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长方式论文,论我国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增长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农业单纯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被打破，农业增长已越来越多依靠集约因素。这表现在：（1）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都呈明显上升趋势，如表1所示。这标志着我国农业初步摆脱了传统农业稳定均衡的低速增长状态，标志着农业生产方式中更多地渗入了集约经营的因素。（2）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逐步提高。50年代以来，我国在农业的许多领域中都实现了重要的技术性突破。中国是第一个开发和优化F—1杂交稻品种的国家，在改革以前，中国培育的玉米、小麦和甘薯已可与世界上最好的品种相比，全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已超过80%。1980—1990年的十年间，农药施用面积增长了3.3倍，地膜覆盖面积增长了213倍，塑料棚面积增长了18.5倍。一些新技术，如生物工程技术、航天航空技术也开始用于农业生产。所有这些，都使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1972—1980年科技进步在农业中的作用仅占271%，1981—1985年升到35%，目前已达40%左右。[1]农业教育发展迅速，目前我国已形成由高、中等农业教育、农业干部培训、农民成人教育和农村中小学教育组成的农业教育体系，使农业人力资本存量迅速增加。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具有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农业人口已达94万，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6.21年，农村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率从50年代初的80%以上下降到22%。传统农业中的低素质状况明显改善，为农业增长不断加强集约因素提供了良好的人力条件。
表1 建国以来农业生产能力变动情况表
年份农业总产值指数 每一农业劳动力 粮食亩产棉花亩产
（以1952年 创造农业产值指 （公斤）（公斤）
为100） 数（以1952年为100）
1952100 100
88 16
1957125 112
98 19
1965137 101 109 28
1978200 118 169 30
1984310 165 241 61
1990405 210 262 54
1994523 277 271 52
1952—1994年
年增长率
4.02 2.46 2.712.85
1978—1994年
年增长率
6.19 5.48 3.0 3.5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而得。
建国以来农业增长方式虽然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从根本上说，我国农业发展仍是一种以粗放型为主的农业增长模式。其根据在于：
第一，建国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不断投入的结果，如表2所示。总体来看，1949—1990年间，中国农业总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不到20%，即农业的增长只有大约1/5来源于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反，总要素投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竟高达80%以上。除了“一五时期”、“调整时期”和“六五时期”农业总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接近或超过50%以外，大多数年份贡献率偏低，尤其是“二五时期”、“五五时期”、“七五时期”总要素生产率贡献竟为负值，这意味着农业增长完全依靠农业要素投入的推动，呈现出典型的粗放型增长特点。1985—1990年我国农业物质投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递增7.1%，而同期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4.7%，农业净产值年均递增3.6%，农业物质投入的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同期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净产值增加的幅度。与此同时，创造百元农业总产值需用的农业物质投入逐年增加。1986年创造百元农业总产值需用的农业物质投入为32元，1990年为35元多，“七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0.72元。[2]农业劳动力投入增长速度虽然低于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但农业劳动力投入的粗放型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台湾地区1952—1990年农业生产年均增长4.01%，同期农业劳动力人数年均递减1.25%，大陆地区1952—1990年农业生产年均增长3.75%，低于台湾年均增长速度，但是同期农业劳动力人数却以年增1.74%的速度递增，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台湾相比增长缓慢。此外，在农业要素投入中，农业劳动投入、农业物质投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也呈不同的变动趋势。通过对1952—1989年农业劳动投入、农业物质投入与农业总产值进行道格拉斯函数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劳动投入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显著下降，物质投入的贡献则明显上升。1979年至1989年这一时期的结果更加显著：农业劳动力投入每增长10%，农业总产值仅增长2%，而物质投入每增长10%，农业总产值增长达8.5%。[3]物质投入的相对高贡献率说明，我国还主要处于劳动密集型投入增长阶段。
表2 中国农业总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
增长阶段 贡献份额（%）
总要素生产率（δp） 总要素投入（δl）
“恢复时期” 36.0 64.0
“一五时期” 76.4 23.6
“二五时期”
－77.8
－22.2
“调整时期” 48.7 51.3
“三五时期” 4.6 95.4
“四五时期” 7.8 92.2
“五五时期”
－20.2120.2
“六五时期” 56.7 43.3
“七五时期”
－55.2155.2
“文化革命”前
38.6 61.4
“文化革命”中 －9.1 109
“文化革命”后 －79.1179.1
（“文化革命”中及其以后）
（－27.2）（127.2）
经济改革时期 17.9 82.1
（改革前期） （41.5） （58.5）
（改革后期）（－21.4）（121.4）
全部
1949—199019.580.5
1952—199015.085.0
资料来源：冯海发：《总要素生产率与农业发展》，载《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第二，农业科学技术含量不高，且不平衡，规模效益低。决定总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很多，一种常见的分类法是把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进步；另一类是给定技术条件下使用效率的提高。而在农业中，后一类因素又以规模效益影响最大。因此，美国经济学家索洛认为：“有两个因素明显地可以作为我们的考虑范围的候选者：技术进步和规模收益递增。到目前为止，模型一直排除了这两个因素。”[4]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影响总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这两个基本因素都存在不少问题。首先，从农业技术进步看，农业技术进步首先存在总体水平不高、地区不平衡的特点。根据有关权威部门测算，1980—1990年间全国年农业技术进步率仅有2.5%，北方地区为2.9%，南方地区较慢，仅为1.4%。[5]其次，从整体来看，我国对科学技术的利用存在要素之间的不平衡。目前，我国对科学技术的利用主要集中在改良种子，使用化肥、农药、地膜等方面，劳动手段严重落后，基本上仍以手工劳动为主，在农业中大多还是使用传统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方式，农业机械化水平十分低下。1994年底，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仅2347元，而美国在1977年每一农业劳动力的资金装备程度就达到47566美元，相差十分悬殊。再次，我国农业研究推广应用滞后，严重制约了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推动。我国每年约有7000项农业科技成果申请报奖，其中约有2000项成果获得奖励，但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十分缓慢。目前农业科技成果的平均推广率仅在30—40%之间，尚有60—70%的农业科技成果未能及时推广应用，已推广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也不高。从农业规模经营看，由于我国从1959年后的30多年间耕地面积一直趋于减少，加上同期农业人口的增加，使人均耕地面积已从1959年的2亩下降到1994年的1.2亩，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尤其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业经营长期处于家庭小规模经营状态，一直未能在农业中实现大规模的集约经营，使规模效益对农业增长的推动作用无法体现。
当前我国以粗放型经营为主的农业增长模式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下面一些因素对于这种增长模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人口多，土地少，尤其是可耕地更少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增长方式必然要以粗放型为主。1952年全国人口总数为5.75亿人，1993年增加到11.85亿人，41年间增加了6.1亿人。与人口增长相联系，就业人数也迅速增加。1952年全国社会劳动者总数为2.1亿人，1992年增加到5.9亿人，40年中增加了3.87亿社会劳动者。如此庞大的就业压力，在城市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使得劳动力只能大量滞留在土地上，依靠对土地的大量农业劳动力投入和对土地的精耕细作发展农业生产。此外，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是限制农业规模经营的一个主要原因。一般说来，农业规模经营会带来单位产品成本的下降，同时会使土地生产率降低，因此，在可耕地多的情况下，经营规模扩大与增加生产总量的矛盾可以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解决。而我国人口多，可耕地少，为保证土地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高劳动力投入土地就成为政府的必然选择。
第二，农业运行的宏观环境是造成以粗放型为主的农业增长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农业运行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宏观环境。但是在宏观层面上，仍有不少因素制约着农业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转变。首先，我国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产品价格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建国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的工业和落后的国民经济，为了奠定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我国实行以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高速推进；依靠工农产品交换的“剪刀差”为工业提供了大笔积累资金。虽然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都有一个农业哺育工业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不能太长，否则将会严重影响农业发展，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我国近年来农产品价格的劣势地位还在进一步增强。1989年至1993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分别为18.9%、5.5%、2.9%、3.7%、14.1%，同期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分别为15%、－2.6%、－2%、3.4%、13.4%，也就是说，在1989年至1993年的五年中，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幅度都超过了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最高差幅高达8.1个百分点，这必然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其次，农民的市场参与要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不断增强，但是农村市场发育却严重滞缓，市场信号严重失真，市场价格波动剧烈，农业经营风险很大。现行的农产品价格机制和市场条件已经严重制约着农民采用新技术推动农业进步的可能性。再次，城市化水平进展缓慢，也对农业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变形成了制约。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城市化水平仅由10.6%提高到17.9%，29年间只提高了7.3个百分点，相当于全球本世纪初的城市化水平。虽然从1978年以后，我国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但到1992年城市化水平也只达到28%，远低于世界80年代初平均40%的水平。城市化水平提高速度的相对缓慢，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无法从农村转移出来，形成农村大量的劳动力“隐性失业”。据估计，农村这部分富余劳动力高达1.2亿。如此庞大的过剩劳动力滞留在土地上，必然会形成对农业集约化因素形成反向作用力，尤其是对规模效益的形成起了直接负面效应。
第三，农业科研投资和农业技术推广经费严重不足，制约了农业增长中科学技术含量的不断增加。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一个最为显著的途径，就是在农业研究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美国用于农业科研的经费，从1880年开始，几乎每隔10年就要增加一倍甚至几倍。我国农业研究的政府投资在60年代曾显著增加，70年代增加并不显著。进入八十年代初，中国对农业研究的重视程度比其它低收入国家稍微好些，科研经费一直持续增长。但到1985年以后，农业科研经费又徘徊不前，甚至开始下降。目前，我国农业研究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比大大低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在80年代初期0.8%的水平。同农业科研经费的窘境相比较，我国农业推广经费更加短缺。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农业推广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相对份额均呈上升趋势，发达国家由1959年的0.38%上升为1980年的0.62%，发展中国家由0.30%上升为0.44%，而我国农业推广经费只占农业总产值的0.18%，还达不到发展中国家60年代的水平。农业科研与推广经费的严重不足，不仅影响着农业的科技储备和未来的农业生产力，而且直接导致大量农业科技成果滞留在科研与推广部门，不能及时推广运用形成现实的农业生产力。
第四，农业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影响了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使农业要素投入的质量比数量显得更加重要，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技术素质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1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9%。日本的单位面积产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除了物质投入的差异之外，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农民就学年限长，具有很高的农业技能。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技术素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农民素质并未得到根本转变。这首先表现在，尽管农业人口中文盲或半文盲率已显著下降，但全国农业人口文盲或半文盲的绝对数仍然相当庞大，有大约1亿人左右。其次，农民总体素质仍然偏低，近几年甚至出现滑坡现象。表3说明，农民技术培训学校在1990—1993年期间获得了迅猛发展，但除了农民技术培训教育以外的其他农民成人教育指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滑坡。这说明在注重学习、应用眼前实用技术的同时，却忽视了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忽视了农民长远利益的投入。在农民普遍文化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忽视农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不仅会在现在，而且还会在将来，无法给农业提供其增长方式转变所需要的人力资本。
表3 近年来农民成人教育基本情况
注：“＊”指在校学生数。
资源来源：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4年有关数据整理。
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证农业为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撑，从长远来看，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显著地提高农业经济的素质和效率，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逐步过渡。实现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采取以下主要途径：
1、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加速农业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科学技术进步不仅是保证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减轻不利气候条件对农业成果的影响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实现农业生产集约型增长的基础。今后加速农业科技进步的主要措施，一是要加大国家用于农业科技研究和技术推广的经费开支，要力争在“九五”期末使我国农业科技研究和技术推广的经费支出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达到1%以上，不断增强农业的现实生产力。二是要继续保持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广泛应用在改良种子，使用化肥、农药、地膜等方面的优势，在此基础上，继续培植高产优质品种，科学合理使用农用化学的科学成就，从而不断缩短我国与日本、南朝鲜在土地生产率上的差距。三是要利用现代土壤科学的成就，采用现代改良土壤的先进科学技术，对盐咸洼地、酸性土壤、干旱风沙等中低产田（我国现有7亿亩）进行改造，大力建设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四是要在推广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过程中，重视继承和发扬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农艺技术，使现代科学技术同精耕细作密切结合，从而有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五是从长远来看，还要在农业生产中逐步运用生物技术、原子能技术、电子技术、激光技术、遥感技术等尖端科学技术，以推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
2、改善农业的宏观运行环境，为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随着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国民经济实力的增强，要逐步改变向工业倾斜的经济发展战略，向落后的农业实行“反哺”。一方面要坚持控制住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幅度，特别是要坚决整顿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秩序，规范市场行为，把国家支农的实际利益真正落实到农民身上；另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产品价格过渡到以农产品价值为定价基础的轨道上来，严防工农产品交换“剪刀差”的进一步扩大。二是进一步培育农产品市场，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建立正常的流通秩序。一方面继续完善现有的农产品流通市场，重点整顿其市场流通秩序，坚决取缔当前农产品流通中的投机倒把、欺行霸市行为，并随着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加快制定有关保证农村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基本法规，使农产品流通市场置于国家法规的监督管理之下；另一方面要努力打破地区封锁，建立全国性的农产品统一大市场，在这个统一大市场中来确定自己的农业生产，坚持生产自身具有比较利益优势的农产品。此外，还要大力培育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充分发挥资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三是为了解决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农产品经营风险大的问题，一方面要有计划的建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减少流通环节，发挥其平抑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农产品储备制度和农产品调节基金制度，对农产品实行保护支持。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切实改善农业运行的宏观环境，使农民的最终成果，尤其是通过新技术获得的增产部分，得到市场和社会的公正评价，从而激发农民从事新技术运用，改变传统增长方式的积极性，最终推动整个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逐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不可能产生出农业的高度机械化；同样，没有农业机械化作保证，农业的规模经营也是无法真正实现的。我国受人多地少的国情以及城市化水平低等因素限制，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都需要一个过程。目前要积极创造条件加速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从农业规模经营看，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土地市场，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流动，使土地使用权相对集中在种田能手手中，形成一定的规模效益；另一方面，要制定有关的政策和法律，规范土地使用权的流动。从农业机械化看，目前一方面要优先发展那些增产增收效果显著且经济实惠，适应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民操作和使用的农业机械；另一方面又不能单纯着眼于耕作机械化，应使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如水利排灌、植物保护、农田基建、农业运输以及林、牧、副、渔各业都要逐步实现机械化。此外，还必须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还是靠发展小城镇，通过深入开发各种农业资源，对农产品进行系列深加工，发展乡镇企业，逐步加快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进程。
第四，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农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是同节奏的，必须根据各地区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例如，从我国南方、北方、西部三个地区看，南方地区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水平，从增长的角度来讲，潜力要相对小一些，而北方、西部地区农业生产则相对滞后。因此，北方、西部地区对农业科技水平的感应力就远高于南方地区。把加快北方、西部地区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战略重点，不仅有利于尽快缩小北方、西部地区同南方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还有利于尽快提高农业整体发展水平。再如，我国耕作制度复杂，农业集体经济总体实力尚薄弱，因而农业机械化必须有选择地推进，要根据不同地区和作业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以及农艺要求，有区别地发展。目前，农业机械化只能重点在农产品基地、大城市郊区，以及地广人稀、生产潜力大的林区、牧区铺开。
最后，改善农业劳动力素质，提高农业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是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农业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农业生产力的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农业劳动力的推动。目前抓紧提高农业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要抓紧各咱农业实用技术的培训和提高，逐步把农村青年培养成为各类各级专门人才；另一方面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农民文化素质的培养，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决定性条件。
注释：
[1]万宝瑞、殷乐信、周应华：《关于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农业经济问题》1991年9期，第54—55页。
[2][3]李平、郝安民：《“七五”时期我国农业投入与产出效益初步分析》，《中国计划管理》，1990年第11期，第20、21页。
[4]索洛：《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这里的模型是指经济稳定状态下的增长模型。
[5]《中国农业综合能力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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