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的社会化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日本现代经济的社会化管理，是从统制形式开始的。
明治时代，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所以，在执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政策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特别是现代工业企业，多是国营的。这种形式的公有或垄断，是社会化管理的基础。这样做服从内政，外交乃至于军事上的需要，也符合从封建社会发展而来的现实。鉴于军事目的的这种经济的社会化管理是统制经济，也采用些计划经济的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的日本，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监管下，是向着市场经济转轨的。在推进经济生活自由化的过程中，首要的任务，是要恢复经济，解决战后的严重困难。实行的管制体系，与战前的统制形式和战时的物资动员计划，几乎相同。可见，向着经济自由化、民主化前进的同时，也交替存在着统制经济的影响。日本经济，从1945年或者说从1949年开始的转轨，直到1952年和谈条约生效时，只是艰难地推进。到1960年发布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标志着统制经济的结束。而耐人寻味的是，在确立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在更高的层次上，各种形式的经济计划在日本经济生活中涌现。灵活运用这种经济生活的社会化管理形式，补市场经济机制之不足，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所以，难怪日本经济有计划市场经济之谓。
2 社会化管理的重要手段——经济计划。
经济计划在日本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存在，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而且，覆盖经济生活的经济计划，对日本市场经济的运行起着强有力的导向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计划的实施有着坚实的微观组织基础；同时也由于从管理系统、编制程序、实施过程方面，宏观调控科学而有效。从这个角度讲，日本的市场经济是计划市场经济。称日本经济为计划市场经济，一方面表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是市场机制；同时说明，资源配置过程中，经济计划具有有力的导向作用。
日本是在以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为基础的体制下实行经济计划的。计划内既不列入所有经济领域内的详细计划目标，也不强制执行，只不过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指导性的东西，具有间接的影响力量，只能在必要的限度内引导私人企业向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其做法是，对经济发展的方向有个预测，给私人企业在进行有关生产规模、产品方向等决策时以参考；同时，运用信贷、价格等市场行情调节手段，有限度地积极地把私人企业的经济活动，纳入国家经济计划要求的轨道。可见，日本的经济计划，是指导性的、预测性的，不具有行政上的约束力；计划只表明经济生活的走向和政府的政策主张；向企业界提供出可靠的信息；协调各行业、各地区的利益关系，统一各方面对社会发展的方向性的认识，以引起社会责任感。
日本经济是市场经济，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然而，经济计划对企业的诱导又是强有力的。之所以如此，一是计划内容表明的政府政策走向和预测的指标，对企业和社会各界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是通过许多官助民办的行业中介组织，加强了政府与企业界的联系，并恰当地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手段加以诱导，从而使企业从自身的利益角度考虑，也主动适应经济计划的需要，客观上使经济计划的目标得到实现。
具体来讲，①经济计划的诱导性在这里表现为，能为私人企业提供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的前提条件。②在日本经济的微观决策中，大企业居于主导地位。据悉，日本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60%以上同大企业有承包关系。这些承包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方向，完全视大企业的动向而转移。经济计划的诱导性如能体现在大企业的经营上，其实现经济计划将成为可能。③大企业的支配地位还在于，它以集团的形式或以向下发包的承包方式，直接控制了广大中小型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可见，经理权力集中而强有力，并以企业发展前景为重，这便为日本的经济计划的诱导性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微观基础。经理决定大企业方向，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沿着经济计划指引的方向，为国家的目标而发展经济。经济生活运营的这种实证分析，表明了日本经济计划得以有效实施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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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计划成功的奥秘。日本经济，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经济计划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实施，并取得一些效果，除了前述的微观基础之外，也与其宏观决策系统、特别是经济计划的编制程序及实施手段有关。首先，从50年代开始，日本就建立了经济计划工作的组织系统。作为直接隶属于总理府的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的经济企业划厅，负责制定各类经济计划。在推动经济计划实施过程中，建立政府与企业界的交流和协商，也要通过行业组织来沟通。日本的行业组织，多为官助民办，其基本任务是做政府与企业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政府有关计划、政策法令等，经由各行业协会组织向企业贯彻；企业的愿望和要求，也通过行业组织转达给政府。在经济计划编制和有效实施过程中，首先得到相应的各级职能部门和行政部门的通力合作，形成有效的运作系统。其次，经济计划得以有效实施，也是因为经济计划的科学性；而经济计划的科学性，与经济计划编制程序的民主性直接相关。再次，日本经济计划的实施，还有赖于强有力的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的配合。这就涉及日本市场经济的社会化管理体系了。
4 市场经济的社会化管理体系。在日本， 市场经济运行的社会化管理，不止经济计划这种手段，还有产业政策为核心的政策体系及相应的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共同构成日本市场经济的社会化管理体系。在众多经济政策形成的政策体系中，产业政策是其核心。实践表明，卓有成效的产业政策，是日本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导向作用的强有力工具之一，对日本经济的腾飞起了巨大的作用。日本运用产业政策的起步，可追溯到明治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政策的运用体现为一系列政策的转换。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调整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从日本的生产力结构及其变化过程，从日本的规模经济及企业制度政策的实践，都可看到日本产业政策的成功。下面，从实施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各种手段及相应政策，再加以分析。
日本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社会化管理，除了经济计划手段和产业政策为核心的政策体系之外，还综合运用着行政的、法律的，特别是一系列经济手段。
行政化的管理，一般体现为战略性管理。比如，战后日本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加工贸易立国”，实现工业、技术现代化，赶超欧美，争当世界“经济大国”。而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具体战略支柱，是“加工贸易立国”和“重、化学工业化”。围绕这一方向，进行行政化推动，包括法制管理。
当然，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日本市场经济的社会化管理，更多的也是采用经济手段。众所周知，日本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极强。政府在鼓励出口时，对外贸企业实行严格的指导和监督，在推行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予以政策上的优惠，以提高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而金融手段的运用，有更值得称道的地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来源于高积累和投资的旺盛。一方面，日本的个人储蓄率高，1968—1972年竟占可支配收入的20%。社会的投资倾向也极为明显。国家的货币金融手段的目的，在于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供求平衡等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日本在18年间先后6次实行紧缩政策和7次扩张政策。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日本经济社会化管理过程中，金融手段的运用，往往又是和财政税收手段相配合的。日本有财政投资融资制度，依靠政府开办的储蓄存款和各种基金以及借入外债，通过政府所属的十多个公团（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向计划内的公共设施和公营企业投资，向并民间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或各种补助。据称，60—70年代，日本政策性优惠贷款和补助，相当于国家预算的1/2。至于日本的政策性税制， 也是十分明显的。免税、减少课税所得、特别折旧、准备金等，都是财税手段。由于实施政策性税制手段，据说1955年度，日本政策性税收减少额占全部法人税的28.6%。上述这些措施，对于日本经济计划的诱导性的落实，以及实施产业政策，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另外，对于民间无力或不愿投资而又急需发展的行业和项目，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经济发展初期的基础工业项目等，日本政府采取了直接投资的办法。同时，对于应该优先发展的重点行业企业，财政上多采取财政补贴和贴息、低息贷款等。据称，日本的财政补助金，约8 成以上是用于农林渔业，其余主要用于扶植中小企业和先进技术开发项目。当然，日本这种财政制度中，实行着有限分权体制。所谓有限，就是地方拥有的财源和事权（投资）要以不防碍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为限度。这主要体现为一种由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分税制。日本全国税收总额中，中央税大约占2/3，地方税占1/3。由中央掌握税目总数的一半，且关键性税收均由中央控制。此外，中央还掌握公债发行权，以控制税外财政收入。最后，“地方财政计划”和“地方债计划”均由中央编制，从而使中央有效地控制了地方财政的规模。当然，中央政府有力地控制了财源，并不意味着统揽相应的事权；相反，所需政府办的事情，多数是由地方政府担负的。中央政府只负责大型跨地区的关键性项目，如大型水利工程、全国干线公路等，同时负责编制全国公交基础设施规划。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整个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家转入财源和专项拨款在内的地方财政支出大大高于中央。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约为30:70 。在生产性设施建设中，地方政府占64.9%，中央仅占34.7%。可见，在日本，财政与事权的分离，使得日本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对财政的控制，但又不把该由地方办的事情揽过来而抑制地方的积极性。
总之，日本的市场经济，正是以经济计划的预测和展望，指出了经济生活的诱导方向，以成体系的产业政策规范了经济生活的轨道，以配套的财政、金融、外贸外汇等策略手段，使成千上万的生产组织按照规律运行，从而较好地实现了日本计划市场经济的社会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