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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和启示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让我们大开眼界，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庐山真面目，尤其是对其消极阴暗的一面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严酷的事实纠正了我们不少偏见和误区。这次金融危机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性”：
一是脆弱性。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惊奇地看到资本主义金融中心的脆弱性。昔日世人瞩目、高高在上的华尔街威风扫地，世界知名的五大投行竟然在顷刻间土崩瓦解，三个垮台，两个岌岌可危被迫转型为传统的商业银行；一百多家商业银行纷纷倒闭。
二是贪婪性。过去，世人一向认为美国的金融法规健全，信用可靠，堪称典范。现在，我们难以置信地看到，被视为“金融市场看门人”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为追逐利润收取高额评级费，竟违背职业操守，公然弄虚作假，把“有毒债券”贴上“优质”的标记，欺诈全世界。为了捞取金钱，不惜把良心出卖给魔鬼。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三是欺骗性。美国为了转嫁自己的金融风险，竟然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开发名目繁多的衍生产品，把经济损失传给全世界，使世界其他各国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遭受严重冲击，使众多的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从而导致了世界性的经济衰退。
那么，造成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我认为，正是近三十年来美国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面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理应对某些西方经济理论提出质疑，再不可把它奉为经典去盲目崇拜甚至照抄照搬。尤其对那些经常向我们宣扬的“中国应实施金融市场自由化，市场的问题要由市场自行解决，政府只能充当裁判员，不得进行干预，更不得救市”等论调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正确的理念。此次金融危机再次证明，马克思早已论证过历史必然性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之所以此前迟迟没有爆发，只不过是要爆发得更加猛烈罢了；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那种不顾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一切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贪婪行为，那种脱离监管与控制的“市场自由化”，那种片面强调市场的自发功能、排斥政府推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功能等论调，绝不利于世界各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应当承认，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曾经受过上述某些错误理念的干扰和误导。例如，我们应当用什么标准去衡量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好不好，正常不正常？我们经常听到的往往是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往往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评判；“赌场论”、“推倒重来论”的产生，以及审计上市公司一律要经过美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等等就是很好的证明。
我国的资本市场既不能脱离国际金融市场搞封闭运行，又不能照抄照搬国外模式，一定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论和标准，走自己的路，构建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衡量我国资本市场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大家都记得，在我国建立资本市场的初期，曾经历过一场姓“资”姓“社”的争论。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证券、股票这些东西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试。”他还曾指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国的资本市场正是在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坚持改革开放，本着中国特色的要求发展壮大起来的。它与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虽然都具有筹集资金的共性，但其性质与目的有所不同。西方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其目的是为个人攫取最大的利益，此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其为了追逐利润可以不择手段、不顾社会利益的种种弊端。而我国资本市场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目的是“三个有利于”，它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服务的。因此，衡量我国资本市场好坏的标准，是要看是否做到了“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绝不是西方国家提出的什么其他标准。
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二十年的实践来看，只要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组织运用得当，它对推动经济改革发展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至少有六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持续稳定筹集长期资金支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这种长期资金，只有通过资本市场大力扩展直接融资才能得到。二十年来我国在境内外资本市场筹资总额累计达3万亿元。
第二，有利于推动深化改革，转变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三，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社会资金通过资本市场投向优势企业，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例如“太钢不锈”通过发行股票先后筹集资金76亿元，用于产品结构调整，新上了不锈钢的项目，使产量比上市前增长了13倍，跃居全球第一。
第四，有利于推动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的发展。通过资本市场运作，提高了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率，使其资金运用逐步走上了良性循环。
第五，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加社会财富。随着国家重视资本市场投资回报，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增加财富的机会，随着更多的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必然对扩大内需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六，有利于推动我国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扩大国际交流，为我国请进来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只要在小平同志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坚持改革开放，就一定能推动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和稳定健康发展。
发展中国特色资本市场要正确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正确处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与防范市场风险的关系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对我国实现本世纪头二十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政府领导以及资本市场的领导者、监管者、参与者要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上述要求上来，大家齐心合力去大力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二十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凡是市场持续稳定向上发展时期，资本市场的功能就发挥得比较好，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比较明显，对三个方面都有利。例如，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推动下，2006、2007这两年我国资本市场摆脱了持续低迷，加快了发展步伐，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行情，是资本市场功能发挥最好的两年。这两年我国上市公司境内外筹资额达到1.4万亿元；特别是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筹集资本金高达4331亿元，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一举跨入世界大型、先进商业银行行列。现在看来，没有这次重大改革，我们将很难应付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反之，凡是资本市场出现持续低迷，其功能就难以发挥好，结果是对三个方面都不利。我国资本市场从2001年开始出现的持续四年的低迷，可以明显看到其消极作用，A股筹资功能逐渐萎缩，到2005年全年新发股票仅57亿元，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筹资功能无法实现，其他功能无从谈起，所以后果是灾难性的。
防范市场风险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发展过快出现过热，形成泡沫；二是持续低迷，发展过冷。两者都要防止，尤其是要防止出现大起大落持续低迷。我们往往重视市场过热出现泡沫，这是对的；但往往忽视市场过冷和持续低迷，这是应当引起我们长期关注的问题。特别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失调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日趋严重。2009年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新增贷款9.6万亿元，是上年（4.17万亿元）的2.3倍；而境内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仅5711亿元，只占间接融资的5.9%。
据统计，“金砖四国”的资本市场从2001年6月至2007年7月，俄罗斯上涨7.78倍，印度增长3.41倍，巴西增长2.69倍；中国股市上证综合指数却从2001年6月的2218点下挫到2008年9月的1896点，以后又跌至1600点。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上证综合指数目前仍在3000点左右徘徊，比2001年6月仅上涨30%。这对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服务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我们建议要抓紧建立资本市场安全评估和防范风险的机制，要组织力量经常对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研究确立衡量资本市场发展是否健康正常的判断标准。比如说，研究股价指数、市盈率等指标在不同时期应当处于什么样的水平范围内，得出定性和定量的指标供领导和有关部门参考，以利于其做出正确的决策。
二、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我国实施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理所当然地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不断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然而，实践证明，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它不仅存在着固有的缺陷，而且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难以通过单纯的市场手段得以解决。因此，必须发挥好宏观调控的职能作用，针对市场机制自身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统筹协调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效率和公平等方面的关系，合理调节各方面的利益。
宏观调控是以政府为主体，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正确运用价格、财税、信贷等经济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总体调节和干预，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由于受西方市场经济自由化思想的诸多干扰，对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否需要进行系统的、规范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干预，一直存在着某些思想误区。有时市场出现大起大落、异常波动，往往处于消极被动的境地。例如，2001年以来出现的持续四年低迷，2007年10月起一年内上证综合指数从6124点一直跌至1600多点。面对这种局面，我们缺乏及时有效的调控和干预。
前几年，社会舆论上曾有一场争论，有人甚至认为政府不能“救市”、不该“救市”，也救不了市，有的把政府出台政策引导和支持资本市场称为“政策市”予以排斥。这些都反映了对于把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的认识不足，把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两者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我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的局限，资本市场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结构上的矛盾，制约了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九条”）指出，要充分认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需要相应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各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为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并阐明了推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证明，凡在正确的政策和舆论的引导下，市场就会持续稳定发展；反之，凡受到错误的政策和舆论影响，市场就会出现大起大落或持续低迷。1999年“5·19”行情的出现以及逐步发展成持续两年向上的发展态势，正是在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六项政策以及《人民日报》6月15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以后，大大增强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而形成的。而从2001年6月以后出现的四年持续低迷，究其原因，正是受到“赌场论”、“推倒重来论”的舆论影响，动摇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紧接着又仓促出台按市价减持国家股的政策而造成。
纵观国内外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可以看出，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能离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是多方面的：有的直接向市场注入资金救市，有的由政府出资回购上市公司的股票，有的直接向上市公司注入资金、避免破产，有的运用货币政策干预股市，有的运用财政政策支持股市，有的通过制定发展资本市场的长期规划或者出台多项配套政策措施以推进加快发展资本市场，有的国家政府首脑和央行行长直接号召公民增强信心、购买股票、稳定股市，等等。总之，只要金融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政府出面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进行调控和干预，是世界各国的通常做法。一般地讲，在新兴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往往同时肩负市场监管者和推动者的双重责任，针对市场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实际出发，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至于那些市场发展比较成熟、各方面条件比较稳定的发达国家，由于他们对资本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和措施，政府的干预可能会少一些。然而当遇到突发事件时，他们下手之快、干预之多则是毫无顾忌的。在此次金融风暴过程中，随着事态发展的日益严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和央行采取的救市行动不断升级，使我们大开眼界。美国为了解救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直至提出几千亿、上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救援计划；紧接着欧洲、亚洲许多国家相继提出用巨额资金救市并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所有这些不难看出，他们绝不会被什么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的观念捆住手脚，而是从本国实际需要出发，以本国自身利益为重，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求得问题的解决。客观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决不要轻信某些所谓专家学者宣扬的对资本市场不能干预、不准干预、干预之后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种种错误舆论，捆住自己的手脚，该出手时也不出手，从而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要推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还必须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正确处理三个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关系。早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就曾明确要求：“要改进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这一要求至今尚未得到认真落实。长期以来，金融调控主要是针对货币市场，调控的中介目标局限于货币供应量M1和M2，没有统筹兼顾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三个市场相互分割，难以协调发展。
当前急需加快改进金融调控，统筹兼顾三个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建立对资本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机制。目前我国对资本市场没有建立行之有效的调控机制，有时甚至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国九条”明确提出，“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关心和支持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在出台涉及资本市场的政策措施时，要充分考虑资本市场的敏感性、复杂性和特殊性，并建立信息共享、沟通便捷、职责明确的协调配合机制”，“必须建立应对资本市场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和防范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为市场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应当说，对国务院要求建立的这些机制，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落实。因此，建议按照“国九条”的要求，抓紧建立稳定资本市场的各种有效机制。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从我国国情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各种手段，对资本市场出现的异常现象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控和干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三、正确处理发展创新与市场监管的关系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目的，但是监管是重要条件。不发展是死路一条，不创新社会难以进步。只讲发展创新不讲监管，西方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必然的下场。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加强监管，市场才能得以健康发展。从美国银行次贷的产生到衍生产品的泛滥，从某些对冲基金的横行到投机欺诈的盛行，都指向了一个要害问题：政府和金融主管部门都放松乃至放弃了监管，使众多违法违规行为横行无忌。为了贪婪追逐高利，一些市场参与者可以不顾后果、不择手段，最后终于酿成大祸，恶果波及全世界。我认为，我国当前至少需要从五个方面研究强化监管的政策措施：
第一，强化综合监管，堵塞在实施综合混业经营中存在的各种漏洞。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要联合起来，研究制定综合监管的法规。“三会”协同工作，把监管落到实处。
第二，对各类金融衍生工具和产品要加强监管。凡出台新的品种，必须有严格的监管措施同时出台。要研究制定衍生产品的管理条例，明确监管的主要部门和职责，坚决避免出现放任自流、各行其是的状况。
第三，对我国私募基金的现状要抓紧进行周密的调查，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监管条例，明确监管的主管部门和职责，避免出现无人监管、放任自流的状况。
第四，对做空机制要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对随意做空、扰乱市场、不利于市场稳定者，要视同违规，严格查处。
第五，对媒体播放的股市评论节目要加强管理。凡不利于股市稳定者，要进行清理整顿。对虚假传播、造谣生事、给市场带来不良影响者，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我国资本市场二十年的实践证明，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关系，对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