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发现的《李益墓志铭》质疑“《从军诗序》为李益自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墓志铭论文,新发现论文,自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人张澍所辑《李尚书诗集》录《从军诗序》一篇，云：
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自建中初，故府司空巡行朔野，迨贞元初，又忝今尚书之命，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荏苒从役其中，虽流落南北，亦多在军戎。凡所作边塞诸文及书奏余事，同时幕府选辟，多出词人。或因军中酒酣，时因塞上兵寝，相与拔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于慷慨意气，武毅犷厉。本其凉国，则世将之后，乃西州之遗民欤？亦其坎壈当世，发愤之所致也。时左补阙卢景亮见知于文者，令予辑录，遂成五十首赠之①。
此文又见于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之《李君虞诗集》和《全唐诗录》卷四十五等。《李君虞诗集》所录文字与《李尚书诗集》完全相同。《唐诗纪事》当为转述，差异较大：“益录其从军诗赠左补阙卢景亮，自序云：吾自兵间，故为文多军旅之思，或军中酒酣，塞上兵寝，投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乎慷慨意气、武毅果厉。本其凉国，则世将之后，乃西州之遗民欤？亦其坎轲当世，发愤之所致也。”②《全唐诗录》文字亦有不少差别，如“乱华”作“作乱”，“二十年”作“年二十”，“时因”作“或时”，“拔剑秉笔”作“投剑秉笔”，“发愤之所致”作“发之所致”③等。
长期以来，此文一直被学界视为李益自序，故被用作李益生平、仕历及诗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但因其仅见于《李君虞诗集》版本系统，而不录于同样有宋本渊源的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及由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而来的《全唐诗·李益集》等，故其真实性，同样为不少研究者所怀疑。如谭优学先生《李益行年考》便认为：“李益的《从军诗并序》，世甚罕见。既不见于《全唐文》，又不见于收罗甚富之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及《唐文续拾》。仅见于张澍道光元年辑刻之《二酉堂丛书·李尚书诗集》。……文意若断若续，语气亦不全似君虞自序，似有拼凑痕迹。”④针对谭先生的质疑，赵伯陶先生在《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⑤一文中经过细密考证，认为有无《从军诗序》只是版本问题，而与《诗序》本身的真实性无涉，凡名以《李君虞诗》、《李君虞诗集》者，或直接由《李君虞诗(集)》编订而来的版本中皆录《从军诗序》，如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唐四十七家诗·李君虞诗集》、《唐四十四家诗·李君虞诗集》，清人钱谦贞竹深堂抄本《李君虞诗集》等，而名《李益集》者皆不录此序，如国家图书馆藏的明刊本《唐人诗·李益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明朱警刊《唐百家诗·李益集》、明黄贯曾嘉靖甲寅刊本《唐二十六家诗·李益集》等，肯定了《从军诗序》为李益所作的事实。
但随着崔郾《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致仕上轻车都尉安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赠太子少师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⑥下文皆简称《李益墓志铭》)的出土，我们确有必要考虑《从军诗序》是否李益本人所作的问题。
从《李益墓志铭》提供的信息，再结合序文本身所反映的问题，这篇收录于某些版本李益诗集中的《从军诗序》极有可能不是李益本人所作，而是他人所撰，原因如下：
首先，《从军诗序》云：“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君虞，李益字。燕戎，指安禄山。燕戎乱华，指安禄山叛唐事。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叛乱，攻陷洛阳。综合这两句的信息，可知《从军诗序》认为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兵反唐时，李益年方八岁。从天宝十四年逆推八年，则李益当生于天宝七年(748)。而《李益墓志铭》则云：“星岁再换，光音遂沉，以大和三年八月廿一日全归于东都宣教里之私宅，享寿八十四。”由卒年大和三年(829)逆推八十四年，则李益生年应为天宝四年(745)。以此推算，则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唐时，李益至少十岁而非八岁，《从军诗序》所谓“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之说与出土文献不一。
其次，《从军诗序》云：“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出身，是科举时代为中举者所规定的身份和资格。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辛文房《唐才子传》、《全唐诗·李益传》、卞孝萱《李益年谱稿》、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等可知，李益中举获进士出身在大历四年(769)，从大历四年下推二十年为贞元四年(788)，也就是说《从军诗序》的写作也应在贞元四年。具体来看，“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指李益自从大历四年中进士第取得做官资格后，到《从军诗序》写作的贞元四年，这二十年间，仅任过三个小官职。“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则是说，李益自从大历六年(771)开始做官，到贞元四年这十八年间，曾有五次为军府僚属的经历。但《李益墓志铭》则云：“大历四年，年始弱冠进士登第⑦。其年，联中超绝科。间岁，天子坐明庭策贤俊，临轩试问，以主文谲谏为目。公词藻清丽，入第三等，授河南府参军。”“转华州郑县主簿，郡守器仰，延于宾阶。秩满赴调，判入等第，为渭南县尉。”“首为卢龙军观察支使，假霜稜，锡朱服，以地非乐土，辞不就命。后山南东道洎鄜畤邠郊皆以管记之任请焉，由监察殿中历侍御史，自书记参谋为节度判官。四擅郄诜之美，三领元瑜之任。”“德宗皇帝统临万方……复为幽州营田副使，检校吏部员外郎，迁检校考功郎中，加御史中丞，以金印紫绶副焉。”
根据《李益墓志铭》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在德宗皇帝将其“复为幽州营田副使”之前，李益的官场生涯可分为两个阶段。任职初期，一直在今河南、陕西两地为朝廷效命，曾历三个职位：考中主文谲谏科，“入第三等，授河南府参军”，后转华州郑县主簿，“秩满赴调，判入等第，为渭南县尉”。后期委身军府，先后为山南东道、鄜坊节度使、邠宁节度使幕府任书记参谋或节度判官。这段经历，《李益墓志铭》将其总结为：“四擅郄诜之美，三领元瑜之任。”“郄诜之美”指科举及第，获得功名。“元瑜之任”指文人从军，任书记判官之职。《李益墓志铭》所谓“四擅郄诜之美，三领元瑜之任”是说李益在复为幽州营田副使之前，曾四次中举，三次任职军府。其任职地方，历河南府参军、郑县主簿、渭南县尉三职，与《从军诗序》“三受末秩”之说大体一致。但“三领元瑜之任”的军府生涯，则与《从军诗序》“五在兵间”之说不一。
再次，《从军诗序》云：“迨贞元初，又忝今尚书之命，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荏苒从役其中，虽流落南北，亦多在军戎。”是说李益在德宗贞元初，曾应“今尚书之命”参幕，从军至上郡、五原之地四五年。“上郡”、“五原”皆边塞地名，据《元和郡县志》卷四《关内道四》：“绥州，上郡。……《史记》曰：‘魏有西河上郡’。秦并天下，始皇置三十六郡，为上郡。汉高帝元年，项羽立董翳为翟王，后废，复为上郡。……后魏明帝神龟元年，东夏州刺史张邵于此置上郡。”《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也云：“绥州，上郡，下。……天宝元年更郡名。”“盐州，五原郡，下都府。本盐川郡。……武德元年侨治灵州，天宝元年更郡曰五原。”文据《旧唐书》卷一十二《德宗纪》：“贞元二年七月，戊午，以鄜坊节度使唐朝臣为单于大都护，振武、绥、银节度使。”《全唐文》卷四六二陆贽《唐朝臣振武节度使制》：“检校兵部尚书，兼鄜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鄜、坊、丹，延等州节度观察等使，平乐郡王唐朝臣……可依前检校兵部尚书、单于都护、御史大夫，充振武、绥、银、麟、胜等州节度、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使。”《旧唐书》卷一十二《德宗纪》：“贞元六年，五月壬午，以宁州刺史范希朝为单于大都护，麟、胜节度使(代唐朝臣)。”则唐朝臣贞元二年七月至六年四月“检校兵部尚书”，任振武、绥、银、麟、胜等州节度使，管辖“上郡”、“五原”，也就是说，贞元初李益在振武、绥、银节度使唐朝臣幕中从军。但《李益墓志铭》根本没有提及这一重要经历，只是强调在德宗即位后，李益任幽州营田副使，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使有不臣之心的幽州节度使再次归顺朝廷的功绩：“德宗皇帝统临万方……复为幽州营田副使……始以幽燕气雄，虵豕作固，虽大君有命，尚守正不行。后密旨敦谕，往践乃职，卒使逆流再顺，寒谷生和。”
《李益墓志铭》的作者崔郾、书写者李行方、撰额者习缓皆当时名人，且为与李益关系密切或至少有一定交往的同代人或相距不远的晚辈。如作者崔郾，据《文苑英华》卷九百七十七所录杜牧《崔公行状》、《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五《崔郾传》等，卒于开成元年(836)，晚李益七年，可以算作同代人。其兄崔邠与李益有诗文来往，元和九年(814)，崔邠作《登鹳雀楼》诗，李益集中亦录《同崔邠登鹳雀楼》：“鹳雀楼西百尺樯，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恨犹速，愁来一日即为长。风烟并是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可知崔邠与李益曾有诗歌唱和。李行方，《新唐书·王质传》称：“奏署幕府者，若河东裴夷直、天水赵皙、陇西李行方、梁国刘蕡，皆一时选云。”这些人应该很熟悉李益事迹，其文献价值值得重视。而作为传世材料的《从军诗序》所叙李益生年、仕历等材料多处与《李益墓志铭》所载不一，我们确实应该考虑《从军诗序》是否为李益自序的可能性了。
此外，《从军诗序》中的人称问题，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此序应非李益本人所作。
首先，《李益墓志铭》云：“公讳益，字君虞，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十二代孙。”可知“君虞”乃李益字。而《从军诗序》则云：“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君虞”显然是在称李益字，而非其名，由此则知《从军诗序》应为他人所作而非李益自序。对于称名或称字，古人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有着严格规定的。称呼他人，基本是“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⑧，即成年前称“名”，冠礼后称“字”，五十后称“行第”，死后称“谥号”，从周代开始就是这样做的。称呼自己，基本原则是：“父前子名，君前臣名。”⑨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周天子策命晋文公重耳为伯，重耳从命后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便自称其名。对于诸侯而言，“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⑩。对普通人来说，凡下级面对上级，晚辈面对长辈皆称自称名，同辈之间，甚至长辈面对晚辈，出于谦虚和礼貌的缘故，也自称名而非字。如《论语》中，孔子为显示自己谦让有礼，在学生面前便常自称“丘”。基于上述原因，如果此序为李益自己所作，则应自称其名：“益长始八岁”或“某长始八岁”之类，而非“君虞长始八岁”之类。
其次，全文作者自我追忆所用人称前后不一。如“忝今尚书之命，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令予辑录，遂成五十首赠之”两处，使用第一人称，似为李益自序口气。但其它地方则使用第三人称，如“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幕府选辟，多出词人”、“本其凉国”、“亦其坎壈当世”等五处，是他人指称李益，而非李益自称。如果此文真是李益自序，则应该是使用“余”、“予”、“吾”、“某”、“益”等第一人称语词自称，而非大量使用第三人称，以他人口吻指称自己。
最后，序文探究了李益“为文咸多军旅之思”的原因，认为其“军中酒酣，时因塞上兵寝，相与拔剑秉笔，散怀于斯文”，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是个人气质和性格使然：“出于慷慨意气，武毅犷厉。”其二是故国之思和将门意识使然：“本其凉国，则世将之后，乃西州之遗民欤？”其三是个人身世和经历使然：“其坎壈当世，发愤之所致也。”这种认识无疑是颇有见地的。但问题是，作者在探究原因时，对李益身世和经历似乎并不十分了解和肯定，而颇多疑惑和揣测之意，甚至使用强烈表达疑问之词“欤”，个中原因，只能归结为一点，那就是《从军诗序》的作者应非李益本人，而应该是一个比较了解李益的友人。
但此文的出现距李益的时代不会很远，至少在宋代已经面世，推测有二：
其一，宋哲宗(1086-1098)时，著名词人贺铸便在《读李益诗》序文中明言曾见过《从军诗序》，他说：“甲子夏，与彭城诗社诸君，分阅唐诸家诗，采其平生，人赋一章，以姓为韵。君虞，益字也，见《从军诗序》。”(11)其后，计有功《唐诗纪事·李益门》所节录的《从军诗序》，其实在以颠倒原文次序、省略虚词之法转述原序内容，说明他也见过此序，否则便无法创作出与原文大同小异的李益背景说明文字。
其二，最早著录李益诗集者为南宋晁公武、陈振孙与尤袤，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别集类》著录《李益诗》一卷，解题曰：“右唐李益，君虞也，姑臧人。大历四年进士，调郑县尉，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尤袤《遂初堂书目·别集类》同时录《李益集》和《李君虞集》。可知南宋时已有《李益集》与《李君虞诗集》之别。但南宋以前，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李肇《唐国史补》、赵璘《因话录》、两《唐书》本传等皆称其名，而不提其字。迄今为止，除了河南洛阳出土的《李益墓志铭》之外，传世文献中，李益字君虞仅见于《从军诗序》。以此推定，晁公武“李益，君虞也，姑臧人”之说，必据《从军诗序》而来，其所见《李益诗》即此后《李君虞诗集》，与陈振孙、尤袤所见的《李益集》不同，而《李君虞诗集》亦当据《从军诗序》得来。
综上所述，可以推定：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李益自序的《从军诗序》极有可能不是李益本人所作，而是他人根据李益事迹撰写的。
注释：
①张澍辑：《李尚书诗集》，《西北稀见丛书文献》，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35页。
②计有功：《唐诗纪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③徐倬，徐元正辑：《全唐诗录》卷四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④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6页。
⑤赵伯陶：《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
⑥王胜明：《新发现的崔郾佚文〈李益墓志铭〉及其文献价值》，《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
⑦按：弱冠，出《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泛指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纪。李益登进士第在大历四年，年二十四，《李益墓志铭》谓“年始弱冠进士登第”，不够准确。
⑧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86页。
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二，第1241页。
⑩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五，第1266页。
(11)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