏之由，甚或仅列其义(46)。溯其原由，中唐以还，姓氏书多已采用韵编形式，为使韵书功用增强，照单收录，省力省事。由《广韵》之大量收录姓氏义，为宋以后之姓氏书编纂从姓氏数量和编排形式上奠定了一种基本框架。熙宁中钱明逸编《熙宁姓纂》六卷，即用声韵类次。
北宋景佑二年（1035），邵思《姓解》三卷刻成。共收姓氏二千五百六十八，复据所收姓氏之偏旁归为一百七十门类。其所以不依韵归姓，作者自谓“欲一概注释，未免雷同，将四声拘收，又属疑混”，所以不得已而“取篇旁类之，但使便于检寻，固无惭于简易”。邵氏虽以部首归字，或因其非文字专家，故其具体归字颇为混乱，如“慈”“兹”“曾”“普”“并”“尊”等字均归“羊”部，“郁”归“林”部，“戴”“臧”“咸”“威”“戎”“盛”“职”“成”“载”“畿”等字均归“戈”部，师心随意，不一而足。又其复姓一般置于同字之后，然亦有置于一部之末，义例有所不纯。该书内容之值得一述者，是其已彻底摆脱六朝唐代谱系形式。作者自序云：“厥后氏族至众，人皆著书，谱系志原，遂有数本。靡不广引流派，穷极枝叶。善则善矣，而卷帙浩博，尤难传写。”此实道出前此所有谱牒之特点。若立足于谱系，自无可厚非；使着眼于姓氏，则微觉芜杂。且传写困难，携带不便。自贾弼之《姓氏簿状》至柳冲《大唐姓族系录》等之所以不传，卷帙浩繁是其重要原因。作者认为：此类繁重之书册府有藏，而其姓氏原委则朝野难知。作为姓氏书，如果沿袭前人照钞世谱，则不免“见凭于撰德”，若就此不著姓氏书，则“不类于生知”。故其著此书，“以历代功臣名士布在方册者次第书之，启迪华源，恢张世胄。其余疏族异望，一皆削去。使开卷易见，不假乎吹律；同宗自避，无饰于断章”。今检其内容，先著得姓之由、命氏之始，次则举历代名人以征之。希姓无名人者不举，常用姓而名人多者多举。如“许”下云：“高阳许氏出自姜姓，泰岳之后，神农之裔也。尧有许由，汉有平恩侯许伯，孝元外祖许舜、许延寿，又有许嘉，后汉许慎，汉末汝南许劭，劭弟靖，魏许褚，晋有茅山许迈、许穆，隋有许善心，唐侍中许敬宗尝为十八学士，又京兆尹许孟容，忠义许远。”(47) 此条注释较多，然所采十余人上起传说尧时，下至唐代，地域则汝南、茅山，决非专摘世谱而成。下条“谢”姓亦多举名人，然明言“《南史》有谢安，安孙灵运，运子凤，凤子超宗……皆有传”，虽若述世系，却摘自史书。又“赵”姓下云“天水赵氏出自颛顼”，后举春秋战国、秦汉名人甚多，然不及本朝“赵宋”一言一人。若某姓无名人可举，则仅列其姓。“人”部之末“俨”下云：“一十二姓并见姓书，经史无显名者存之，以备捡讨，他皆仿此。”故“言”部末列“谈、谌、识、谴、诩、诜、让”七字，谓“并出《姓苑》”；“糹”部末列“纬、练、绍、统、绪、经、缗、纳、给、红”十字，谓“并出姓书”等等。综观此书，系将《姓苑》、《官氏志》、某些姓氏书以及经、子、正史、野史排比纂辑而成，似未必看到很多唐宋世家族谱。此书流传约二百年，南宋陈振孙尚见之，至马端临已不见载，而竟有传本流入东瀛。逮黎庶昌出使携归，收入《古逸丛书》。邵书钞撮丛杂，亦时有讹误，如“肉”部“肥”姓下云：“秦有大夫肥义。”按，肥义赵人，见《战国策·赵策二》，云“秦”误。故光绪间段朝端有《邵氏姓解辨误》一卷，专纠其失(48)。邵书摆脱谱牒，专就姓氏书和史书汇纂姓氏，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南宋初年永福黄邦先撰《荤史姓纂韵谱》六卷，“凡史传所有姓氏皆有韵，类聚而著其所出。建炎元年（1127），其兄邦俊宋英为之序”(49)。专收史传姓氏，以韵类聚，与邵书取径相似，唯排列有异。
北宋末南宋初，先后出现二部各有特色之姓氏书，即郑樵之《氏族略》与邓名世之《古今姓氏书辩证》。
《氏族略》六卷，为郑樵之《通志·二十略》之一。虽犹书中之一章，然其在姓氏书发展史上之影响与价值不可低估。《氏族略》卷一为序目，卷二至卷五详考二千二百九十三个姓氏之来源、沿袭与演化，卷六为总论十三篇，分别论述与例举同名异实、改氏、改恶氏、汉魏受氏、变夷、变于夷、别族、避讳、音讹、省文、省言、避仇、生而有文等特别姓氏。郑氏论得姓受氏者分为三十二类：一曰以国，二曰以邑，三曰以乡，四曰以亭，五曰以地，六曰以姓，七曰以字，八曰以名，九曰以次，十曰以族，十一曰以官，十二曰以爵，十三曰以凶德，十四曰以吉德，十五曰以技，十六曰以事，十七曰以谥，十八曰以爵系，十九曰以国系，二十曰以族系，二十一曰以名氏，二十二曰以国爵，二十三曰以邑系，二十四曰以官名，二十五曰以邑谥，二十六曰以谥氏，二十七曰以爵谥，二十八曰代北复姓，二十九曰关西复姓，三十曰诸方复姓，三十一曰代北三字姓，三十二曰代北四字姓。有因不明其氏族之所本者，按本字以四声分列，又有各种复姓不知其本者附于四声之后。与王符、应劭相比，郑氏意欲充其类而尽其极，当然其中有些类别乃是姓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之产物。抑不仅此，其大类之下复又分小类，如以国为氏下细分“古帝王氏”、“周同姓国”、“周异姓国”、“周不得姓之国”、“夏商以前国”、“夷狄之国”、“汉郡国”等七类，以邑为氏下细分“周邑”、“鲁邑”等十四类。其大类是否有必要分得如此之细，可以商榷；其小类则是为清眉目而分。合大类小类及十三篇总论而观之，郑氏确实对宋以前姓氏作过系统、深入之学术性研究，但过分强调溯源分类，致使具体溯源得姓之由、引征历代人物及部类划分多有可商之处。张澍曾批评其“舛谬处盈千累百，真驳之不胜驳”(50)，未免过于苛求。
郑樵系统研究姓氏之后，将其心得上升到理论，提出自己独特见解，并贯彻在《氏族略》中：“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此一理论，在三代史和考古学、民族学已交织、沟通之今日而言，虽不无可局部修正和进一步阐发之处，犹当肯定郑氏已揭示出很多历史真相；何况在一千年前，更不得不佩服其慧眼独具。其次，他在认真研究前人姓氏书之基础上，提出姓氏书类别大概有三：论地望、论声、论字。“论字者以偏旁为主，论声者以四声为主，论地望者则以贵贱为主”，此三种编纂法都有局限，“贵贱升沈，何常之有，安得专主地望？以偏旁为主者，可以为字书；以四声为主者，可以为韵书，此皆无与于姓氏”，故他捐弃三种编法，另创一种依类编排法。因为要类分区别，故不得不详究得姓之由，推极命氏之初，于是有实际所呈现之三十二种类别。此种方法既能反映姓氏特点，又能前后互参，但缺点在于不明其姓氏之内涵者很难一索即得。
邓名世《辩证》之初稿五卷写于北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早于郑樵之《氏族略》，其后不断补苴，于建炎初扩充为十四卷。绍兴四年（1134）至十一年（1141）入史馆任校书郎，利用官员履历及府库图书复予增补。解职还乡后，又从衢州韩美成借《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反复稽考参订，至死未能定稿。后其子邓椿年整理“遗编断稿”，“取宋名公文集、形状、墓志订证次序之，厘为四十卷”，时已在孝宗干道四年（1168）。《辩证》收录姓氏三千零三十三条，约四五十万字，先后曾经几次修订。其最后以韵目编排，亦事出有因。方其为书仅五卷之时，身处贫贱，“无书检阅，阙文甚多”(51)，想所收姓氏必少，难依韵目编排。逮其借得《熙宁姓纂》及《宋百官公卿家谱》，增补必多，而《熙宁姓纂》即用依韵编列，故邓书之体式或许仿效钱明逸《姓纂》而有所改订。至其所本韵书，据残宋本“括要”云：“凡姓氏不协韵，与《韵略》所无之字，皆入《补遗》。”是所据或为《韵略》。《韵略》系丘雍等撮取《广韵》常用字所编之韵书，书佚不存。今宋本《辩证》之韵目具存，或可据以探究《韵略》之概貌(52)。
《辩证》一书明以后散佚，今所见为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之残本。就残本所引先秦两汉以下之文献达数十种数百次，其中虽有为唐以前姓氏书所征引者，然若宋代《千姓编》(53)《姓解》《姓源韵谱》《广韵》《集韵》《杨文公谈苑》等，固皆邓氏所引。邓书以刊正古今姓氏为宗旨，故其于引据群书之外，主要在于辨误证是。由于原书已不全，具体难以考见。然钱熙祚所见残宋本有“总目”一栏，罗列邓氏在书中用力考订之条目，如：东陵，以《博物志》修定；东关，以《左传》驳正；东丹，以《五代史·四夷》附录增入；嵩，以《西京杂记》增修；危，以《五代史》修定，仍驳正家谱；匡，庙讳，以所闻见增修(54)。总计六百四十条，占《辩证》条目总数五分之一弱，一书而有五分之一篇幅修正旧书，胜出前人，尽管只是作者自己之认识，亦足以显示其搜罗之勤、用功之深。所谓“修定”、“增修”之含义，“括要”有简要之解释：“凡曰修定者，皆援据已明而立为成说；凡曰增修者，皆旧有姓氏无解或解而未尽，今详注之，以补其遗阙；凡曰增入者，皆旧书所无；凡曰驳正者，皆厘改舛误，或当削去此姓。”“凡姓氏分声入韵，复姓皆附于单姓之后”，又足见其体例极为严谨。古来姓氏来源复杂，又屡经混淆，本原渺茫，“括要”则云：“凡略著所出者，皆阙疑，以俟君子。”亦可见其著书之精神。
嘉定间有章定撰《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六十卷，收姓氏一千一百八十九，亦分韵排纂。于每姓下各序得姓之由，下则列叙历代名人之言行。《四库提要》谓为“以谱牒传记合为一书者也”。章书重点既在于记“名贤”及“言行”，则其“氏族”乃因姓系人而已，且其所收姓氏不足《氏族略》和《辩证》一半，虽叙姓氏源流，旨意不在此，仍不当视为姓氏书。宋末王应麟编撰《姓氏急就篇》，仿《急就篇》形式，将姓氏连缀成七言、三言、四言歌诀，颇便诵读。唯其收单姓一千五百零六，复姓五百八十九，总计不过二千零九十五，尚未达《姓解》所收之数。盖王氏之用意在于连缀成文，有人可稽考，非为备古今姓氏，故希姓僻姓自在刊落之列。
四、姓氏书纂辑方法之演进
先秦严姓氏之别，然其所严判者在于现实血缘与氏族之别，重于记忆而疏于记载。即有载记，亦以系世系之牒谱形式出现。谱牒形式旁行斜上，统系世系，最为原始却也最为直观，故历数千年而传承不衰。《世本》中《氏姓篇》原本单行，其形式当如郑玄所云“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亦即“姓统于氏，氏系于姓”。《氏姓篇》应是撮取牒谱之姓氏而删简繁复之世系人物，具体类似《氏姓篇》之简帛尚有待出土资料来证实。先秦牒谱、姓氏资料为汉代史家记述古史和姓氏研究者溯姓分氏别族提供了可靠依据。
东汉王符《志氏姓》一文，仅将旁行斜上之表谱转写成文字，且记录不全，唯其将先秦姓氏区为九类，虽未能充类至尽，仍不得不推为研究归纳之第一人。应劭《姓氏篇》仿效《急就篇》，将姓氏连缀成文，括为韵语，分句断章，以便讽诵，第一次改变表谱形式，使之与当时民间童蒙读物相应，于普及推广，有不灭之功。魏晋行九品中正之制，促使谱牒之学再度复兴，致使南朝十八州百十六郡氏族大姓无不有谱。时虽有熟稔谱学之贾、王诸人，仍只能是谱学名家而非姓氏专家。可称之为姓氏专家者，当推南朝宋何承天。何氏《姓苑》一书虽佚，就其收录单姓、复姓、希姓之数量与篇幅酌量，知已刊落谱牒之人物世系；更就其所收希姓多在六朝世家大族之外推想，何氏纂辑之目的宗旨即要编一本单收姓氏之书。此种形式源于以简驭繁之思想，亦与魏晋间产生之《声类》《字林》等字韵书有一定关系，它直接导致《复姓苑》《异姓苑》之产生，与当时之氏族简谱一起，为赵宋产生纯粹之姓氏书图示一种范式。李唐肇兴，虽仍大肆纂修卷帙浩繁之族姓牒谱，然沿袭《魏孝文列姓族牒》《后魏方司格》之类简明谱式，仅标姓氏与地望之《天下郡望姓氏族谱》《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等简谱亦相继产生，某些郡望姓氏书并载庶姓、杂姓，不仅为宋代姓氏书提供数据，也为元明之际出现姓氏书标注地望图示另一种范式。
由郡望姓氏简谱之发展，遂产生略著胄系之《编古命氏》和唯记尊官清职之《百家类略》。而林宝《元和姓纂》，即是综合世族谱牒、郡望姓氏谱、《编古命氏》、《百家类略》等各类谱、书之优劣，吸取各家合理成分的因事适时之作。《姓纂》以李为首宗《氏族志》，略著世胄、尊官清职宗《编古命氏》和《类略》，其虽宗《姓源韵谱》等以四声编排，而一韵之内以大姓望族在前，是仍未跳出六朝以来九品中正制与皇权、世族与新贵之窠臼。然兼收庶姓、杂姓，已具有统括所有姓氏而纂成一部姓氏总汇之意识。
北宋陈彭年《广韵》兼收姓氏，无疑是受到《姓纂》之影响。二三十年后，邵思编纂《姓解》，嫌四声纂姓容易“疑混”，而采取偏旁排列，另开一种编例。惜字学非其所长，归字混乱无绪。此书虽有种种不足，却是一部至宋初为止收姓最多且彻底摆脱六朝隋唐世族谱系形式之纯粹姓氏书，将姓氏书编纂引入一条新途径。南北宋之交，郑樵汇聚所有能见到的姓氏书，进行重新分类，将王符之九类扩展为三十二类之多，对各种特殊姓氏予以揭示说明，并总结出先秦姓氏及其发展中诸多理论与规律。其推考与理论虽不无瑕疵与可商之处，却对此后姓氏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主要针对以往姓氏书中具体源流进行辩证和质疑。在三千余条姓氏中，辩证、置疑、补充、订正之条目约有五分之一，可见其贡献之大。邓氏同时亦竭力搜集希姓、僻姓，使之成为一部完整姓氏书。《辩证》依照《韵略》排列，应有其独特之思考。《氏族略》与《辩证》几乎同时在不同地区完成，堪称南宋姓氏书发展史上之双璧(55)。
注释：
① 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载大皞帝包牺氏世系、《山海经·海内经》所载姜姓炎帝世系、帝俊世系等是口传抑是从西周皇室机构中传抄散播，尚须推考。
② 徐时仪点校本《一切经音义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上册，第482页上。按，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九引录“孙”作“系”，疑误。
③ 叶时：《礼经会元》卷四上《系世》，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92册，第147页下。
④ 马总《意林》卷五引晋杨泉《物理论》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2册，第269页下。
⑤ 按，皇甫谧此说，清孙冯翼以为是误读《班彪传》之文，详见孙氏《重集世本序》，载《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页。
⑥ 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谓“世本左丘明所书”，自注：“此说出皇甫谧《帝王世纪》。”参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十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84页。徐宗元《帝王世纪·余存第十》辑入，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3页。
⑦ 张澍：《世本稗集补注序》，载《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页。又《姓韵·古今姓氏书目考证》，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⑧ 陈梦家：《世本考略》，《六国纪年》附，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9页。
⑨ 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叙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20页。
⑩ 参见原昊《世本版本流变略论》，《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世本作者析论》，《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周晶晶《世本研究》，山东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11) 秦嘉谟：《辑补本》卷七《氏姓篇》，载《世本八种》，第177页。
(12) 方军：《略论王符的“四列”与志氏姓思想》，《佛山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3) 此段文字原有脱略，清汪继培据《御览》卷三六二所引应劭《风俗通·氏姓篇序》文字补十二字。以王、应二氏后文所举例证相同，知此处总举亦当无异。若此推测不误，则此处或系应劭因袭王符之总结，或系王、应二氏共同祖承更早的文献。
(14) 前所举《汉志》中《春秋历谱牒》《帝王诸侯世谱》之类，其时尚存。
(15) 参见《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册，第35－60页。
(16) 顾櫰三：《风俗通义佚文（一名：补辑风俗通义佚文）》，载《丛书集成续编》第16册，第255－263页。
(17) 王仁俊：《风俗通姓氏篇佚文》，载《经籍佚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211册子部杂家类，第718－735页。
(18)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第495－559页。
(19)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下册，第1007页。
(20) 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谓即汉之聊谋。
(21) 按诸书引此皆在“《风俗通》汉侍中聊仓著书，号聊子”后，王观国《学林》卷三“聊胶”条下著“又有”云云，致使后世认为聊谋著《万姓谱》亦出于《风俗通》。今本《风俗通》皆无，未知其实。
(22)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下册，第495页。
(23) 史游：《急就篇》卷一，唐颜师古注，宋王应麟补注，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052号，第36页。
(24) 张澍编辑补注《风俗通姓氏篇》，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283号，第1页。
(25)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改两“注”字为“谱”，无据。百衲本亦作“应劭曰氏姓注云”（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21页第一栏，第26页第二栏），中华标点本在《周本纪》之“应劭曰”之“曰”下加括号，以为衍文，近是。
(26) 此据沈家本《古书目四种·三国志注所引书目》和《世说注所引书目》，重复者略去。（《沈寄簃先生遗书》，中国书店1990年版，下册，第196页上、第224－226页上）。又张澍《姓韵》后附《古今姓氏书考证》亦录有《三国志注》《世说注》《后汉书注》等所引六朝家谱，张氏时亦援据史书略作注释。
(27) 《南齐书·贾渊传》论及此事，未言书名，《新唐书·柳冲传》始揭橥之。
(28) 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326页。按，清万光泰有《姓苑拾遗》一卷，见《万光泰杂著三种》清钞本，汪宗沂有《何氏姓苑原稿》不分卷，亦钞本，皆未见。其中当有出于王氏所辑之外者。
(29) 《梁书》本传作七百一十卷，《旧唐志》作“七百十二卷”。
(30) 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载《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8－364页。
(31) 王应麟：《玉海》卷五十《艺文·谱牒》，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2册，第953页下。
(32) 参见王仲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载《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5页。按，关于此件和前所述之敦煌残卷，牟润孙《敦煌唐写姓氏录残卷考证》以为皆是伪托，见《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8－195页。今不从。
(33) 王应麟：《玉海》卷五十《艺文·谱牒》，第2册，第953页上。
(34) 王溥：《唐会要》卷三六《修撰》。按，《会要》认为是贾至所撰，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引此注云：“按《贾至传》由单父尉拜起居中书舍人，徙岳州司马。宝应初召复故官，不曾迁著作郎，疑是孔至。”而《新唐书·儒学传中·贾至》云：“至字惟微，历著作郎，明氏族学。与韦述萧颖士柳冲齐名，譔《百家类例》。”王说是。
(35) 以上引文均见林宝《元和姓纂序》。
(36)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5页。
(37) 见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引《中兴书目》及《通志·艺文略》等书，所载卷次各异。
(38)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六，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册，第958－959页。
(39) 参见陈尚君《郁贤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附四校记）〉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载《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40页。
(40) 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引录，载《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9页。
(41) 按，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九，1948年出版，该书无校记者不录原文。1994年孙望、郁贤皓、陶敏将《姓纂》原文补足，由中华书局重排出版。
(42)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中册，第1717页。
(43) 参见郑樵《通志·氏族略一》，中华书局1955年版。
(44)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谓为“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并对其前几位之排列有自己的推测。
(45) 如北宋嘉佑间即有《千姓篇》，亦以四字为句；明吴沈有《千家姓》一卷，收姓一千九百六十；明末有黄周星《新笺百家姓》，清初徐士业有《百家姓训诂》，康熙间崔冕有《千家姓文》，雍正间江西熊氏亦编有《百家姓》。
(46) 参见拙文《广韵姓氏来源与郡望音读研究》，《中国语言学》第二辑（2009年），第51－64页。
(47) 邵思：《姓解》卷一，丛书集成初编影印《古逸丛书》本，第16页。
(48) 段氏《辨误》一书，徐干刊入《邵武徐氏丛书二集》，《续修四库全书》据以收入。
(49)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按，《玉海》卷五十谓黄邦俊纂录史传姓氏，似误。又尤袤《遂初堂书目》有无名氏《十史姓纂》一种，张澍《古今姓氏书目考证》以为“或即《荤史姓纂》也”。或是，然实无可证矣。
(50) 张澍：《古今姓氏书目考证》，载《姓韵》附录，第37页。
(51) 以上引文均见邓椿年《序言》，载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5页。
(52) 关于此一问题，笔者另有《〈古今姓氏书辩证〉与〈韵略〉初探》一文详细阐述。
(53) 《千姓编》一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云：“不著名氏。末云嘉佑八年采真子记。以《姓苑》《姓源》等书，撮取千姓，以四字为句，每字为一姓，题曰《千姓编》。”（第229页）今考《辩证》残本引《千姓编》十次，一次云“吴氏千姓编”，则作者姓吴。
(54) 邓名世著、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7－673页。
(55) 宋以后之姓氏书概况，详参拙文《明清以来的姓氏与姓氏书》，《史林》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