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1999 ）05—0063—07
一
新中国50年的历程，虽然经历了曲折，但少数民族文学的建设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在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成绩非常显著。少数民族文化已经在世界上引起注意，像藏族的宗教艺术就已经有西方理论家预言会对下个世纪的艺术产生深刻影响。蒙古族文化也在引起世界史学界、艺术界的瞩目，蒙古学研究在许多国家都在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的组织日益完善，作家队伍不断扩大，并走向更高水准。现在，各少数民族大多都有了自己民族的作家，有的形成了实力雄厚的队伍，开始出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局面，一批有较高水准的作品的出现，已经引起国外文学研究者的注意，预示少数民族文学将把影响传播到全世界。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更进一步发展充满信心，因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以前，人们总是认为汉族文学是进步的，少数民族文学在起步时也确曾有过学习和摹仿汉族文学的现象。但是，从今天的创作实际来看，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在某些方面已经显示出汉族文学所不具备的优势，可以窥见其创作潜力的深厚，其发展前景的广阔。简单归结起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存在下列特点：
少数民族文学的“题材优势”在17年时就已提出，这是因为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有相对汉民族而言的独特的生活。它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理环境、思维方式构成的生活矛盾，构成的故事会有新鲜感。陌生化是艺术所追求的效果，因此，从中国文学总体看，少数民族文学在题材上是有优势的。许多汉族作家，特别是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也对少数民族生活题材比较钟情。如现代文学史上有艾芜写南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南行记》，当代有徐怀中写藏族生活的《我们播种爱情》，冯苓植写蒙古族生活的《驼峰上的爱》等等，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实际上，真正的优势并不在少数民族生活的新奇上，而在它的文化价值。许多少数民族在解放前的社会文化形态尚处于较原始的阶段，对于现代飞速发展的大工业社会来说，它是文化的源头，其认识意义自不必说；对现代人而言，它更是抗拒现代工业污染的精神避难所。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现代人类学家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原因。拉美、非洲文学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也与它们的文化价值有关。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在国外引起注意的作品，大多具有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意义。如乌热尔图的《丛林幽幽》，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等等。
作为一种文学的文化优势，不以科学为尺度，而是以其承载的世界与人的生命信息多少来看，以作为审美对象的价值来衡量的。虽然，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先进的，恰恰它的相对原始一些的生活更纯朴，更能接近人的心灵生活，因此也就更能接近美。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是这样，藏族作家意西泽仁的《松耳石项链》也是这样。他们写的生活都是那么单纯，那么透明，人的爱憎清清楚楚，连逛一次小县城都会感到满足。但是，他们体现出的人性美却是那么饱满，犹如饱含生命汁液的红樱桃。然而，人类在原始的生存中，其文化意识是万物有灵的，以巫术仪式沟通人与自然力的关系，有神秘的、言之不尽的意味，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即称之为诗性智慧。现代理性的发展，越来越趋向机械与数学，系统有序的生存使诗意消失迨尽。于是，有超现实主义一派提倡回到巫术文化，也就是恢复人的生命感受的活力，恢复诗性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中保存着大量的诗性文化因素，因此，在宗教的、民俗的、牧猎的生活中很容易含纳、接近诗性文化的内容。在新时期，这方面的题材很多，也很引人瞩目，其原因就是这类题材可以更好地表现带有神秘色彩的美。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种优势是意识优势，或者说是心理优势。一般说来，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生存环境较为集中，生存方式有群体依赖性，因此，民族有着较强的向心力和群体感。在文化角度上，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在反映本民族生活时，会有很强的整体把握性。在时间上易于历史地观照民族发展的历史，在空间上易于对全民族加以概括，从而使作家的整体意识转化为作品的文化自足表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张承志的《心灵史》时，很容易把它视为回回民族的整体形象和民族精神的灵魂来接受的原因。相比较而言，少数民族比汉民族的忧患意识要强烈得多。因而，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都带着沉重的忧伤的调子。如阿来的《奥达马队》、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意西泽仁的《松耳石项链》、李传铎的《最后一只白虎》等等。忧患意识会使一个民族的头脑变得清醒，能正视自身，从而产生自我批判意识，对民族的负面精神因素进行解剖和批判。实际上，新时期优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无不具有自我批判的素质。这一点正是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有忧患，能自省，便能自强，能崛起。
中国少数民族除入主中原、主持中央政权的一些少数民族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大，思想上受儒家思想影响较重外，许多民族由于生存环境闭塞或偏远，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相对来说要薄弱一些。而且，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思想大多保持在自然的状态，社会思想单纯，生活习俗也与汉族有许多相异处。这些民族受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小，文化的遮蔽也相应较少，因此，他们最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而且富于创造性。在我国文学进行横的移植的时期，对外国现代派的理解和接受，在少数民族中是比较迅速而且娴熟得多。当时人们曾奇怪为什么藏族作家的现代意识会那么强，我们读一下扎西达娃、阿来、平杰等作家的作品就会有很深的印象。这其中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在创造性思维上少数民族作家有自己的优势。
仅从上述几方面已不难看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内在地潜在着巨大的创造力。只要我们坚持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针和深入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充分引导和发挥他们的潜力，少数民族文学会与中华文学一道引起世界瞩目的。
二
在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作家队伍，除17年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外，一批新锐的出现进一步壮大了阵容。同时，由于这批新人朝气勃勃，给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也带来了对未来的发展前景的希望。他们起步不凡，勇于探索，在创作上的成绩令人瞩目。这些中青年作家与他们的前辈有不同的经历，他们基本上是在红旗下成长的一代，却经历了文革浩劫，或感受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在精神上有与前一代不同的素质。历史和时代造就了他们求实、注重自我价值、目光开阔、有竞争心等方面的特点。而且处于世界文化大交流、大碰撞的漩流中，他们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有在知识上技能上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强烈愿望。因此，这一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大部分都经历了知识学养的自我完善过程，出现了学者化倾向。像有攻读考古学经历且获硕士学位的张承志，创作中就很有历史研究的痕迹，如果说《黑骏马》的蒙古族民歌的运用还只是表现出他对历史文化资料的关心态度，在《西部暗杀者》、《心灵史》里对历史资料的详细梳理和主题中含纳的严肃的史论因素，以及题目本身暗示的考证、探究历史的态度，则更充分地表现出了学者小说的韵致。而没有什么深资学历，只参加过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乌热尔图，通过扎扎实实的读书与思索，在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学养足以与这方面的专家坐而论道。近年来，他在《读书》上发表的有关文化人类学的文章，是很有些专业水平的。他的中篇小说《丛林幽幽》对鄂温克民族的历史与习俗表现得那样具体、生动，时时透露着他对民族文化研究审视的心态。作家学者化在今天已经不是一句空论了，张承志和乌热尔图就是这一潮流的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作家。从这种取向来看，当前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正经历着一个积极的创作主体意识建构的过程。虽然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但对少数民族文学在新的世纪里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就目前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情况来看，作家在主体意识建构方面已经发生着质的变化，显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略作以下概括。
首先，作为作家，最重要的意识是创作意识。作品以其独特性、作家以其独创性来体现文学价值。在17年，为政治服务造成的创造意识，虽然提倡民族特色、作家风格，但创造意识的匮乏，也只能使之流于口号。新时期拨乱反正，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遵循文艺创作的规律，使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意识有了建构的可能。文学创作的独特性有两个层面，一是作品表现出的独特性要素，一是创作主体精神的独特性。一般来说，作家如果总是盯着作品构成要素的独特性，而忽略创作主体精神的独特性，是很难达到真正的独创性的。以前在少数民族生活题材中曾花很大力气开掘运用有独特性的风俗习惯、生存方式，以及更多借鉴少数民族的艺术样式，却总觉得是隔靴搔痒，其原因就是忽视了创作主体精神的建构。新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在横植西方现代派和寻根热的浮躁阶段之后，开始了沉静的自省，有了自我精神建构的自觉，把创造性的追寻从作品转向主体自身，实现了一次创造意识的升华。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中出现的读书热，和对其他多类艺术的广泛关心，旨在加强作家主体的美学修养和独立的人格。这种独特的主体精神是文学作品创造性的本质体现。张承志作品的激情与理性的高度结合，乌热尔图作品深厚绵延的文化韵味，阿来小说超然的叙述态度，即都是他们文化修养和个性的体现。因此，在其作品中打上了深深的创造的独特性的印记。
其次，作家应该保持对生活感知的深度感。在创作中体现为作品主题的深刻性，即“意识到的巨大的历史内涵”。作家在这方面的追求，颇受“历史内涵”的吸引，从而一段时期里，史诗性成为评价作品的最有力的尺度。很多作家热衷于对历史过程的描述，就是在力图表现史诗性。17年最成功的长篇小说之一《创业史》的命名就透露出当时作家的追求心迹。从中国小说发展来说，历史演义小说是小说未臻成熟时的形态，标志小说成熟和古典小说艺术高峰的是写儿女情长的《红楼梦》，当然有人把它解释为封建阶段的没落史，那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学是人学，所说的深度乃是人生命感知的深度。新时期文学发生“向内转”的表现形态的嬗变，就是把文学表现的深度从历史的时间深度，转向心理感知的深度，这几乎和上述独创性的内在化是同时发生的。这种意识的变化在作品中有清晰的脉络，以往表现少数民族历史命运的作品大多集中于民族解放的历史运动，如《欢笑的金沙江》从解放战争到民主改革、平息叛乱等历史斗争的过程，表现彝族人民解放的历史；或写一个人物的成长历史，像《草原烽火》那样写一个奴隶变成战士的成长过程，作品仍带有演义小说的色彩。现在一些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则注重的是精神的深度，像张承志的《心灵史》虽有史料的大量运用，但其着力发掘的却是民族精神深处的痛苦与强韧。从《创业史》到《心灵史》就是文学深度感走过的路标。
再次，少数民族文学在民族性的表现上，在为政治服务的制约下，服从宣传的主题需要为主要目的的时代，民族性只能体现在生活的风情上。那时最有力的解释就是少数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致的，似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各民族的前途一片光明，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事实并非如此，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时期，少数民族的发展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要不断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建筑在尊重民族问题的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在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政治背景下，现实主义精神重建，作家开始把目光投向自己民族的生活，开始关心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开始关注民族文化的进步和民族精神的成长。这样，带着强烈的民族自尊、自强的意识，带着高度民族责任感的民族意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性、民族精神。反映这种民族性的作品才会有真正的民族特点。近年来，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大多能切入民族发展的重要问题，体现着深沉的忧忠意识，就是民族性意识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体现。张承志把笔墨整个转向回族的生存，追踪民族血写的历史，表现出强烈的皈依自己民族的意向，就是很好的例证。
最后，还应看到，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有自己的规律性。少数民族文学要繁荣发展，就要尊重文学规律。对此，现在的作家已充分意识到了。他们打破了对“形式主义”的偏执之见，以宽广的视野从中发现和吸取对自己艺术发展有益的东西。充分利用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法的作用，无疑对创造高水平的文学作品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在艺术形式观上的变化，在近年来的作品中也有明显的体现。拿阿来的《奥达的马队》的粗糙与最近的《尘埃落定》的从容与精致的表现，可以看到他们在对艺术形式把握方面的迅速进展。
总之，我国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在新时期经过艺术观念的嬗变，在创作的主体意识方面实现了新的建构。这一巨大的变化将大大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的艺术生产能力，为在新的世纪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打破闭塞与保守，精神逐渐趋向与世界文化交流和对话。而少数民族文学与世界对话的基点恰恰是民族文化自身，即体现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之正确性。当前在世界上出现了后殖民文化思潮，乃是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对殖民主义造成的殖民文化的质疑与拷问。未来的21世纪，将是充满批判精神的时代，是被奴役的民族从文化上清除殖民的烙印，走向民族文化重建的时代。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对此颇为敏感，他们在探寻民族文化渊源的同时，思想的旌头已经指向了一些先锋性的课题，且崭露出思辨的锋芒，使人感到了他们走向新世纪的脚步的坚实。
美国著名学者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中，有欧美20余位文论名家撰文，对下个世纪文学发展的走向作了前瞻性的研究。其中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塞尔提出，下个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将“走向文学人类学”，他认为：“在本世纪后半叶，教育观念以及个人意义的削弱已经对固有的准则产生了深远的反响。这种固有准则的有效性在当时受到极大的质疑以至于全面废除，与文艺阐释有关的学科都被认为是符合当时社会利益的。”（《文学理论的未来》）这包含着对20世纪带有殖民色彩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批判，正与后殖民文化的取向相契合。人们不会想到，在中国，在僻远的东北林区，一个鄂温克族作家会率先对殖民文化进行致命的批判。乌热尔图在《读书》月刊上撰文，通过对两部立论上截然相反的人类学著作的审视，“沉思的是由人类学家的失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在那一时期由个体所作的原始人类的某一强势集团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一本专著是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这本书出版于1928年，是米德带着明显的为了驳斥以生物学角度解释人的行为的观点，以维护博厄斯学派的权威而写作的。另一本专著是1984年9月出版的《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 是作者德里克·弗里曼应萨摩亚人的要求，以人类学家的身份，纠正米德对萨摩亚人文化精神的歪曲。乌尔热图特别提出了民族文化的解释权的问题。他指出：“在这一文化纠葛中，在面对世界的讲台上，萨摩亚人被置于什么样的位置？他们创造的文化是否属于既无边界亦可共享的资源，外族人是否有权随意攫取？外来的擅自利用者如何以其优势篡改他人的形象？在文化交往中处于劣势的被动者有无维护自身形象的权利？”米德对萨摩亚人文化的曲解，“实质上是抑制和占有萨摩亚人的自我阐释权，替代了萨摩亚人的声音，歪曲了本应由他们自己向世人展示的形象。虽说那一形象的自我展示对萨摩亚人来说涉及到主权与民族自决，也包括民族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力度，但这只是时间上或迟或早的问题”。这篇题为《不可剥夺自我阐释权》的文章是对肆意剥夺民族自我阐释权利的抗议，也是对民族自主权利的伸张。另一篇《发现者还是殖民开拓者》针对1983年出版的美国文史学家丹尼尔·丁·布尔斯廷的三卷本专著《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历史》的基本观点和立场而发，以确凿的文献材料对其殖民文化理论提出质疑和反证。这同样是涉及文化阐释权的问题，西方殖民无视美洲真正的主人——当地土著居民的存在，把侵入者哥伦布解释为美洲大陆的发现者。而今天的拉丁美洲的土著组织，则在洪都拉斯首都砸毁了哥伦布的雕像，还准备对这位第一个占领者进行“审判”。当然，最有资格对哥伦布的历史罪行做出裁决的是被奴役的美洲土著人民。乌热尔图对殖民文化观的质疑，有出于少数民族文化关怀的心理因素，更有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前瞻性的思索。但他的指归还是在伸张自己民族的权利，作为作家特别注目的是民族的解释权。他在前一篇文章里提出：“对于一个原始部族来说，没有属于自己的神话、故事、传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那些为整个部族所共有的，涉及部族起源、创世神话、英雄传说、动物故事，大多指向一个目标——部族对世间万物（包括部族自身）的理解、阐释或探寻其源头。可以说那是以独特形式表达群体意识的‘隐形文本’，其旨在阐释整个部族的精神世界，使其更具凝聚力与部族意识，以便同其他生存群体相区别。”作为作家，他所创作的虚构的文本，本质上是对一个民族文化的阐释，因此，他必得熟悉和理解民族文化的“隐形文本”，才能获得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资格，才有民族文化的阐释权利。这种民族文化阐释权利的自觉，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越来越明显。他以作品向世人证明，他是有资格向人们阐释鄂温克民族的文化历史的。对于哥伦布时代只能沉默的美洲土著或米德时代无可奈何的萨摩亚人而言，乌尔热图对自己民族文化的阐释无疑闪烁着新世纪后殖民文化或反殖民文化的光彩。
无独有偶，回族作家张承志同样沉浸在阐释自己母族文化的热情里了。他的文化熏染应该说与母族文化有一定疏离，因此，他步入文坛的作品大多是写蒙古族生活的。但他在从事中亚、新疆、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的历史宗教考古调查中，开始熟悉、理解伊斯兰文化，“一连几年，在哲合忍耶百姓的土炕上，和他们拥着一条棉被，闻着他们烧炕的树叶和牛粪的呛味，我听着。我听得很多，但我似听似睡。我的倾听像是吸收。那不休止的山风一样的，那浓烈的像炕烟一样的故事，没有留在我的记忆里，只是融进了我的血液。信仰，我一连几年思索着这个词。”（《回民的黄土高原》）这使他在精神上经历着一番脱胎换骨的变化，从而折服于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上艰难生存，却为民族自由敢在二百年时光里牺牲至少50万人的哲合忍耶的精神力量。这不是游子对母亲的回归，而是精神与信仰的皈依。他说他要“做一支哲合忍耶的笔，写一本他们不顾死活保护的书”。这样强烈的民族文化阐释人的意识，正是与后殖民文化的精神暗合的。他不只是回溯民族历史，作为学者，他要弘扬回教学术精神。他崇敬清代初期的回族大著述家刘介廉，认为“刘介廉可能是用汉语的叙述系统解释伊斯兰的队列里，最成功的一个。他显然捉住了古汉语的多义、凝炼和一定的暖昧性，充分利用了古汉语的难解本身，完成了在一定程度上对伊斯兰神秘哲理的解说。”解说这个词很有意味，因为他认为刘介廉“就是中国回教本身，若无刘介廉数人，何谈回教学术！”（《读书》）刘介廉是够资格的回族文化的阐释人。但是，刘介廉及其话语却被清代社会湮没了。由此观之，张承志著文张扬刘介廉的回教学术思想，与乌热尔图有同样的动机，即强调民族文化的自我阐释权利，本质上也同样具有后殖民文化的反拨意义。这种民族本位色彩的动机并不是狭隘的，他从民族个体把人类生存的权利扩展到整个世界，因此，《心灵史》这样的作品，笼罩着人类亘古以来梦寐以求的平等自由的理解光辉。与其说是为哲合忍耶在诉说，莫若说是为全人类在诉说。
英国文论家阿拉斯泰尔·福勒在《类型理论的未来：功能和建构型式》一文里，提出了下个世纪可能会得到发展的新的文体类型。他认为：“超小说现在必须被视为一种充分确立的当代类型”，“虚构和现实、人物和其创造者令人困惑地混合在一起；结果它常常被放在超小说这一更广的类别中加以处理”，“近来进展式小说的确很占优势，以致对周转或圆类型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其结果是朝着可以称为心理传记性的方向发展”。（《文学理论的未来》）这种文体的革命，正与下个世纪文学作为民族文化阐释话语的趋向相关的。民族文化阐释话语是对殖民话语的反拨，它要打破贵族化的追求纯粹性审美趣味的话语，要在拆解中论证，在虚构中嵌入史实，更适合民族文化阐释的需要。我们不妨从文体角度比较一下张承志写《黑骏马》、《北方的河》的流畅、典雅、抒情的文体，与写作《西部暗杀者》、《心灵史》的杂糅、嵌合、理智又抒情的文体，两者之间有多么大的距离，就不得不承认超小说的类型的出现是合情合理的。张承志关于哲合忍耶的小说，在形式上有些不像小说了，但它可能更像是下个世纪的小说。乌热尔图要较张承志沉静，他的文体态度仍然保持着叙事富感官性的特点，但其中嵌入的现实与文献内容也显然在增多。在《萨满，我们的萨满》中，他要证明虚构文体中老萨满的实在性，便引入了《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萨满教研究》、《哥萨克在黑龙江上》三部文化学著作；《丛林幽幽》也经常出现《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使用驯鹿鄂温克人的调查报告》、《鄂温克人原始社会形态》，乃至人类学家史禄国的著作等。他引用来说明鄂温克族风俗习惯和历史渊源，很有些像鄂温克族文化历史的考证文字，也有超小说的色彩了。这是不是说，从小说文体的类型上，他们已经具备了作为21世纪新的话语形式的特征了呢？
我们仅从这样两位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着眼，似乎视野有些狭窄，因为走出浮躁而踏踏实实在摸索自己的文学道路的青年作家是不乏其人的。诸如蒙古族青年作家白雪林，在《蓝幽幽的狭谷》之后很少发表作品，但他却在广泛阅读和思索，诗情来时一口气完成数百首诗歌，虽不甚精致，却有极深沉的蒙古族文化底蕴。他是在进行探索和实验，有望其成为面向世界的蒙古族文化的阐释者。尽管本文不能全面地描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世纪末积贮的巨大潜力，但不可阻挡的是，这些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会成为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有资格的阐释人和中华文化的阐释人，并从容走向世界，走向新世纪。
收稿日期：1999—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