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评析
周鑫宇 黄嘉莹
[内容提要] 在特朗普政权治下，美国鹰派智库和民间团体开始活跃。“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是美国国内有代表性的民间鹰派团体。该委员会历史上曾经四次启动，在美国外交的历史关键时期发挥过相当的影响。通过分析其在美国政治中的发展条件、作用方式、未来影响力等，可以更好地了解美国鹰派民间团体主要的活动特征及其作用。不久前成立的“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试图把把美国民众的对华消极态度推向一个“临界点”，对中美关系构成一定程度挑战。
[关键词] 美国鹰派 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 中美关系 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
特朗普政府内部鹰派[注] 美国对外政策上的“鹰派”广义上是指主张对外采用强硬手段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个人和团体。 人物云集，快速迭代，引人注目，鹰派势力在多大程度上会主导当今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引起各方争议。鹰派势力是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因素，[注] 鹰派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美国大陆扩张历史中。Norman K. Risjord, “1812: Conservatives, War Hawks and the Nation’s Honor,”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 Vol.18, No.2, 1961, pp.196-210.其影响随着历史形势和时代条件的变化跌宕起伏。传统上学术界对鹰派政治的研究多集中于政府、政党和高级政治人物。[注] 参见Yael Yishai, “Hawkish Proletariat: The Case of Israel,”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 Vol.13, Spring,1985, pp. 53-73；刘恩东：“小布什政府中的鹰派人物”，《党史文苑》，2002年第4期，第42～43页。但鹰派思想在美国社会始终构成一股势力。关注和理解鹰派的民间团体和社会基础，能完善我们对美国政治机制的理解。对中国的研究者来说，更需引起注意的是，当前美国鹰派民间团体已经开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美关系上。2019年3月25日，美国著名的鹰派民间团体“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高调宣布重启，宣布把中国作为头号敌对目标。[注]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Committee,” https://presentdangerchina.org/guiding-principles/. (上网时间：2019年8月1日) 该委员会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转折点上发挥了相当的影响。本文拟对这一代表性美国鹰派团体的发展条件、作用方式和影响能力进行分析。通过这样的案例研究，既可以帮助对美国鹰派保守政治版图作出立体化的认识，也有利于更好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一
“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是美国典型的鹰派民间团体，历史上曾先后三次启动，分别是1950年、1976年和2004年。每次自认为达成目的后该委员会就自动关闭，一般短则延续几年时间，长则不过十多年，因此其资料信息零散，在中国国内尚缺乏专门研究，国外的资料也不成系统。通过发掘散存的外文资料，可勾勒出该委员会的发展脉络，了解其历史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条件作出分析。
第一代委员会的目的是应对美苏冷战(1950～1953年)。20世纪50年代，美苏从战时同盟关系迅速滑向冷战，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以下简称“NSC-68号文件”)，提出了全面和无差别遏制战略。[注] 郭昕：“全面和无差别遏制：美国以NSC-68号文件为蓝本的冷战战略选择”，《南方论刊》，2008年第8期，第60页。 为此，美国政府需要征集用于外交和军事对抗的大量人力、财力，这与战后渴望和平生活的美国公众想法一定程度上相悖。1950年12月12日，美国前陆军副部长崔西·佛西斯、时任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以及原子能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成立了第一代“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该委员会通过宣传苏联势力扩张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大肆向美国民众兜售恐慌，以使民众逐渐接受政府全民兵役、加收赋税等政策。例如，1951年3月委员会成员通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周日晚播”电台节目，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恐吓运动”，从经济、政治、军事、技术壁垒等方面，向听众全面剖析苏联的“野心”，呼吁公众在危机时刻采取行动，一致对外。[注] Jerry W. Sanders, Peddlers of Crisis :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 South End Press, 1983, pp.90-93.1951年6月18日，委员会向国会和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增加对外援助金额以共同抗击苏联共产主义”的调查报告，[注] 同上，pp.108-110. 委员会主要成员出席国会作证，促使政府加快通过提高对外援助金额的决议。这些行动达到了目的。1951年底，《全民军训和服役法案》获得通过；1952年，美国的对外援助金额从40亿美元增加到70亿美元，[注] Tracy S. Voorhees, “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1950-53,” Voorhees Papers (MC 1407 ), 1968, p.63.NSC-68号文件得以顺利推行。此后，为了使全面遏制战略长久实施，委员会决定支持军旅出身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委员会核心人员逐渐并入新政府，其使命完成并自行关闭。
第二代委员会的启动则是为了抵制美国对苏缓和(1976～1992年)。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冷战的扩张中攻势如虹，而美国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则处于收缩态势。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总统，使美国缓和政策达到顶峰的节点。美国政府的缓和政策不符合国内鹰派势力的意愿。1976年11月11日，在耶鲁法学院前院长尤金·罗斯托、NSC-68文件主创保罗·尼采以及前中情局局长威廉·卡西的领导下，“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重新启动，主要目的是迫使政府放弃缓和政策，加强军备建设和核武器的研发，以防止日益强大的苏联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注] “Has America Become Number 2?” in Charles Tyroler ed., Alerting America :The Paper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 Pergamon-Brassey’s International Defense Publishers, 1984, pp.202-245.委员会撰写激进的评估报告，与政府的主流研究唱反调，对卡特政府推行“战略核武器控制”政策形成了一定的阻碍。[注] 例如，1979年6月，卡特总统和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裁减美苏双方核武器。委员会加大了对国会和公众的游说力度。迫于舆论压力，国会迟迟未批准该条约。参见Murray Marder, “Carter to Inherit Intense Dispute on Soviet Intentions,” Washington Post , January 2, 1977.此外，委员会开展大规模宣传活动，联合国家战略信息中心、自由美国青年、青年共和党人全国联合会、传统基金会等50多个组织团体组成“以实力求和平联盟”(The Coalition For Peace Through Strength)，该联盟对当时和后来的美国鹰派团体活动均影响颇深。[注] Jerry W. Sanders, Peddlers of Crisis :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 South End Press, 1983, pp.264-265.委员会还为推动政府更替制造舆论，试图结束卡特政府的执政地位。[注] 委员会成员诺曼·波德霍雷茨在《纽约时报》专栏上发文宣称卡特坚持缓和政策，在1980年的选举将不可能连任。参见Norman Podhoretz, “The Carter Stalemate,” New York Times , July 9, 1978 和Norman Podhoretz, “The Cold War Again?” New York Times , June 11, 1978.1979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加入“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并在竞选演讲时承诺“扩军抗苏，以实力求和平”。随后，委员会暗中支持里根竞选。在其成功当选后，33名委员会成员在新政府任职，其中20多人担任国家安全职位。[注] Jerry W. Sanders, Peddlers of Crisis :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 South End Press, 1983, pp.280-283.1986年，里根政府终于退出了卡特当初签订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对苏核军备竞赛加速。美国军费支出也逐年增长，直到苏联解体后才稍有缓和。这代表了第二代委员会取得成功。
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只有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才能使思政教育达到最佳效果。当前的思政教育工作中，存在过分注重教育者的主导地位的弊端，只是一味地输送教育观念，而忽视了学生是否接受这些观念，把学生摆在次要地位，造成了以教师为主的教育模式。教育过程变成了强制灌输的过程，没有解决学生的内心问题，自然这些教育内容也就无法被学生吸收。这种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不适合于大学生群体，忽略了学生的能动作用，不能使教育发挥最大价值，因为大学生已经属于成人，对外在事物有了一定的判断，能够主动地接受教育，现存的思政教育忽略了学生的能动作用。
第三代委员会针对的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2004～2014年)。“9·11事件”后，美国鹰派人物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等在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中作用突出，强势推动反恐战争和单边主义外交。2004年，随着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陷入泥潭，美国国内民意开始出现变化，鹰派政府逐步失去压倒性的民意支持。在这一关键时刻，曾任里根竞选团队顾问的彼得·汉纳福德牵头成立第三代“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其首要议题是捍卫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大中东民主计划”，用意识形态和宗教语言来描述反恐战争，挑拨公众对伊斯兰国家非理性的仇恨情绪。[注] 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archive), “Mission,”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813071309/http://committeeonthepresentdanger.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0&Itemid=53. (上网时间：2019年8月2日)。 2008年奥巴马就任总统后，致力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承诺从伊拉克撤军，强调多边合作和对话。[注] 赵伟明：“奥巴马政府的新中东政策”，《西亚非洲》，2009年第6期，第5～6页。 这自然不符合鹰派民间势力的意愿。委员会成员联合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等，以学术会议、传播视频[注] 2009年10月，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批评奥巴马政府管理层放任恐怖主义滋生，还播放了一个名为“33分钟”的视频，宣传遥不可及甚至不可证实的外部威胁，让民众相信必须加强军费支出。 、向政府写公开信等方式，希望通过民间煽动和舆论施压，改变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方向，但这些行动收效不大。2009年以后，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亚太，恐怖主义问题的重要性相对降低。此后第三代委员会活动开始减少，其网络活跃度逐渐降低。2014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引起公众恐慌后，该委员会官方网站上发表了一些宣言式文件，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第三代委员会没有明确的关闭时间，但在2014年以后，已难寻其踪迹。
学术研究也是鹰派民间团体影响政府的重要渠道。像“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这样强大的民间团体，往往具有明显的智库特征，通过向国会提交研究成果、培训政府官员、加入政府外部资政专家团队等方式，为政府官员提供鹰派挑选过的“知识”和思想主张，扮演智囊团的角色。当政府与其意见相左时，鹰派民间团体化身为“谏言者”，通过发表与政府唱反调的“研究成果”，对政府政策展开掣肘。比如1979年卡特总统与苏联签署SALT II后，总统内阁成员称“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美国人支持SALT II。”而委员会成员则自己发起调查，公布与政府调查相左的所谓“真实”调查结果，称“71%的美国民众没有做好准备或反对SALT II”，以学术研究的面目给政府政策拆台。[注] 同上，p.258. 最终SALT II条约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
第三，支持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议程。总体来说，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对华政策是美国国内的鹰派势力所希望看到的。因此“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成立以后，便竭力输出所谓研究成果，在一些重大的对华政策领域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背书，同时也试图推动现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得更远、更极端。如2019年5月1日，委员会发布《关于共产党无限制战争威胁简报》，指责中国在全球发动5G信息战争、攻击美国制造业基地、支持朝鲜的核武器计划、侵犯美国文化等“罪恶”，倡议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2019年5月6日，委员会成员向国会提交了35页报告《5G：处于转折点的美国》，称中国将要成为“全球数字霸权国”，指责中国华为公司是中国“极权主义体系”在数字时代的代言人，为此美国应该推出新的5G战略，打击华为，并建立新的全球5G体系。又如，2019年6月3日，委员会发布白皮书《中国：后阿富汗时代美国在南亚的对手》，指称中国的盟友巴基斯坦是极端伊斯兰分子的聚集地，美国的敌人们正在联手，侵蚀美国在南亚和西亚地区的利益。[注] White Paper: China: The Post-Afghanistan U.S. Adversary in South Asia, https://presentdangerchina.org/2019/06/china-the-post-afghanistan-u-s-adversary-in-south-asia/.(上网时间：2019年8月6日) 这份报告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摆在美国的敌对面，引起了美国极右翼分子的强烈回应。
可以看出，“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在历史上反复启动，每一次都试图把美国外交引向一个特定的外部敌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甚至影响总统选举和人事布局。但其活动也不总是“顺风顺水”，有惊人的成功，也有偃旗息鼓的失败。通观这样一个民间鹰派团体的发展，有其特殊的条件。
第一是美国特殊的“旋转门”体制和选举政治。通过分析该委员会的历史活动可以清晰看到，不管美国是鹰派政府还是鸽派政府，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国内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强权主义相结合的思想传统，而持有这些思想的精英“圈子”一脉相承、彼此呼应。在一定的国内政治气候和所谓“外部威胁”的刺激下，这些鹰派人物结成民间团体，寻求政治影响力、施展其激烈的政策主张。“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就是这股势力的结晶。历史上，该委员会多次“应运而生”，实际上是美国保守政治精英的“待时而动”。而其激烈主张要得以顺利推行，很大程度上要靠成功地将“志同道合”的政客推上总统宝座，以及让团体中的成员进入新一届政府担任要职。因此，对于这些鹰派团体成员来说，他们的目标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其活动会引起什么国际效应、是否真的服务于美国外交利益并不是最重要的，其言论和行动更顾不上什么“国际观瞻”。他们的最大目标是在国内政治的权力游戏中分到一杯羹。
第二是美国特定时期的国家战略利益。每一代委员会都是由一些前政府高级官员、学术、媒体等各界精英，利用“在野”的身份，以保卫美国国家安全、捍卫美国独一无二优势地位等名义发起，把目标瞄准一个外部敌人。“寻找敌人”是鹰派势力的固定思维，也是其蛊惑普通民众、获得权力的逻辑基础。但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是变化的，对威胁的判断也会呈现多元形态。因此，该委员会启动的时机，恰恰不是在美国对“敌人”的判断高度一致的时期，而是在战略方向调整、美国国内舆论对外部“敌人”态度摇摆的阶段。其在这种关键时候“挺身而出”，总是想巩固和塑造“敌人”的形象，把美国的战略引导向鹰派期望的轨道。但是，鹰派这种固化的“敌人”思维，有的时候符合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可以因时造势，有的时候则与美国当时的利益和能力相悖，逆潮流而动。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成败。
据表1所示，从调查覆盖的地理区域来说，本调查所收集到的招聘信息涵盖了全国大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获得的招聘信息是比较充分的。
第三，委员会把影响选举、加入政府作为重要任务。委员会同时具备智库、媒体、非政府组织的特征，但其本质属性是政治团体，其活动的最终目标离不开政治权力。在历史上，委员会前两次的成功均以其支持者在总统大选中获胜而告成，委员会的成员随之也获得了政治权力的回报。1953年初，在艾森豪尔上台后，第一代委员会的核心成员逐渐并入新政府，其中崔西·沃里斯担任国防部顾问、罗伯特·卡特勒和狄龙·安德森担任国家安全顾问。1980年，第二代委员会一开始支持其成员约翰·康纳利参加大选，后因其“反犹太人”言论触犯到了委员会中的新保守主义者，于是转而暗中支持新加入委员会的里根参选。里根当选后，新政府中33名官员来自于第二代委员会，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海军部长约翰·雷曼、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佩尔。通过这样的历史事实，很难看到委员会真正的民间性、志愿性，反而是难以遮掩的政治性、权力性。
(3)因为抛物线始终经过点A(-1，0)，且对称轴x=1，所以由对称性可知，抛物线也一定经过(3，0)，且抛物线的解析式可以写成y=ax2-2ax-3a．接着我们分类探求：
二
第二，极力煽动舆论妖魔化中国。同历史上对德日、苏联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敌对性的舆论狂潮比起来，当前美国社会反华舆论的状态并不能让鹰派势力满意。“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的核心目标，是哪怕用“谎言重复一百遍”的手段，也要煽动群众的狂热，把中国抹黑为最大敌人，推动美国政府政策的改变。启动几个月来，该委员会在舆论场中高度活跃，大量发表涉华问题的文章，多次结合“特点”召开圆桌会议。比如2019年6月初召开的“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专题集会，邀请了中国所谓“异见人士”进行炒作。7月18日召开的圆桌会议则邀请了“香港问题专家”凯尔·贝斯讲述中国共产党如何在香港“重演天安门事件”。此外，委员会成员还在《华盛顿邮报》《联邦党人文集》《国会山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有针对性地“抹黑”中国，其中既有针对中国人权、民主等国内问题进行攻击的老套路，也有“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中国”等对中国国际角色进行定性的新话语，[注] Sarah-Madeleine Torres and Bradley A. Thayer,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Neo-Imperialism: Beijing Uses the ‘Imperial Excuse’ for Expansion,” Spectator , June 27, 2019, https://spectator.us/china-belt-road-initiative/.(上网时间：2019年8月6日)Akol Nyok Akol Dok and Bradley A. Thayer, “Takeover Trap: Why Imperialist China Is Invading Africa,” The National Interest , July 10, 2019,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akeover-trap-why-imperialist-china-invading-africa-66421.(上网时间：2019年8月6日)整体来说是要捏造中国“邪恶未改、强权已来”的恐怖形象，在美国国内贩卖恐慌。
委员会的活动不只有媒体属性，还体现出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委员会着力打造非营利组织的形象，鼓吹独立性、志愿性。为了标榜所谓“独立立场”，委员会一般拒绝接受与国防、军事、政党有关的企业捐款，注重吸纳普通民众的捐款，但规定每人捐款数额不能超过10000美元，以体现平民性。[注] Charles Tyroler ed., Alerting America :The Paper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 Pergamon-Brassey’s International Defense Publishers, 1984, p.1.此外，委员会还擅于联合其他非政府组织共同行动，向政府和公众施压，并将其影响繁衍延伸。卡特政府时期成立的“以实力求和平联盟”衍生出一些非政府组织，如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现今仍是“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的主要合作伙伴。
没过一会儿，登子背着孩子回家了，甲洛洛回到那个洼地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仔细摸索了半天，才看清有个地方挖了一个洞，估计东西就埋在里面。
此外，委员会还会接受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大多数是以项目形式提供的，例如咨询费、培训费等等。鹰派当权的政府会给鹰派民间团体更多的机会。但应该注意的是，无论政府的支持多与少，一般都只涉及“项目经费”，属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性质。委员会一贯注重自身的财务独立性，标榜其民间独立团体的身份。
第二，委员会重视影响舆论、塑造民意。从前一点来看，委员会像一个智库。但它又不是简单的智库，因为其眼光不只向政府看，更向民众看。美国鹰派政策往往打着“爱国”的旗号，在普通民众中不乏拥趸，但也永远不缺冷静务实的反对者。在民意不统一的情况下，鹰派民间团体通过操纵舆论，试图改变民意的力量对比，塑造政府的决策环境。其主要宣传策略就是向公众“兜售危机”“贩卖焦虑”，比如在不同历史时期宣扬“苏联共产主义将击溃美国”“伊斯兰恐怖主义将威胁美国国土安全”“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等言论，将美国的经济衰退和国内矛盾归咎于外部因素，引导公众关注重点转向国外。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丙戊酸一直是JME的首选用药，大多数患者用丙戊酸单药或丙戊酸联合其它药物可有效控制[23]，其作用机制：1）抑制钠通道，减少神经元持续高频放电；2）增加GABA合成酶活性。丙戊酸类药物常见副作用为困倦，还可引起体质量增加、月经紊乱、脱发、导致畸胎等，不推荐用于一些女性患者，尤其孕妇及备孕女性[24]。同时丙戊酸钠还会抑制代谢酶而干扰其他药物的代谢，如P450酶。
为了煽动民众，“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高度重视利用媒体，甚至化身为媒体。委员会善于运用发放宣传手册、接受媒体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网络直播、运营自媒体和官方网站等手段，甚至以投资拍摄电影等方式宣传自身理念。历代委员会成员都是《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评论》(Commentary)、《战略评估》(The Strategic Review)等美国著名政论杂志上的常客，而在美国的各大主流媒体上发表评论和观点，更是司空见惯。此外委员会还注意打造专门的媒体平台，其媒体形式也与时俱进。例如第一代委员会在全国广播公司(NBC)设立了固定广播节目。第二代委员会的重要阵地则是“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电视节目。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委员会也熟练运用新媒体乃至“融媒体”。目前新成立的“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的网站内容丰富、更新及时、界面美观，充分运用“融媒体”的手段，甚至与其成员斯蒂夫·班农、弗兰克·加夫尼等各自创设的保守媒体形成了“媒体矩阵”，相互支持引用，颇有现代传播特征。
第一，委员会以游说、咨询等方式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美国鹰派民间团体的直接目标是推动强硬的对外政策，因此其主要的工作对象是政府部门，其中游说外交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和议会相关委员会议员是重点目标。一方面，这些官员有权力左右决策过程，另一方面，其所在的领域往往也是美国鹰派人物聚集的地方。历代“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都吸纳了许多退休政府高官，有条件向相熟的政府官员开展游说，也可以为意气相投的政府官员提供外部的支持资源。通过联络政府内的鹰派实权人物，体制内外的鹰派人物也可以更好地呼应起来。这些游说有的是通过出席国会作证、参加政府咨询会议等公开渠道进行，还有许多活动则隐于公开信息之外，但从委会会的活动轨迹和“朋友圈”中可见端倪。
第三是美国国内政治格局。作为民间鹰派团体，“应对当前委员会”的发展受到国内政治条件的限制。鹰派政府当政、民间舆论分化之时，他们就帮助政府“贩卖焦虑”、宰控民意。例如在杜鲁门总统、里根总统、小布什总统时期，由于委员会的核心观点与政府推行的政策相一致，因此其活动重心聚焦在舆论造势，通过渲染危机氛围，使国内公众支持政府强硬的对外政策。鸽派政府当政时期，该委员会就扮演反对者的角色，拉结朋党、制造舆论，对在任政府施加压力、动摇选民，甚至推动鹰派候选人上台。这种时候，委员会就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还需要通过与美国军事情报系统的“体制内鹰派”结合，或与其他民间组织结盟以增强力量。比如，卡特时期其本人更倾向于听取支持缓和政策的智库如“三边委员会”[注] 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成立于1973年，是由北美、西欧和日本三地区14个国家的学者以及政经要人联合组成的国际性民间政策研究组织。 等的建议，“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成立后长期被排除在白宫核心决策圈外。[注] Jerry W. Sanders, Peddlers of Crisis :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 pp.185-186.因此保罗·尼采带领一部分委员会成员加入当时中央情报局内部负责审查和修补苏联威胁评估报告的“B组战略目标小组”，和美国军情系统的“鹰派堡垒”里应外合。而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国内外条件都不利于“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的发展，其活动就越发边缘化。
总而言之，“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代表着一种综合性的民间政治社团，在美国保守主义政治版图中占据特殊位置。在国内政治中，保守派政府需要民意支持；而保守派智库需要维持基本的学术声誉，无法毫无忌惮地罗织谎言、煽动民意；保守派媒体虽可以极尽煽动之能事，但需要素材和观点作为“炮弹”；各类持有保守观点的利益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各谋其事，专长和资源相对分散，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联络和聚集。而“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恰恰填补了这中间空缺，实现了鹰派势力在体制内外的互动、不同角色的转换、不同力量的聚合，成为了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动员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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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为“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最新版本的“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其成立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疑问：该委员会能否复制其历史上的成功，把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推向极端化？诚然，特朗普政权上任以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较大转变，美国国内战略学者在中国问题上掀起了空前的辩论，似乎形成了一种中美建交以来空前的强硬氛围。[注] 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第19～28页。 然而，在更广泛的公众舆论层面，中国是“美国最大敌人”的共识可能还未形成。正是在这种彷徨摇摆阶段，美国鹰派势力需要复活“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这一冷战时期的“大型宣传机器”，[注] Jerry W. Sanders, Peddlers of Crisis :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 p.60.再次通过向公众“贩卖恐慌”，实现新的社会动员，使美国彻底走上与中国对抗的道路。其主要目标大致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推动美国反华鹰派力量的整合。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内部矛盾重重，而国内利益集团更不齐心。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成立，其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发挥联络作用，把美国国内一盘散沙的反华力量整合起来。同历史上一样，这一委员会成员聚集了来自政界、商界、学界、军界和媒体的精英，其中前政界官员人数众多，包括曾在白宫、国务院、国会、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等任职的高级官员。其他成员包括企业、大学教授、媒体人士、医生、律师等。此外，这届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多个知名的华裔反华活动者。这些跨界别、跨学科的组合有利于其广泛利用和收拢人脉。
“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历史传统悠久、多次死灰复燃，而且手段坚决、特色鲜明、政治能量较大，是美国鹰派民间团体的集大成者。对其运作方式，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当选总统，该委员会才找到了新的方向。2019年3月25日，为支持特朗普政府强硬的对华政策，委员会再次启动，并首次把敌对对象宣明于组织名称中，命名为“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委员会自称无党派、立场中立，主要目的是使美国民众和政策制定者了解中国在军事、信息、政治、商业、网络等方面的“威胁”。但实际上，委员会传播的有关中国的信息都是经过筛选、具有明显导向性的。重启之后，该委员会高度活跃，通过召开圆桌会议、向国会提交研究报告、接受专题采访、定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方式，夸大和炒作中国军力上升、战略核潜力加强、企业扩张迅速、霸权意识提高、盗窃美国技术、漠视人权等问题，试图再次“贩卖焦虑”，把美国民众的不满情绪集中到中国身上，为美国政府鹰派的对华政策提供民意支撑。
在这些所谓的“学术研究”中，可以见到最极端、最激进的鹰派主张。与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利益至上的美国传统保守主义者不同，“应对中国当前威胁委员会”虽然也关注美国的经济利益，但其优先关注的不是企业利益、消费者利益，而是其成员所认为的“国家利益”。为了实现这种“国家利益”，局部利益必须要服从，哪怕付出两败俱伤的代价，只要最后能让美国在战略上压倒对手。委员会成员发表多篇文章认为，中美贸易战是不可妥协的。为了让美国获得最终胜利，美国企业应配合政府的制裁方案，而不是自保。委员会重要成员斯蒂夫·班农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甚至指责美国企业界是中国的“游说机构”，华尔街是中国投资者的“关系部”。他呼吁美国企业为了“美国民族的整体利益”，作出一些适当的利益牺牲，一致对外，颇有“玉石俱焚”的意思。[注] “Steve Bannon and Kyle Bass Accuse Wall Street of ‘Funding’ China’s Fight with the US,” 2019/04/26, https://www.cnbc.com/2019/04/26/steve-bannon-kyle-bass-say-wall-street-is-funding-china-fight-with-us.html.(上网时间：2019年8月6日)
尽管“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看似来势汹汹，但也要看到，时移势易，相比于历史，如今这一委员会面临着新环境、新条件，也对其施展野心构成了诸多限制。
首先是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处于高度的意识形态对立之中，再加上美苏双方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激烈对抗，煽动性的宣传无处不在，“敌对思维”深入人心，当时“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这样的民间组织也如鱼得水。而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冷战式的对立关系早已瓦解，取而代之的现实是国家间深度相互依赖。新的现实反映在思想层面，就是开放、合作、全球化的思潮大有发展。在新的环境之下，美国鹰派民间团体的思想和话语，归根结底还是使用冷战时期的陈词滥调，缺乏新观点、新证据，除了能够鼓舞部分具有冷战历史回忆的保守民众，对于年轻一代人可能吸引力有限。[注] 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支持者，大多数也都是中老年群体。参见John Halpin and Karl Agne.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Millennial Generation,”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democracy/reports/2009/05/13/6021/the-political-ideology-of-the-millennial-generation/.(上网时间：2019年8月20日) 而呼吁把中美关系“脱钩”，让中美陷入“新冷战”，也不符合多数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主流方向，得不到国际组织和盟友的支持。在这种环境下，美国民间鹰派势力要想按自己的意愿塑造政府对华政策，等于逆流而动，很难像以前那样“四两拨千斤”，反而是愈发形格势禁，费力不讨好。
过硫酸钾（AR德国默克）；钼酸铵（AR）、浓H2SO4（优级纯）、NaOH（优级纯）、抗坏血酸、酒石酸锑钾，均为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生产；磷标准溶液（批号：102813环境保护部标准品研究所）。
其次是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也今非昔比。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明显，同时两党内部都有反建制、反精英的民粹主义趋势。历史上“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虽然号称是民间组织，但从其成员的身份背景看，实际上始终是一个精英团体，代表的是精英思维。这种鹰派精英思维跟“左派”精英思维可能各异其趣，但都存在“脱离群众”的问题。美国中下层民众当前关心经济、平等和发展机会等问题，而“左派”和“鹰派”却都在空谈意识形态。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围绕着打“经济牌”，尚能得到部分民众的支持。而如果按照“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的思想和话语，美国对华政策将充满着脱离实际的鼓动，乃至如班农所言的“自我牺牲”。这样的思维在美国民众中有多大的影响力是很难说的。这恐怕也是特朗普执政后将班农迅速逐出白宫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第三次“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在奥巴马时期之后逐渐消沉，部分原因正是其局限于宗教、文明、安全、战略层面的夸夸其谈，脱离了美国的民情民意。
再次是特朗普政策走向阴晴不定。“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看起来是支持特朗普的。但特朗普政府内部也并非完全统一，甚至其决策班底至今尚未定型。据学者研究，在其成立之初，至少包含以白宫总战略师兼总统顾问班农为首的激进“反建制派”、以白宫办公室主任莱恩斯·普利布斯为首的，代表传统共和党主流的“建制派”以及以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为代表的“家庭成员派”。[注] 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外交评论》，2017年第2期，第65～84页。 政府内部核心决策圈帮派各自为营，尤其是“反建制派”和“建制派”官员的政治背景迥异，所持立场也大相径庭，内斗在所难免。特朗普执政两年后，共和党“建制派”和温和派纷纷离职，但班农、博尔顿等极端鹰派也遭到清理。这种内斗如今仍在继续。特朗普总统到底是哪一派，恐怕至今也说不清。相比之下，特朗普本人把政策的模糊性和灵活性视作“交易的艺术”，把中短期的经济收益和国内舆情视作核心目标，把忠诚与否视作选人标准。因此，对华贸易谈判尚未关闭或破裂，如果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不变，中美谈判结局未必如极端鹰派所愿。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的现任官员也没有和“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产生过公开的联系互动。而在下一届的美国大选中，鹰派势力应该会全力支持特朗普的连任。按照“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的历史来看，其最大的成功是通过选举换届进入政府。而特朗普在连任的压力之下，会在多大程度上拉拢和利用鹰派民间团体，颇值得关注。
最后，中国也和传统上的“美国敌人”相当不同。回顾“应对当前威胁委员会”历史上前三次启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美国民众中正在出现特定的反战情绪。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反恐战争，对于美国的人力和财力来说都是巨大的消耗。民间开始出现怀疑的声音，恰需要鹰派的宣传来保证“人心不散”。这样的历史也可以反过来证明，美国的“头号敌人”往往都是要靠战争来证明的。今天硬要把中国和历史上的苏联、伊斯兰恐怖组织同列，让美国民众接受，也要比想象中费力许多。中国没有实际威胁到美国的军事安全，对于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方面的担忧，停留在远离民众的理论层面。新一代美国年轻选民没有经历过冷战对抗的历史，也缺乏上一代人的意识形态激情。
记者了解到，在接下来的两年创建时间里，广东海事局将牢固树立“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依托“平安西江”平台，不断建立完善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合作机制，正视问题，真抓实干，着力在防治船舶污染、处置闲置船舶、“三无船舶”，提升西江航运企业安全管理水平等问题上取得更大成效，促进绿色航运、绿色港口、绿色生态文明发展，进一步把西江打造成“安全、畅通、绿色、高效”的航运大通道。
因此，中国只要做好自己，不犯下重大战略错误，谨慎理性地扮演国际角色，发挥国际作用，美国鹰派势力就会缺少抓手，较难复制冷战时期的成功。“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只能寄希望于影响下一届美国大选，为此不惜把美国民众的对华消极态度推向一个“临界点”，从而为自己谋得政治筹码。这种努力如果长期进行下去，是对中美关系最切实的伤害。而中国就要通过中美关系的互动，向美国政府和民众传递有效信息，把美国民众的认知放到外交政策重要地位，对美公共外交更要逆流而上、坚持不懈。为了做好这些工作，对美国保守民间政治团体的研究、对美国国内宣传鼓动手段的研究，也应该成为对美公共外交研究的重点。○
[作者介绍] 周鑫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公共外交和美国外交；黄嘉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公共外交和美国外交。
(责任编辑：王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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