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研究、承继“毛泽东遗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产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1)06－0001－09
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热烈地庆祝了这个光辉的节日。这一天，中央召开庆祝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回顾了我党波澜壮阔的历史，总结了丰富全面的经验，阐述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推向前进的大政方针。在历史问题上，胡锦涛总书记讲了党在90年中所做的“三件大事”。其中的头两件，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党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本文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学习和研究的体会，就教于学术界的同志们。
一、研究“毛泽东遗产”问题的基本前提
对毛泽东这个人物的评价、对毛泽东这份遗产的论述，在国际和国内都是有着很大的争论。正因为有种种争论，我们讨论“毛泽东遗产”问题，就必须先确立几个前提，在这些前提性问题上，取得基本统一的认识。
(一)对“毛泽东遗产”的概念界定
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毛泽东遗产”就其主流方面而言是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代表和核心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所取得并传交给后人的思想的和理论的、物质的和制度的、文化的和精神的全部成果。就思想、理论成果而言，“毛泽东遗产”是指留给后人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一体系固然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毛泽东是这一“集体智慧”的主要集中者、提炼者并主要写在他的著作中。在这里，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和毛泽东卓越的个人智慧是无从分割的。就物质、制度成果而言，“毛泽东遗产”是指他缔造并留给后人、被后人所承继的一个伟大的党、一支英勇的人民军队、一个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这三个“一”，固然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英勇奋斗的结果，但它们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精神变物质的产物，是由他为“主要缔造者”而缔造出来的组织。就文化、精神成果而言，“毛泽东遗产”是指留给后人并被后人所承继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特别是它的新时代精神。这些文化成果和精神力量，固然是党、军队、人民在夺取全国政权和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奋斗中创造并凝练而成的。但它在毛泽东著作中得到最好的概括和论述，在毛泽东个人身上得到最典范的表现。在所有这些成果的形成中，毛泽东起到了别人无从取代的非常独特的作用，打上了毛泽东个人的特别深刻的烙印。这令我们想到井冈山道路的开辟，中央苏区的坚持，长征路上的扭转，“四论”巨著(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的写作，延安整风的推进，转战陕北的雄奇，三大战役的展开，七届二中全会两个“务必”的警告，抗美援朝战争的决断，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又想到邓小平的感叹：“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毛泽东遗产”也包括他在老年时期所犯错误的消极影响。本文将在下面论述这个问题。
(二)对毛泽东一生的过程分析
谈到“毛泽东遗产”，就不能回避毛泽东在1957年后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所犯的严重错误。为此，我们需要把毛泽东的一生当作过程来研究和把握。参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分期，我们可把毛泽东的一生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前马克思主义者的阶段，也就是“青年毛泽东”的阶段。从他1911年春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到1920年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约10年。第二阶段，成为越来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阶段，也就是“中年毛泽东”的阶段。从1920年夏到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指由当时的“共产国际”所承认)成为党的最高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已逐渐成为实际上的党的最高领袖)，共约19年。第三阶段，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发展者的阶段，也就是“盛年毛泽东”的阶段。从1938年11月到1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报告，也是19年。第四阶段，艰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曲折前进，最终未能完成探索的阶段，也就是“老年毛泽东”的阶段。从1957年2月到1976年9月，亦达19年。从原则上说，“毛泽东遗产”包括他一生的主要方面的功绩，特别是“中年毛泽东”和“盛年毛泽东”38年的极其伟大的功绩，也包括他老年阶段所犯错误所提供的教训。1957年－1966年的9年，毛泽东有冒失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教训，也有总结这些教训，纠正错误的正面遗产。1966年－1976年的10年，毛泽东有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动乱危局的错误，也有做得对的事。“错误”在什么意义上也是遗产呢？第一，错误的东西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其影响会延续很长的时间，还会被一些人解释为“正确”，谬种流传。这是消极的遗产。就像毛泽东自己所说：党的传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也有“不良的习惯”，“错误的传统”，特别是“‘左’的传统”。当然，优良传统是主流，不良传统是非主流。前者不断发扬，后者逐步克服。1957年到1976年间的“左”，是历史上的“左”的传统的一种复活，一次发作。第二，错误的东西经过批判和总结可以转化为正确的东西。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的总结和转化、这样地产生出来的正确思想又成为党的优良遗产。“毛泽东遗产”中的正确的光辉的东西是主要的，它的错误的有害的东西是次要的。第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毛泽东老年阶段的错误恰是违背他的正确思想而发生的错误。这些错误，从反面证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科学，是违背不得的。应该指出：“毛泽东遗产”的主流方面是长久起作用的东西，它的错误和消极的方面是已经、正在和将要被克服的东西。经过这样的“净化”和清理，“毛泽东遗产”将在整体上成为正确思想、光辉实践、伟大成就的遗产。
(三)对所谓的“毛泽东主义(毛主义)”必须澄清
“毛泽东主义”，在中国、在我党是早已被否定的称谓。我们党在七大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定名为“毛泽东思想”，表示：这一思想不是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平列的，而是它们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1948年，毛泽东写道：“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2]他还指出把“马恩列斯毛”并列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可是，现在国际上却流传着三种特指的“毛泽东主义(毛主义)”。第一种，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武装革命的理论称为“毛主义”，而根本不理会中国共产党所诠释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第二种，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称为“毛主义”，而中国共产党所界定的“毛泽东思想”是不包含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的；第三种，把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包括他在老年期的错误思想，概括为“毛泽东的思想”或“毛主义”，而中国共产党所界定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中共中央诠释的、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概括了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和策略的思想体系。这三种“毛主义”都肢解了“毛泽东思想”或混淆了真理和谬误的界限，是我们所不取的。假如我们以“毛主义”名义来界定“毛泽东遗产”，除了一片混乱以外什么也得不到。
二、把握毛泽东的思想理论遗产
毛泽东是我们党前所未有的卓越人才，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英武人物。相当奇特的是：他竟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文化学者、诗词大家、书法名流于一身。单就理论和学术而言，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成为中国现代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
(一)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这是由于实现两个“结合”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第一，他一方面精心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创造性地诠释并发展他们的思想；另一方面长期坚持研读和思考中国古代以来卷帙浩繁的典籍，吸纳中国文化的精粹；从而把二者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形态。第二，他一方面从实践的迫切问题入手，解决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成为实践性的理论家；另一方面自在湖南第一师范随恩师杨昌济读书起，就建立了浓厚的学术兴趣，在战略和策略问题的解决中渗透着哲学的思考，提出并阐发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从而把二者结合起来，实现了影响广泛深远的学术创造，成为卓越的学术家。毛泽东的思想理论遗产集中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按照1981年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概括，这一体系有着6+3的结构：“6”是六项基本理论，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3”是三个“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9项，都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遗产。
(二)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这篇短文中，我想突出强调毛泽东理论遗产的学术性，它已经或正在建立为独立的学科，或吸纳入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笔者认为：最具有条件成为独立学科的是由毛泽东创立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既是毛泽东最用力的、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最具指导力的理论贡献，又是他留给后人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界定呢？按笔者的解读，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在运用中获得的新认知、新体验而加以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同中国自古代以来的优良文化传统相结合，用中国语言诠释并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内涵和鲜明的中国气质、中国作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同中国人民的实践智慧相结合，将其升华为崭新的哲学创造，用一系列新论断、新原理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个“结合”和从中提炼新哲学原理的倡导者和主要操盘手就是毛泽东。由此，他所创造的这个哲学，就既是马克思哲学的后裔和分支，又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主流性学派。
我们把毛泽东创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在世界范围内和中国大地上所产生的新哲学是有充分理由的。其一，它有自己特殊的“基本问题”——这就是体现中国社会的环境条件的客观可能性和中国人民价值追求的力求实现的主客体关系的“中国的命运”问题。这一问题由中国社会实践所提出，毛泽东强调地作了论述。①其二，有它崭新的“理论硬核”——一般“实践”和“具体实践”相统一、“普遍矛盾”和“特殊矛盾”相统一的“新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是他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原创著作中所阐明的“实践论”。毛泽东的“新实践论”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论”中国化的“新实践论”，它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意义上的“实践论”是有区别的。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一体”，日本学者松村一人早就指明。这种一体性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实践论”的理论硬核的最有力证明。其三，有它的回答哲学基本问题和展开其理论硬核的学理系统。这主要地就是它的“新实践论”的“历史创造学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的统一，其要点依次是：(1)把握国情、世情的客观实在论。(2)分析前进路向的“客观可能性空间论”。在毛泽东看来，可能性空间是有边界的，划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可能性空间是有结构的，不同质的可能性并存着；可能性空间中的诸不同质可能性又是有量的比例的，这就是他们的不同的实现几率。(3)确定历史运动方向的“双重标准论”。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只能从国情、世情所包含的“客观可能性”出发，但也要确定推动历史前进的价值标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提出了两条标准：一条是让历史朝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标准而前进；一条是让历史掌握“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标准而发展。同时实现这两条标准，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4)选择战略、策略的“实践指导规律论”。创造历史的过程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过程，其中介环节就是进行选择、做出决策。选择和决策的实质是什么？毛泽东提出了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没有提出过的“实践指导规律”的范畴。我们可把这一范畴界定为：在实践指导者头脑里把握住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决断的必然联系、实践目标和实践路径的必然联系、实践路径诸方面要素的必然联系。将“实践指导规律”转化为“实践活动规律”，革命建设的航船就会驶达胜利的彼岸。(5)论述历史展开中的枢纽的“实践检验论”。对于实践检验，毛泽东从一个“检验”——对于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检验，发展到两个“检验”——既检验理论的真理性、又检验决策的有效性，正如他在1948年3月6日致刘少奇信中所论述的：“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实践——作者注)去考证。”[3](6)揭示实践发展总过程亦即历史创造活动总过程的“实践总规律论”。毛泽东在《实践论》结束语中概括的实践总规律，也就是历史创造总规律。因为认识论是抽象的历史观，历史观是具体的认识论。认识总规律是抽象的历史总规律，历史总规律是具体的认识总规律。
(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中发展出一系列的创新原理
在这篇短文中除了上面的“历史创造学说”的6个要点均为创新的哲学学理外，笔者再列举以下的创新的哲学原理：
——“辩证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的原理；
——“矛盾普遍性”“矛盾特殊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原理；
——“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原理；
——辩证法规律是包含“主观能动性”和“实践检验”在内的人的实践的规律的原理；
——“设置对立面”，在理论的创造、政策的制定中经过比较，做出选择；在事物的制作、社会新局的开辟中，调动多种原素，进行建构的原理；
——分析和综合不仅是逻辑形式，尤其是客观实践自身的运动，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反映的原理；
——等等。
三、把握毛泽东的物质制度遗产
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成为解放的人。”[4]“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也有这样的关系。中国的思想力量和物质力量结合起来，努力奋斗，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是长期奋斗的结果。
江泽民同志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5]作为主要的缔造者，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一起，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构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他在身后，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党，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一轮朝日似的新的中国，一套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他的伟大遗产。固然，他曾发动“文化大革命”，事与愿违地伤害了党、军队、国家，但是，他在缔造时期所创造的有关理论、精神、作风、制度依然存在，“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变”，经过严峻考验、重整旗鼓而愈加显示其生命力。
(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
这不仅是说或主要不是说他是党的一大的代表，参与了党的创建，而主要是说他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和建设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过程中，为党解决了一系列根本问题：第一，确立了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创立了作为它的基础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亦即我在前面所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以辉煌“两论”论证：我们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引领全党，亲历亲为，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第二，铸就了党的崇高气质和非凡风格——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气质和风格。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培育下，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三个“活的灵魂”。笔者在这里又把这三条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气质和风格。就像一个人一样，一个党也有气质问题和风格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尚空谈、不崇拜教条而实事求是的党，是一个不傲视民众、不高高在上而实行群众路线的党，是一个不崇洋媚外、不自我矮化而独立自主的党。第三，奠定了党的组织基础。这不但是指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尤其是指党的干部队伍的培养和建设。陈云曾对此写道：“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6]第四，培育了党的优良作风。“作风”是毛泽东特别重视的党建环节，因为它是“思想”在行动中的表现，“思想”是无形的，是难以凭一时来考察并借以教育的，而“作风”是表现出来的思想，是可评价、可考核、能纠偏的。“作风”又是表现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的，抓作风，能直接保障实践的成功。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论述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至今仍然是经典的表述，党建的抓手。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
这不仅是说他带领第一支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而主要是说他在人民革命战争的浴血奋战中，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人民战争的胜利解决了一系列根本问题，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未有、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红色军队。第一，他从1927年9月29日“三湾改编”亲手把支部建在连上起，到此后建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再到抗日时期形成“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始终坚持了“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了党绝对领导的军队。第二，他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上开启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军、始终坚持“人民军队”本质的建军方向。他指明：我们的军队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此，人民军队就必定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人民军队必须建立政治工作，把革命的政治工作当作人民军队的“生命线”，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夺取战争的胜利。他注重研究并把握一般战争的规律、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从而制定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其分析战争的“盖然性”、适度加强军事的“计划性”、把握战事的“灵活性”、力争战争的“主动权”的军事认识路线，不但是制定战略战术的科学方法论，而且具有巨大的哲学创新价值。第四，他培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和作风。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此有大量的论述。在1930年，他提出：我军“全凭着已腾沸的热血、誓死斗争的决心和敌人肉弹相搏，用血去染成赤色区域”[7]。在1937年，他提出：我党我军“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8]。在1939年，他提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9]，这三句话就是我军的作风的概括。在1945年，他提出：人民解放军“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10]。在1953年，他提出，“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11]。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创建人
这不但是说他开辟了革命道路、领导了革命斗争、指挥了历次人民战争、夺取了全国政权、创建了人民共和国，而且是说，它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引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建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设计并实施了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的三大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所说的“物质遗产”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所说的“制度遗产”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我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以此为“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将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加以改革，使之同市场经济机制融为一体；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坚持三项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以发展人民民主为目标，对此加以改革和完善。这就充分显示毛泽东的物质遗产和制度遗产的遗产意义。
四、把握毛泽东的文化精神遗产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文化人之一。他在文、史、哲诸方面都有历史性的重大建树，应该说他既是伟大的人民领袖，又是非凡的文化巨人。
(一)大诗人毛泽东的遗产
作为大诗人，毛泽东“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留下了在时代意义上超越苏辛的煌煌名篇。从诗意来说：毛泽东的深刻哲学和独到史观就凝聚在他的文趣盎然的诗词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那是哲学主体性的浩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那是实践辩证法的绝唱；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是人民历史观的滥觞。一篇《贺新郎·读史》览人类史于诗中，一首《浪淘沙·北戴河》颂曹孟德的“遗篇”，从歌屈原到扬贾谊，挽戴安澜到吊罗荣桓，活生生的历史被记叙在凝练的诗句里。从诗情说，毛泽东在诗词中展现的历史眼光、宽阔胸怀、恢宏气势、悲悯情愫，有着感天撼地、惊心动魄的力量。限于篇幅，兹不一一。毛泽东的诗之神韵，将千万年飘香在中国的历史上。他在史学上的勤奋耕耘，在哲学上的杰出成就，在文学上的挥洒飘逸，共创着他作为文化巨人的辉煌。
(二)文学理论家毛泽东的遗产
他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1956年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宝库中的珍品，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现实的指导意义。不能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左”倾文艺思想的代表作。他在《讲话》中提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人本的价值观；“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然而“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辩证唯物主义文艺观；“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文学艺术发展观；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贡献。《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在文艺评价中“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在抗日战争和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有其历史合理性，同时，也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毛泽东在1956年所作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是阐述新中国文化发展方针的重要著作。他的关于“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的论述和“应该在中国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的东西”的中国新文化的建构方针，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尊重传统，推陈出新”的文学发展方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久远的指导价值。
(三)文化精神凝练者和体现者毛泽东的遗产
在中国革命、建设的长期而极为艰苦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军队和人民发挥了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凝聚起崇高卓绝的精神品格，积累出全面深刻的精神文化。这些精神，在革命战争英勇杀敌的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建设国家的艰苦奋斗的年代集中地体现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上，又集中地由毛泽东及其战友所总结、概括和诠释，它在毛泽东身上闪现着特别灿烂的光辉，作出了特别深刻的总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毛泽东留下的第一位重要的遗产。中国人都熟知：我们党、军队和人民先后创造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文化精神。我们完全可以把历史地涌现来的诸种精神理解为“毛泽东精神”。它的内涵包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人本精神之统一的精神；“高瞻远瞩”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精神之统一的精神；“独立自主”的主体精神和“学习外国”的开放精神之统一的精神；“实践超越”的创造精神和“实践检验”的自律精神之统一的精神；“不屈不挠”的坚忍精神和“敢于决胜”的果敢精神之统一的精神；面对敌人的斗争精神和人民内部的协和精神之统一的精神。这些精神已构成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精神的新形态，将久远地流淌在民族精神的长河中。
对于年轻人容易误解的后两组精神，笔者作一些论证。毛泽东强调，我们党要有“坚忍”精神。在1953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说：“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12]“坚忍”有二义。“坚”为坚定坚持；“忍”为忍耐忍受。1962年，毛泽东针对“大跃进”中的急性病指出：我们的革命战争用了22年才取得全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国外哲学家也有类似的认识。南斯拉夫哲学家卡德尔在谈到他参加一次国际会议听毛泽东讲话的感受时说：在听毛泽东谈所有这些论点时，我从中看到的只是哲学，而且是忍耐的哲学，自力更生的哲学。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只有斗争精神，没有和谐精神。其实，毛泽东辩证法在理论上一贯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的同一”，甚至讲到“依一时说，矛盾的同一性是绝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相对的”。他只是在谈敌我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才说：“斗争哲学”是剥削阶级为了反对劳动阶级而“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搞“斗争哲学”是被动的。在人民内部，他强调“团结”与“和谐”。如：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13]我们不能把毛泽东的辩证法在整体上概括为“斗争哲学”。
五、对待“毛泽东遗产”的态度和方法
如前所说，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个争论颇多的领域。我们党必须以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为基础来确立对待“毛泽东遗产”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一)对毛泽东不同评价的原因
一般地说来，对具有伟大性的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是存在着分歧和争论的。对于思想家的争论要小些，对于实践家——革命家和战略家、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争论会更多更强烈。因为他们领导的实践，会交织着正确和错误、交替着成功和失败、分配着权力和利益、涉及生命和死亡。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基本价值观而分出他们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引来歌颂或辱骂的声音。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由于自然生命的有限，他们只能完成一定的历史使命；又由于他在建立巨大功绩后也会暴露自己的性格缺陷，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自己又难以自拔和纠正，往往要由他的后继人来纠正和发展。毛泽东也没有超越这个宿命。毛泽东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两种不同的评价，主要来自对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评价。对于本来就对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持反对或中立态度的人们说来，他们不会肯定这场革命，而毛泽东的晚年所犯错误正好变成他们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据”，那就只能得出全盘否定毛泽东的结论。对于20世纪50年代推进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由此而引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件事持反对和否定态度的人们，他们顶多对毛泽东持功过参半的结论，甚至认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功小，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反对这样做的人们开展斗争罪大。我们党肯定毛泽东的功劳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是以肯定毛泽东领导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巨大历史功勋为基础的。对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这个评价，自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直到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一以贯之的。
(二)对待“毛泽东遗产”的态度
我们对“毛泽东遗产”的态度也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一切文化遗产的态度。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4]这个态度也适用于对待“毛泽东遗产”。今天，我们应当这样说：“从孔夫子到毛泽东，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宝贵的遗产。”
对“毛泽东遗产”的正确态度有三：第一是尊重。所谓尊重，就是尊重它的客观存在、客观内涵、客观结构和历史价值、历史意义。最近，香港一家报纸发表文章指出：“四大历史遗产”决定中国改革方向。这四大遗产是“邓小平遗产”、“毛泽东遗产”、“孙中山遗产”、“传统文化遗产”。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全部历史而言，“毛泽东遗产”具有完成性、基础性、综合性。毛泽东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确证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哲学基础的真理性，在其前人是没有完成的；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思想的、理论的、精神的、制度的基础，在其前人并无这个完整而坚实的基础；毛泽东重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将其继承和综合在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之中，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实行继承，综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体系之中，这也是前人所未见的。“邓小平遗产”则有开拓性、直接性、实用性。邓小平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它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继续探索；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纠正了他晚年所犯的错误，以“邓小平理论”直接地指导着当代的实践；邓小平最可宝贵的贡献是提出并运用了“实践论的思维方式”，他的创造性的实践理念中潜含的深刻学术思想有待于我们去阐发。我们要充分了解“毛泽东遗产”和其它三个“遗产”的关系，充分尊重它的历史意义。第二是敬畏。在尊重其重要性的基础上，对亿万人民在极其艰难困苦、付出巨大牺牲的奋斗中凝聚起来的思想理论、物质制度、文化精神，我们称之为“毛泽东遗产”的，持敬畏态度。一个“敬”字，在儒学中一贯得到强调。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程颐说：“所谓敬者，主一为之敬。”朱熹说：“‘敬’之一字，乃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解释了“主一之为敬”的“一”是什么。由此可见，儒学的要义主旨为“一”，坚持此“一”为“敬”，敬者，心有所归，不稍微松懈也。同时，早在孔子，就已强调君子应有敬有畏。说“君子有三畏”，首先是“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朱熹又将“敬”与“畏”联系起来，说“诚只是一个实，敬只是一个畏”。“敬”是倡导的，“畏”是警戒的。我们对“毛泽东遗产”也应持一种“敬畏”的态度，倡导“敬”，反对“狎”它、“侮”它。第三是科学分析。“敬畏”，是反对对“毛泽东遗产”采取漠视、轻狂的态度；“分析”则反对肯定一切、盲目崇拜的态度。
(三)对待“毛泽东遗产”的方法
中国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把自己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使命规定为“批判”，既不承认自己同时有建设者的责任，又把“批判”理解为“愤世嫉俗”的非辩证否定。他们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绝对的批判家。其锋芒直指毛泽东，以批判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为名，否定他的历史功绩，把他的遗产看成是完全消极的东西。笔者认为，这不是对待“毛泽东遗产”的正确方法。我们的方法与他们的根本不同。我们用历史主义的和辩证分析的方法，考察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初步的文稿只谈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很难说明毛泽东的“功大于过”。陈云看出了问题之所在：不写建国前28年党和毛泽东的奋斗史，就不是历史主义的正确方法。他说：“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15]笔者不惜笔墨引述陈云的这段论述，是因为没有哪一篇文章比这一篇文章能更好地论述了毛泽东评价问题上的方法论的。评价“毛泽东遗产”必须使用这样的科学方法。
笔者希望指出：尊重、研究毛泽东遗产是为了承继这一份宝贵的遗产。这种“承继”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是思想理论精神上的承继。在这个方面，尊重并研究本身就是“承继”。我们把“毛泽东遗产”的创新学术见解，经过研究，加以突显，诠释成为一个学科，或渗透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学科之中，进入中国的学术大系，这就是极好的承继。我们把“毛泽东遗产”中的文化精神阐述清楚，加以发扬和发展，融入党的思想路线、优良作风，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也是极好的承继。第二是改革开放建设实践上的承继。这方面，我们党做了大量的、正确的工作。邓小平曾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它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16]这里，比较完整地解释了在实践中如何对待“毛泽东遗产”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1－08－20
注释：
①参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5－1028页；《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7页；《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5页；《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8－491页。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实践论论文; 毛泽东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人民军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