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及其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连续性论文,实质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6)03-0064-05 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与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历久弥新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解释不仅过于简单和庸俗，而且这种解释统治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舞台。同时，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高扬人的主体性，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表述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从而引发了“两个马克思”的争论。争论双方甚至都以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为依据，并且争论一直持续至今。我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论，又产生了许多变化的形式，但问题的关键仍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及其实质。对于该问题的系统阐释在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论著中随处可见，当时，实践派面临的理论任务就是批判斯大林主义，回到马克思哲学思想，进而揭示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实践派的理论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建立在马克思前后期思想一致性的基础上，反观我国关于人的本质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大多集中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特别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而对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却鲜有论及。21世纪以来虽有所改观，但仍未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回顾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理论视角与基点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一、批判斯大林主义 我国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最初依赖苏联教科书体系，该体系的经典表述又出自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写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群年轻的南斯拉夫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南斯拉夫实践派”已经开始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重新理解这个时代，这导致他们拒绝辩证的和教条的唯物主义，发现马克思思想中“以人为本”的维度，从而超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狭窄视域。这种重新诠释基于马克思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的发表和传播为这场人道主义运动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而其直接的理论后果是超越了历史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苏联哲学家阐述的马克思主义。 总体看来，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很多致命的理论缺陷，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代表人物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斯托扬诺维奇、哥鲁波维奇等人都曾撰文从不同的角度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回到马克思”的首要任务。彼得洛维奇指出，“在战后的年代，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向后退’，从在战后最初几年占主导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后退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中所包含的本源形式。而这条从漫画向原型回归的道路事实上是一种‘前进’，即从僵化的思想前进到活生生的思想。对斯大林主义哲学思想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放弃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使其复活和重生”[1]4。 彼得洛维奇的判断得到了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这同时又是对战后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的精致概括。当然，“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之路必须首先从批判性地反思斯大林主义开始，即斯大林对马克思的解释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和论证。 一方面，从理论上看，斯大林主义的哲学观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化和经院式的哲学，这主要在于它不具备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所能得到的思想资源，更多地在于，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产物和结果无法把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精髓”。首先，它缺少马克思思想中固有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视野，以及从历史问题着眼的高度，而这些问题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哲学唯心主义和到那时为止的唯物主义传统至关重要，缺乏这种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蜕化为一种教条主义。其次，斯大林主义把特定的理论立场绝对化与封闭化，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立场，从而缺少开放和发展的哲学视野。更不必说斯大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文献本身中严格限制任何不同见解、任何探索以及直接批判的和创造性的“对话”。最后，马克思的辩证法按其本性来说是批判的，因而也是革命的，而这一点正是斯大林主义以及所有迄今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或非共产主义的运动所缺乏的。限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多元发展是因为这些运动尚未达到把握这些进程的民主的、哲学的和科学的水平，它们的现实还不足以“提供”这一点。 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在实践上存在许多致命的弊端。首先，它被实践派称为“国家主义”或“集权政治”，斯大林主义集权政治中的暴力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形成官僚政治或技术官僚制。当然，这种“赤裸的、残暴而自大的力量”会一直以社会主义、真理和道德的载体而自居。实践派认为，苏联的统治阶级具有官僚主义的全部特性，它对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的垄断是直接而完全的。于是，实践派与斯大林主义的首要冲突是对官僚制的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其次，斯大林主义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单纯物质财富的增长，归结为无视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而现实也已证明，苏联式的集体主义抹杀了人的个性，人们之间的关系更是被歪曲为一种畸形的政治关系。再次，斯大林主义的执政党模式也在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以严格和一元化的中央集中制、等级制原则为基础，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塑造整个社会体制，实际上取消了社会主义民主。最后，制度化也导致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封闭的世界观，进而导致苏联的文化领域也是一元化的格局。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实践派的实践哲学是从批判性反思斯大林主义开始的。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分析了德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试图与外国模式保持一致，结果每次都造成了深重的分裂这一事实。在南斯拉夫，由于许多仿效苏联模式的计划的失败，以及有些计划并未沿着设想的进程发展，南斯拉夫人对此必须要有所醒悟，因而不能沿袭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模式，而是要回到马克思。但是，对于南斯拉夫实践派来说，回到马克思的理论道路是艰难的。1961年，当弗兰尼茨基酝酿撰写《马克思主义史》一书时，世界上还没有一部有关任何一个国家或一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著作，可以用来作为进行比较的全面且综合的基础。可以说，批判斯大林主义是南斯拉夫实践派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理论任务，并且其中包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直到1965年年底，苏佩克在《再论斯大林的实证主义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选择》一文中，才将批判性反思斯大林主义的哲学意义做了系统和全面的总结。此后，斯大林主义在南斯拉夫就成为一个“贬义词”。 南斯拉夫实践派发现了完整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必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如果不能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做出通透的解释，就容易陷入断章取义和教条主义的困境中，从而给社会主义实践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马克思和同时代的思想家面对的是同样的社会现实问题，他们之间有着复杂的思想纠葛和理论差异，他们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环境、同一思想传统中却产生了完全迥异的理论和实践取向，而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意义和时代价值恰恰沉淀在这些理论差异之中。批判斯大林主义正是要彰显这种差异，从而完整、系统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二、回到马克思的哲学 在回到马克思的理论道路上，南斯拉夫实践派面对的是“两个马克思”的争论。一方认为，青年马克思是马克思思想的“顶峰”，这时的马克思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披着风尘仆仆的外衣的道德哲学家，是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者；而另一方则认为，晚年的马克思才是“成熟”的，他的理论已经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而使马克思转变为一个科学的实证论者。直到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实质和一致性问题，均未能在理论上得到圆满的解决。事实上，这场争论促进了人们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它使得关于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具有连续性的结论，在南斯拉夫实践派那里得到了详细且完备的阐述。对此，彼得洛维奇的《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一文是最为出色的作品。彼得洛维奇还指出，“在带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即斯大林主义中，马克思主义连续性问题被具体化为这样的命题：成熟的马克思超越了青年马克思，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取代了一位抽象的哲学家和空想家”[1]28-29。 在实践派看来，南斯拉夫当时所面临的理论和现实，使人们必须从头重读马克思著作，必须解放思想，摆脱与苏联独创的所谓“教科书体系”保持一致的思想模式。在当时的南斯拉夫，许多希望维持现存秩序的人总是企图掩盖这一局限性。他们采取的手法是简单地宣布马克思的哲学是“科学”，但这样不能够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实际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与此相反，实践派主张，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承认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与重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活力是不可分的，承认这一点本身不包含批判和丢弃马克思思想中的正确内容。这样，人们对于马克思曾经写过的或者想过的一切就不会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的态度，从而历史地看待马克思，这不等于用绝对论者标榜的真理来评价马克思，把他神化为一个全能的“先知”。其中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马克思的学说究竟在什么方面是完整的，在什么方面是不完整的呢？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既没有必要重写，更没有必要毫无意义地一切照搬。 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实践派十分看重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几乎所有的实践派成员都精心研究过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著作，都对其中的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推崇备至，对早期著作的评价极高。而马克思这些著作在苏联教科书体系中都属于“不成熟”的作品。弗兰尼茨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史》中是这样来评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他说，“这部手稿说明了马克思思想的全部丰富深刻的内容，以及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终精辟地表述出来的那些理论前提。这同时也使我们在后面没必要特别阐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只是把它作为马克思基本哲学思想的重要文件和完整表述而加以引用”[2]85。在谈到《神圣家族》时，弗兰尼茨基写道，“书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重要的段落，它们涉及到批判思辨方法，分析自我意识的思辨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等等……不过书中最有意义的，正是那些说明唯物史观的形成已经完成的段落”[2]101。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弗兰尼茨基对马克思早期手稿的评价与定位与苏联教科书存在着天壤之别，而他的看法在实践派中属于最基本的共识。 实践派“重读”马克思的著作导致了一系列被遗忘的人道主义思想的重新发现，如人的创造性、潜能的财富和需要的实现、异化的各种形式、普遍的人类解放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将成为所有人的自由条件，生产将与人的需要相结合并由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来管理的共产主义社会，等等。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维度自始至终含蓄地保留着。尽管存在着一种回复到那种浅薄的、情感的和常识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的危险，但这种危险却被避免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实践派哲学家们通晓伟大的古典德国传统，尤其是通晓黑格尔哲学；另一方面是因为来自实践的社会生活领域的不断挑战和激励，来自对南斯拉夫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的深刻体验。换句话说，实践派对马克思哲学著作的解读是系统的和彻底的，所谓“彻底”是相较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言，明显的标志是实践派共同表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实际上，马克思立足于他本人所处的历史时代，深刻地探讨了许多重要的哲学和社会问题，如实践、人的本质、人的需要和能力、异化、解放、劳动和生产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实践派认为这并不是青年马克思的“不成熟的”思想，这些早期的哲学思考构成了其全部成熟著作的理论基础，而且它至今仍然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时期活生生的和根本的问题，马克思的思想是连续的，而不是断裂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实践派的研究重心发生了转变，即作为革命的和批判的人道主义不能停留为一般的哲学争论或纯学术的理论探讨，而应当从一般的理论问题研究转变到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从对人的存在方式的一般性哲学沉思转变到对当代世界和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的批判分析。实践派一致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社会历史理论，只有通过人道主义的指引，人们才能洞察并能够指出它与历史相互交错的复杂方式时，才有可能通过新的途径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而这种新途径基于一个重要观点，即认识到理论和现实的局限性不可能一下消除殆尽，如果对这种局限性的起因一无所知，也就不可能消除这种局限性。不言而喻，实践派也深刻地看到，不应期望存在一个超越历史时代的马克思，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并没有回答当时的许多问题：如何解释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东方落后的乡村社会，而没有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发生这一事实；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如果出现一个官僚体制的社会，那么这场革命真的是一场革命吗；在不太发达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意味着什么；没有市场的现代经济是否可能；历史进程是受独立于人的意识和意志的规律制约的，还是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这二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统一起来呢；总体性、发展、自我实现、否定、超越这些规范的辩证概念的价值论基础是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被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提出并正确回答，这一方面有助于开辟社会发展的道路，构建一种涵盖社会生活多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建立一个能够努力从事集体的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共同体。然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向我们表明了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各种不同解释及其特殊的实践运用，从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伯恩斯坦，以及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制度和体制形式，既一般地运用于工人运动之中，又特殊地运用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因此，达到对马克思的观点的“正确”解释只能是相对的、具有时代性的和与时俱进的。问题不仅在于马克思哲学思想是什么，而且在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如何走向当代，这就是实践派共同信守的，对待马克思思想遗产的根本态度，并按照马克思精神的指引去反思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南斯拉夫实践派系统阐释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换句话说，实践派注重从哲学方面重构马克思主义，注重恢复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批判功能，维护马克思哲学的人道主义立场，他们注重建立马克思的哲学和现实生活的内在联系，注重分析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包括社会结构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双刃剑作用、文化和消费问题以及生态问题等，这就为实践派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等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 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 弗洛姆在为马尔科维奇《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的英文版所撰写的前言中提到，“正如反对被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同样歪曲了的马克思一样，回到真实的马克思乃是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目标”[3]。可以说，南斯拉夫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时期，它既同斯大林主义那种僵化、教条的“辩证唯物主义”模式截然不同，又与拉布里奥拉、葛兰西所发挥的实践哲学有所区别。总体而言，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具有“连续性”的基础上，实践派指出了两点：一是批判精神；二是人道主义的视野。 1.批判精神。1843年9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说：“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4] 1872年，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说：“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22。 这两段引文分别出自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中，其中，对“现存的一切”和“现存事物”都要进行批判，因而，实践派可以“有根据”地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批判”。在实践派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一种激进的、批判的意识，而这种批判意识正是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试金石”，它的最终指向就是社会政治批判。 实践派诠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抽象的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南斯拉夫实践派已经将其演绎为一种具体的社会批判理论，然而这种批判理论或批判哲学绝非是破坏性的，它避免了南斯拉夫官方意识形态中保守和非革命的方面，因而能够显示出深远的历史意义。这种具体的批判当然不能仅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资本主义的许多异化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如果仅仅用异化来批判外部的资本主义社会，无异于用意识形态的和神秘主义的方式来说明社会主义的问题，它只能是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否定性力量而非建构性的。在对南斯拉夫社会中存在的官僚体制对个体权力的侵占、对民族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腐蚀、对阶级不平等现象的批判是毫不留情面的，对当时南斯拉夫的政治权力同样毫不畏惧，它导致与当局不可避免的冲突。实践派也由此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这种境遇在某种意义上与当年马克思所处的境遇十分相似，实践派也是“在一种十分完整的意义上激烈地、常常是充满英雄气概地进行反抗”。[6]3 2.人道主义的视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7]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5]743 在这两段引文中，马克思阐明了应“如何批判”，实践派在批判斯大林主义僵化和教条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对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在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一致性的基础上重新表述了一种深刻而又彻底的人道主义思想。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第1卷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克服了抽象的、思辨的人道主义理论，祛除了形而上学的色彩，彻底摆脱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羁绊。而实践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对异化的批判，仍然贯穿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全部著述中，因而异化、人的本质远不是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不成熟因素，相反，它是构成后期成熟著作的理论基础，而且，“当今的社会主义所提供的解决异化劳动和政治异化这些根本问题的实际办法，离一种真正彻底的批判，离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真正超越还相去甚远”[8]，无批判抑或无原则的批判都是不可取的，就当时的实际状况而言，异化问题仍是南斯拉夫当时社会中现实的和根本的问题。 由此而来，历史性的人道主义批判必须关注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并且基于人们的生存方式与基本的社会关系展开，最后拓展为社会政治制度或体制层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就是：按照马克思的出发点去反抗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的、不合理的和不人道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重建人类社会的崭新制度形式。每一种关于未来的设想都必须与现实保持批判性的距离，这对于人们实践活动中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实践派认为，马克思是通过改造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异化思想，将其加以经济的和政治的解释，也就是说，异化的主体是人及其劳动，而不是带有神秘色彩的绝对精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必然是片面的、贬值的、重复乏味的和机械无聊的苦役。而在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某种形式的异化现象仍然存在着，同样需要按照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精神批判加以变革。在南斯拉夫实践派看来，社会的实际生活推进到了一种新的非人的状态，其中，人对人的非人性成了法则。但是，斯大林主义的专政必将被取代，社会主义作为真正人性化的社会正在生成，并以复兴一种人道主义的哲学形态表现出来。这才是马克思的真正教诲，是人道主义理论的复兴。这种复兴不是纯粹的理论要求和理想，它代表着一种已经发挥其作用的人道化精神。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哲学家们在其理论生涯中也正是要去实现这种复兴，并集中表现为对“自治”的人道主义批判。“自治”总是受既定的社会状况、技术水平、既定的生产结构、政治体制的性质、文化水平、人类行为的现存传统和习惯制约的，因而，实践派对自治的反思横贯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其理论成果也是异常丰富的。 总之，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哲学史上，每一个重要的思想家都是如此，这也是事实。但这完全不意味着马克思的观点不确定或存在断裂。而是很多的解释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马克思的“后人”，因此，在探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区分马克思解释过的观点和后人推演而来的观点。那么，在回到马克思之后，实践派深刻地揭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与当代价值。今天看来，实践派或许致力于依赖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来详细说明一种意义深远的人道主义图景，因此，他们实际上最重要贡献或许还是在于他们的理论观点本身。就实践派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即人道主义批判而言，也是我国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建构性因素。标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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