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与对外战略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忧患意识论文,策略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一年（1999年）国际上的大事，使人们对中国的国际处境和前景所具有的某种忧患意识更加深化了。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题，因而在国际大战略方面如果轻易变更将会是错误的，但是忧患意识的产生和加重确是根据凿凿，它要求人们在战略策略上有相应的反映。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
首先，需要肯定，过去一年国际上的大事令人怵目惊心，不能掉以轻心，但又并不能据以得出国际大战略必须立即变更的结论。
过去一年中最大的事当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的侵略战争，以及发生向中国驻南使馆的蓄意轰炸。需要结合在这些事情发生前后美国战略上的一些布局来看国际大局。一是1999年1月美国公布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计划，前者初定2005年予以部署，相关的是要求修改同俄国的《反弹道导弹条约》，3月17日参议院通过了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法案。这是美国企图在战略核武器方面改变从1972年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之后，同俄国之间存在的核恐怖威慑下的非战局面。即，把双方互有威慑、互相害怕对方握有报复手段而不敢进行第一次核打击的局面，改变为美国一方不受报复，而处于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进行核战争的局面。事实上，美国拥有约7000枚远程核武器，（注：[美]《华尔街日报》1999年10月5日载文《美国核导弹对准谁？》。）计划中针对的俄国的目标约2000个（注：[美]《华尔街日报》1999年10月5日载文《美国核导弹对准谁？》。），加上近年来美国的军费预算不但早非其他国家能望其项背，且已超过冷战时期美国自身最高军费支出的年度，因而经过竭力的军备扩张，总体上其军事力量已超过第二位的军事强国俄国了。美国在已确保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这方面向之挑战的情况下，更加企求所谓本国国土的绝对安全，其加固独霸的意图是清楚的。而关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如果能够逐一建立，则将使有关战区的所有国家置于其绝对军事优势的威胁之下。二是1997年9月美国同日本公布了修订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了所谓防卫合作的地区，即从地理上扩大到了包括台湾在内的所谓日本的“周边地带”，而政治含义上在中国的严正指责和交涉下又未把台湾排除在外；去年4月底，日本参议院通过该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法案”，落实《指针》的进程已经启动；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在亚太地区正同日本勾结和酝酿建立之中，其矛头首先是针对中国的。三是去年4月初，北约制订了所谓战略新概念，把自己声称的集体防御性的功能明目张胆地改为不受地区限制的向外进攻性。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北约国家当时起劲宣扬什么“人权高于主权”和所谓“人道主义干预”，以为举起这一歪理就可到处惹事、随时出击。3月24日开始的侵略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就是这种主张和立场的一次实践。总起来看，人们有理由认为，1999年春夏之交，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告诉人们一个严重信息：美国一心想通过军事行动建立以自己为主宰的单极世界。这个战略的特点是，竭力维持和加固美国已有的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并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笼住一些盟国，维持一种必要时让它们为美国“火中取栗”的架势，自己则以“国际宪兵”自命，随时准备向着它所认为的“可欺者”执行“新殖民主义”和“新炮舰政策”。中国，是被美国官方的防务文件中当成主要“潜在对手”之一（注：美国国防部1997年5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称：“到2015年之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的国家，对于美国这样的行为、主张和战略思考，中国是不能不给予十分的关注的。
但是，很显然中国在国际大战略方面不能有大的改变，这是因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题，和平仍是国际形势的主流，中国不能设想回到过去有过的反帝、反殖、反美统一战线那样的大战略去，中国仍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奋斗。还须看到，美国要实现其单极世界的图谋，困难重重。美国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但其结果，从美国想以单极面貌出现于国际事务中这个战略要求来衡量，其所想达到的几个具体目标：甩开联合国、不让俄罗斯有发言权、把科索沃从南斯拉夫割裂出去等，几乎无一实现。（美国的军队是开进去了，但只是背上了一个包袱。）尽管在战争中摆足威风，使一个小国受到进攻而无法还手，国际上也看到了美国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但是同时，人们也深知美国受许多因素的制约，它不能为所欲为。它的盟国同它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它们并没有降低到美国附庸的地位。美国的综合国力是其强权政治的实力后盾，当然不能脱离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而从美国现有的世界经济最强的国家地位而言，发生世界规模的战争并非美国之福，也不像已经成为美国现实追求的目标；在现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保持广泛的经济联系是经济规律所要求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因而可说，和平与发展对美国来说并不是没有好处的。再说，美国并不能超越世界人民要和平、求发展的愿望及其客观上成为时代主题所产生的规律性意义的相当的约束力，美国害怕本国人民的反对，最终也不敢向南斯拉夫派出地面部队，就是一例。何况，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必将一刻不停地成正比地引起人们的反抗。把事情看成一下子天要塌下来，不符合实际。
从中美关系看，也得不出美国只有敌视中国的一面。从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到布什的历届政府，在中美经济、文化关系乃至政治、军事的一般关系方面是有发展的，在最敏感而为中国人民始终指责的美国干涉台湾的问题上，美国也终究同中国一起发表了“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在有关条文中作出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政治表态和承诺。克林顿上台后，开头冒冒失失讲了一些冒犯中国的话，但“最惠国待遇”问题在美国政府方面终究还是愿意维持下去的；而多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以及投资等其他经济关系都是得到迅速发展的，这对双方有利，直至今日在美国国内谁想予以破坏也是破坏不了的。虽然美国反华势力总想制造种种莫须有的甚至完全是捏造的政治事端，来破坏美中关系，但是，美国政府则始终认定需要执行“同中国接触”的政策，尽管总想加上“制约”这样的一些限制词，并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念来引导这种关系。这中间由于美国经常使用“双重标准”，又由于对中国“西化”、“分化”之念不死，使两国关系别别扭扭、龃龉争执不断，干涉中国内政之事也不少见。鉴于我们的对手是平素大言不惭地口口声声要领导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常溢于言表的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我们不可能盼望在同它的双边关系中不出现这类性质的矛盾。需要强调，美国领导人不但从美国的利益感到需要在中美之间保持一定的正常关系，还认为在国际事务方面也存在着这样做的理由。在1997和1998两年的最高级会晤中，双方最后还达成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1999年5月对中国驻南使馆的轰炸几乎使两国关系完全恶化，但美国总统公开道了歉，美国作了一定的赔偿，还不能归之于一味的蛮不讲理的强梁态度。后来双方恢复高层接触，在美国官方的公开表态中，美国继续表示了同中国发展正常关系的态度，对中国的台湾问题继续保持着1998年6月美国总统用明确语言作出的“三不”保证。（注：1998年6月30日克林顿在上海公开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载人民日报，1998·7·1。）这些都说明，中国应继续执行原来的国际大战略，强调和平与发展，强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强调愿意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之上发展同各国包括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特别指明在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把世界带入21世纪，是大国尤其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等，这样的大战略是正确的；而且只要不是美国把事情做绝，中国方面后来继续表现出愿意改善对美关系，显然也是正确的。1999年9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新西兰奥克兰市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同克林顿总统举行了非正式会晤，两国外长还先期会见，中美之间总的保持着正常的关系。总之，1999年5月之后，中国对国际事务和对外关系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思考，在大战略方面采取了郑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
二
过去一年的国际大事，终究需要我们从深层次考虑一些问题，挑战是更严重了，忧患意识是更加深了。
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我们一直有一个分析，认为中国在所处的国际环境中是“机遇大于挑战”。1998年12月，江泽民主席对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局势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党中央经过冷静观察和分析，确认国际形势缓和的大趋势不会逆转，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继续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集中力量发展自己。”还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领土、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世界一些地区发生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可避免。我们要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对战争的危险必须保持充分的警惕，决不能有任何麻痹思想。”（注：人民日报1999年1月8日。）这里关于机遇与挑战的主要内容都谈到了。经过去年国际上的一些大事、特别是5月间中国驻南使馆遭到野蛮袭击之后，虽然我们仍然认为“机遇大于挑战”（注：1999年8月19日唐家璇外交部长在一个报告会上说，从总体上看，中国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大于困难。载人民日报1999·8·20。），但是显然挑战是更深刻了。也就是，从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角度看问题，对可能加之于我的危害、特别是严重的危害，必须做好思想的和其他方面的准备，以便认真予以应对。出于这样的忧患意识，对于前景究竟将会如何，这在实质上主要是要把美中关系想透。过去一年的国际大事和美中间的大事告诉我们，尽管美国领导人至今仍然强调要重视同中国的关系，以及目前美中关系维持着基本的良好状态，但是如果要分析在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方面有可能加我以严重危害的问题时，那么人们只能从美国以及同美国相勾结的势力将如何对待中国这样的角度去探讨。下面从三方面来分析。
一是从美国干涉中国台湾问题的态度来看。1979年1月美国同中国建交，同年3月就在国内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公开表示要干涉中国内政；其后，不顾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和平统一的既定方针，一意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一方面指手划脚声称中国必须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一方面通过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和甚至在军事行动上采取措施（如1996年在台海地区美国出动航空母航），试图影响和阻碍我在台湾问题上行使国家主权。尽管美国领导人公开作了“三不”的承诺，对于李登辉发表“两国论”的行为也泼以凉水，似乎现在至少还是愿意保持台湾所谓“不统不独”的现状，但是只要美国不收回干涉中国之手，美国总是处在一种鼓励台湾分裂和把自己放在有可能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位置上。因为，无论是出现台湾和平统一长期拖延下去的情况，还是出现美国对台湾军售失控、甚至发展至军事勾结（美国国会中对“加强台湾安全法”的议论和通过什么议案就是这种企图）的情况，台湾分裂势力总是得到了客观上的鼓励，显得有恃无恐。这种时候，美国总是在玩火。中国人民不管采用何种方式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是任何人也无法动摇和改变的。即是说，按美国现有的态度，中国就要面对美国及与美国相勾结的势力可能的武力干预和侵犯，这是在我们的优患意识中必有的内容。何况，谁能保证美国领导人的政策在今后一定不会作任何更加有利于台湾分裂势力的改变呢！
二是美国社会特别在去年，居然是那样的容易受政治阴谋和所谓传媒舆论的摆布和拨弄。诚然，老是借什么“人权问题”、“贸易逆差问题”、宗教问题等等掀起的反华风波，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但是过去一年里，美国国内反华势力所制造的种种事端，从“政治献金”、“李文和案件”以及所谓的参议院的“考克斯报告”等，不一而足，全用来攻击中国，不惜从根本上恶化美中关系。其实却全是些莫须有的“罪名”，简直是低级的丑剧。反华势力自欺欺人的“法宝”仍是“中国威胁论”，依靠的仍是利用人们“想当然”的心理状态。可是，从新中国的对外历史和现实执行的政策，他们又哪能得到任何的印证呢！他们的虚伪宣传是必定要在中国的和平外交面前大出其丑的。但是，美国一般老百姓会有一部分人在一段时间里受他们影响，并为谎话所网罗。这是过去一年里较为明显地告诉我们的事，即，美国社会中是这样的容易受官方的某些错误决策和片面、不真实的某些所谓舆论的蓄意摆布。而这也是我们不能不深深地产生忧患意识的一个根据。
三是居于美国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表现之一，是重视军火工业的生产和军火在国内外的销售，而发生一场战火、增加军火的消耗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军火出口的第一大国，以及美国本身毫不掩饰的急剧的军备扩张，对此都是可以加以证明的。这后一点在过去一年里特别显得突出。尽管在武器方面唯一使美国真正感到一些分量的俄罗斯，现在已处于相当的弱势；尽管通过美俄双方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双方相互保持着对对方的威慑，美国至少同俄罗斯一样在这方面是安全的；又尽管许多美国专家认为，一度为克林顿停止执行的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SDI)和美国参议院重新拿起这个问题并已经通过要予以部署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都是费用极大而难以竟其功，且并不可能真正做到将外国袭来的导弹通统拦之于国门之外。尽管如此，从美国国会到总统却已经同意发展反导弹系统并定期予以部署。固然，美国要想随便发动大战是受到种种的制约的，不可能为所欲为，但是这种扩军行为所反映的一定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所具有的相当根本的意义，是不能不让人们感到担心的。
总之，联系起来看，美国顽固地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由此而发生双方军事上的尖锐冲突，以及个别国际势力可能懵懂昏眩，站到美国方面，甘愿为虎作伥，作为一个问题人们不能不认真予以思考。
三
所谓要看到挑战以及要具有忧患意识的问题，其含义虽然比较广泛，但主要是针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而言的。“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鉴于1999年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中具有阶段性的意义，今后的挑战显然让我们的忧患意识更加深刻化。为迎接挑战，或者一旦严重的挑战出现能够做到予以克服，我们既要有物质的准备，还要有思想、精神和意志方面的准备，这后者，即是要求我们在现实的对外战略策略上必须有所反映，不能等闲视之。
研讨战略策略上必须有所反映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那是一种在我们的国际大战略不变的基本格局下的恰当的反映；甚至可说是，在认定我们的国际大战略以及相关的一些基本的战略总体上是正确的这样的前提下来谈的。因而这种所谓恰当的反映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和细致的，更确切些说，实质上是要求我们对某些政策策略更加突出其重要意义，或者作某些补充完善，使之更加发挥威力，并加强我们在实践中的自觉性。
我们已有的正确的国际大战略，按历来我们在外事场合的提法是：掌握当前时代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关于已有的相关的基本战略，从80年代后半期起至9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人们可以最简括地归纳为四个方面十二大点：和平、共存、多极化；开放、接轨、发展；自主、公道、“南方”的应有权利地位；民心、实力、安全。我们有必要先对它们最简要地作一个总体的观察。
首先是和平、共存、多极化问题。和平、共存，这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和相同制度国家的关系所持有的态度，所谓共存原是和平共处思想的内涵，它是自80年代中期起中国发展了和平共处思想的内涵之后需要予以突出的一个观点，虽然1954年时周恩来就说过：“和平共处，就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共存共荣’。”（注：《周恩来外交文选》，第90页。）这方面是我们对外主动持奉的基本的思想观点和政策，它不会因外界对我们的横逆而随便变动。但是，如果外界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祸乱，妨碍共处共存，事情就要我们在外交交涉方面坚定地进行斗争之外，在国家安全方面做好准备，有效应对。至于多极化，从当前外交阵线的复杂关系看，多极是单极的对立物，显然较为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其次是开放、接轨、发展问题。这是中国同世界各国主要在经济文化关系方面总体上所抱有的态度和要求。开放和接轨是先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80年代中期后对外关系方面加以强调的新事物，它们不是无原则的，都服从于我们使自己国家更快发展、实现繁荣昌盛的目的要求。在开放和接轨问题上，我们也要有忧患意识，但那是指在对外经济和文化关系乃至其他关系方面，我们应该做到善于趋利避害，在业务上精益求精，做到高质量高水平，不断前进，避免落后甚至被淘汰。这同我们现在估计到在我们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干涉我内政、侵犯我主权、甚至对我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而产生的忧患意识，程度上和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其三是自主、公道、“南方”的应有权利地位问题。这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品格和中国要求于国际关系应有的准则和状况。自主就是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而且还包含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自己的原则，走我们自己的路。“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始终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注：1994年9月3日江泽民主席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语。载人民日报1999·9·4。）即根据国际主义的民族观，考虑出发。我们绝不会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它们被吹得多么美妙，一些人声称还要用这些观念来领导世界、改造别人——所动摇和吓倒。我们是自主的，是自信的。根据这样的原则，我们又是公道的，因为我们对外决不会去主张和施行狭隘民族主义和任何极端民族主义；而对于国际事务我们也是公道的，因为我们根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来行事。而且我们不怕压，不信邪，坚持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在当代我们要求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公道，就是要求属于“南方”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享有的份额中，能够摆脱历史和外界加于他们身上的羁扼，取得更多机会，以便在同“北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实现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地位。在这方面坚守原则，这样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向自己有所要求，并不存在什么忧患意识的问题；可是，在这方面由于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上某些反华势力总想使我“西化、分化”，因而我们不能不存有忧患意识，实际上这又成为国家安全内涵中的事了。最后就是关于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从前面几个方面的分析可见，如果有什么重大的忧患意识产生，都是事关国家主权而且最后都是要集中落脚到国家安全方面来予以看待的。国家安全方面的基本战略包括民心、实力和安全三项。民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历来领导中国人民打退外来敌人的法宝。没有全国上下一致对敌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当然不能忽视其他重要条件，但没有中国人的民心作为根基，其他是谈不到的。我们的国家实力是包含民心这项因素在内的。实力，即综合国力，其“主要标志一是经济实力，二是保卫自己的国防能力，三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凝聚力。”（注：江泽民会见外宾时语。载人民日报1999·6·5。）我们人民的凝聚力、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即民心。显然，我们的国家实力，除了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都主要显示为物质力量之外，还要十分地重视民心，即还要有精神的和意志的力量。总之民心、实力都是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全。看来，我们正当地存有忧患意识，主要就要在国家安全方面着力，说到底就是要集中地在民心和实力上下功夫。前面引述的江泽民主席的那段话中，“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继续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集中力量发展自己”，“要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对战争的危险必须保持充分的警惕，决不能有任何麻痹思想”，这在关于增强实力和要求人民心存忧患、保持警惕方面总的已经作了明确的号召和嘱咐。从这个方向去努力，关于增强物质力量的方面，是要求我们通过有效的实干去完成，而关于思想、精神、意志方面的事，很重要的则是要我们在战略策略更加增强有效性方面去反映出来。
四
我们的忧患意识需要在战略策略上作适当反映的问题，可以提出以下几点：
——始终不违背和平外交的大战略。我们需要明确肯定已有的基本战略总体上的正确，关于具体战略策略的拟议不应与之抵触，自乱阵脚。即，关于在战略策略上要有适当反映的问题，其所设想的，必须是不违背大战略和基本战略的，因此，譬如我们历史上有过的什么“远交近攻”、“近交远攻”这类的说法，都不应是我们的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的大战略和基本战略是和平，是和平共处和共存。当然，当外来的侵略战争加诸我们头上时，我们也用军事手段进行反抗、反击，甚至必要时为消灭侵略战争的制造者而追击到敌人的老巢，像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盟军追击到柏林一样，但那是反侵略。社会主义的中国战略上只有积极防御，（注：江泽民主席1999年9月3日在泰国国家文化中心的演讲中说：“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载人民日报1999·9·4。）只有对周邻国家表示“睦邻友好”的意愿的政策，更不用说对远方国家来本就不出现什么进攻的问题，因而没有“进攻”之一说。即是说，出于忧患意识而去考虑战略策略上需要有所反映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步就想到，我们要坚持已有的正确的国际大战略及其有关的基本战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去走偏。
——在民众中树立我们反侵略战争必胜的信心。在“科索沃战争”中人们的确见到了高科技武器具有相当大的威力。但我们仍然认为武器是要人去掌握的，在有着一定的物质和军备的基础上，有觉悟的进行正义的战争的人们是一定要胜利的。在北约军队入侵南斯拉夫之后，人们看到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一次公开发表的报告中，明白提到做好军事准备以打赢局部战争的问题。江泽民主席指出，全军同志必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努力提高部队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为维护祖国安全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注：人民日报1999年4月7日。）显然，我们重视要为打赢反侵略战争而做好必需的物质准备和军事准备，（注：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时中国领导人就明确先进武器我们是要搞一点的。周恩来说过：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如果我们没有导弹、核武器，帝国主义就会使用导弹、核武器。（《周恩来传》之四，第1745页）。）但主要不是同对手进行军备竞赛，更要重视从民心方面做好准备。尽管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只从空中进行打击，并自夸没有一个美军在地面作战中阵亡，但这里恰恰暴露出美国军事上的极大弱点：它所进行的非正义性质的战争，决不能真正得到民心的拥护，因而它最怕打地面战，也最怕对手按照自己的方式同它周旋。（注：1999年4月20日[法]《解放报》文章披露：一名美国高级军官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承认：“我们精良的高科技武器……在政治上受制约的情况下，要想对付巧妙地使用已被废弃的武器，并以一种几乎已被我们遗忘的方式同我们作战的塞尔维亚人，我们的武器就不那么管用了。”还谈到，美军1993年10月3日在索马里摩加迪沙的一次交火中受到重创，18人死亡，70人受伤，这件事导致美国从索马里撤兵。）中国人靠民心，靠各族人民群众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贞，在依靠人民群众的勇敢精神和主动积极性的基础上，能够在战略战术上做到灵活机动，最善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开你的优势，发挥我的长项。依靠民心，在人民反侵略的觉悟大大提高后，我们在高科技方面也必将有出色的进展，我们的物质力量在总体上必将大大增强。总之，我们实践和平外交，从事正义事业，并且依靠民心，而有了民心，就可有一切。归根结底，所谓要有忧患意识、要为反侵略战争做好战略策略上的准备，除了必要的物质和军事准备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从民心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在人民群众中做好可能的反侵略战争的心理准备。在当前强调对外睦邻友好和普遍友好的精神的同时，也需要立刻认真注意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我们同具体某个国家良好关系是主流的时候，在双方之间不仅在官方关系、也在民间关系中，讲友好、示友情，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的忧患意识既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那么针对对方的言论行动，对来自官方的首先在官方一级回应，同时，对于不论是官方的、非官方的，或被说成只是民间的，我们都应该不断地将它们放在人民面前让人们认真思考。这种时候，一方面如果不把主要精力总的放在友好上是不对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怕妨碍友好而不在人民群众中不断地唤醒忧患意识也是不对的，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停留在一般抽象地谈忧患意识，而是结合历史的血淋淋的记载和当前活生生的事实，让人民群众在思想上有准备。否则，平时从上到下、从外到内只听到“友好合作”之词，友好成了一切，这同唤醒忧患意识的要求相悖，因为一旦形势突变，要想来个180度的转变，人民是接受不了的，或者说是义愤不起来，斗争也就谈不上了。
——珍惜中国和平外交已取得的成效和信誉，使之更加发挥政治威力。这样做可以尽可能地剥夺反华势力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和平外交不但总体上是正确的，为人们所重视，在具体实践中也有许多很有说服力的事例，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可以回顾，在我们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不得已进行自卫反击、取得军事胜利形势后，仍然退回到冲突前的界线、坚持谈判解决的事例上；在同日本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历史遗留的领土争议问题上，尽管我们对中国拥有主权这一点绝不动摇，却主动建议“搁置主权争议”、“协商共同开发”的事例上；以及在用“一国两制”设想、和平解决中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并保持其稳定、繁荣的问题上：中国明显的都以和平为依归。中国历来说话算数，信誉卓著，风格昭然，世所钦佩。有些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中国显然会继续一贯的政策，坚持和平外交的立场来对待之。这是中国在世界上显示自己爱好和平的品格和形象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在反对国际反华势力诬蔑攻击中国的时候，这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我们自己要爱护它，不损害它，即不管外界对我如何冒犯，如何地施加种种横逆令中国人不胜气愤，但中国不会意气用事，而是一定会坚持社会主义和平外交及其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基本战略，绝不动摇。坚持和平外交同我坚持反对侵略、执行积极防御方针、予入侵者以坚决打击，是不矛盾和相辅相成的。中国人这样做，就是站在了最好的反侵略的立场上，获得世界人民的信赖和支持，能够打败一切来犯的敌人。
——花相当的力量做好对外交流宣传。这是为了使得中国的真相，首先是关于中国和平外交的立场、政策和根据等方面的实际情况，让世界上尽量多的人了解。加强同国外的交流，可以增进理解，增加友谊，可以减少国外对中国的莫名的担忧，甚至敌意。1997年7月后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没有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让通货贬值，更没有像有的国家那样以邻为壑，从而获得世界的好评。中国这样做不是不可解释的，因为，我们强调在国际事务和对外关系中，中国要“根据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出发。这正如中国古语说的“以仁义为宝”，这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够做到。但中国的高尚行为不是基于道德的观念，也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而是基于深邃的考虑，因为归根结底这包含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世界上有的人对此可能不理解，但中国的行为是客观事实，尊重事实的人至少对这样的中国不应产生莫名的敌意吧！其实对新中国连无端的担心也是不必要的。中国信奉和平、追求进步、胸有大局、心口如一，手里有可以向人述说的许多公正的主张和令人信服的事例，让它们为中国的安全作贡献吧！当然不是依靠一天到晚的自吹自擂，而是通过对外交流和友好往来自然地增强相互理解来达到。
——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有关方面的民众心理，尽量减少敌对势力从我之言行中制造欺骗其民众的可能性。这是要求我们在贯彻对外政策时，通过细致的策略考虑和有效的做法，尽量做到照顾对方一般民众的心理，使对方反华势力难以欺骗本国民众，煽起对中国的敌意。举对日关系为例，当前友好属于主流，但日本国内有军国主义反华势力的存在，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某些矛头针对中国的战略考虑得到了日本反华势力的支持。历史地看，日本反华势力能够相当程度地延续下来是当年美国占领时期包庇政策的结果，谁也无法去改变当年的事了，但今天要紧的是，我们争取同日本人民友好，使日本人民尽量摆脱军国主义反华势力对他们的影响。这方面，新中国50年来作了很多工作，也收到很好的效果，中日民间友好历来是有声有色的，但是显然这方面还是有可以努力的地方，还有工作可以做。首先要肯定已有的工作是做得好的。譬如：把对方政府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正式态度，凡正确的可以肯定的特别是利于友好的，都承认其应有的地位，据此以判断双方关系的性质和主流；即不以过去的某一段历史或当前某些矛盾龃龉的存在而对整个关系的性质和主流予以模糊。由此，我们不去将对方非政府的或个别不能代表政府的一般官员的与之相违背的言行，作为根据，去责成对方政府负其全责；虽然，对方政府对这种言行，从维护两国友好关系出发，有责任加以注意、引导和必要的制止。即，在双方关系中区别政府的与非政府的很重要。又如：有些事已经成为历史，历史与现实也需有所区别。我们重视当前中日关系总体上的良好发展，我们一方面对1945年前的半个世纪中国备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性质毫不含糊，但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实的中日关系中应该强调和平共处、平等互利，面向未来，双方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当我们看到反华势力的言论活动而不得不提醒那段历史时，我们在外交上提的主要是强调“不忘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江泽民主席在东京出席日本日中友好七团体欢迎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说要不忘历史，并不是要算旧帐，而是要为开辟未来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既要看到历史进程中光明的一面，又看到曲折的一面，真正从中汲取教益，这才是我们应持的正确历史观。”（注：人民日报1999年11月28日。）我们没有把过去的历史重新捡起来，要日本政府再行检讨，我们仅仅是对军国主义反华势力就历史问题进行反华叫嚣提请日本政府加以应有的注意和采取正确的立场而已。哪一种性质的事要由哪一个档次去处理，区分政府与非政府的不同档次，是要紧的。这样的处理，就不存在什么抓住对方过去的不光彩表现不放的问题，否则容易引起双方民族不愉快的心理。其次需要看到，主要是在照顾对方民族心理、习惯和情绪方面如何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即是说，碰到具体问题往往在引起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反华气焰十分义愤的同时，很需要我们从民众的心理、习惯、情绪方面作冷静细致的区分和对待。这方面做得好，反华势力的谬论在民众之中就缺少市场，他们就越加孤立，战略上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处境和安全。总之，面向未来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幸福，这样的态度和做法不但对日本适用，对美国同样是适用的。
中国在国际上看到机遇，充满希望，但既然也感到挑战，面对困难，萌生忧患意识，那就要准备应对挑战和困难。总之，就是中国领导人历来所强调的：“争取最有利的局面”，“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注：毛泽东：《胜利的信念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71页。）如果新中国能够大踏步前进，一路上没有遇到不可逾越的险阻，最终能够化险为夷，那只能是在忧患意识下、大无畏的悉心作了准备予以应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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