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取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对战后世界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种史学力量，一是现当代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另一是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两股力量的冲突与交汇及其所激起的回响，是当代国际史学颇为令人瞩目的一种文化景观。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大体指的是西方各主要国家（以英法为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展，苏东剧变前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败得失需要我们重新进行总结与思考，但这需要时间，故本文未予论列。
一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自此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亦同步产生。马克思主义史学自问世以来，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挑战，对它的发展也带来了很深刻的影响。如果用概括的语言点明这两者关系的话，那就是从对抗走向对话。
从对抗走向对话这一发展趋势至战后尤甚。在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还很弱小，直到1913年，英国历史学家古奇在初版本的史学史名著《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中，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都还没有提到。二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伊格尔斯在他所著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中，把当今正在经历着巨大变化的世界史学归纳为法则论的、阐释学的和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方面，他主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导论》中，也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列为“以重要的方式指出了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可能方向”的史学潮流之一。巴勒克拉夫指出：“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1〕
我们在这里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例，来说明当代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对话，并可以看到前者对后者的深刻影响。从整体上看，年鉴学派不能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他们的一些代表人物也从不以此自居，但他们从不讳言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所受到的巨大影响，他们的许多言论表明他们服膺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用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的话来说，“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一部分了。”该学派第二代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更深入地研读过马克思的原著，他确认正是马克思首先从长时段出发，构建了真正的社会模式，这是他本人从中获益的一种最经久的成果。在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之一雅克·勒高夫看来，“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间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因素当作解释历史的首要因素，把心态列入上层建筑的范畴，并将历史看作是按照单纯演进模式直线发展的；而新史学则认为，心态虽然不是历史因果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在新史学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新史学强调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和历史研究途径的多重性，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新史学可能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2〕勒高夫的上述这段话， 一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年鉴学派的多方面的直接影响，平心而论，当代西方史学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是得益于（或借鉴于）并落后于马克思主义的，勒高夫的言论反映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史学（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之间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这说明他们两者之间有融合，有渗透，但也有分歧，有矛盾。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史学之间的对话却是昭然若揭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之间通过对话，反过来后者对前者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代法国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所表述的许多新见，可以很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事实越来越证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史学之间的对话，似乎也应当以互补与反馈为前提，以两者所认同的对历史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为基础，否则这种对话找不到共同点，于双方都无补益，无法沟通，岂不成了“聋子的对话”。
必须指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别。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国家只是一个学派，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是指导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不是作为世界观来考虑的，它不是直接地和政治联系起来的。我们国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含义，和譬如说法国人在法国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一样的。”〔3〕是的， 当代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如在法国和英国），不仅同我们国家作为指导性和具有世界观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而且同这些国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亦有别。如当代以E.P.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20世纪前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完全一样了。
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向，在史学思想与方法等方面发生了变化。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不再局限于革命斗争史和工人运动史，而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社会史的研究，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心态史的研究，都是昔日西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鲜有问津的领域。在方法上，也不再拘泥于单一的阶级分析方法，而趋向于多元，尤其在促使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沟通与交融方面，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不落后于西方新史学家的。崇尚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同新史学派一样，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时尚，一种新的研究取向。
以上这些变化，深刻地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审视和反思，对当代世界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也作出了新的思考与诠释。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新的条件下不断丰富、不断发展，这与那种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僵化的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是相悖的。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战后之所以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既与时代的变革、与西方新史学所发生的变化相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变化。随着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受到批判以后，西方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浪潮。“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力图沿着这一轨迹行进。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新的探索，有成就，也有失误，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众多的西方史学派别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对于他们的史学业绩，我们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并借鉴和吸取其有价值的思想成果。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各主要国家都取得了不少进展，我们以法国和英国为例来展示这一点。
二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良好的基础，在战后得到了较为顺利的发展。在五、六十年代，法共组织了许多活动，在刊物中展开讨论，旨在推动史学的进步。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明现代社会的发展，分析这些发展所涉及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1979年设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设有法国社会、社会形成的历史演变、国际生活、社会解放和个人解放等6个部， 经常举行各种报告会和讨论会，定期出版《思想》、《历史学报》、《法国社会》、《国际研究》、《出路》5种杂志，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是现代法国史学传统的研究领域，前人（如马迪厄、勒费弗尔等）对此作出了许多贡献。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领域。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索布尔。
索布尔是勒费弗尔和拉布鲁斯的学生，青年时代就投身人民阵线运动，并于193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58年他以《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的论文获得国家级博士学位，1967年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教授，直至去世。他继承了从下层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传统，根据大量的文献深入探讨了巴黎下层平民的社会构成，论证了“无套裤汉”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索布尔通过分析城市下层平民运动，发展了关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史研究。
自70年代中叶起，索布尔在对年鉴——新史学派的论战中，继续深化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菲雷与里歇合作撰著《法国大革命》一书，并在《年鉴》杂志上就这一专题发表系列论文，对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发展进程、结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之，在他们看来，大革命没有带来任何根本的变革，只是历史短时段中的一个偶然事件，一个美妙的神话而已。他们的观点反映了年鉴学派贬低政治和事件史的态度。对此，索布尔作出了有力的驳论。他指出，菲雷和里歇并没有正确理解资产阶级和城乡人民联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们所说的法国大革命是三种性质的革命（制宪会议的革命、城市平民革命和农民革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所谓革命“侧滑”（城市平民和农民相继而起）或失去控制也是无稽之谈，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联合下层群众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了更全面地阐释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索布尔写出了《法国革命史纲》、《革命前夜的法国》、《文明与法国革命》等著作，促进了法国大革命总体史研究的进展。
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并由此显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向，在这方面作出卓越成就的是伏维尔。
米歇尔·伏维尔是当代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论者称他为“当代最细致、最有想象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时对‘新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4〕在伏维尔看来， 史家不应局限于经济史和社会史，而应由此深入到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这是一种从“地窖到顶楼”式的发展；精神状态史并不是虚无缥渺的，而是社会的延续和更为精细的方面。他从社会的经济基础，人类的物质生活出发，综合考察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揭示了人们的精神状态，他对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宗教信仰、对生与死的态度及价值观念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有影响的著作，其中以《巴洛克的虔诚与基督教运动：启蒙时期普罗旺斯人对死亡的态度》最为有名。这是一部很典型的精神状态史的作品，他以当时的遗嘱为材料，运用计量方法，从法国南部部分居民在17至18世纪的这一历史长时段内人们对死亡态度的变化中，说明了从18世纪60年代起，随着遗嘱内容的世俗化，人们精神状态所发生的变化。
应当说，伏维尔对精神状态史的研究与年鉴——新史学派的一些研究心态史的著作并无不同，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新史学派史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他们两者显然不是森严壁垒的两个敌对的阵营，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换言之，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可以列入新史学派的阵营内，而一些新史学家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刻影响（虽则这些人不能被列入马克思主义史家之列）。这两者交叉重叠的关系，反映了战后世界史学的深刻变化，从对抗走向对话，而在这种对话中，既存有歧异，又保持着某种认同。有论者甚至这样说，“事实上，法国当代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开放的潮流，它与各种史学潮流保持着对话与合作，因而在总体上，我们可将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看作新史学的一部分。”〔5〕
在此顺便说及，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阵地实属不易，在新史学的挑战面前，一方面如何合理地吸收新史学中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又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理，这仍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特别是晚近以来，在东欧苏联政治变化、法共影响下降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暂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要捍卫这块阵地，更是颇为艰辛，从而令人至为期盼的了。对法国之外的（如英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亦可作如是观。
三
现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其历史渊源， 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英国的学术生涯，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立了学术传统。本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学家，他们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团体，莫尔顿写的《人民英国史》的出版，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成就。
二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并成为当代西方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并立的三大史学流派之一，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所体现的新趋向来看，它似应作为西方新史学潮流的一部分。当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保持着自身的特点，而与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有别，不管怎么说，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世界史学的一股史学潮流。
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组织扩大了，他们讨论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如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17世纪经济危机的性质、英国启蒙运动的主要特征和特点、英国劳工史等问题。1952年，《过去与现在》杂志的创刊，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其他进步史家的共同阵地，至今该刊已成为当今国际史学界的权威史学杂志之一。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并不是一个有固定成员的学术团体，他们包含多种学术观点、多种研究领域，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历史研究，按照E.P.汤普森的说法，“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指这样一批历史学家，他们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按照威廉·莫里斯所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方法从事历史研究。”〔6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史家布赖恩·帕尔默曾这样评价这一史学流派：“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改变了人们对英国过去历史的看法。在长期以来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界，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论框架，确立了它的合法地位，他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能够产生丰富多采的经验性作品。他们的成果向国际历史学界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威力。”〔7〕
突出的一点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明确地提出了“自下向上看”的史学信条，注重研究下层人民的历史，这与西方传统史学中历来把政治事件与“精英人物”的历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是大相径庭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重视劳动者群体在历史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因而十分留意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及思想感情，并认为应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考察与解释历史，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创始人托尔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的任务和职责是记载人民群众的斗争，标榜他们的胜利，并从他们的失败中看到成功的因素。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不是通过贵族纤细的手而是通过劳动者粗糙的大手获得了文明。”在这些为英国历史学家注目的普通人群中，不仅有构成工业国家最庞大的群体工人阶级，而且有社会最底层的群众，如佣奴、流浪汉、乞丐、盗匪等，以期全面地反映历史发展的面貌。由此，它反映了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史学思想上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
从学科角度而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也可称为新社会史学派。在这里，他们既大别于屈维廉在《英国社会史》中所确立的社会史传统；又相悖于剑桥学派的社会结构史的研究，他们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两个方面阐发了对新社会史的理解。但具体到各人，也不尽相同。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人：莫里斯·多布，以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史而闻名，著有《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等，正是这部著作引发了国际史学界长达30多年的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激烈争辩；克里斯托弗·希尔，以研究17世纪革命史而著称，写有《革命世纪》、《天翻地覆》等；罗德尼·希尔顿，以研究封建主义和农民战争史而著称，撰有《囚徒之释》等；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另有雷蒙德·威廉斯，以研究民主制度史而著称，写有《持久革命》等。在史家辈出的这一学派中，尤以汤普森与霍布斯鲍姆两人最为著名，对史学的贡献也最大。
汤普森与霍布斯鲍姆乃至其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有其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出生于本世纪的最初20几年内，曾在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就学，大多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既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又深受英国经验主义艺术传统的熏陶。在1956—1957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转折的时期，汤普森退出了英共。他著作甚丰，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是一部开创史学新学派的奠基之作，在国际史学界享有盛誉。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叙述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情况（1780—1832年）。其书更着力于从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来分析问题，显示出了不同于从韦伯夫妇到哈蒙德夫妇英国劳工史研究传统的史学旨趣，因而常被人们称之为“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家”。
汤普森确实是一个对传统史学的有力挑战者，他的许多观点，确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悖。在这部代表作中，他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富有启示性的、富有他个性的理论创造与发挥，使他成了国际史学界近年来最广为人知又最有争议的人物。
从汤普森所处的时代及其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著作的背景来看，作者深恶那种思想僵化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亦即斯大林式的经济决定论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他力图打破旧传统，突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设置的那些模式，为人们提供一幅更为完整的历史图景。他在这种探索中，其论未必样样精当，其言未必处处周详，在某些提法上也许确实走过了头。有道是矫枉过正，汤普森在寻求史学新途径、探索史学新方向时确有失误之处，这是毫不足怪的，只有那些拘泥本本、墨守陈规的人才不能理解这一点。但不管怎样，汤普森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与开创性的贡献，对战后西方新史学潮流的催发，对现当代世界史学进步的推动，其作用及其重要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
霍布斯鲍姆与汤普森不同，他对新社会史作出了更多的深层的思考，并立意要建立总体性的社会的历史。在他看来，新社会史应当成为一门把各种分析与概念加以综合而熔于一炉的科学，亦即把历史研究的整个领域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领域，他的《资本时代》就颇能体现他自己所说的这种总体性的社会史的构想，大受国际史学界青睐。
霍布斯鲍姆认为，新社会史还需要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英国新社会史家那里，他们笔下的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整个动态世界密切相联系且分属各个阶级与社会集团，也就是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的具体的人。在“自下向上看”这一史学新思想的指引下，他们更关注的是普通人，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霍布斯鲍姆的名著《原始叛逆者》所写的是一些“社会盗匪”，尤能体现这一点。在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关系的问题上，他主张应视历史学为主体，而把其他社会科学的成果视为历史研究的配件。
霍布斯鲍姆批判那种僵化地与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与“粗俗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他在新社会史的实践中，坚持与捍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学者评论，他是当代头号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他所做的工作可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相结合的典范。〔8〕在他身上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家所走过的道路， 那就是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这样一种行进轨迹。
注释：
〔1〕（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2〕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3〕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5页。
〔4〕转引自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07页。
〔5〕姚蒙：《法国年鉴学派》，载何兆武、 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8页。
〔6〕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伦敦1978年版， 第33页。
〔7 〕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教授》，载《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8 〕詹姆斯·克罗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霍布斯鲍姆的贡献》，转见姜芃：《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载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前引书，第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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