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界道德相对主义与个体中心主义的反思_相对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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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不是一个具有相对主义传统的国家,在世界观上没有相对主义的传统,在价值观、道德观上更没有相对主义的传统。中国古代有像庄子这样绝顶聪明的相对主义的大师,庄子表述出来的相对主义思想,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价值观、道德观方面,都是异常深刻的,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影响比庄子的道家思想影响要大得多,而儒家的道德思想,多少带有些道德绝对主义的色彩。儒家思想的恒久的正统地位,决定了庄子的道德相对主义不可能在古代中国获得主流地位。

新中国建立以后,道德的主流思想也是否定道德相对主义的,但不是像中国古代那样用道德绝对主义反对道德相对主义,而是既反对道德相对主义,也反对道德绝对主义。

新中国的这种道德主流思想,对中国的学校道德教育的直接指导作用,就是使各级各类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道德价值观的教育,认为人们的善的价值观念,不会自发地从内心中生长出来,只能通过家庭的熏陶、社会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获得,而学校的道德教育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中国学校的道德教育,十分强调对学生进行正确善恶观、正确道德价值观的“灌输”。

(二)

得到正确理解和实施的“灌输”原则,是一条进行主动、积极、有效的道德教育的原则,它重视通过学校教师的施教与引导,把人类美好的道德价值观,系统地、循序渐进地从外部“输入”学生的心灵,以培育学生的优良品德及行为。因此,正确的“灌输”原则应当建立在这样的人性论和教育原则的基础之上:第一,人的善恶观念是后天形成而不是天生的;第二,人的善的价值观既是环境的产物,也是教育的产物,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接受善的价值观的教育,都应当自觉地接受“灌输”;第三,每个人都是可以教育好的,都是可以正确地接受“灌输”的。根据这样的“人性论”和教育原则,中国在道德教育方面采取的“灌输”法,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果,对培养年轻一代的善良品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对“灌输”原则的正确实施,中国在五六十年代造就了较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培育了以道德楷模雷锋为代表的一代新人。

由于后来一段时期内对“灌输”原则进行了错误的理解并采取了绝对化的做法,使“灌输”演变为不分教育对象和教育场合的“注入式”、“命令式”的教育方法,从而引起了学生针对教师和教学内容的对立情绪甚至逆反心理,严重影响了“灌输”原则的正确实施,以至于严重影响了道德教育的效果。

这样的背景为道德相对主义在中国抬头造成了客观条件,不仅西方许多流派的哲学和伦理学的观点被大量引进中国,而且西方的相对主义观点作为一种方法论、作为一种价值观原则也登陆中国,并对中国学校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

然而,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道德现状,却对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原则提出了质疑和挑战: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而导致这一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对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一切,又是与学校的道德教育不断弱化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道德状况,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道德教育方法的反思。

(三)

新一轮反思取得的最显著的成果,就是中国教育界正开始走出相对主义价值观原则的误区,在更高的起点上,向正确的“灌输”立场回归。

进行主动、积极、有效的道德教育,在当今中国教育发展的总体思想中已得到了突出的反映。今年6月, 中国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大导向意义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中国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这次会议之后,中国颁布了实施素质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份重要文件突出了德育的重要性,强调“学校教育不仅要抓好智育,更要重视德育”,“各级各类学校必须更加重视德育工作”,强调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进行理想、伦理道德以及文明习惯养成的教育等等。所有这些要求,都表现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将大力强化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毫无疑问,人们必定会更加自觉地去抵制对学生的价值取向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和做法,抵制道德相对主义,抵制所谓的价值中立学说。

当前对中国的青少年学生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个重点,是要帮助他们克服“个人中心主义”的倾向,并逐步树立集体主义的思想。个人中心主义是青少年一代表现出来的比较突出的道德问题之一。其主要表现是唯我独尊、自我至上、自私自利。个人中心主义对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决不可低估。

个人中心主义的道德问题在中国社会中逐渐突出起来的客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原因是普遍的、世所共见的,即市场经济机制的负面作用的结果。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活力,但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利益经济,利益或利润的最大化,是各个经济主体的追求目标。这种经济目标反映到道德价值观上来,常常会引发人们的唯我独尊、自我至上、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行为。市场经济使利益主体多元化,当然也就容易造成道德价值观的主体多元化,造成个人之间因不同的利益立场,而在道德价值观上隔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因此,市场经济如果没有恰当的道德价值观的导向和规范,它就必然具有个人中心主义的自发倾向。

另一方面原因是特殊的、中国独有的,即所谓的“独生子女”问题。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决定了必须采取严厉的计划生育的国策。中国对人口的自觉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也获得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发展条件。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其中之一便是由于一个家庭原则上只能生一个孩子,从而造成了中国的“小皇帝”现象,即所谓的“四一二综合症”,独生子女受到父母、爷爷奶奶、外婆外公的极度宠爱。由于独生子女被过分地溺爱,使他们从幼年起便生活在一个适宜个人中心观念发育的家庭环境中,容易逐渐养成个人中心的道德心理。麻烦的是,虽然中国具有几千年进行严格家教的优良道德传统,而且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家教理论和办法,以及相关的道德规范,但由于中国从古代起就有多子多福的道德观念及规范,因而,过去的家教经验主要是针对多子女的,少有针对独生子女的。这是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性课题。整个民族都因缺乏教育独生子女的深厚的历史经验甚至教训,使得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对独生子女即“小皇帝”们的个人中心主义的道德问题深感束手无策,缺少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可是,从前年开始,高等院校已迎来了第一代独生子女大学生,这表明独生子女一代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正一步步跨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毫无疑问,他们将成为社会的主人。

这两方面的原因——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和独生子女的被过分溺爱,又神奇般地几乎同时凸现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这种“结合”使个人中心主义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个人中心主义的道德问题在中国青少年身上有顽强的表现,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一边是个人中心主义的滋生有适宜的客观条件,一边是学校的道德教育面临着道德相对主义的严峻挑战,正面的道德教育普遍弱化,原有的集体主义观念以及这种观念的灌输和教育原则受到怀疑。这样,个人中心主义又获得了另一种滋生的条件——主观上的条件,即由于我们主观上放松了正确道德价值观,特别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从而使青少年学生在家庭里和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不正确的个人中心主义观念,难以在已被道德相对主义所弱化了的教育中得到纠正,从而错过了抑制个人中心主义的大好时机,助长了个人中心主义的增长和蔓延。

由于个人中心主义会最终导致社会有机体分崩离析的严重后果,因而对中国这样特别需要社会凝聚力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个人中心主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隐患。有鉴于此,当前我们在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道德问题时,必须高度重视个人中心主义问题,必须遏制个人中心主义的泛滥。加强学校的道德价值观的导向和教育,是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道德教育工作者的严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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