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与科研应与出版工作的实际紧密联系--在第十届全国出版科学研讨会上的讲话_科学论文

出版与科研应与出版工作的实际紧密联系--在第十届全国出版科学研讨会上的讲话_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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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开得不错,很有特点,也富有成果。参加这次会的代表具有相当的广泛性。既有理论工作者,也有出版专业人员;既有领导干部,也有专家学者。同志们对新闻出版工作抓改革和促繁荣都充满着热情,对一些关于事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重大问题都很关心,都在认真地思考研究,都在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都在积极参与。

这次研讨会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紧紧扣住署党组提出的阶段性转移和出版体制改革这个重点,而不是泛泛地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因此就有可能在一些问题上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思考,通过讨论对一些问题取得共识。就这方面来讲,这次会议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紧密联系出版工作的实际是这次会的另一个特点。这说明我们的研究课题选得准,研究得也比较深。这说明出版科学本身并不是一种束之高阁的理论,而是能够和出版工作实际密切结合的科学。积极开展出版科研,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这样循环往复认识不断深化。通过研讨交流经验,对推进出版改革很有指导意义。

我是第一次参加出版科学研讨会,感到很有收获。大家在这次会上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当前出版工作所面临的态势,应该采取的改革措施,各抒己见。其中对署的工作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全面,是否可行,至少这种积极的态度是可取的。我想借这个机会对大家关心新闻出版工作,支持署里工作表示感谢。

参加这次会,使我在思想上很受触动。按照党组的分工我分管科技工作,着重点是推动新闻出版科技进步,过去多着重于科学技术领域,通常把出版科研划到软科学这一类。出版工作本身,从生产特点来看,是精神生产活动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实际是两个阶段。出版科研更多关注的是精神生产活动,不像印刷科研,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成份非常突出。从署里计划安排来看,出版科研不是一点地位都没有,但只是从软课题的角度每年有所安排,占的比重不大。这几年研究推进出版科技进步,主要着重于科学技术手段方面,研究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就我个人而言,对于出版科学,特别是软课题方面的研究重视不够。署党组、友先同志非常重视出版科研工作,特别强调出版科研要紧密结合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围绕着阶段性转移、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等重点课题开展工作。这次会上重点研讨的几个方面的课题,都是这两年强调提出来的,是党组提出来的要求。相信这些课题的深入研究,对于署的宏观决策,对于推动事业的发展,都会起很好的作用。

前不久,友先同志带领署里几位同志到出版科研所去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问题。友先同志问得最多的还是科研所科研力量的配备问题,要求进一步充实,把出版科研搞好。这说明,在党组的中心工作中出版科研是有地位的,是受到重视的。这次友先同志交待我们一定要到会看看大家,要我们认真参与研讨,认真了解大家有些什么研究成果,有些什么意见建议。这几天,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联系出版工作实际,进一步把出版科研工作搞好。

现在全署的出版科研力量,我的感觉还是很弱很弱。在出版行业当中,印刷有十几个科研所,其中像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北京、上海、辽宁、陕西几个大所,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每年新闻出版署召开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委会,评定结果主要是印刷方面的,软课题也有一点,主要是标准、规范一类的。像出版科学研讨会上讨论的这些题目,迄今为止,还没能拿到科技进步奖的评审会上,作出评定。

出版科研力量一方面比较弱,另一方面又很分散。现在召开的出版科学研讨会,是出版科研所按照署里的布置和要求来开的。总的来讲,全国的出版科学研究的力量还应该更好地组织起来,发挥总体的效能,在这方面,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应该按党组的要求很好地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出版科研工作的成绩,另一方面也要现实地看待出版科研工作的差距,我们研究的题目从广度上深度上都还不够,都还需要考虑进一步改进和加强。

现在,关于新的出版体制基本框架的研究刚刚开始,阶段性转移的题目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地做下去。党组的务虚会上已明确提出阶段性转移目标体系的设计,设计出不同阶段的量化目标,用来考核转移。确定转移到什么程度就意味着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这些题目还需要深入研究。同时,这个题目的内涵需要进一步扩大。因为在出版是产业这个问题上,大家基本上形成了共识。这一点也明明白白写到了新闻出版署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上了。这个提法,一是中央肯定了,另外大家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也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进一步研究时换一个角度,把出版作为一个产业来研究。当然,这个产业与其他产业有所不同,而且在中外体制上对这个行业的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出版是第三产业,是服务业。包括我们参加复关谈判时,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国提出,要求进入我们的出版市场,要求这个市场对他们开放,他们的根据是出版是服务业。但在我们国家不是简单地看成是第三产业、看成是服务业,而首先强调的是它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强调它在宣传舆论方面的重要作用。当然,出版同时也是多功能的,它有教育的功能,积累文化的功能,而且也有娱乐的功能。我们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出版业,我们应该把江总书记提出的一个根本指针、四项主要任务通过我们这个行业把它很好地落实。我们这个产业面临着蓬勃发展的美好前景,这是国际上的大趋势。第三产业包含的面很宽,出版包括在其中,这是传统的划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把信息产业列为第四产业的动议,出版业显然也可以作为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怎么划分更科学更合理,大家还可以研究。

信息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而且我想下个世纪国际上信息产业的地位、作用会更加提高。特别是插上现代科学技术的翅膀之后,这个产业的发展速度是很难估计的。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新的媒体、新的音像和电子出版物层出不穷,现在流行的是CD、LD以及正在发展的VCD, 估计到明年某个时期还会出现DVD。随着高新技术的采用,围绕着信息产业, 各种传媒发展速度非常快,如果不深入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战略,我们就会丧失发展的机遇,在管理上也会非常被动。为什么我要出这个题目来进行研究,这题目不是要研究具体的技术,而是对出版业本身的地位、作用,发展的规模、速度、结构、布局进行研究。结构其实包括了出版业本身的产业结构。要研究企业组织结构,同时也要研究产品结构。多媒体时代已经到来,我们正在从传统的以纸介质出版物为主的这种形式向多媒体方向转移,这些问题不研究是不行的,只有加以研究,而且要有超前的眼光,把它看清楚了,看准了,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迎头赶上去。在这场竞争中,我们不能落后。这种竞争也面临着境外竞争,包括这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美国打上门来,很清楚,他是要保护他的国家这方面产业的利益。他领先了,他有产品,他要向你的市场来销售,来赚钱(这种投资回报率很高)。我们自己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利用这种新的媒体来生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反映时代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产品。这种多媒体的东西,表现力很强,很受欢迎。现在香港的、台湾的有些出版单位、有些企业千方百计想挤进来,现在设立的CD复制企业,有相当一批是境外投资的。这个态势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要特别重视对出版业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在署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新的出版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符合出版规律。这个提法是很全面的,但在具体的经济运行当中如何来体现,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怎样来协调解决这些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出版业内部经济运行的规律。要把我们这个行业放到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中去考量。

当前制约出版事业发展的因素很多。比如纸张是出版生产的原材料,从1988年到现在,大的纸荒闹了两次,每次持续2—3年,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制约。一方面是量的问题,由于加强环境保护要关一批小纸厂,总量一下子就出了缺口,还有质的问题,要提高书的质量,用纸也要提高质量。另外,价格、税收等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去年银行调整结算办法,提高了结算的起点,一下子使得新华书店在途的资金有好几十个亿结算不了。可见国家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很小的政策出台,都会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很大的影响。邮局头两年调整邮政资费,现在铁路调整货运价格,发行成本一下子大幅度上升。在转轨时期,国家的经济体制各个方面都在改革,改革势在必行。但在改的过程当中,有个利益关系调整问题,包括我们行业内部也有利益关系调整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进行深入研究,不采取切实的对策,就要处在相当被动的地位,就会影响事业的繁荣发展。所以,出版科学研究,应该把出版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开展。

关于出版管理部门宏观调控手段的研究也是出版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现在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版管理的任务相当繁重,所采用的手段也是计划、市场兼而有之,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办法并用。为了维护出版物市场秩序,我们采用了较为严厉的行政措施,有些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非如此,就有可能危及改革开放的大局,就有可能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必须强调宏观调控,加大管理力度。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健全法规体系,坚持依法管理。现在我们的法规还不健全,缺少出版行政管理的大法。著作权法颁布实施了,出版法还没出台。新闻出版的两个基本法:一个新闻法,一个出版法,都必须有。在这个基础上,再制定施实细则,制定有关的条例、规定、办法,出版管理法规体系就比较健全了,管理也就有了基本依据。

在转轨时期,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不断地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管理措施。有时也发生新的规定和原有规定冲突,规定缺乏稳定和连续性等问题。从出版科研的角度来讲,应该对出版管理,包括体制进行系统研究。比如现在控制总量,控制出版物和出版单位的发展规模,特别是控制新批出版单位,控制到什么程度算合适了,这些方面是很有争论的。所以从结构上要进行研究,发展什么,限制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如果从结构上来很好地研究一下,宏观调控可能会把握得更好,问题可能会解决得更妥当一点。

出版科学作为软科学,有一块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那就是有关出版的标准规范。关于出版标准规范方面,主要有两个全国性的组织。一个是和ISO—TC130相对应的印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印刷方面的标准规范主要由这个委员会来制定。另外一个是和ISO—TC46 相对应的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其中有一个分委员会直接涉及到出版,就是出版物的格式化,围绕出版专业技术标准,这个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因为出版物要面向大众,要流通,特别是公共图书馆,还有大量的出版物可供借阅,所以标准规范也是很重要的。这些标准规范对加强出版管理也很有用。比如,在一本出版物封面上印了条码,这是实行国家标准,也为在流通领域实现计算机管理提供了条件。在版编目数据也是实行国家标准,对全面掌握出版信息,实现计算机管理也非常有用。现在这一类工作做了些,但从技术规范来看还很不够,现在出版科研单位、出版科研所还没有这样的部门来承担这些任务。这方面的工作需要从出版科研的角度去开拓、去加强。

有些课题,也是需要下功夫研究的。高科技进入出版领域,使出版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大家知道,计算机网络发展比较快,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通讯网络INTERET已经进入了中国。 国务院正在制订有关条例,要加强管理。这也是对外开放的大势所趋,不可能把这样方便的信息渠道关死。要把这种网络利用好,为我所用,为我们吸收世界先进的科技知识、了解外部世界提供方便,但在管理上需要加强,做到兴利除弊。通过计算机网络来传递数据信息,特别是传递出版信息,现在有一种说法,叫网络出版。现在,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可以直接上网,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用户可以很方便地检索,若需要文本的话,就可以直接拷贝了。这种网络出版的出现,对出版业来说是一个挑战,是全新的课题。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在网络上“制黄”、“贩黄”,这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网络出版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对传统出版本身是一种冲击,它不仅是出版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也给我们带来观念上、管理上的一系列问题,确实需要很好地研究。

搞好出版科研工作,针对我们的现实情况,要搞好三结合。能不能这样结合:一个叫上下结合。也就是署里、所里,省里各个出版单位、各个书店和有条件的单位上下结合。另一个需要内外结合。出版行业开展科研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开拓视野,需要引进其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需要吸收社会科学界、工程技术界、大专院校等很多单位的专业人员来参加我们的工作,要吸收借鉴一些外部的经验,包括国际上的经验。第三个结合就是实行专兼结合。不是讲专群结合,而是专兼,也就是专门的科研工作者和兼职的科研工作者相结合。我们不可能都脱产出来专门搞科研工作。专门机构、专门人员和特约的单位、特约的人员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弥补我们科研力量的不足,能够把一些大的课题搞起来。

进一步开展工作,还要解决投入问题。软课题的研究,也要有投入,没有投入,寸步难行。既然开展课题研究,就要查阅资料、要出差、要调研、要组织一些同志来座谈研讨,这些都需要开销,必须解决这个开销问题。从现实情况出发,经费问题也只能是多渠道来解决。出版科研完全靠国家解决课题经费,有一定困难。这个问题需要引起各级领导,各个单位的重视。要采取三结合的方式开展出版科研,要多渠道解决投入问题,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出版科研工作开展起来。

还需要强调一下领导重视的问题。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强调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要求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我建议,这次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各个省里的同志主动向局领导汇报一下这次会议的情况,同时也把我在会上讲的领导要重视出版科研,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这个观点汇报一下。领导重视,把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就有了保证。

从出版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看,出版科学研究工作确实需要进一步加强。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有利时期,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遇,把出版科研工作进一步搞好,为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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