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玲[1]2009年在《发展风险论》文中认为发展风险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由社会自身和所处环境产生的,对社会稳定、协调和持续发展构成干涉、影响和威胁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人们感知、预见和积极化解的不确定性因素。发展风险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有,在前工业文明时代社会发展风险以自然风险为主,在工业文明时代社会发展风险以人为风险为主。在现代性社会中,社会以自身内部诸多关系的复杂交错和相互作用催生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向,使人类开始进入社会发展的高风险时代,也吸引了中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和持久探究。发展风险在来源上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性,在存在状态上具有时间和空间二重性,在感知状态上具有主观和客观二重性,在量化把握上具有可计算和不可计算二重性,在后果上具有消极和积极二重性。发展风险在生态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显著表现使人开始对它进行根源探析。从社会发展结构学来看,当代社会发展风险主要是由社会发展的定位机制、动力机制、整合机制、运行机制、控制机制在作用过程中失谐衍生。这些人为风险的产生,构成了当代社会发展风险的主要来源。化解发展风险是当代社会共同思考和迫切解决的问题,要积极化解当代社会发展风险就要树立正确的发展风险观,加强科技管理,重构文化张力,改革社会制度,寻求共同利益,促成多极实践主体积极参与和全球协商均衡。只有从这些方面入手来解决,社会发展风险才能得到有效遏制。由于全球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中国自身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多方原因使得中国社会正在步入到发展风险涌现的特殊时期。对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对党和人民抵御风险的新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与总结,是新时期开创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的有效途径,更是我们积极化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风险的根本途径。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候我们要以追求科学精神,辨证对待发展风险;要以人为本,走出传统模式,努力寻求化解风险的多极主体;要各方统筹积极建构化解发展风险的保障机制。
李欣广[2]2000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发展风险论》文中提出本文认为,需要建立产业发展风险理论,来分析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一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文章初步涉及了风险与产业发展风险理论的基本概念,特别提出了产业发展中的核心风险及其识别的层次和标准。文章从对外开放中产业发展风险发生的场合、从必然导致产业发展风险的因素中,提起人们对这一领域的风险理论的关注。
曾家华[3]2000年在《发展风险论》文中指出本文坚持以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论为指导，尝试对发展风险问题作具有一般意义的研究。认为风险问题与发展问题一样，已经超出了经济生活领域，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等各个领域，成为影响发展的重大因素。因此，明确发展与风险的一般涵义以及研究发展风险的意义，认识发展与风险的内在关联性，寻求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效途径，是本文所要论及的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考察发展与风险的概念和阐明研究发展风险的意义。分三个方面：（一）对发展概念的考察。把发展的一般涵义界定为“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以工业化和信息化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的转变过程”。（二）考察风险的一般涵义、类型和特征。把风险的涵义界定为“人们的决策及其实践活动的结果所遭受的损失或失败的可能、概率、不确定性等”。把风险的类型分为两种：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把风险的特征概括为不确定性、危害性、客观性和机遇相关性。（三）从实践和理论上明确研究发展风险的意义。 第二部分，探讨发展与风险的内在关联性。着重探讨风险的成因以及发展与风险的关系两个内容：（一）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成因。本文认为，发展过程中的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的。然而从各国的情况看，推行各种发展战略所带来的风险尤其明显。由于赶超、改革、开放这三个方面是各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广泛采用的战略。因此，着重从赶超战略带来的风险、改革带来的风险、开放带来的风险三个角度分析发展风险的成因。（二）发展与风险的关系。着重从风险与机遇、风险与收益、风险与损失来分析。 第三部分，探讨防范和抵御风险的对策。具体提出四个方面的对策：（一）增强风险意识是有效防范和抵御风险的先决条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才能做到未雨绸缪，从容对付各种可能的损失和挫折。其中，又特别提出了提高素质对增强风险意识和决策科学性的重要影响。（二）认为实行规范的风险管理是有效防范和抵御风险的制度保证。（三）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增强承受和抗御风险的能力，是有效防范和抵御风险的硬道理。（四）妥善处理好发展与利益的协调关系，是有效防范和抵御风险的韧措施。以英国和德国的现代化过程为例，说明利益协调能使社会避免出现较大的动荡，从而使发展面临较小的风险阻力。
何小勇[4]2009年在《当代发展风险问题的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展风险问题是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境遇中关乎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做出自己的解答。研究当代发展风险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来说,把发展风险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域,可以深化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开阔我们在全球化境遇中研究当代社会转型和发展趋向的理论视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从实践层面来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探讨当代发展风险问题,对于正确认识和积极应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风险,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重大意义,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代发展风险问题之所以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和热点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确实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风险景象并不时地转化为现实的危机事件,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社会学理论领域各种风险理论的兴起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风靡迫使马克思主义出场并与之对话。风险概念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和生命力,但又非常富有弹性、含义宽泛因而可以在不同的学科或话语体系中彼此独立地运用的概念。本文把风险概念限定到现代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来讨论,把它作为一个隶属于哲学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发展范畴即“社会发展风险”或“发展风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来看,风险是一个表征人类实践活动中内在矛盾的特殊状态的社会历史范畴,是一个表征对特定主体而言有可能在未来遭受某种损失或损害的价值性范畴,是一个反思现代性及其后果、探求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的范畴。发展风险概念对以启蒙运动为根基的现代乐观主义进步信念和单向度线性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并进行深刻反省,从而谋求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当代发展风险问题在社会发展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生态领域中都有其具体表现。在当代发展理论的嬗变中,风险问题也逐渐被纳入不同流派的理论视野。随着当代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高度发达,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问题也具有了高度复杂的性质和总特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当代发展风险问题本质上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发展实践的自我否定性的特殊表现,是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关系的对抗性的集中展示,因而是一个认识和处理现代社会矛盾的理念和方式问题;当代发展风险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均衡性的必然结果,因而是一个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强的历史条件下多元发展主体之间的利益纷争与整合问题;当代发展风险问题是现代化浪潮中人类不尽合理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因而是一个现代性发展观的历史合理性及其重建问题。当代社会发展的风险景象和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风靡要求我们用当代发展风险问题激活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并做出合理的阐释。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本中,并没有明确使用“风险社会”、“社会风险”这样的概念,但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异化”、“危机”、“断裂”等概念来讨论资本主义现代性进展的“阴暗面”,并建构了与之相关的系统理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及其裂缝的理论中都包含丰富的发展风险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发展风险问题的基本视域,对于分析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风险问题仍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穿透力,但也要结合时代状况的变化加以丰富和发展。现今信息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在给人类创造新型的现代文明的同时也激化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生活的扭曲和颠倒,给人类社会进步带来了风险、危机和灾难。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固有逻辑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发展实践中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具体展开及其矛盾运动的激化过程就是当代发展风险问题生成的内在机制。当代全球体系中资本运行于其中的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国际条件已经为利用和限制资本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和空间,以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活逻辑驯服无限扩展的资本逻辑,推动负责任的现代性和全球化,才能减弱各种风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威胁。科技理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张扬以至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宰制对当代发展风险问题的激增难辞其咎。当代风险境遇中的科技理性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发展风险问题的凸现为反思科技理性的局限、实现科技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的合作与和解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新的契机。现代性发展观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也是当代发展风险问题极其复杂的成因谱系中的重要因素。现代性发展观的人类中心主义、以理性为基础的进步主义、经济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等核心理念与当代发展风险问题的涌现有内在的逻辑关联。马克思超越了各种对现代性发展观的文化批判模式,以实践思维和经济哲学的批判理路扬弃并重建了现代性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可以而且应该被阐释为一种寻求新现代性的和谐发展观,这种和谐发展观能够在人类应对发展风险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使根源于资本逻辑的各种现代风险有了被规避、被控制、被消解的可能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治理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前提和基础。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仍然在探索之中,各种风险仍然会不断地滋生和传递并有向现实危机转化的趋势。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高度复杂性是各种风险得以衍生的现实基础。只有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高度重视风险、理性对待风险、科学分析风险、有效治理风险,才能在更具历史合理性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规避和化解风险。当前中国转型发展期风险治理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深化对现代性的反思,实践科学发展观。第二,提升风险意识,培育责任伦理。第三,制衡资本逻辑,促进社会公正。第四,加强风险预警,完善风险治理机制。第五,参与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推进和谐世界的构建。只要我们深刻认识并主动协调中国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就能把风险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内,实现合理的、持续的、和谐的发展。
魏礼群[5]2018年在《风险社会财政基础理论的执着探索——为刘尚希同志《公共风险论》一书所作序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当中。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展光辉灿烂的四十年,是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砥砺奋进的四十年。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
盛学军, 杨贵桥[6]2015年在《道德维度与法律思维的错位——对金融法学中“金融道德风险论”的批判》文中研究指明金融法学将"金融道德风险"引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却由此面临从道德维度去叙说法律思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将金融风险归因于个体性的"败德";另一方面,将解决路径寄希望于普遍适用的法律,甚至得出"金融法源于道德失灵"的不当推论。究其原因,乃是道德维度与法律思维之间存在错位,道德维度不能当然地转向法律思维立场,进而无法找到金融风险治理的法理依据。当前,对这一理论进行分析与批判,认清其危害,对于金融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杨亮才, 冯志宏[7]2018年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论》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纲领。这一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中社会发展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论内含着发展本质论、发展动力论、发展阶段论、发展规律论、发展模式论、发展风险论和发展目标论等内容,它既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一脉相承,又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范爱军[8]2004年在《经济全球化利益风险论》文中提出本论文研究主题是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规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与风险,研究的目的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与风险我们应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使我国在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研究的意义。我国已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入世”后我国不断出台各种降低贸易壁垒和开放国内市场的政策措施。这类政策措施今后我国还会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推出并实施,以使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全面接轨,使中国经济全面投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去。然而,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开放的实践表明,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他在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会给一国经济带来各种风险,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入世”后,经济全球化可能会给我国经济带来哪些风险?会产生哪些负面作用?这是值得我们保持警觉的问题。我们不能等风险发生后再去想办法克服,而是应提前做好风险的预警和防范措施。这就需要我们去认真深入地研究此问题,既要从理论上搞清楚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机理,也要从政策上设置好预防和抑制风险的对策及措施。经济全球化问题之所以成为当前世界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非常关心的“热点”之一,是因为它给当代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多新特点,同时在产生着各种“发展机遇”和“发展风险”,如果研究它,了解并掌握它的规律,就能利用这种“趋势”的推力加快经济发展;反之,漠视它,不熟悉它,就会受到惩罚和威胁。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很值得我们借鉴。只有认真研究和归纳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与规律,才能为经贸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本论文不仅研究经济全球化自身的规律和对经济的影响,最重要的还在于研究我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提出若干具体的对策性建议,以期能对我国各级政府制定相应的经贸策略和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起到决策参考作用。 论文共分为10部分。论文的主要观点是: (1)经济全球化不仅能为国家带来利益,也能带来风险。其利益只存在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之中,不会自动发生和获得,这需要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去争取利益:但是,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在开放的国家中却会自动发生,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采取相关措施进行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风险防范。 (2)经济全球化风险有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2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己使我国有了较高的对外开放度,“入世”则会使我国经济进一步外向化。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各种风险在我国发生的可能胜相当大,这必须引起洲门的警觉。 (3)经济全球化风险能循着各种传导机制在国家之间转移。风险在各个开放的国家之间传导主要是循着以下机制和渠道进行的:产业联动效应的传导机制:汇率与外贸的传导机制:国际负债与投资的传导机制:游资与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等。 (4)经济全球化风险是可以防治的。通过研究这类风险发生的原因和在国际间传导的规律,并借鉴发达国家防治风险的各种做法,提出在我国防治经济全球化风险的具体对策。探讨并提出风险的预警系统,力争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中。风险之所以能在各国之间传导、发生并对经济起破坏作用,除了经济开放的原因之外,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国家的体制、政策、制度等方面存在着若干缺陷和漏洞,如果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弥补和完善的对策,这类风险发生的可能行将会小得多,其破坏作用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 一(5)我国应在一定时期内和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实施适度保护政策。面对经济全球化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我国应对经济进行适度保护。WTO要求各成员国经济应全面开放,但也并不排斥发展中国家可在一定时间内对经济进行适度保护。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并不高,若干的行业和部门仍缺乏竞争力,因此,我国应在一定时期内和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实施适度保护政策,以减弱经济全球化风险给我国经济带来的破坏作用。 本文循着以下思路展开研究和探讨:(1)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系统探讨经济全球化对一个开放的国家和地区会产生哪些利益?对金融、贸易、投资及各类产业会带来何种风险。(2)当一国发生风险后,是怎样传入另一国的?这种风险是循着什么渠道和传导机制在各国之间传导的。(3)在研究各国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风险可能在中国发生的特殊性。(4)针对经济全球化可能给我国带来的风险,我国在经济全球不匕进程中应采取适度保护政策。中国一直在贸易自由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进着,中国的市场将会对世界各国更加开放。在这个新时期中,中国已不可能继续实施以往的保护色彩较重的贸易政策,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这是wTO规则所不允许的;但中国也不应立即推行自由度很高的贸易政策,因这是中国的 民族产业所难以承受的。这个新时期中我们应该实施何种贸易政策呢?本文认为,我们应 该实施符合中国国清的开放型适度保护贸易政策。 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1)调查研究、数理统计与实证分析法。本研究课题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大量、系统地调查和搜集国内外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资料,然后对所搜集到 的资料进行微机处理和进行数理统计,以便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和对策,对经济全球化风 险进行预测和治理。(2)微观分?
郭海军[9]2016年在《当代中国改革风险防控研究》文中指出当代中国改革是一项艰难曲折、充满风险的事业,自1978年至今,中国改革的巨轮已行至攻坚期深水区,有了更为开阔的行进空间,又面临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风险挑战。特别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改革之路从无坦途,惟其笃行,才能行稳致远。站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如何充分认识当代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对可能遇到的风险挑战高度警惕、居安思危,并能及时防范、有效控制,是一项十分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借鉴,以习近平关于改革风险防控的思想为遵循,按照“问题提出——理论基础——历史考察——现实分析——对策建议”的思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相结合、总结历史与剖析现实相结合、揭示矛盾与探寻对策相结合,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矛盾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历史比较法、调查研究法等多种方法,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前言:主要阐述研究的背景、意义、现状、方法、创新观点等,着重分析改革风险防控研究的现状及价值。第一章:改革风险防控研究的理论基础。对研究所涉及的风险、改革风险、改革风险防控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分析改革风险的生成机理和主要类型,借鉴风险社会理论认清改革风险所产生的深刻背景。第二章:中外改革史上风险防控的启示。从风险防控的角度,深入剖析了中国改革史上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晚清改良,和世界改革史上日本明治维新、美国罗斯福新政和里根改革、英国撒切尔夫人改革、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等经典改革案例,提炼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为当代中国改革提供有益借鉴。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后风险防控的历程。沿着历史的线索,从纵向的角度回顾总结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风险防控的探索与思考,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中做好风险防控提供了宝贵财富。第四章:当前中国改革面临风险的现实分析。从改革方向、改革领域、改革进程、改革方法、外部环境等五个角度分析了当前中国改革所面临风险的主要表现,概括了历时态风险的共时性存在、制度性结构性风险威胁最大、改革发展与风险之间相互影响、风险之间的相互传导不断增强等主要特点,最后从社会快速转型、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体制机制不完善、应对风险的经验能力不足等四个方面,挖掘当前中国改革所面临风险的产生根源。第五章:全面深化改革中风险防控的几点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改革风险防控思想,主要包括改革不可能没有任何风险,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改革的总体方针和基本要求,树立战略、辩证、法治、系统、底线和创新思维,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等内容,这是当前做好改革风险防控工作的基本遵循。以此为指导,需要从增强民众的风险意识和承受能力,以公平正义为导向协调利益关系,加强重大改革决策的风险评估,完善改革的相关保障体系等方面入手,不断提高防范改革风险的能力;从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创新和加强国家治理,在经济新常态下积极化解经济风险,推进社会改革有效缓解风险等方面努力,不断提高管控改革风险的能力。结语:对本论文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概括,同时提出,下一步需要从细化研究、量化研究、深化研究三个维度,继续加强对改革风险防控问题的研究。通过研究,在理论价值方面,深刻总结中外改革史上风险防控的经验教训,科学概括我们党风险防控的宝贵经验,系统梳理习近平关于改革风险防控的思想,大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风险防控理论,从而为全面深化改革中做好风险防控提供理论支持。在现实意义方面,有助于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增强风险意识,对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保持清醒认识,增强前瞻意识,掌握防控改革风险的有效策略,从而确保中国改革伟业披荆斩棘、顺利推进。
穆光宗[10]2009年在《“独生子女”风险论》文中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潜在有成人成材、婚姻养老、结构缺损、发展国防诸多风险,未来又有不孕不育、放弃生育、独子夭折、老无所养等隐患。还权于民,放开二胎,结束风险家庭,是抵御社会风险、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底线。
参考文献：
[1]. 发展风险论[D]. 黎玲. 延安大学. 2009
[2]. 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发展风险论[C]. 李欣广. 第三届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 2000
[3]. 发展风险论[D]. 曾家华. 中共中央党校. 2000
[4]. 当代发展风险问题的哲学研究[D]. 何小勇. 西安交通大学. 2009
[5]. 风险社会财政基础理论的执着探索——为刘尚希同志《公共风险论》一书所作序言[J]. 魏礼群. 财政研究. 2018
[6]. 道德维度与法律思维的错位——对金融法学中“金融道德风险论”的批判[J]. 盛学军, 杨贵桥.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7].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论[J]. 杨亮才, 冯志宏. 广西社会科学. 2018
[8]. 经济全球化利益风险论[D]. 范爱军. 山东大学. 2004
[9]. 当代中国改革风险防控研究[D]. 郭海军.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10]. “独生子女”风险论[J]. 穆光宗. 绿叶.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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