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笔谈）——4.“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传播热潮的时代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笔谈论文,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1-0098-17
“五四”时期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是中国人民谋求彻底解放的救国道路的起点。对此，毛泽东有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论断：“十月革命—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P1471)具体来讲，它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
（一）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
对于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是他们观察国家命运的武器。尽管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深入，但先驱者们“确实一开始就曾对这个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联进行过全面的研究，并且获得了基本正确的理解”[2]。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过全面论述的文章很多，其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1919年11月至12月）和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1922年7月）可为代表。李大钊称马克思的学说是“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3](P175)，并撰长文全面介绍，刊登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影响最大。李大钊指出，唯有马克思才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其学说有三大部分：历史观，即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论，即资本主义的经济论；政策论，即社会主义运动论。这三部分紧密关联，构成一个有机而系统的整体。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3](P177)。李大钊这样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3](P186)这是李大钊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第一次在中国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了比较确切的介绍。他也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也可能有偏蔽或疏漏，但不能以此为由“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全体”[3](P193)。可贵的是，他还强调：“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3](P194、195)。
（二）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且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以“求得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李大钊反对简单套用马克思的理论，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观察中国政治状况所得出的主要结论。他认为，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所以必须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结合起来，依靠工农大众的实际斗争，要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3](P146)。1922年，陈独秀发表了《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指出“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多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在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同时应当“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4]。蔡和森则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指出中国不过是各帝国主义的“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5](P58)。1926年，蔡和森更是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所以，“党的革命理论是要用经过长期间的各种争斗才能形成的”[6]。这些，实际上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应当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正确思想路线的初步表述。
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是行动的指南，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它具有伟大生命力之所在。先驱者们当时就已经“把这个理论作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革命的科学，而不是作为凝固的、僵死的、万古不变的宗教教条来看待”[2]。他们为着拯救人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学习和应用这一革命学说，逐渐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科学解剖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革命任务，为此，要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的联合战线。这一中国革命任务和策略的制定，标志着先驱者们寻求中国问题根本解决的思考终于结出了硕果。此后，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路线终于经受住了考验并不断发展，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系列正确的方针与政策，并最终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胜利。
（三）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
中国传统史学历来高度重视修史、治史与学史，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帮助人们认识社会情状以及认识未来前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理论家和革命家，李大钊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史学作用的深刻了解，十分注意将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史学工作结合起来，以阐明唯物史观对于根本改造旧史和开辟历史科学的重大意义。1920年，他开设了《史学思想史》课程，其讲授的主要内容有《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和《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有的文章还公开发表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在这些文章里，李大钊指出了史料和历史的区别，他说：“吾兹之所谓历史”，“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3](P287)。他批评道：“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3](P293)他还强调了进步历史观的指导地位，即“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以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广”[3](P290)。由此可见，李大钊在当时即已具有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旧史的思想。可以说，他的批评深深击中了旧史学的要害。其后，李大钊在讲授《史学要论》课程的基础上，于1924年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这是中国首部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将之与历史研究的具体问题相结合的著作。在书中，李大钊树立了应当把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人们对历史的记载分开的观点，这对于当时把历史文献看作历史本身的旧史界来讲，是一个深刻批判。同时高度评价了史学对于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强调史学的重要作用在于指示社会前进的正确道路，凭借史学，人们“才能拾级而升”，“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7](P57)。诚如白寿彝所评价的：“李大钊同志对于史学的崇高的期望，使我们今天读着他的遗著，还觉汗颜。《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李大钊不愧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8](P640)
［收稿日期］200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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