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诗写作与传统的能动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现代诗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们明显看到诗歌批评界许多人对中国现代诗的存在的“合法性”，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质疑。如果说此前的质疑只认为它“背离了传统诗质，因而没有根”尚显得简单化的话；那么近来同样的“无根化”指责，由于加入了新世纪“全球化”中外文化碰撞和差异性对话的语境，则似乎具有不容分说的正确性。我感到诗歌的“民族性”问题，从理念上认识较为容易，但实际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对文学的民族气质、民族风格的深入挖掘和辨认，说到底还是个写作实践问题。因此，我想从一个诗人具体的写作状态上，来谈谈在新的写作语境下，现代诗人与传统的能动关系，也就是怎样理解诗人写作中的“继承传统与创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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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的“继承与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严肃的诗人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认识。“继承”，作为一个理论语汇，除了“文艺政策”意义上的引导外，对具体的诗歌写作而言，其语义是含混的、可选择的。在这里，我首先想指出，流行于世面上的对“继承”的理解，是得到了主流意识、轴心文化圈的支持的。它是指对中国古老诗歌传统的回归和摹仿。这种惟民族主义的“继承观”，含有相当成分的不容分说因素。因此，它的地位总是被认为优于及先于创新，它仿佛总是首位的、本质的、正面和核心的。如果一个诗人从表面的语言效果或诗歌体式上表现了向传统的摹拟，那么，他的诗就被先在地给了意义。他的平庸和懒怠，他的守旧和迟钝，也仿佛可以得到这种先在给定的包庇。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因此，要想匡正这种肤浅的“继承观”（如果它的确称得上是一“观”的话），的确是非常麻烦的事。因为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理论背景和创作模式，已使人们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维轨程。你要站出来反诘这种诗，立刻就被置于“反传统，反继承”一边。这种得到正统文化强权支持的势力，可以超出文学讨论之外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居“高”临下地结束这种讨论的平等性质。由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诗歌理论界仿佛真的营垒分明，空手入白刃，一方是“遗产派”，另一方是“西崽”。双方都由捍卫自己的观点，发展到赌气，围攻。这种由显示、演示发展到“指示”的“论争”，扩大了人们的盲目，遮蔽了问题的本源。因此，它给了我们热闹，但没有多少启发。
当我们排除了对“继承”这一问题的表面理解后，我们才能真正触及它的内质。广义的传统，并不仅仅是我们见到的文化“遗产”，具体到文学来说就不仅仅是可见的文本。传统既是实体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功能。因此，在我们置身其中的今天的生活中，最寻常、最微小的东西，都含有一定意义上的传统因素。大到人文地理，国家民族，母语渊源，精神文化，人的生存，历史事件，民风民俗等；小到一个词素，一句话，一种表情，一个姿势语或一组动作如此等等。而在现代诗人的写作中，传统体现为诗人与民族气质、与文化、与语言、与族群的能动关系。没有传统气脉的诗将无法在民族中真正存活，所以，我不认为只背弃了古典诗歌艺术形式和审美素材，而得到今天广大读者认同或热爱的现代诗，就真的完全背弃了什么“传统”。传统作为一个无限扩大的“文本”，它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离开我们。有的只是那种不愿正视和承认传统无所不在的幼稚的理论态度。
但是，问题的症结或许不在这里。在一个优秀诗人的写作中，“继承”传统首先是指非常复杂化的、自觉化的对母语及民族气质更深度的理解和发现。因此，我们不可能置身传统之外是一回事，而对它的深入理解、自觉创造，及重新生成的“视界融合”则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我可以说，从理论上完全否弃传统的人，和那些皮相地摹拟传统格式的人，是同一个战壕里发生内讧的战友。他们从客观上达成合谋：拒绝深入理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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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的诗歌传统是什么呢？在讨论中，任何问题都必须有一个核心，正是这个核心，防止着讨论的自由游离。树立并加深这个核心，不但是一个理论家必备的素质，更是他的天职。既然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深入传统（而不是谁在传统之“外”），我们就必须涉及到诗歌传统较为明确的细节含义，特别是过去诗歌模式所遗留下来的价值、原则、规范、经验和知识的总和。于是，我看到了对传统特质的众说纷纭的理解：
▲质实入世
人民性
忧患意识
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言志咏怀
缘情说
以史为咏
……
▲冲和淡远
天人合一
言无言
自然泛我化
赋比兴
游仙精神
空灵
乐感
佯狂
意境说
……
前八项其实也可以说是任何民族的诗歌，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共性特征，后十项则基本显示了传统诗歌（又岂只是诗歌）的个性特征。即使如此，我仍然看出了后十项与前八项内部诸多因素彼此的纠葛、互否、运动和更新。钱钟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也谈及了在不同的读者眼中，中国诗的正宗分别是王维式的“神韵”系谱，和杜甫式的“现实”系谱。——面对这种复杂微妙的情势，我们如何确立自己艺术创作的，而不仅是发表“宣言”的立脚点呢？如何在这种种的相对性、复杂性面前得到一种自明意识的支持呢？或者，我们深入传统仅仅是为了重温旧梦吗？如果不是，我们又怎样区分什么是创作而什么是描红呢？迷信和教条难道就是那么容易从我们的意识深处排除吗？因此，当我们声称要回归或是“继承”传统时，传统首先站出来说：——“我的特质在哪儿？请先指明”。
我认为，这种其实无法有公认权威的“茫然局面”，只能由真正严肃而优秀的诗人个人出来主持。在诗歌艺术创造中，他们与传统的能动关系，就成为“正典”与创造性生成的“理解”的关系——优秀的诗人应有能力找到通向传统的个人“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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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坚持我一贯的立场，即：对诗人个人的写作而言，“继承”传统不会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被动的行为。这里，永远包含着对其积极能动的选择、变构、剥离和重新“发现”。传统与现代，是互相打开的。因而，传统只能是“当代”重新理解中的传统，它首要的因素不是自在的、固定不变的，它永远包含着创造的因素在内。对传统的“继承”，从最高价值上说，只能是传统意义的重新“生成”过程。传统对我们现代诗人来说，它既不会是可以包打天下的利器，也不只是需要加以克服的消极滞塞因素。它仅是一种无限广大的可能，真正的价值只能相对于我们的智力深度及语言能力的实践而确定。
传统是需要也只能由无数个“当代”反复发现和给定；诗人对传统的意义，是他的写作实践及实绩所赋予的。“继承”活动在本质属性上是与“创造性理解”同时到来的。正由于我们带着某些异质的冲动加入了传统，传统才得以存在和发展。所谓“继承”传统，实际上当然就首先包括了发展、楔入新的因素，使旧有的传统格局发生变动，包括改变秩序和重新“陌生”化等运动在内。
理论家要做的一种工作也许是“整理传统”，使之类型化、标准化、整体化和稳定化；而诗人，则永远带着合理的主观性、相对性、创化自豪感，去重新加入、解析、生成“传统”中的某一种或几种可能性因素。在后者这里， “继承”永远不是一种复制的过程，不是去“媚”文化意义上的“俗”。在民族杰出诗歌的伟大共时体中，由于其自身内部的复杂性，呈现在诗人面前的传统，无所谓什么本来面目。不是理论宣言或低能的诗评家自以为是的“全面判断”，而是诗人的天才、创造活力和成见构成了他与传统那种能动的关系。他使传统中某一局部因素的价值隆起，而舍弃了另一些，甚至是更极端地排除了它们。这难道真的是反传统吗？如果硬要说，我愿意说这些诗人是在“返”传统，返回他心目中传统最优秀的根子之一。
让我们看看上面我列出的十八项传统概念，我们会得出一个认识：变革，建设，改造，发现，是每代自觉的诗人对传统的基本态度，同时也是传统本身题中的要义。因此，只强调被动摹仿，只寄生于僵化的对传统的认识的人，他们恰恰是“继承”到了反继承的程度。这难道不正是一种盲目守旧（他们却说真正的诗人在“盲目创新”）的态度吗？守旧而盲目，还不如自觉的守旧。我们树立了对传统中诸多因素的取舍、改造和发现这样的能动立场，就决定了传统（至少对我们这种立场的现代诗人而言）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前在的、僵固的东西，而始终是可供选择的、偏离的、流变的双向过程或多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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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开头，我强调了我的立场的基点是一个诗人“具体的写作”。现在，我可以进一步说：继承与创新，在这个特定的基点上，不再是两个词，而是二者构成的一个“新词”。由此衍生出的另一个极而言之的说法是，不只是传统决定或造就了杰出的诗人，有时几乎相反，是杰出的诗人“生下”了传统。作为杰出的诗人，他的某部分意识背景和隐语世界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它（诗人或诗歌文本）存在于传统之内，同时又制约和改造了传统；它（诗人或诗歌文本）逃避了传统的控制，反而从更高的层次加入并丰富了传统。这里不存在拟古不拟古的问题，只存在通过词语建立另一个生存—文化—个体生命话语世界的问题；不存在是否符合某一类老式读者阅读类型的问题，只存在通过新的创造去同时创造出新的读者的问题；不存在我们能否让“遗产”不朽的问题，只存在传统是否能使今天之诗秘响旁通、内力远出的问题——我们是为揭示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生存／生命而写作的，我们又不是鹦鹉。因此，真正杰出的诗歌（诗人），它同传统的关系，就一定是一种奇妙而模糊不清的，张力极大的，可变的和间接的功能场；这种既增补又超越，既深入又剥离，既是共时体的一部分又是隆起的个别性价值……的能动关系，我们在历代诗歌大师身上不是一再地看到吗？文学史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已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现象的可能范围。难道我们还用得着调动更复杂的个人的智力因素吗？
但是，我这里也许不用谈什么大师。就谈谈我们，这些普通的正在写作的诗人。既然对传统不存在绝对客观的、惟一全面的理解，那么，你依据什么说“我继承了传统”？即使如此，又如何肯定你的“继承”是合理的、正极的，而不是负面的、甚至伪装的呢？如果传统中那些已被它自身的运动淘汰了的劣质因素，以及那些阻碍历史进程、沉迷小农经济、甚至对现代人的生存状况起恶化作用的因素，也被你和对诗歌审美性格的沿袭一道“继承”下来呢？因此，对那种只提“继承”，而不能进一步阐明或是有意的缩小、减少、低估传统中矛盾性和劣根性的诗人及理论家，我们在今天尤其应当进行必须的鉴别、评断和驳斥。传统的力量在现代的体现结果是，一部分传统在我们的母语、灵魂和情感经验的内核中，成为血素而不是假发或真发的“辫子军”。另一部分传统“正典”用文本固定下来，成为随时可能被各种“当代”向度打开光芒的，绝对“共时性”中创造和激发的，自由阐释的多元性存在。而具体到一个诗人的写作，最终可靠的东西，就一定主要不是什么理念上是否要“继承”传统的形模，而主要是你以什么方式，什么高度，什么天赋去重新对待和阐释、激活传统的。因此，你的话语能力，自觉程度，理性，意志，天赋，直觉，情感表现力等，并不能先在和天然地得到拟古性“继承”这一立足点的保证。只有被当代“成见”所理解的文学史，才是有价值的有作用的文学史，否则，一切创造都谈不上。
文化艺术的价值从来都是寓于不断的评价或解析之中的，而且只能在无数个“今天”的评价和解析中得到体现。所谓“解释学的循环”理沦，给我们以重要启示。面对传统的价值的理解方式尤其如此。这种创造性的整理、加工和重新变构能力，我们可以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对古希腊、罗马艺术的重新发现、洞开和“生还”中见到。近的说，我们也可以在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叶芝、埃利蒂斯、帕斯、布罗茨基等人的写作中见出。在新时期中国大陆的诗坛上，我们更直接地从杨炼，江河，海子，骆一禾，张枣，柏桦，于坚，吕德安，以及《现代汉诗》某些诗人的创作中，见到了这种能动而深刻的对传统新的认识观。恰恰是在他们身上（而不是在整天高喊“继承”的拟古主义者身上），我感到了东方的博大和幽深，平静与流连光景，语言的疼痛和火光。所谓传统的真实和活力，离开今天的诗人充满个性色彩的巨大变构能力和纵深加入能力，我们能从哪里找到呢？
传统与现代的双向互动关系，就这样活在自觉的诗人精神历史的深处，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启示和气脉、文脉及血脉。用自己原创性的话语的血液，去粘和几个世纪的椎骨，优秀的诗人就是这样带着天才而勤谨的能动精神，扩展并加深了传统的语境，找到了通向传统的个人“暗道”，强化了它被诗人意识到的某些本质因素，并最终使之成为活生生的今天的一部分。所谓民族特色，所谓东方感的现代诗歌，只有在这种自觉的创造慧识高度下，才具有真实、结实、落实的广阔可能。
最后，让我用克尔凯郭尔的话结束此文。这位哲人是这样说的——
不愿劳动者不得食，只能受到欺哄。而愿意工作的人却能生出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